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的执迷到“保守”的重申——王瑶的新文学史研究之反省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保守论文,及其他论文,史研究论文,王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6月29日，胡适致函其私淑弟子罗尔纲，批评他研究清代军制等等的学术计划“系统太分明”，而特别强调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①这话大概也包含了胡适对其早年学术雄心的某种自我反省吧。就此而言，胡适后来之未能续写《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下卷，与其说是他不能，不如说是他不愿再把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由此来看王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就很值得玩味了。写《中古文学史论》时的王瑶，是那么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因而审慎于自己的历史阐释，他本有足够的理论能力去构筑一个解释中古文学的“整齐的系统”，却不愿按照一种当代性来成就所谓一以贯之的解释；然而，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的他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毫不迟疑地按照一种当代意识形态来结构“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一如胡适早年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古代中国文学史”，虽然二者的所执并不相同，相同的乃是都乐于用某种当代性来建构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那只能是一个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系统。所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如同《白话文学史》一样，只能算是学术史名著，而不能成为学术名著。 当然，作为学术史或学科史的名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地位和贡献都是确定无疑的。这里只说它的局限和问题，比如，那种宁左勿右的片面性也同样影响深远，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在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得失时，总是比较乐意把成就归于王瑶个人，而把缺点归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限制。其实，与其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影响和限制了王瑶，不如说它们适合了王瑶——作为30年代的左翼文学青年，王瑶的政治立场本来就偏左，只是40年代受到清华“释古”学派的节制，尤其是朱自清既宽容又冷静的态度，时时提醒着年轻的王瑶不要在思想上走极端、在学术上走偏锋。后来，老师去世了，革命成功了，新中国一时欣欣向荣，这让年轻的王瑶备受鼓舞，满心欢喜，而又不再受老师的节制，于是，因缘时会的王瑶，其学术雄心和政治热情同样高涨，而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既是他在学术上的抢先之图，也是他发自内心的奉给新中国、新政治体制的献礼。所以激扬文字、纵论新文学的“史稿”很快写出了，为他在新中国之初赢得了进步的学术政治地位。虽然不久之后，王瑶就迭遭批判，但很难说他当初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被迫适应之作，或许应该说那原是王瑶自觉自愿地适应“当代性”政治－文学体制之作。 如今回头来看《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得失，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那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枝节性的问题，所以，说来话长，此处就长话短说吧。事实上，该书的整个论述是按照符合或不符合当代性的先进思想来划线的，于是，一边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从《新青年》左翼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至40年代的左翼－解放区文学，得到了极为突出的强调，而另一边则是对不那么进步的以及非左翼的文学统统贬抑。如此自觉地按照当代性的价值判断来论现代文学史，这与王瑶当年写《中古文学史论》之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因而审慎地有同情地就事论事、就史论史的态度，可谓大异其趣了，而得失也很显然——《中古文学史论》是一部至今难以超越的学术杰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则只是一部应时之作。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王瑶开拓的这个“应时而作”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趋向，成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传统，迄今盛行而不衰，几乎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只不过所应之“时”或者说所追求的“当代性”也在“与时俱进”而已。比如，近20年来一些学界先进试图按照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论等等先进的思想观念，来统领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那不就是另一种与时俱进的“当代性”的思想和价值立场么？而当学者们乐此不疲地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爱援引的历史哲学，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样的当代性与王瑶50年代发挥的当代性，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所谓“新时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更新的“太整齐的系统”，有的勉强建立起来了，但虚弱得很，也简单化之极，有的仍只是雄心壮志而有待于建设。有意思的是，新时期以来的王瑶先生却似乎退回到比较保留以至“保守”的立场，这种立场要而言之，乃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当代性”以至“规律性”的执迷，回转到《中古文学史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象本身的关注，因之自我反省与学术重申兼而有之。这里只举《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为例。此文是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作者虽然自谦为“随想”，其实乃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献，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对我影响至为深刻的是这样两点。 其一是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性之确认和重申。他说： 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史也有它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的规定性，充分体现这门学科的特点。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家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要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就必须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特点来。文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不同于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别的历史科学，这是很清楚的；但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讲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可以评论一个作家或者分析他的几部作品，文学史虽然也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用列宁的话说，历史科学“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② 这里突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历史特性——“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我有理由相信，这里面其实包含了王瑶先生对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当代性”的某种反省，不是么？ 其二是淡化文学史研究对“规律性”的追求，而特别强调“现象比规律更丰富”。按，“规律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特别看重的东西，新时期之初的王瑶不可能直接批评它，甚至还不得不提它，但他采取了淡化的策略，强调文学史研究应更重视文学现象： 文学史不但不同于文学批评，也不同于文艺理论。虽然文学史和文艺理论都要探讨和研究文艺发展的规律，但文艺理论所探讨的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不同于文学史所要研究的特定的历史范畴。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象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必须找出最能充分反映本质的现象，从文学现象的具体面貌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现象比规律更丰富”，因为“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反对把规律、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所以不但不能“以论代史”，而且也不能“以论带史”，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我们进行研究时当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但它绝不能成为套语或标签，来代替对具体现象的历史分析。不讲文学现象，就不能构成文学史。③ 应该说，王瑶对“现象”的重视在新时期的学界是受到重视的，但我也得坦率地说，这重视是片面的，甚至是买椟还珠的——学界一般比较重视的是“现象”的文学史方法论意义，至于王瑶由此对历史规律性的质疑和对历史存在的本体论之重申，却完全被忽视了。其实，历史作为一次性的实存，乃是“现象先于本质”或“现象重于规律”的，所谓“本质”、“规律”云云，如果不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套话，就是从我们的当代性意识所生发出来的某种抽象理论建构而已，而这样那样的理论建构，总是会“生生不已”而“后来居上”的，所以也都无关历史之宏旨。就此而论，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恰可改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历史之树常青”或“规律是灰色的，而历史之树常青”。窃以为，当王瑶借用列宁的名言“现象比规律更丰富”来针砭现代文学研究对“规律”或“本质”的执迷、对“定性”的偏好时，那其实是包含了深切的自我反省而值得学界深思的。因为现代文学研究对“规律”或“本质”的执迷、对“定性”的偏好，就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的，比如，贯穿其中的对新文学“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的规律之肯认，对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新文学发展正道之独尊，对新文学之“新民主主义”性质之执着，就显而易见。而新时期的王瑶则清醒地意识到偏执于“规律”和“定性”的文学史研究，无论动机如何美好，都会把现代文学史的复杂实际简单化、片面化。然而有趣的是，转向“保守”的王瑶却很快就被我们这个惯于追求先进的“当代性”的学科超越了，足见对“当代性”的执着追求，差不多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难以摆脱的惯性。 就我个人而言，确是在试图超越而摔了一跤之后，才理解王瑶先生为什么会回归“保守”，并从而领悟到学术研究在力求创新的同时也得多少保持那么一点“保守”的精神之必要。 这里我说的是王瑶先生对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保守”看法。盖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学术思想比较解放了，新观念、新方法热盛极一时，文学研究界开启了研究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各自封闭、相互脱节的研究格局招致了普遍不满，而打通观照的统一化研究趋向也应运而生。我记得在1986年夏秋之际还曾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刚进北大学习，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我曾和河南大学的师兄关爱和、袁凯声合写了一篇论文提交会议。我们的主张是用“中国文学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一个说法将近、现、当代文学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种观点当然不免受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感染，但也不完全是这影响的结果，而自有我们自己的学术渊源。因为我们的导师之一任访秋先生早就如此主张，并且早有《中国新文学渊源》等著述在，而任先生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就是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周作人(另一个导师是胡适)。当然，任先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周作人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对明清文学有专深的研究，并在专研晚明思想史的嵇文甫等左翼学者的影响下，将周作人的观点从右向左(此处“左”不等于“极左”)发展了；而当任先生在80年代初给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渊源”课程时，他也只是强调自晚明以迄于清末自有一支内在的新文学渊源，并没有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性意义。但在我们几个青年学子手中，就难免发挥过分了。可在当时，我们的以及与我们类似的观点似乎颇受欢迎、相当流行，记得我们三个人的观点就被当作主要意见写入1986年的那次会议的综述中，我们也因此被樊骏先生戏称为“河大三剑客”，那是让年轻的我们颇为沾沾自喜的。所以，当我随后读到王先生的《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一文，就觉得王先生有些保守，因为他在那篇文章中坚定地宣称：“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应以‘五四’作为它的起点的。”④ 其实，当年的王先生并不是容不得年轻人的学术创新，他之所以坚持那样“保守”的观点，是因为就文学史的实际而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历史特点是如此显著”，⑤而此前却并不显著之故；同时也因为他在理论上坚持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的含义——“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内容，但‘现代化’的含义要比这概括得多。如前所述，同今天的文学仍然一脉相承的许多特点，都只有从‘五四’文学革命讲起，才能阐明它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性。”⑥但当时的我们都被打破陈说的创新热和纵论历史的宏观热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王先生的告诫。直到1988年我们师兄弟几个又受命为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撰写一篇“有新意”的《绪论》时，我才发现，近代、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联系远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易于理顺，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从“五四”前移，在理论想象上很不错，但实际上我们可引为根据的还是那点人所共知的老材料，并不足以支持我们的新说。所以，我在很不情愿地为那个《绪论》草拟了大纲之后，自觉无法对付具体论证的难题，便把难题留给了两位师兄，自己耍赖开溜了。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对王先生“保守”背后之严肃的历史意识和慎重的治学态度也有了较为真切的理解，从此不敢在根据不足、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轻言创新之论和宏观研究。 受此教训，我对于前些年的一种学术新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即认为“五四”之前60年的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早已自发地具备了比较充分和多样的现代性，并断言这种现代性甚至比“五四”以后的文学更健全，前者反倒是受了后者的“压抑”而未能自由发展下去云云——也不敢贸然接受。这并不是说它不好，也许倒是它听起来特别地雄辩滔滔、美妙诱人，反让我有些怀疑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居然发生过如此美丽的错误。历史学虽然允许而且赞成各种学术创新，但一个够得上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包括文学史研究者，其实都明白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即使穿上帝王衣服的刘禅仍然难免阿斗相。所以不管论者多么贬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都改变不了绝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历史印象，那就是真正使得中国文学站立在现代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的，并不是论者所鼓吹的晚清小说繁荣、都市文化崛起之类，而是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这并不是要刻意厚“今”薄“近”，只是因为这是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因此，回到王瑶先生的治学态度上来，应该说他晚年在学术上的某些“保守”并不是固执己见的理论偏执，而是对基本的文学史实际的尊重和对自己诚明的学术良知的信守。这的确是文学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东西。疏忽或歪曲这些基本的东西，随心所欲地解构－重构历史，则不论有多高妙多时髦的理论——现代的、后现代的——都是华而不实之论，而无助于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而近年学界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之新见更有甚于此者，此所以重温王瑶以及任访秋等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提醒，或者可以让我们清醒一点。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吴福辉先生在评述任访秋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时特别强调说： 他(指任访秋先生——引者按)的近代文学“过渡说”的总述，至今仍有绝大的指导意义。比如它可以让我们在现代性研究的问题上降温。因为掌握住晚清文学“过渡”这一基本的性质判断后，就不会对这一段文学的“现代性”做出过分的阐释，而目前在学术界确乎有这个危险。另外，“过渡说”也可以克服我们为了寻找现代文学的起点，一定要在晚清确定一部标志性作品或一个标志性年份来的“热劲”。我不是绝对地反对这样做，也对这种努力表示尊重，但既然都是晚清“过渡文学时代”的产物，千方百计寻觅出某部标志性作品所具有的某些现代性因子，这些新因子很可能在另一部作品中也有。《海上花列传》具备的若干现代性，《孽海花》就没有了吗？而按照任先生所做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关系研究，只有《新青年》上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旦披载问世，才会发生新思想、新文体、新语言的爆炸性效果，引动历史真正转折的到来呢。⑦ 这是切中时弊之言。事实上，王瑶先生和任访秋先生所要“保守”的，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而我们这个学科却往往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当代性”热情而疏忽了历史感。 王瑶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回归“保守”，还表现为他在新方法热之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地重新关注传统的考证学。他的这种关注并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而只是在1987年秋季的某天我和我的同窗的博士资格考试上，王瑶先生却出乎意料地拿这个问题考问我，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在关于任访秋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及此事，这里就照抄如下： 考试前钱理群老师即警告我们师兄弟俩说：王先生好给不知山高水深的学生一个下马威，以杀杀其没来由的虚骄之气，而以王先生的博雅，他的问题也就往往出其不意，打学生一个措手不及而几乎从不失手的。所以我和我的同窗当时是怀着极为惶恐的心情走进考场——王瑶先生的书房的。而事情也真如钱老师所警告的那样，在各位主考老师一一考问过我们之后，袖手旁观的王瑶先生果然笑呵呵地向我们师兄弟俩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首先用一个有关古代白话小说的版本学问题把我的那位极富才情的同窗掀下马来，接着又乘胜追击，考问我：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实证－实验主义思想和中国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有无关系？王先生提这样的问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非文学的学术思想史问题，今日看来虽是常识，在当时却属冷僻问题，但侥幸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倒并未难住我，这是因为我在河南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很幸运地从任先生那里得到过一些学术思想史的熏陶和指教。记得那时任先生给我们开过一门专业课——中国新文学的渊源。在这门课中，任先生不仅把中国新文学与晚明以来的近世文学革新思潮联系起来考察，使我们大开眼界，而且纵论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变迁的关系，使浅学如我者闻所未闻。而为了听懂任先生的讲课内容，我在课外不得不认真补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知识，因而对从皮锡瑞到周予同的经学史论著，对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史名著以及曹聚仁的通俗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均曾涉猎，至于胡适推崇清代汉学家的文章亦不陌生。应该说，幸而先有任先生给我的这点学术思想史“家底”，我才能较为从容地应对王先生的问题——记得当时曾举高邮王氏关于《战国策》中“左师触詟愿见赵太后”一语中“触詟”为“触龙言”之误的推断被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所证实的事为例，说明汉学家基于经验的推断亦有暗合西方近代归纳法之处，但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终竟停留在经验性条例的水平，而未能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王先生对我的这番回答似乎颇感意外而又较为满意，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大都耽迷于外来的新方法、新观念热之中，而于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所知甚少，而王先生本人却正关注着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一点我是事后才知的)。……(下略)⑧ 按，王先生所谓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到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之共同处，也就是文史研究中讲求论从史出的文献考证之法。而坦率地说，我当时虽然侥幸地答对了王先生的问题，却长期不解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新方法热的时候重提这样传统的治学方法。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后，看够了我们这个学科在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中凯歌行进而其实仍陷于“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王先生当年重提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其实暗含着对我们这个学科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之保留，甚至可以说，他的“保守”姿态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的确，要治疗我们这个学科“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的“当代性”之顽疾，最对症的药就是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了，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追求“当代性”之时，除了这样那样的“理论根据”外，也能多少讲求点“历史文献”的根据吧。 我得老实承认，王瑶先生当年对我的这番考问，其实就是我在1996—1997年之际反复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点“古典化和平常心”、“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的源头之一。过去之所以不愿说出来，是因为不想落个攀附名家之名，如今在王瑶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坦白道出此中原委，聊表个人的尊敬和纪念吧。 2014年1月20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这是笔者所撰纪念王瑶先生文《“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之末节，全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因该刊篇幅所限，本节多半被删削，此处所刊是本节之完整稿。 注释： ①胡适1936年6月29日致罗尔纲函，《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页。 ②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③同上。 ④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王瑶文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⑤同上，第51页。 ⑥同上，第58－59页。 ⑦吴福辉：《任访秋“三史贯通”的学术范式及其意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⑧解志熙：《深恩厚泽忆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标签：文学论文; 王瑶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胡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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