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大正文学界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界论文,日本论文,大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2)04-0075-06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是一群留日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注：创造社主要成员赴日留 学时间：郭沫若1914年，郁达夫1913年，成仿吾1910年，张资平1912年，田汉1916年， 郑伯奇1917年，陶晶孙1906年，正值日本大正时期。)其外来文化渊源复杂，成员表现 出来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倾向纷繁多姿而不完全统一。他们广泛汲取了欧洲、俄国、日本 的文学、哲学、美学中的营养成分，与自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糅和在一起，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气质。其中大正文学界对他们的影响是独特而深远的。它促成了创造 社的诞生，并在某种程度上给创造社前期(注：此按黄淳浩著《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 邦》第37页中所划分，前期创造社：1921—1924年，即《创造季刊》时期。)的文学倾 向及创作提供了引导和支持。
一、文化主义思潮盛行的大正时期文化界促成了创造社的产生
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年)与明治和昭和时期相比较虽然不长，但却是一个相对和 平、繁荣、自由和民主的时期。特别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前的这段时期，“是跨近代 和现代的、漫长而阴冷的雨季中短暂的晴朗天气”[2](P11)。经过明治时期的开国、强 国、对内改革、对外扩张的一系列紧张动作，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列，日本 统治阶层和普通国民都从以前与西方列强紧张对峙状态中暂时解脱了出来。随着国门洞 开，西方文明大量涌入日本。在欧风美雨的吹袭下，大正时期的都市面貌、市民生活乃 至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治时代人们的生活与西方有太大的落差，新思想 新文化的引进十分的困难。但是到了大正，老百姓开始喝起啤酒和汽水，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对西方的模仿就成了可能的事情。一战以后西化尤其明显。”[3](P174)
在思想文化界，“西化”表现在西方一些社会文化思潮不再一味地被抵制和抗拒，而 是经过接受——过滤——融合的过程，形成了大正时期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文化思潮，例 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等等。大正中期哲学家左右田 喜一郎和桑木严翼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即“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来源于德 国的理想主义和人格主义思想，它在基于对个性和自我的完全肯定上，提出了一个与“ 文明”不同的新概念：“文化”。所谓“文化”，就是“充分自由地发挥人格人的所有 能力”。因此它的基础是“人格的自我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主观的哲学”，这正是它 区别于“文明”这个概念的地方。[3](P90)它否认文化的功利作用，要求以文化作为人 类生活的中心，并把“人”作为文化的中心，即肯定文化是人的主观创造。在“文化主 义”思潮的影响下，大正时期的知识阶层的国家政治意识相对淡薄，文学、哲学以及其 他艺术形式地位提高，而实用科学则被归到“文明”的范畴遭到冷遇。
大正时期的作家自身也发生了转变。“明治时代的作家，把对人生和国家的责任视为 己任，进入大正之后这种意识转变成了把对文学或对艺术的责任视为己任。”[4](P68) 也就是说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在大正时期得到了确立。同时曾雄踞明治后期文坛的自 然主义文学也无法再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而走进了死胡同。为反对和抵制自然主义文学， 一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被接受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理念和文 学流派，如唯美派文学，理想人道主义的白桦派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现代主义 文艺思想等等，并在各个文艺领域展开了千姿百态的文艺活动。作家佐藤春夫曾对大正 时期下过这样一个结论，他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大正时期“是在自然主义思潮倡 导的个性主义基础上，致力于以重新建立自然主义曾极力破坏的美与伦理为目的的各种 艺术活动的一个时代”[5](P215)。
作为西方文化产物之一的大正“文化主义”思潮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对长期生活 在大正社会中的创造社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陶晶孙在回忆创造社时曾说：“使得产生 这一批文学同人，不可怀疑的是他们的日本留学和日本文学界的影响。”[1](P256)这 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他们在日本留学过程中决定放弃实学而专心文学一途，虽然是各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归根到底是大正时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留学日本明治时期的 鲁迅弃医从文，是日俄战争前后的明治社会让他认识到医学只能救治人肉体上的病痛， 而不能疗治一个民族精神的疾患，因此他一开始就选择了走现实主义的道路，以期“揭 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第4卷，P512)。而创造社抛弃科学救国的初衷，选择文 学之路则是在大正时期的“文化主义”思潮及其浓郁的文化氛围的冲击和感召下，最终 遵从了自己内心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以及决心改造中国文学界旧状况之愿望的结果， 即“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7]。因此他们一出道打出的是艺术和 天才的旗号，并气势汹汹地向国内文学界发起了冲击和挑战；其次，创造社之所以为创 造社，即他们选择浪漫主义而非现实主义，是他们在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及其思想的直 接接触中深受感染产生共鸣的缘故。但不容忽视的是大正文化界作为一个大的文化背景 起到的互为呼应的作用。因为他们较中国文化界起步早，与西方文化大体同步，特别是 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与大正文化界的特质又有颇多共通之处。比如以自我为中心的 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伸张，它是浪漫主义的重要标志，也是大正思想文化界努力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与其他时期相区别的特征之一。因此可以说大正时期的文化界给创造社 选择浪漫主义提供了可能和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浪漫主义的认同。诚如 郑伯奇所讲，创造社“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子，……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 ”[8](P5)。
创造社是从日本大正时期文化背景中诞生的文学社团，因此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带有 大正时期文化特质的痕迹，这也注定他们与当时中国国内文化界之间存在隔膜，从而埋 下了导致他们日后发生巨大转变的伏笔。
二、大正文学界的文学实践引导和支持了创造社的文学倾向及创作
在创造社与西方各国文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接触过程中，起步较早的大正文学界起到了 两个作用，一是中介的作用，二是引导的作用。前者表现在他们接触世界各国文学是通 过日本这个窗口。创造社成员都属于大高系统的学生，大高系统的外语课程比例很大， 并以德文教学为主，德文的讲授大多采用文学名著做教材，因此他们留学期间都接触了 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郭沫若回忆说：“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 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 系。……(它们)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9](P12)张资平也承认“在大学预科期 内，英法文的教师介绍了许多欧美的名著给我们读，并讲述欧洲文学思潮给我们听”[1 0](P235)，从而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真正兴趣，煽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从这个角度讲，日 本这个介质为创造社的组建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而后者主要表现在大正文坛上具有代 表性的私小说、唯美主义文学和新浪漫主义文学对他们的具体创作上产生的影响。
(一)大正时期的私小说为创造社早期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私小说是日本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内容往往是作家的身边琐事或自身的心境历程的 写实描写。作家本人与作品主人公混为一体，不讲求情节和结构，形式以短篇居多。它 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以及德田秋声 等人的一些作品开创了私小说的先河。其中田山花袋的《棉被》充分实践了他“露骨的 描写、大胆的描写”[11](P542)的文学主张，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可谓私小说的开山之 作。大正时期，白桦派作家的一些取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心理感受的作品，往往具有 明显的私小说的特征，但与自然主义作家的私小说相比，他们更偏重于对人物内心纠葛 和情感矛盾的分析和描述，更加肯定自我。特别是志贺直哉的文学，他以父子之间由对 立到和解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披露和剖析了自己内心的纷扰和苦闷，展现了自己与社 会、艺术非调和——调和的心境状态，开辟了私小说通往心境小说的新路。大正时期是 私小说的确立期，私小说也一度成为大正文坛的主流。其主要代表是1912年创刊的《奇 迹》杂志和它的作家葛西善藏、广津和郎、宇野浩二等人。虽然个人风格不尽相同，但 “奇迹”派作家都明显受到白桦派作家的影响，注重内心感受和主观情绪而非只停留在 对现实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其中葛西善藏是最典型的私小说作家，他的作品经常以自己 穷困、尴尬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在突出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同时也表达出自己 不为现实所摧的对艺术的坚强信念。郁达夫曾赞赏地说：“看葛西善藏两短篇，仍复是 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12](第9卷，P36)
创造社在小说创作方面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创作风格情调，更多受益于西 方文学。但从他们早期小说与私小说之间的诸多相同之处可以发现，大正私小说在小说 体裁、技巧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模式的借鉴范本。
1.同私小说一样，创造社早期的小说也大都取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和遭遇，自我主义 色彩浓厚，常被称作“身边小说”。例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阳春别》、《行 路难》，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还乡记》，以及陶晶孙和成仿吾的一 些早期小说，大都以自己日常学习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苦闷：经 济苦闷、性苦闷、弱国子民的精神苦闷，表现了漂泊异邦、备受欺凌或归国后希望破灭 、生活无着的青年的愤懑和哀怨，在突出自己与社会的隔阂和矛盾的同时延伸出更为深 刻的主题，即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对人性和自我解放的热烈追求。其中，郁达夫塑造了 一系列的“零余者”形象，其经历和气质风格就是他本人活脱脱的写照。他曾发表观点 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 话，是千真万确的。”[12](第7卷，P180)因此郁达夫也常常被认为是创造社中最具私 小说特征的作家。
2.同私小说一样，他们早期的小说也不注重情节的安排和故事的建构，而偏重作者内 心世界和自我灵魂的真实流露。特别是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和类型 化的人物，通常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直言告白，以“求世人了解(他们)内心的苦闷”[12] (第7卷，P156)。他们运用自己心仪的新浪漫主义手法，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细腻入微 地刻画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用人物情绪的流动变化来贯穿小说的始终。虽然郁达夫认 为这种“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12](第6 卷，P108)的真正的近代小说早在17世纪的欧洲已问世，并不是私小说的独创，但无疑 大正私小说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二)大正唯美派文学为创造社唯美倾向的建立提供了支持和借鉴。
唯美主义是欧洲19世纪末的一种文学思潮。其发端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的“为 艺术而艺术”的理论，而实践此理论并发展成为唯美主义思潮的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王 尔德主张艺术不应该为人生，否认艺术有目的和倾向，鼓吹艺术的纯粹性。日本唯美主 义文学的诞生是以1907年上田敏等人创刊《昴星》杂志为标志的。唯美主义思潮于20世 纪初传入日本并为日本作家所接受和融合，是与日俄战争后严酷的社会状况有关，特别 是明治末年政府通过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逆事件”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 控制，箝制了日本文坛上要求解放自我、尊重个人自由的呼声。压抑沉闷的社会空气让 一部分艺术家感到痛苦悲哀，甚至是颓废。在战争胜利和欧化主义以及西方世纪末文学 思潮的影响下，这些人开始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而转向享乐和颓唐的境界中。大正中期 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巅峰期，与白桦派文学等一道成为大正文坛的主流。日本唯美主义没 有建立系统的理论架构，但他们作品中表达出的文学观与西方唯美主义大同小异。其代 表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人运用不同风格手法对唯美主义作了尝试和 实践，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注重主观情绪的流露，追求一种神秘幽玄的美。
创造社无论在早期的文学观还是实际创作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唯美倾向。例如1921年 他们以创造社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集》，并在《创造季刊》的 创刊号上登载了郁达夫翻译的王尔德著《杜莲格来序文》，其中宣称艺术家“是美的事 物的创造者”，显示了他们对唯美主义文学的浓厚兴趣。他们也曾公开表明他们的唯美 主义观。郭沫若认为，生命的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就创作方面主张时， 当持唯美主义”[13](P240)。成仿吾更是总结道：“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 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14]也正是他们这种 唯美主义倾向使他们因此被普遍归类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或“艺术派”， 与人生派文学相对立。实际上他们倾向唯美主义，是因为唯美主义体现的彻底的个性主 义和自我解放正是他们强烈向往和追求的东西。创造社的唯美主义文学观直接来源于西 方唯美主义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如王尔德、佩特等人都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大正 唯美派文学起步较早，成果丰硕，更由于同为东方人，在审美趣味上颇为相通，更让创 造社感到亲近，因此在众多的大正作家中他们对唯美派作家可谓情有独钟。
如田汉曾承认：“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也很喜欢他的电 影观。”[15](P450)后来他与谷崎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尊称他为日本唯美文学大家 。1921年他访问佐藤春夫，两人兴致高昂地探讨了文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并建立了长期 的交流。[16](P4～5)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更是推崇，他坦言：“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 ，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17]他与佐藤也一度成为好友。1927年佐藤访问中国， 郁达夫亲自接待，还陪同游上海和杭州。而佐藤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心理分析细 腻独特，弥漫着一种世纪末忧伤颓唐的抒情风格，让郁达夫钦佩不已，他曾说佐藤“作 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17]。而 他的小说《沉沦》流露出的忧郁气质和情调与《田园的忧郁》惊人的相似，因此有人判 定前者是在后者影响下的创作。[4](P28)陶晶孙则是创造社作家中最具唯美倾向的，在 他充满虚幻色彩的、散文式的抒情小说中常常能看到永井荷风、佐藤春夫文学风格的影 子。诚然，大正唯美派文学也是西方文学影响浸染下的产物，但没有它的引导，创造社 作家恐怕也不会和西方唯美文学如此接近，并且在接近和摄取以及实际创作中，又对大 正唯美派文学颇多借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唯美风格。不过也要看到，二者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并没有完全沉溺于唯美享乐之中，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始终是建立在浪漫主义 的基础上的。
(三)大正时期的现代派文艺热潮为创造社建立新浪漫主义文艺观打下了基础。
新浪漫主义是创造社的重要标志。所谓新浪漫主义，又称世纪末思潮，指的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大范畴。它包括了当时很多文学流派，如象征主 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等。1920年，田汉、胡愈之、沈雁冰等人纷纷撰文介绍西方现 代派文学思潮，第一次冠以“新浪漫主义”这个名字。[18](P207)新浪漫主义在日本大 正时期即是对当时欧洲最新文艺思潮的总称，又称作“新情绪主义”、“情绪气氛”、 “情绪主观”、“象征主义”、“神秘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它对日本或创造社 而言，都是外来文化，是舶来品。但创造社在认识、理解、接受、重构的过程中，日本 文化界为他们打开了窗口，提供了理论基础。
创造社主要成员留学日本时正是日本文化界努力效仿西方、追赶西方新的文艺潮流的 时期。当时不仅掀起了宣传介绍西方最新文艺思潮的热潮，而且各文艺领域，如戏剧、 电影、文学都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尽管并不成熟，但 也为创造社理解西方现代文艺展示了生动的样本。田汉曾回忆说：“我在东京读书时正 是欧美电影发达的时期，当时日本正在努力学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田、浅草一带电 影馆里消磨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15](第11卷，P450)正是在日本，田汉首 次看到了近代戏剧，并从戏剧中初步认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他也成为国内最早介绍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士之一。最重要的是，大正时期的这股热潮还为创造社的新浪漫主 义文学观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其中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最深刻 和直接。
厨川白村是大正时期的一位名人，他在其著作《走出象牙塔》、《近代恋爱观》等书 中痛斥本国人的陈旧落后思想，大力宣扬西方的恋爱观，鼓励国人追求自由和纯洁的恋 爱，曾在大正时期产生了很大轰动。但创造社亲近他，是因为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 洲文艺思潮的热心介绍。但厨川的贡献不仅在于单纯的介绍，他还依据柏格森的唯心主 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构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著有《近代文学十讲》、《苦闷的 象征》、《文艺思潮论》、《欧洲文艺思想史》等文艺理论著作，堪称大正时期新浪漫 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代表。鲁迅曾翻译和介绍了他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并在导言中 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作者根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 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底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 。……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 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6](第10卷，P232)
厨川对创造社作家的影响程度深浅不一。有的人通过他的介绍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发生 了兴趣，如郑伯奇翻译《鲁森堡之一夜》，就是因为“读了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 ，对于古尔孟所主张的‘灵肉一致’的‘新享乐主义’颇感兴趣”[8](P17～18)的缘故 。而有的人受厨川的启迪对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伯格森加深了认识，并建立了自己的新浪 漫主义文学观。如田汉和郭沫若。田汉对厨川白村非常仰慕，也十分爱读他的书。1920 年他慕名专门拜访了厨川，向他讨教了文学上的诸多问题，加深了他对新浪漫主义的理 解。他的新浪漫主义观也是根据厨川的理论建立起来的。他在1920年写的《新罗曼主义 及其它》一文中回顾了他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过程，阐述了他的新浪漫主义观。郭沫若 对厨川的理论也很欣赏，他曾公开宣称，“我郭沫若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 闷的象征’”[19]，并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 与泪的文学。”[13](P111)他更是在厨川的理论基础上对新浪漫主义作出了独特的诠释 ，即“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侧重于主观的创造与激情、幻想的表现，带 有新鲜生动的进步内容”[20](下册，P103)，并提倡所谓的“生命的文学”，认为生命 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所谓生命的文学的观点最早出自伯格森之口，从他 们早期的文学观可以发现，大部分创造社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等人 都接受过伯格森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中无疑有厨川白村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接受的是经 过厨川白村改造过的伯格森思想的影响。因此对以新浪漫主义著称的创造社而言，厨川 白村是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以他为代表的大正时期现代派文学热潮为创造社文艺观的建 立打下了基础。
注释：
①清末中日对官费留日学生有五高等学校之协定，中国留学生需进指定的五所高校予 科班，毕业后再考各大学，统称：“大高系统”。
收稿日期：200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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