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启示论文,贡献论文,李汉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6)04-0111-06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终目的在于指导社会实践，在于掌握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2]467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通俗化具体化的阐述而最终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领会和掌握并加以正确运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伊始，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便力求使这一“外来”的“高深”学说，以中国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者。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被马林、张国焘等人誉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更被董必武视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李汉俊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编辑家。他在自己丰富多彩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编辑风格，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为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办、主持了一系列革命报刊和出版机构，译校、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发挥了领军人物的作用。 一、改造《星期评论》，正视不同信仰者，积极筹备建党 《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人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刊，逢周日出版，1920年6月6日停刊，共出53期。《星期评论》的创刊初衷是顺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宣传三民主义。戴季陶作为三民主义信徒，不忘其信仰，始终想“改造”、利用马克思主义。他虽然发表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反对中国走苏俄的道路。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大量宣传三民主义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造社会的方针和看法，却不见丝毫效法苏俄十月革命的意图。 此时，李汉俊与戴季陶是旧识，尽管二人在信仰上有根本分歧，但出于探索国家前途的一致目的，却也存在一些相同的话题，如劳工运动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在李汉俊的努力下，《星期评论》发表了《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等文章，对苏俄情况的介绍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920年2月，《星期评论》的社址搬到了李汉俊的寓所，即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便主持了该社的编务工作，“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3]25-26。在李汉俊编辑工作的引导下，《星期评论》的指导思想更加鲜明地倾向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以“汉俊”、“李人杰”和“先进”的署名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达38篇，这些文章涉及社会主义学说、国际国内工人运动、妇女解放、国际时事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原本亦是应《星期评论》之约而译的。 在李汉俊的影响下，陈望道、俞秀松、杨之华、施存统、安志洁等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聚集在《星期评论》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许多进步社团把《星期评论》列为自己必读的刊物之一。由此，《星期评论》的销量由最初的1 000份扩大到十几万份。李立三曾经回忆说，五·四时期的革命刊物，“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4]209。《星期评论》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基地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思想阵地。 1920年春，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筹划把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力较大的三个刊物，“《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5]106。同年4月，经李大钊引见，维经斯基同上述刊物的主编、编辑进行了座谈，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当时苏俄状况，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经常在《星期评论》社与李汉俊一起谈论建党问题。恽代英、毛泽东等也与该社建立了联系。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李汉俊成为这个组织中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领导人。12月，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李汉俊成为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以《星期评论》社为联络点，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有力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 二、翻译、校对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面向社会大众宣传唯物史观 李汉俊精通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9月，李汉俊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布了自己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译著——日本学者山川菊荣撰写的《世界思潮之方向》，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旗帜将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因为“中国绝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6]658。他还在《星期评论》、《建设》、《东方杂志》、《新青年》、《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译作。1920年9月，他翻译了马尔西著的《马克斯资本论入门》一书，共54页，近30 000字，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介绍给了广大读者。该书出版后，大受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半年多的时间内，仅在长沙文化书社就售出了200多本。 李汉俊经常帮助他人校正和编译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4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翻译出了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之后，陈望道住在上海李汉俊家时把该书的日文版、英文版及自己译出的中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对。李汉俊校对之后，又交给陈独秀校对。1920年8月，陈望道这部译著由上海又新印刷厂发行，首次印刷1 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一个月后，该书又加印了1 000册。不久，李达在翻译荷兰学者郭泰撰写的《唯物史观解说》时遇到了一些障碍，李汉俊全力帮助克服。李达在该书的“翻译附言”里特地致谢，“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译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①。这部包含李汉俊心血的译著自1921年5月初版后，至1936年8月共重版了13次，帮助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主义者确立起科学的历史观。 李汉俊还有组织地领导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1920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新青年社，社址设在法租界法大马路大自鸣钟的对面。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李汉俊曾长时间代理上海发起组的主要领导职务，对新青年社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新青年社有计划地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社会主义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阶级争斗》(恽代英译)、《社会主义史》(李季译)、《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等革命书籍，并采用批发、代销、代派、邮购等多种方式发行《新青年》、《共产党》和《劳动者》等进步杂志。李汉俊领导的上述出版活动，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36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②，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③，柯卡普著”[7]40。这三部帮助毛泽东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是由新青年社出版发行的。显见，李汉俊领导下的新青年社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贡献卓著。 三、创办《劳动界》周刊，联系工人的生产生活实际，通俗平实地宣传革命道理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共同创办，总发行处设在上海的新青年社。这是中共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种刊物。李汉俊成为刊物的执行主编。《劳动界》周刊为32开本，每期16页，共出版了24期，于1921年1月下旬被迫停办。《劳动界》设置了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诗歌、小说、演说、闲谈、通讯、读者投稿等栏目。该刊的刊名及栏目设置，表明创刊的直接目的是争取工农大众，唤起他们的团结，激发他们的斗争精神。 李汉俊在《劳动界》的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6]190这就明确地宣示了刊物的政治立场。两天后，他和陈独秀在《民国日报》上共同发表了《〈劳动界〉出版告白》一文，进一步阐明了办刊的宗旨，即“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8]408。在李汉俊等人的努力下，《劳动界》周刊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9]123。 在李汉俊的领导下，《劳动界》周刊通过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主义学说，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到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资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10]。该刊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让工人们明白自己受剥削的根源，疾声呼吁“凡是我们做工的应该想想!我们底劳力终究到哪里去了?”“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了去”[11]。该刊还阐明了工人群众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根本途径，“劳动者要怎样能得不饿死不冻死呢?要怎样才能够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10]。《劳动界》周刊作为通俗性的工人读物，从工人群众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出发，结合工人们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中的一些实际事例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避开学术语言和专业词语，用口语化的文字来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力求扩大读者群，大大推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李汉俊的领导下，《劳动界》周刊由于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形式，简短精练、生动有趣的语言，客观真实、入情入理的内容，在工人群众中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一名上海工人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写道，“你们所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12]。工人还在来信中强烈希望该刊充当工人的喉舌，成为搭救工人的明星。《劳动界》周刊不仅在上海工人中影响极大，而且在其他省份的读者也越来越多。例如，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仅湖南的长沙文化书社就销售《劳动界》5 000册，是《新青年》同期销售量的2.5倍。《劳动界》周刊的革命宣传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1年，安徽省警察厅长报告省长，言《劳动界》等“察其内容，不外煽惑劳动，主张过激，一经传播，贻害无穷”，呈请内务部通电各省，“一体严密查禁，以免传播”[13]537。这充分说明在李汉俊的领导下该刊卓有成效的编辑活动通过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反动社会秩序产生了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影响。 四、主持《新青年》编辑部工作，面向进步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段时间，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还知之甚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苏俄的情况成为中国知识界的迫切需求。《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刊物。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望道、沈雁冰、李达、袁振英等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先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不久，《新青年》被上海发起组改组为机关刊物，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新青年》设置的一些栏目如通信、论说、随感录等都开始使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名词来引导读者；该刊登载的大量文章在高度关注政治的同时，极力推崇马克思主义信仰。李汉俊等早期共产党人组成的《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生力军。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由李汉俊、陈望道共同主持。李汉俊在《新青年》编辑部，为了赶写稿子和审定稿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从不耽搁预定的排印日期。 李汉俊主编的《新青年》以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为主要的读者对象，着重在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一般比较长。在该刊第9卷第2号上，高一涵发表了《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演变历史。在第9卷第4号上，施存统发表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详细解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社会革命的发展规律。该刊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从第8卷1号(1920年9月1日出刊)至第9卷3号，共发表了36篇译文。其中，绝大部分译自英、法、美、日等国报刊所载苏俄的形势和政策。该刊还译载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和解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文章，如列宁的《民族自决》(8卷3号)、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9卷1号)等。这为广大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任弼时、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谭平山、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等人，受《新青年》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探索历程中的中坚力量。 (一)坚定的信念、执著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源动力 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贡献充满着他对于改变人民命运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不懈探索，反映出他对于救国救民道路和强国富民目标的孜孜追求。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汉俊等人还积极筹办了《店员周刊》，协助上海工商友谊会出版了《上海伙友》。如前所述，众多由上海发起组创办、协办的编辑部和出版机构，都与李汉俊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或者是刊物的创办者，或者是刊物的主编，或者是出版机构的领导者。上述刊物大都设置了调查栏目，大胆披露不同行业工人群众的残酷劳动条件、困苦生活状况，有的还及时通报上海工人中因工伤残和死亡的消息。正是在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出版物都反映了群众“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现实诉求，描绘了人民当家作主迈向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些探索和追求更多地表现为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勇气，更多地表现为对信念的执著和坚守，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想义无反顾的践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执著地追求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以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 李汉俊等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劳动界》，结合工人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思想改造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一方面，《劳动界》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的剥削本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价值规律问题、货币的价值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等；另一方面，《劳动界》重点关注工人群众最现实最迫切生活问题的解决，其当时引导工人们提出的经济斗争目标就是“一、星期日休息；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14]。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获得了源头活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必须用中国话语、中国声音来表述和传播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人民的故事。 (三)积极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是全面推进党的事业的客观要求 分众化传播是指在坚持受众至上的前提下，实现传播方式的个性化。“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既不能成为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工人阶级的‘通俗言语’，而是要分别考虑目标受众不同的接受层次和接受能力。”[15]李汉俊先后担任《星期评论》、《新青年》、《劳动界》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刊物的编辑、主办人或主持者。上述刊物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来设定自己的办刊宗旨，从语言风格、具体内容到报刊定位都体现出分众化传播的明显倾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获得相当好的效果。经过上述刊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众传播，上海工人的革命觉悟普遍提高了，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起来。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评论道：“今年的上海劳动界，比以前更不相同，阶级的觉悟，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可以听见。”[16]历史证明，这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分众传播方式，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状况与以李汉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今，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由于受众的个性心理、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迥然不同，他们的接受习惯、接受能力以及接受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和形式、风格和语言等方面都要不断创新。 综上所述，李汉俊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从事了大量编辑出版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李汉俊的编辑活动着力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筹备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主动贴近群众的现实生活，引导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以李汉俊等早期共产党人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党的创建和发展，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党性。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7]363。这种党性既是推进党的建设和呼应人民急切诉求的统一，也是发展党的事业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所从事的编辑出版活动的卓越贡献和鲜明特点，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编辑出版事业从而最有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民的头脑以宝贵启示。 ①[荷兰]郭泰.唯物史观解说[M].李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附录页第7页。 ②即恽代英1921年翻译出版的《阶级争斗》。——笔者注 ③即李季1920年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标签：陈望道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李汉俊论文; 马克思墓论文; 1920年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陈独秀论文; 劳动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