俄国书刊审查制与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伊索论文,书刊论文,语言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3/1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5－0057－0014 人类历史上或许从未有过绝对意义上的思想表达自由，禁止言论和禁毁文字的行为古今中外均不鲜见。此类行为的出发点大致有四，即维护政权的稳定、宗教的纯正、伦理的纯洁以及保密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其打击对象亦不外四种，即挑战政治权威的煽动言论、质疑正统神学的异端邪说、有伤社会风化的暴力和情色图文，以及各种泄密行为。换句话说，一类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类是对现实利益的维护。 纳博科夫的小说《天赋》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俄国，书刊审查制的历史要早于文学，它那副老态龙钟的不祥面孔始终摆在那里，让人忍不住想去拧它一下。”①口出此言的小说主人公是位诗人，可他的话却不无历史根据。俄国文学的历史通常自公元12世纪末的《伊戈尔远征记》算起，可在此前一百年俄国便出现了第一份禁书目录，1073年的手抄书《斯维亚托斯拉夫抄本》(《Изборник Святослава》)便已列出“有益的”好书40本，“荒谬的”坏书24本，并称阅读后一类书为“大罪”。在俄国出现活字印刷(1553年)之前，“为限制内容不宜的手抄本上市，百条宗教会议曾做出一条专门决议，禁止销售未经教会人士事先审查的手抄图书”②。当然，俄国真正的书刊审查制还是出现在出版业大规模兴起之后。彼得时期制定的《宗教法则》(《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1721年)提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视“文字中有无冒犯之言，有无有悖正教之学说”，这被视为“俄国设立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的书刊审查制的首次尝试”③。彼得一世专断独行，对文字和思想自然也要严加管制，但当时出版业尚不发达，书刊审查制的建立因而尚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叶卡捷琳娜登上王位后，原本试图彰显其“明君”身份，她与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通信，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还创办了俄国最早的文学杂志。但是，当俄国文人群起而效之，纷纷办起讽刺杂志，当德国书商大量进入俄国，开始印制各种图书，思想界一时大为活跃，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感到不安甚至恐惧，便实施了空前严厉的言论控制，于1783年颁布《自由印刷所法令》(《Указ о волъных типографиях》，这里的“自由”一词在当时意即“私有”)，规定所有书稿必须提前送交相关机构审批，以保证“书中无任何有悖上帝法则和民法之内容，或具露骨诱惑之成分”，而所谓“相关机构”即警察局。在俄国延续达两百年之久的书刊审查制度从此确立，“цетзура”(书刊审查制④，当时亦作цетсура)和“цензор”(书刊审查官，当时亦作ценсор)的概念从此被引入俄语，这项制度建立后的首次“祭旗”之举，即是1790年对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查禁。叶卡捷琳娜在读了拉季舍夫这部思想著作后恼羞成怒，称其作者是“比普加乔夫还要坏的谋反者”，遂下令查抄此书，并判其作者拉季舍夫和出版者诺维科夫死刑(后改为流放)。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继承王位后不久，虽然主动“宽恕”了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但对言论和出版却盯得很紧，不仅延续了其母生前制定的各项书刊审查规章，甚至变本加厉，于1797年7月4日下诏将书刊审查权收归帝王，禁止一切外国书刊入境。 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后不久，于1804年颁布《书刊审查法案》(《Устав о цензуре》)，这部法案虽然专门针对书刊审查而制定，但内容却相对宽松，它宣布放松外国书刊的入境限制，重新允许设立私人印刷所，甚至提出“图书出版的合理自由”(разумная свобода книгопечатания)这样的问题，书刊审查权也被移交给大学，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均成立书刊审查委员会，专家教授取代那些粗通文墨的职业官吏，成为“内行的”书刊审查官。但是，皇权至上和出版自由之间永远存在矛盾，于是在短暂的“自由”之后当局又生疑心，便在大学的审查委员会之上又设立所谓“超级审查机构”(сверхцензура)，将书刊审查权再度交给警察机构。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腥风血雨中开始其统治的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最为多疑、最为专横的君主之一，他在位的30年(1825—1855年)是俄国历史上思想控制最为严格的时期，他授意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对1804年《书刊审查法案》进行修订，此修订稿因其严酷后被史家称为“铸铁法案”(чугунный устав)，其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严格限制即将或业已面世的出版物，而且还试图介入并控制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学进程自身。该法案于1828年正式实施，同时成立隶属教育部的书刊审查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цензуры)，并在各地设分支机构，各部门与各行业也均有其审查机构，如宗教审查机构、军事审查机构、邮政审查机构、戏剧审查机构、外文图书审查机构、高校审查机构等，花样百出，无处不在。曾任审查官的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把从事书刊审查的人加起来，其数量大约超出每年出版的图书。”⑤而直接操控这些审查机构的则是沙皇秘密警察机构，即卞肯多夫的“第三厅”，甚至沙皇本人，尼古拉就曾直接对普希金说：“我要做你的审查官！”⑥30年代，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引起轩然大波，其作者被沙皇宣布为“疯子”，发表《哲学书简》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受到“牵连”的还有许多书籍报刊。1848年欧洲大革命之后，尼古拉对外充当欧洲宪兵，对内实行变本加厉的舆论高压政策，由此开始了史称的“阴暗的七年”(1848—1853年)，或赫尔岑所谓“鼠疫时期”，这也是一段“书刊审查的恐怖时代”，一切政治言论，甚至一切言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审查。早在1694年，严格意义上的书刊审查制就在英国率先废止，近一百年后的1789年，法国也废止书刊审查制，在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废除了这项制度，而此时的俄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强审查，除公开的审查机构外还设立诸多秘密机构，如“1848年4月2日委员会”、“波图尔林委员会”等，旨在监视审查官们的工作，即所谓“二次审查”(повторная цензура)，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甚至闹出这样的“乌龙”事件来：一篇事先得到沙皇本人授意的文章却在发表时遭遇种种障碍。 总体而言，19世纪下半期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出版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不久便顺应历史的意愿着手废除农奴制，为此展开一系列放松思想控制的举措，如在1855年取缔“波图尔林委员会”，允许报刊公开讨论政治问题，其中就包括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百余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十分流行的“公开化”(гласностъ)一词其实就出现于此时。农奴制正式废除(1861年)后不久，便成立了专门负责起草新的书刊审查法的委员会，并在1865年颁布《书刊审查和出版临时规章》(《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о цензуре и печати》)，这部法律后经多次修订，一直持续至1906年。根据该法令首次部分地取消审查，比如超过10个印张的原创作品和超过20个印张的翻译作品可免于事先送审，对于“有害图书”的处罚权也被移交至法院。据统计，在1865—1905年间共没收和销毁图书218种⑦，平均每年5种，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大的数目。当然，这一时期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只是相对而言的“宽松”，文字狱和禁书案其实并不鲜见，如：别林斯基去世(1848年)后其文字长期被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作的小说《怎么办》发表后也遭禁，负责审查此书、却看走眼的审查官还因此受到牵连；赫尔岑1853年在伦敦成立的“自由俄国印刷所”一直存在至1872年；涅克拉索夫接手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在60—70年代相继被查封…… 20世纪之初，在1905年革命和日俄战争等事件相继爆发之后，内外交困的沙皇政府被迫在内政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在书刊审查方面也体现出更多怀柔。1905年，《期刊临时规章》(《Временные лравила о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печати》)颁布，规定公民可自由创办各种报刊，并宣布取消一切事先审查。“俄国出版的历史首次挣脱对于它而言最为可怕、最有损尊严的枷锁，即事先审查的枷锁。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很多方面都仰仗这一制度的取缔。”⑧1906年，《出版临时规章》(《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о печати》)颁布，该法规向西欧诸国的出版法看齐，将出版方面的审查和处罚权完全移交给司法机构。然而，在1906—1916年的10年间，还是有近1000种书被销毁，其中大多为鼓吹革命的政论作品，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了舆论监督。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实施空前宽松的出版政策，各种形式的书刊审查完全消失，官方的言论和社会民主党的、无政府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等各政治派别的宣传均粉墨登场，组成一曲空前自由的舆论合唱。 十月革命后的整个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时松时紧的书刊审查制度。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布尔什维克政权便颁布《出版法令》(《Декрет о печати》)，宣布“各种倾向的反革命出版物”皆非法，实际上查禁了一切报刊和出版社，但这部法令也同时宣布，此类查禁为“临时措施”，待革命彻底成功之后将实施有别于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充分的出版自由”。但后来的社会发展态势似乎不如布尔什维克们估计得那么乐观，国内战争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残酷现实使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加紧舆情控制，短短数月时间里，绝大多数出版社和印刷厂均被收归国有，几乎所有“旧报刊”均不复存在，苏维埃宣传部门和肃反委员会，即秘密警察机构联手，逮捕、驱逐甚至枪毙旧文人，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海外，旧有的出版和文化机构被完全摧毁。1918年的俄联邦宪法规定，“言论自由”仅属于工人和贫农，其他社会阶层则无此特权。自20年代初起，与列宁开展的新经济政策相关，出版部门也赢得一个阿赫马托娃所谓“相对素食的时代”(относителъно вегетарианская эпоха)⑨，私人出版机构复又成立，但对报刊和图书的审查并未因此而放松。1922年，先前隶属于宣传、政工、出版、警察等不同部门的书刊审查力量被整合为一体，成立“出版事务总局”(Главлит)⑩，这一机构70余年如一日地高效运转，一直持续至苏联解体。“没有出版事务总局各机构的许可章，任何稍具含义的印刷品均难以面世，小至邮票、名片、火柴盒上的火花和邀请函。”(11)1923年，时任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克鲁普斯卡娅签发《关于重新审查图书馆藏书以及清除反革命、反艺术出版物的工作条例》，要求把“反革命”图书从图书馆清理出去，并予以销毁，在这份目录上，笛卡尔、康德、柏拉图、叔本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也赫然在列。次年，她又秘密下发一份新的《自图书馆、阅览室和图书市场清除各种出版物的指导目录》，仅“小说”一类就列入书目992种，还附有一份包含152种的《补充目录》，从阿赫马托娃的诗、列斯科夫的小说，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甚至还包括拉封丹寓言和伊索寓言。整个30年代，伴随着政治和社会上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空前严厉和残酷，成千上万的创作知识分子因为作品获罪，焚书坑儒的中国历史景象在20世纪的苏联重现。一部作品的面世至少要经过五重审查，即“自我审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亦即内心的审查和主动的审查)、“编辑审查”(редакторская цензура，编辑转换了传统立场，从与作者团结对抗审查官转而与审查官结盟来监视作者)、“出版局审查”(главлитовская цензура)、“惩处机构审查”(карателъная цензура，亦即秘密警察机构的监控，在很长时间里由克格勃第五局的特工负责实施)和“意识形态审查”(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10年，情形也大致如此。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苏联解体，苏联的文化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一样跌宕起伏，经历了解冻、停滞、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走过一条虽充满反复、却大致渐趋宽松的发展过程。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出版政策先松后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先由赫鲁晓夫本人拍板得以发表，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专门研讨，最终又由赫鲁晓夫亲自下令收缴并销毁，似乎就是这一过程的形象缩影。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在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俄国历史的“钟摆法则”再度显现，解冻之后的俄苏文化又出现倒春寒，相继发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事件”(1958年)、“布罗茨基案件”(1964年)、“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件”(1966年)、“索尔仁尼琴获诺奖事件”(1970年)、“《大都会》辑刊事件”(1979年)和“萨哈罗夫事件”(1980年)等，均是苏联政府文化高压，甚至镇压行为的集中体现，极大地损害了苏维埃国家的文化形象，这反过来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捍卫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公开性”，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诸文化领域的开放和透明。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出版和其他信息媒介法》(《Закон о п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информации》)，正式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书刊审查，允许私人开办出版社、印刷厂、报刊和各种信息媒体，“书刊审查制的两百年统治终于寿终正寝”(12)。1991年12月27日，脱离苏联的俄联邦政府颁布《大众传媒法》(《Закон о средч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重申俄联邦公民人人享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权利；1993年通过的俄联邦宪法第三款也明确写明：“禁止书刊审查。”至此，至少是公开的、事先的、强制性的书刊审查，在今日的俄国已成为往事。 在一个书刊审查制十分严酷的时代和社会里，直接抨击这一制度本身无疑是风险很高的举动，在俄国文学中，拉季舍夫、赫尔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作家都曾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于是，拿书刊审查制的代理人和实施者，即书刊审查官出气，在文学作品中对他们进行调侃、嘲讽和挖苦便成了俄国作家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从普希金到高尔基，19世纪的俄国作家几乎都曾写到审查官，对形形色色“文学迫害者”的描摹和揭露也始终是20世纪俄语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于是，“书刊审查官”便成为俄国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负面形象，他们或谨小慎微地苟且偷生，或颐指气使地专断独行，成了猥琐、愚蠢和蛮横的代名词。 书刊审查官在俄国成为一门职业自然是在书刊审查制被确立之后，此后不久，书刊审查官的形象便开始现身于俄国文学作品。拉季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最早对书刊审查官发出抨击，而身居高位的宫廷诗人杰尔查文和茹科夫斯基则温和地嘲讽过书刊审查官。从普希金开始，俄国诗人开始将审查官当成死对头。普希金在《致书刊审查官》(1822年)中将1821—1844年间的彼得堡书刊审查官比鲁科夫称为“缪斯的阴沉看守，我长期的压迫者”，“正是由于你，在神圣的俄罗斯我们见不到书籍”，“啊野蛮人！我们这些俄罗斯竖琴的歌手，/有谁不曾诅咒你致命的斧头？/你像讨厌的太监在缪斯间游荡”。在《再致书刊审查官》(1824年)一诗中，普希金则换了一种口吻，恳请书刊审查官“对朴素的真理、宁静的智慧，/甚至对天真自满的愚蠢，/不要随意地设置路障”。普希金时代的另一位书刊审查官克拉索夫斯基，更是成了当时许多文人笑话和民间谈资中的主人公，帕拉耶娃在她的回忆录中就描绘过这位白痴审查官。他曾在俄国诗人瓦连金·奥林送审的《献给爱丽丝的斯坦斯》(1822年)一诗上做出这样的“著名”批注：1.原诗句：“捕捉你嘴边天国的笑容”；批注：“言过其实；女人的笑容不配称作天国的。”2.原诗句：“你明白我的灵魂之寻求”：批注：“应该解释清楚，到底寻求什么，因为这里谈的是灵魂。”3.原诗句：“你温柔的目光于我胜过整个宇宙的关注”；批注：“言过其实；再说，宇宙中还存在必须予以关注的沙皇以及合法的政权。”4.原诗句：“哦，我愿去往空旷宁静的国度，/在你身旁沉浸于隐秘的幸福。”批注：“此类念头永远不该得到传播；这意味着，作者不愿继续服务国君，只想与情人永远在一起；此外，要想获得幸福，只能永远与《福音书》相伴，而不是与女人相伴。”5.原诗句：“在你的脚下我时常用竖琴伴奏”；批注：“坐在一位女人的脚下，这对基督徒而言实为罪过，有失尊严。”6.原诗句：“我将我的脑袋投入你的胸怀”；批注：“此行诗过于淫荡。”(13)原诗作者对此类荒唐批注表示不服，继续上诉，但克拉索夫斯基的意见居然得到了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的肯定和支持。不过，克拉索夫斯基却从此被钉在俄国文学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历代文人的嘲讽对象，糊涂昏庸的文字判官之象征。俄国作家与书刊审查官的不懈斗争由此展开，书刊审查官成为作家们的靶子，成为言论和创作自由的对立面，文艺和权力、作家与书刊审查官之间的对峙由此形成。 对于苏联时期的书刊审查官，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也充满或直接或间接的描写和抨击。读过苔菲和左琴科的讽刺小说、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名著的读者，或许都对其中描绘的形形色色的“审查官”印象深刻；而熟悉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等20世纪俄语文学大师创作史的人，更会对苏维埃书刊审查官的所作所为刻骨铭心。2002年，俄国作家沃伊诺维奇出版一部题为《反苏的苏联》的政论回忆录，该书以较大篇幅谈论苏联的书刊审查制，沃伊诺维奇心目中的“书刊审查主官”(главный цензор)竟然是一种抽象而又实在的情绪，即“恐惧”(страх)：“每一位苏联作家在打算写作一部新作时都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工作所能赢得的奖赏不仅是荣誉和稿酬，而且还有此书的部分被禁或完全被禁，还有他所有著作的被禁，他的被开除出作协，在极端的情况下，还有他的入狱。”(14) 在俄国文学的历史中观察书刊审查官及其作为，我们发现，无论他们的身份和心理还是他们的处境和作为，都体现出了某种饶有兴味的复杂性。 首先，俄国书刊审查官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他们中间既有糊涂判官，也有饱学之士，甚至不乏杰出作家。客观地说，无论在哪个时代，能被当局挑中担任书刊审查官的人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甚至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俄国文学史中的许多大家，如维亚泽姆斯基、谢·阿克萨科夫、丘特切夫、冈察洛夫和迈科夫，以及苏联时期的谢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均担任过书刊审查官，有些人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一直干到死。普希金的朋友维亚泽姆斯基和普希金一样痛恨当时的审查官克拉索夫斯基，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愤怒地写道：“真想给克拉索夫斯基一记耳光……应该狠揍这些审查官，使得无人再敢为了升官发财而去当审查官。”(15)可他自己后来却也做了书刊审查官。俄国作家出任审查官的原因各不相同，谢·阿克萨科夫是为稻粱谋：“他在婚后定居其庄园，试图亲自管理家业，但在碌碌无为的十年之后，他的农耕梦遭遇挫折，于是放弃尝试，前往莫斯科寻求官职。他的故友希什科夫此时在莫斯科任教育部长，他替阿克萨科大在书刊审查机关觅得一职。阿克萨科夫做了十多年的书刊审查官，其表现不好也不坏。”(16)丘特切夫在任外交官时曾因“跨国爱情”而擅自滞留德国，被外交部门除名，1844年回国后不久即担任外文书刊审查官，一是因为他想发挥自己精通外语的优势，二是也有“将功补过”的心理。 其次，作为一个集体的书刊审查官，其形象无疑是僵化刻板的，可悲可笑的，但作为个体的书刊审查官，其生活和工作则可能是丰富多彩的，充满戏剧性突转的。书刊审查官无疑是一项高危职业，他们终日面对无数的陷阱和大片的雷区，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有些审查官甚至与作者一同获罪，在苏联时期，就有书刊审查官因“失察”而被枪毙者。但是，手握文字生杀大权的他们，其中一定不乏洋洋自得者，他们甚至会因此而获得面对作家的优越感，乃至面对社会和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类或卑微或崇高的心理机制，与审查官个人的文字修养和美学趣味等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审查官与作家的友谊、与权力的距离等多种因素，会组合成一种极其复杂的“书刊审查官情结”，这一“情结”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乃至整个文学的命运，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学史课题。随着时代氛围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书刊审查官们的立场和态度也会发生某些相应的变化，一般而言，他们在绝对严酷的书刊审查时代和完全取缔书刊审查的社会中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失去存在意义，而在书刊审查制若有若无、时松时紧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他们的身影则最为活跃，并与作家构成某种奇特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书刊审查官的思想立场是相对保守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或曰存在决定意识，将丘特切夫、冈察洛夫和迈科夫等作家担任书刊审查官前后两个阶段的创作做一个对比，其思想倾向的变化便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书刊审查官们也时有自嘲之作，甚至良心发现。迈科夫在1852年担任审查官后立场迅速右倾，涅克拉索夫写出《致迈科夫》(1855年)一诗予以嘲讽，惋惜这位“早年曾歌颂自由的魅力”的诗人如今却在“书写颂歌”，可迈科夫本人却也在诗中暗自抱怨：“我的思想却受他人意志的束缚！/写诗……何用？何用？审查通不过。”(17)苏联时期长期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的特瓦尔多大斯基，无疑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书刊审查官的角色，可他本人却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中描绘出这样一幅阴间《棺材报》主编(即书刊审查官)的肖像：“他停下笔来，笨头笨脑地盯着一处，/张大着嘴，瞪着失神的眼睛。/忽然用放大镜对准某一行，/歪着身子，好像一只公鸡。//他正在审查清样。/还是那一页，/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翻来覆去地看个不休。//他牢牢地记着教训，/痛心地皱着眉头……//如果落到这种人的手下，/那可就完蛋了——非进棺材不可！”(18) 最后，俄国的书刊审查官与俄国书刊审查制度自身一样，无疑是出版自由的敌人，文学发展的掣肘，但作为个体的书刊审查官，其所作所为却往往也因人而异。许多审查官在任上都曾向有关方面献言献策(有些甚至直接给沙皇写呈文)，希望“改进”和“完善”书刊审查制，如布尔加林的《论俄国书刊审查制和普通出版业》(1826年)、维亚泽姆斯基的《关于书刊审查制的笔记》(1848年)、奥陀耶夫斯基的《关于抵御境外俄语出版物的措施》(1827年)、丘特切夫的《关于书刊审查制的笔记》(1857年)等，他们的建议往往较易被官方采纳，客观上在统治者和作家们之间起到一种沟通信息或缓和敌对的作用。一部俄国作家传记辞书这样评价冈察洛夫的审查官工作：“他自1855年起担任书刊审查官。起初，在政府对文学的控制有所软化的时期，冈察洛夫为祖国文学做了很多好事。他甘冒上司之不满，帮助发表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皮谢姆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9)书刊审查官克鲁泽因被怀疑与赫尔岑有联系而被赶出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不曾想居然有众多作家出面替他鸣冤，59位作家联名上书要求将他留任，这在俄国书刊审查史上前所未有，在涅克拉索夫家中还举办了一场向克鲁泽表达敬意的座谈会，涅克拉索夫当众朗诵自己写作的“颂诗”《致克鲁泽》(1858年)。即便那位臭名昭著的书刊审查官克拉索夫斯基，据说也并非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他曾任俄国科学院执委，写有一部《俄国科学院简史》，还在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任劳任怨地工作了30年(1813—1844年)，为俄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书刊审查官尼基坚科的日记后结集出版(20)，从中不难读出一位沙皇时期书刊审查官的良苦用心和百般心机，他在1834年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归纳自己的追求：“需要把三种无法结合的东西结合为一体，即同时满足政府的需求、作家的需求和审查官自己内心情感的需求。”从后来的俄国文学实绩来看，一大批抨击现实的文学作品最终得以面世，其中不乏大批嘲讽书刊审查制和书刊审查官的文字，这反过来也说明俄国书刊审查官、至少是部分审查官有时还是手下留情的。 或许可以说，俄国书刊审查官只是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门卫而非其主人，作为文化警察和文学猎犬，他们是俄国作家和文化人天然的敌人，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他们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在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所谓“伊索式语言”，就是俄国书刊审查制作用于俄国文学而产生出的一种结果。 俄语中的Эзопов язык(“伊索式语言”)这一概念最早由谢德林在19世纪60—70年代引入，它得名自古希腊寓言家伊索，意指一种为了骗过书刊审查官而采用的“寓言体”文字，一种通常具有嘲讽和批判意味的委婉的、伪装的思想表达方式，一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修辞手段。在谢德林1875年的《未尽的交谈》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把曲折隐晦的写作习惯归功于农奴制改革前的书刊审查机构。这一机构极其粗暴地折磨俄国出版物，似乎想把俄国出版物从地球上抹去。可是，俄国出版物顽强地想活下去，因此便采取某些欺骗手法。这些出版物自身充满奴性，它们也把这种奴性传染给了读者。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寓言式的隐喻；另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善于理解这些寓喻的本领，一种善于读出字里行间意义的本领。出现一种特殊的奴隶式的写作方式，这一手法可称为伊索式手法，这一手法能借助偶尔失言、含糊其辞、含沙射影等欺骗方式表现出绝妙的机智。”(21)谢德林称这一手法为“奴隶式的”，大约既是指伊索的奴隶身份，也是指这一手法在用表面的卑躬来掩饰内心的真实意图。数年之后，谢德林又结合自己的讽刺小说创作体验更详尽地论及“伊索式语言”：“如果我的作品中有什么难懂之处，那么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思想，而仅仅是手法。但我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我的写作手法就是奴隶式的手法。这一手法的特征就在于，作家在提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所考虑的，与其说是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不如说是这部作品走向读者的途径。古代的伊索就做过这一方面的考虑，之后又有许多人步他后尘。这种方式当然并不十分动人，可它却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俄国艺术的独创特征，我个人在这里无足轻重。不过，这一手法有时也不无裨益，因为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这一手法，作家可以找到一些阐释性特征和色彩，而在关于对象的直接描述中不需要此类特征和色彩，可这些特征和色彩却能有效地嵌入读者的记忆……我再说一遍：这一手法无疑是奴隶式的，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却是十分自然的，这也并非我的发明。我还要重申：这一手法丝毫不会遮蔽我的意图，相反，它只会让我的意图广为人知。”(22) 在谢德林的此类表述之后，“伊索式语言”的说法便在俄国文学界广泛流传开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称以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为代表的“六十年代作家”创作中的讽喻手法，以及1905年革命后在俄国兴起的讽刺文学所体现出的体裁特征。米尔斯基在他那部写于1927年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中便提及谢德林的“伊索式语言”，但评价不高：“它们系用萨尔蒂科夫自称为‘伊索式’的语言写成。这在书刊审查机构看来是一种常见的迂回说法，始终离不开各种注解。而且，这一风格深深根植于这一时期糟糕的报刊文字，此类文字源于森科夫斯基，如今仍让人感觉出一种痛苦、庸俗的匠气。”(23)可以看出，米尔斯基仅把“伊索式语言”视为谢德林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或文字风格。1952年，科尔涅依·楚科夫斯基在其专著《涅克拉索夫的艺术》(24)中，对“伊索式语言”展开专门论述，不仅将其视为涅克拉索夫创作技艺最突出的构成之一，而且还将其当作一个独特的文学范畴。在该书结尾，楚科夫斯基对“伊索式语言”做出这样三点归纳：1.“伊索式语言”有两种不同类型，即文学文本和政治密码。2.“伊索式语言”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并以作者和读者间的“意会”为前提。3.“伊索式诗学”的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由于楚科夫斯基这部学术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如今依然很有影响，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俄国文学批评论著之一)，多次再版，发行量达数十万，此书中的“伊索式语言”的说法于是不胫而走。 在关于“伊索式语言”的解读中，另两位著名学者的意见也很有影响。一位是语言学家维拉格拉多夫，在《论文学散文》一书中，他开始将“伊索式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范畴，他指出：“以社会和政治‘禁忌’为前提的伊索式语言的各种形式，均为修辞表达方式的一个特殊范畴。”(25)另一位是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他在《普希金抒情诗旁注》一文中写道：“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纠缠不休、毫不松懈的书刊审查制始终是俄国文学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普希金的时代尤其如此)，读出字里行间含义的能力在读者那里获得非同寻常的发展，借助这一方式，诗人很乐意诉诸暗示和含糊其辞，亦即‘伊索式语言’。”(26)也就是说，雅各布森强调的是读者“读出字里行间含义的能力”(способностъ к чтению между строк；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与诗人“乐意诉诸暗示和含糊其辞”(охотно обращатъся к намекам и недомолвкам；to indulge in allusions and omissions)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与维拉格拉多夫和雅各布森不同，苏维埃时代的相关研究更重视对“伊索式语言”中“政治密码”的解读。比如，一部题为《言此及彼的艺术：文学和政论中的伊索式词语》的专著就辟出专章，对列宁著作中某些“伊索式词语”的政治含义进行解释(27)。与之构成对比的是洛谢夫198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英文著作《书刊审查制度的益处：现当代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作者在书中不仅考察了“伊索式语言”与俄国书刊审查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首次将“伊索式语言”视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和美学范畴：“本书作者试图将根深蒂固的‘伊索式语言’概念引入一般的学术和批评范畴，通过分析‘伊索式语言’的各构成因素及其在文本中的结构作用来阐释这种语言的诗学特征，对‘伊索式语言’进行分类，并提供出一套方法，可用来分析包含各种‘伊索式语言’成分的文本。”(28)这部著作构成“伊索式语言”研究中的一个路标，标志着此领域的研究从批评范畴步入学术范畴，从政治范畴步入美学范畴。 从规模上看，“伊索式语言”可大可小，大可至整部长篇小说，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扎米亚京的《我们》，作品的整体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就是一种洛谢夫所言的“元风格”(metastyle，或译“超风格”)(29)。“伊索式语言”也可能小至一个语言单位，一个句子，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小小的标注。涅克拉索夫曾写下这样一首无题诗：“这一年，精力在衰退。/思想更懒，血液更凉。/祖国母亲啊！我到死，/也等不到你的自由！//但我在死去的时候想知道，/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你的耕者在播种土地，/提前看到晴朗的目光；//我想听风从故乡吹来，/一致的声音传到耳旁，/其中再也听不见/人类的血和泪在流淌。”此诗的结尾标明的写作时间为“1861年”，正是这个年代赋予全诗以“伊索式”性质，因为这一年正是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年，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围绕农奴制的存废、围绕废除农奴制的真正意义等展开激烈争论，涅克拉索夫并不认为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能给整个俄国带来普遍的、真正的自由，于是，这首表面上的自传体抒情诗便成了一首政治讽刺诗，一个年代标注便成为理解全诗意义的一把钥匙。 从语言学的分类上看，“伊索式语言”既是语义层面的，也是语用层面的。语义层面的“伊索式语言”，主要借助双关语、同音词、同义词、潜台词等手段实现语义的微妙转换；而语用层面的“伊索式语言”，则离不开由具体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和典故、风尚和禁忌等等构成的特殊语境。“伊索式语言”的这两种类型或日两种作用方式，都表现为一个“编码/解码”(encode/decode)或“屏蔽/接通”(screen/maker)的过程(30)。写作者利用语义和语用等意义上的模棱两可编织出一套特殊的谜语系统，凭借作者和读者问的彼此意会和心照不宣，绕过书刊审查制和书刊审查官，实现语言讯息的发送和接受。“在作家(‘瞧，我多么聪明，多么勇敢！’)和读者(‘我也不是傻瓜！’)之间缔结了某种特殊密约，以使他们的创作同谋得以进行。破解密码，寻觅潜文本、隐喻和类比……这便是苏联知识分子最为热衷的用来满足自尊心的诸多消遣方式之一。”(31)在这一作用过程中，不仅要有“伊索式语言”的作者，即编码者或出谜人，而且还要求相应的解码者或猜谜人，甚至连具有相应解码和猜谜能力的书刊审查官也是必不可少的，三者构成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伊索式语言”的作者在使用这种语言时，其内心其实在同时面对两类接受者，他向一些人(比如审查官)屏蔽某些内容，同时又希望把这些被屏蔽的内容尽量充分地传达给另一些人(比如他心目中的知音读者)；两种讯息相互交织，同时被传送，而读者的大脑则成为讯息重新筛选和组合的场所，读者的意识就是实现讯息转换的空间。就这样，这种“猜谜”游戏不断升级，不断变化，不断复杂化，形成一场饶有兴味的文学智力游戏和文化信息暗战。 “伊索式语言”在题材和体裁上的体现方式也十分多样。从题材和情节上看，“伊索式语言”最常用的方式大致有这么几类： 1.以历史为借鉴，让不同时间单元中相近的人和事形成对比，从而构成某种暗示。在俄国文学作品中，“伊凡雷帝”、“凯撒”等概念似乎总让读者感觉是“暴君”和“独裁”的代名词，而“法国革命”、“自由”等一度是书刊审查官眼中的危险字眼和“禁忌”。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除了那里给他带来流放之灾的“自由诗作”和几首被认为是亵渎神灵或有伤风化的诗作外，受到书刊审查官(其中包括沙皇本人)怀疑最甚的就是历史题材作品，在普希金生前，他描写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诗，他关于拉季舍夫的文章，他反映彼得大帝时代的长诗《青铜骑士》等均被禁止发表，他以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写作的小说《大尉的女儿》在发表时被删去整整一章，他的历史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也是在沙皇宪兵头子卞肯多夫，乃至沙皇本人亲自建议作者做出一系列“净化”处理后，才以沙皇恩赐给普希金的“结婚礼物”的名义得以面世。苏联时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在俄苏文学中得到印证，这一时期的历史题材作品，无论是“红色公爵”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还是流亡作家阿尔达诺夫的历史小说“思想者系列”(四卷)、《源头》和《自杀》，其中的“历史人物”均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或隐喻性，或用古代帝王的壮举来比拟当下领袖的崇高，或以历史人物的悲剧来预示现实统治的命运，莫不是借古喻今，这些历史人物的姓氏，乃至整部作品因而也就具有了某种“伊索式”性质。 2.以异域他国为假托，利用偷换地理空间来混淆视听，即所谓以彼处喻此地。俄国文学中最早描写书刊审查官形象的作品之一、伊万·普宁的诗剧《写作者和审查官》，居然被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译自满语》，作者将故事情节放到中国，塑造了一个愚蠢昏聩、蛮不讲理的书刊审查官形象，他居然要查禁孔子的书，因为其中涉及“真理”。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作者在作品前还附上这样一封“致出版者的信”：“仁慈的先生！本人近日偶然得到一份古旧的满文手稿。在其中诸多零散文稿间，本人发现一部题为《写作者和审查官》的有趣作品……本人立即翻译出来，现呈上，我仁慈的先生，望您能将此译稿刊于您的杂志。”(32)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作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译自某某语”或“仿某某人”等字样，其中有些的确是译作，而有些让后代比较文学研究者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找不到“出处”的“译作”，则显然是作者为转移审查官视线而耍的小伎俩。在苏联时期的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写于1967年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行：“可耻，/当希腊引入书刊审查，/所有报纸全都一个模子。/可耻，/当越南被当作棋子，/撒谎可耻，可耻。”诗中假托古希腊，自然是借古讽今，而另一个地理名词越南却把时间拉回今天，读者自然就明白了那个“所有报纸全都一个模子”的地方究竟为何国。 3.以幻想情节为遮掩，其中包括科学幻想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幻想小说，情节常常被设置在未来。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就可被视为此类“伊索式体裁”的代表作。苏联时期还曾有过这样一个让书刊审查机构吃了哑巴亏的“文化偷渡”事件：1984年，也就是被奥威尔用作他那部名作之标题的年代，苏联的《青年技术》杂志刊登了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的《2010：太空漫游》，这篇小说题词献给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和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书刊审查官把“萨哈罗夫”的名字勾掉之后便心安理得地刊出作品，却不知作者在作品中设下一个不大不小的陷阱：小说中的苏联宇航员小组成员分别被命名为奥尔洛夫、科瓦廖夫、杰尔诺夫斯基、鲁坚科、马尔琴科和亚库宁，而这几个姓氏在当时的西方很出名，因为这几位苏联公民因“捍卫人权”而被关进苏联集中营，西方知识界正在呼吁苏联当局释放他们。“密码”终于被破译，作者和西方知识界的“阴谋”终于被揭穿，结果，原计划连载的小说被禁止发表，刊发小说的杂志被收缴和销毁，杂志主编被撤职，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受牵连，主管杂志的苏联共青团中央还专门做出一项决议，要求各方面“引以为戒”，“提高警惕”。 4.以动物或植物为描写对象的自然题材小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被视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但在俄国文学中，始自克雷洛夫的强大的寓言写作传统就某种意义而言均可归入此类。当然，“伊索式语言”和寓言这两者间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就在于其中是否有旨在蒙蔽书刊审查的初衷和表达。就这一意义而言，索尔仁尼琴在自传《牛犊顶橡树》中将与体制对峙的自我喻为“牛犊”，或许就是一种“伊索式隐喻”。 5.假托儿童题材，即所谓“准儿童文学”(quasi-children's literaure)。无论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对儿童文学的“政治审查”均弱于对于成年读物的思想监控，其原因不言而喻。有人在20世纪俄语文学中甚至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即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多数杰出作家和诗人均曾涉猎儿童文学，如叶赛宁、左琴科、曼德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普里什文等，可他们之所以诉诸儿童文学，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旨在“挽留住他们的成年读者”，“这一愿望使得作家们转而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语言”(3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出现的荒诞派文学团体“真实艺术协会”(ОБЭРИУ)，由于其成员作品鲜明的现实讽喻特征而遭摧毁，其主要成员维坚斯基和哈尔姆斯等稍后不约而同地转向儿童文学创作，这一文学史实似乎为“准儿童文学”的“伊索式文学”添加了一个注脚，使这个注脚再次得到佐证的是，躲进儿童文学天地的“伊索式语言”作家哈尔姆斯和维坚斯基等最终仍然未能逃脱死于集中营的厄运。 “伊索式语言”本身自然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体裁，但它常用的一些话语方式或日修辞手段，也往往表现为一些微体裁或准体裁，比如：(1)寓喻法。寓喻(allegory；аллегория)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在俄语中的解释多为“иносказание”，即“换一种说法”，通常是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借助间接的描述来表达隐在的思想。在俄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中，这一手法是讽刺诗和寓言等体裁的基本手法之一。在20世纪，这一手法仍在俄苏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诸如高尔基的《母亲》和《海燕》，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普拉东诺夫的《基坑》，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爱伦堡的《解冻》，直至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一大批名作的题目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伊索式寓喻”。作家伊斯坎德尔在其中篇小说《诗人》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平庸的诗人向编辑部投了这样一首诗：“向日葵盯着太阳。/野菊花盯着向日葵。/我盯着野菊花。/书刊审查制盯着我。”编辑们生怕此诗藏有深意，特请一位著名批评家写评论，批评家苦思冥想数日，最后因神经错乱被送进精神病院。诗人的作品最终未能发表，但他得意地对朋友们吹牛：“我让十个女人和一个批评家发了疯！”这个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伊索式寓喻”在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俯拾皆是，至少，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寓喻俯拾皆是。(2)戏仿法。戏仿(parody；пародия)一词在后现代理论兴起之后已家喻户晓，意即对已有作品的讽刺性模仿，其目的是营造一种调侃或讽刺，甚至颠覆或解构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伊索式戏仿”有别于一般戏仿的独特之处，仍在于其中存在鲜明的政治意图和现实指向。纵观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戏仿”，我们发现其对象有过显著的变换：在普希金时代，戏仿对象主要是英、法、德等国的思想和文学大家，甚至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而在20世纪，普希金一代作家自身却成了俄国文学后代们的模仿对象，老一辈作家抱怨或抨击沙皇制度的文本，又被后人悄悄地植入了新的现实内涵。(3)迂说法(periphrasis；перифраз)，与寓喻法一样，这亦为“换一种说法”，但不同的是，这不是具体形象和抽象概念间的替换，而是形象与形象、概念与概念间的替换，如用“夜间的太阳”替代“月亮”，用“百兽之王”指称“狮子”等。伏尔泰用“穿裙子的伪君子”指叶卡捷琳娜，索尔仁尼琴用“古拉格群岛”指遍布苏联各地的集中营，就是“伊索式迂说法”的经典体现。在书刊审查制甚为严厉的19世纪中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自己的文字中大量使用这一手法，比如他用“无名骑士”指别林斯基，用“黑格尔的最佳学生”指费尔巴哈，用“历史事件”指“革命”，用“环境势力”指“专制制度”，此类说法后来在俄国知识界尽人皆知。(4)省略法(ellipsis；эллипсис)。“伊索式语言”意义上的省略法，主要体现为作者在意识到读者自然会心知肚明的地方停笔断句，或在情节交代上做出跳跃，但省略号、缩略语等的使用，甚至“开天窗”(作者和审查者都可能做出此类举动)，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指向的省略。(5)用典法(quatation；цитата)，即作者借助文学作品中的名句名言或文化史中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6)笑话法(anecdote；анекдот)，即作者或在文章中嬉笑怒骂，借机宣泄自己的不满、怨恨等情感，或通过对其他趣闻故事的转述来传递某种自己不便直接表露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伊索式体裁”自然远远不止上述6种，其他诸如双关语、藏头诗、同义同音词等，也常常出现在“伊索式语言”的武器库中。在更多情况下，这些修辞方式或曰微型体裁往往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语言修辞方式和文学表达手段均可以被有心的作家用作其别有深意的“伊索式语言”。 “已有250年历史的现当代俄国文学始终处于国家书刊审查制的控制之中。”“严格地说，始自彼得大帝时代的整部俄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俄国书刊审查制的历史。”(34)自俄国书面文学成熟之后，俄国书刊审查制始终像个幽灵一样徘徊在俄国文学的左右，成为俄国作家挥之不去的梦魇。“沙皇时期的书刊审查制给俄国文学造成巨大损失。拉季舍夫、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均深受其害。”(35)在20世纪，俄国作家再次遭遇书刊审查制的持续压迫，重复了沙皇时期那几代俄国作家的悲惨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俄国文学史中的每一位著名作家都曾程度不等地遭遇书刊审查制的迫害，俄国文学史中的每一部著名作品都曾或多或少地遭遇书刊审查官的刁难，一部俄国文学史，竟然成为一部俄国文学与书刊审查制、俄国作家与书刊审查官不断冲突和斗争的历史。 俄国书刊审查制作为一种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机制，自然会受到俄国作家的愤怒抨击。普希金曾在1836年8月的一封信中抱怨与他同时代的书刊审查官“把整个文学变成了手稿”(36)。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在《警钟》发刊词中将“让言论摆脱书刊审查制”与“让农民摆脱地主”、“让被压迫阶层摆脱挨打”并列，作为当时俄国社会必须完成的三件头等大事(37)。谢德林在前引那段关于“伊索式语言”的话中说：“这一机构极其粗暴地折磨俄国出版物，似乎想把俄国出版物从地球上抹去。”他还不无嘲讽地将俄国书刊审查制称为除英、普、法、俄、奥匈“五大强国”和“第六强国”，即新闻之外的“第七强国”(седъмая великая держава)(38)。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怖”年代，阿赫马托娃认为书刊审查制使俄国文学又回到了“前古腾堡时代”(догутенбурговская эпоха)(39)，即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然而，让人感觉悖论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却又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俄国文学始终并存的。我们当然有理由假设，如果没有书刊审查制，俄国文学会涌现出更多的大家名作(这一假设至少在20世纪是完全成立的：如果那数百位文人作家没有在20年代初被押上“哲学之舟”强行驱逐出境，他们自然还会对祖国的文学和文化做出奉献；如果像曼德施塔姆这样数以十计的世界级天才诗人和作家没有在集中营里英年早逝，他们自然还会继续写作；如果巴别尔的数十捆小说手稿以及诸如此类的无数手稿没有湮灭在克格勃的档案里，它们必将使20世纪的俄语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充实的面貌……)，但业已存在的俄国文学便足以证明，持久而严酷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实际上未能扼杀俄国文学，正像曼德施塔姆夫人所言：“备受诅咒的书刊审查制度其实是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之表征，它仅禁止出版反对国家的作品。它即便能如愿以偿，却仍然无法毁灭文学。”(40)于是，布罗茨基曾不无调侃地说道：“遮掩就是文学之母，而书刊审查制甚至可以说是文学之父。”(41)于是，洛谢夫便也自学术层面严肃地探讨起俄国书刊审查制的“益处”来。 从洛谢夫的专著《书刊审查制的益处：现当代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的题目本身便不难看出，作者所言之俄国书刊审查制的“益处”主要就体现为“伊索式语言”的生成和广泛运用。“意识形态审查的存在是文学中伊索式语言兴起的显在前提。”(42)书刊审查制将文学文本视为非文学文本，书刊审查官们的这一“功利主义美学”迫使俄国作家转而采用一种更巧妙、更隐晦、或许也更深刻的文字表达方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语言本身，久而久之，便使他们的“伊索式语言”获得了某种清晰的文学风格，乃至独特的美学价值。就像布罗茨基所言：“书刊审查制度无意间成了隐喻语言的驱动力。”(43) 但是，除了“伊索式语言”这一“益处”之外，俄国文学因为书刊审查制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俄国书刊审查制无意之间将“时代先知”和“社会良心”的角色赋予了俄国文学，使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赢得了所谓“文学中心主义”(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зм)的角色。俄国书刊审查制实际上就是俄国专制政体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书刊审查制的严厉监视下，人们对专制制度的不满和抱怨，甚至愤怒和抗议，往往更难通过政治读物和社会新闻等形式来表达，相对而言不那么直接的文学就会成为一个出气口。也就是说，言论和出版的不自由会导致社会中的有识之士曲线救国，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迫不得已地利用文学这一较为隐蔽的形式和话语来替代正常的社会舆论工具，长此以往，作家和诗人们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逐渐进入角色，忘我入戏，扮演起“民众导师”和“真理声音”的角色来，反过来，文学作品在俄国读者、俄国人民的心目中也就逐渐染上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当成“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生活的教科书”，俄国文学因而成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工具和文化形式，俄国作家因而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现象自普希金时代起一直持续至今。 其次，俄国书刊审查制以某种奇异的方式保持着俄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书刊审查制的存在，客观上使文字的发表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便变相地向作家们提出更高的写作要求，要求他们掌握更高明的写作技巧，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伊索式语言”的字斟句酌，冥思苦想。有人因此甚至将书刊审查官喻作能在森林中起到维持鹿群健康之作用的豺狼(44)。值得注意的是，对俄国书刊审查制义愤填膺的俄国作家和诗人，偶尔也会对这一制度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普希金就不赞同完全的“出版自由”，他认为，书刊审查制并不会对真正的创作者产生太大的妨碍，却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杂志的庸俗”和“文学匠人”的泛滥。他在《译自宾德蒙泰》(1836年)一诗中写道：“我也很少苦恼，报刊是否自由地/欺骗傻瓜，敏锐的书刊审查/是否压抑了杂志上的滑头。/你们看，这全是空话，空话，空话。”在20世纪之初和21世纪之初，有两位俄国诗人不约而同地在诗中表达了因书刊审查制被彻底取缔而生的忧虑。1906年，在书刊审查制几近消失的时候，克拉斯内依在诗中感慨：“哦，毒药和伤悲的缪斯，/你曾戴着镣铐歌唱，/如今没了刽子手，/你的歌也没了声响？”(45)2002年，当书刊审查制已经作古，库什涅尔这样写道：“我们对审查制又踹又恨，/它是我们的耻辱和丑陋，/可一旦消失，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垃圾、洋相、茅房和妓院。”(46)当代俄国著名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苏联解体、书刊审查制消失之后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过量的氧气同样也能憋死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俄国文学的繁荣期往往是与俄国书刊审查的宽松期相吻合的，俄国书刊审查史中所谓“铸铁时期”、“黑暗时期”和“恐怖时期”自然也是俄国文学的受难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的“喘息期”，俄国文学却往往能赢得空前的繁荣，19世纪20年代赢得反拿破仑卫国战争胜利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时期，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赫鲁晓夫时期，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是俄国书刊审查相对宽松的时期，它们所对应的都是俄国文学的丰收期，即“黄金时代诗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白银时代文学”、“解冻时期文学”和“改革时代文学”。 俄国书刊审查制、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这三者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书刊审查制迫使俄国文学选择“伊索式语言”作为一种突破方式，而“伊索式语言”又因此逐渐成为俄国文学的一种识别符号；俄国文学在书刊审查制的桎梏下饱受折磨，却也收之桑榆式地获得了包括“伊索式语言”在内的某些“益处”；“伊索式语言”是俄国文学作用于俄国现实的强大武器之一，但在俄国书刊审查制消失之后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丧失其作用和影响。俄国书刊审查制和俄国文学像两条不时相交的直线，“伊索式语言”在其中穿针引线，三者共同织就俄国文学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们又构成一个文化三角形，象征着体制、文学和语言这三者间的对峙和妥协，角力和转换，这一过程同时也折射出了谢德林所谓“俄国艺术的独创特征”。 注释： ①Набоков 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СПб．：Симпозиум，2002,т．4,С．441. ②［俄］M.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③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Пб．：Полиграф，2011,С．12. ④又译“书刊检查制”和“书刊检查制度”等。 ⑤Никитенко А．Дневник，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5,т．1,С．336. ⑥转引自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80.沙皇的原话据说为：“我要做你的审查官！”(Я буду твоим цензором！) ⑦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84. ⑧Там же．С．226. ⑨［俄］娜·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⑩Жирков Г．Система ограничителъных мер и надзора за печатъю и Главлит，см．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1,С．358.Главлит的全称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здателъств，其隶属关系和全称后多次变更，但其缩写形式却始终未变。 (11)Блюм А．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ъного террора．1929-1953,СПб．：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0,С．283. (12)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496. (13)См．：Панаева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правда，1986,глава 4.另见［俄］帕纳耶娃：《帕纳耶娃回忆录》，陆永昌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80—83页。 (14)Войнович В．Анти-Советс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М．：Метерик，2002,С．169. (15)См．：пушкин А．Писъма，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1926,т．1,С．260. (16)［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241—242页。 (17)Майков А．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Л．，1947,С．864. (18)［苏］特瓦尔多夫斯基：《焦尔金游地府》，丘琴、刘辽逸、苏杭、张铁弦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4—35页。 (19)Под ред．П．Николаев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М．：Просвещение，т．1,С．205. (20)尼基坚科的日记在他去世(1877年)之后才发表，1889年起在杂志连载，1893年出单行本，后在不同年代不断再版，最新版本为三卷本(Никитенко А．Записки и дневник в 3 томах，М．：Захаров，2005)。 (21)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65-1977,т．15,С．185. (22)Там же．т．13,С．505. (23)D.S.Mirsky,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NY.,Alfred A.Knopf,1927,pp.360-361.米尔斯基此处“伊索式语言”的英文表述为“《Aesopic》language”，而非学者们后来多用的"Aesopian language"。 (24)Чуковский К．Мастерство Некрасова，см．Чуковский К．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5 томах，М．：Терра，2001-2009，т．10这部专著影响很大，多次再版，总印数达数十万。 (25)Виноградов 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е，М．，1930,С．187.转引自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München,1984,Verlag Otto Sagner in Kommission,p.20. (26)Якобсон Р．Заметки на полях лирики Пушкина，см．Якобсон Р．Работы по поэтике，М．：Прогресс，1987,С．218. (27)Паклина Л．Искусство иносказателъной речи．Эзоповское слово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Саратов：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71. (28)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1. (29)Ibid,p.23. (30)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44; p.50. (31)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585. (32)Блюм А．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С．42. (33)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194. (34)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ix. (35)Николюкин А．Цензура，Сос．А．николюки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М．：Интелвак，2001,p.1183. (36)Пушкин А．Мысли о лзтературе，М．：Современник，1988,С．517. (37)Герцен А．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М．：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1958,т．13,С．8. (38)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т．3.С．212. (39)［俄］娜·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41页。 (40)同上，第303页。 (41)J.Brodsky,On Grief and Reason,NY.,Penguin Books,2011,p.411. (42)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4. (43)Ibid,p.12. (44)L.Loseff,On the Beneficence of Censorship:Aesopian Language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p.12. (45)Евстигнеева Л．Журнал《Сатирикон》и позты-сатириконцы，М．：Наука，1968,С．140. (46)Кушнер А．Кустарник，СПб．：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