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学哲学的兴趣日益增长，对国际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在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哲学的激励，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迅速地发展成一个独立分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十分活跃，西方文献数量剧增，这就为读者研究经济方法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背景。
最近，我国学者组织翻译了《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一套五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出版。其中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R·E·巴克豪斯主编，M·布劳格等16位专家著）和《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L·A·博兰著）这两本书，集中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精华，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该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这就大大方便了中文读者。
话说回来，这两本共1000页的厚书读起来也许并不轻松，原因有两方面。要知道，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要旨在于用科学哲学的概念模式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然而，一方面是科学哲学与大家在哲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观念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学科，它与大家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套路也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内容就很可能会给一般读者带来双重的困难。关键在于，读者要尽快适应新情况，进行概念模式的转换，从方法论上取得理解市场机制的新的洞察力。
本文的目标在于，在高度压缩的篇幅内，出于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特殊需要，简明扼要地介绍波普尔、托卡托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并表明它们何以能用于解释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结构、逻辑方法和科学革命。
一
在19世纪，对西方经济学的古典部分作方法论分析可说是从西尼尔开始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中提出了四条不需证明的公理，尤其是把“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作为第一原理，认为“它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像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一样”（注：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19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既是逻辑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的J·S·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若干未解决问题论文集》(1844)中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此后，凯尔恩斯(J.E.Cairnes)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1875)、门格尔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1875)、老凯恩斯(J.N.Keynes)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中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的方法论。
在20世纪，哈奇森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与基本假定》(1938)和马克卢普的《论经济语义学》(1963)这两篇著名论文，使他们进入经济学方法论专家的行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方法论之争》，1963）与弗里德曼（《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在方法论上各持己见，前者为操作主义者，后者是工具主义者（主张虚拟前提无妨大局，能作出成功预测就好）。另外，对主流派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新制度派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1953)与琼·罗宾逊夫人(1962)也都发表了异端的方法论观点。
二
积累导致飞跃。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一批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如霍利斯等的《理性经济人》(1975)，罗森伯格的《微观定律：一个哲学分析》(1976)，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1979)，克兰特的《对策的作用：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构》(1979/1984)，豪斯曼的《资本、利润与价格：论经济学的哲学》(1981)，博兰的《经济学方法的基础》(1982)和考德威尔的《超越实证主义》(1982)等等。
在科学哲学中，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逻辑经验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他们最关心的是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公理化结构与说明的模式。50年代末，波普尔证伪主义崛起（它仍属于逻辑主义）。相应地，早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哈奇森）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学理论逻辑结构的分析。60-70年代，历史主义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给逻辑主义致命的一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前后至少有五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而1976年拉齐斯出版的专题论丛《经济学中的方法与评价》，则开始关心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的关系。此外，经济学中的非主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制度学派都以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批判武器。
80年代初，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专著，为这一领域确立了基本的概念模式，界定了基本的议题。这些论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所关心的议题，如经济学定律所特有的高度理想化和趋向性质（正如穆勒所说）、初始假设的虚拟性以及与检验不相干性（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等等，还要加上引入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新概念。贯穿布劳格全书的是扩大了的“证伪主义”，既包括波普尔又包括拉卡托斯。布劳格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使得人们在评价或选择经济学理论时有个可操作的标准。80年代期间，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象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布劳格本人就列举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12年内的30本书，豪斯曼则进行了比较，1975-1983年有19本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出版，而1984-1993年间则有50本书问世。此后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要以布劳格作为出发点，展开讨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除了集中在经济学的专业文献之外，还散见于哲学学者所关注的英文杂志，如美国的《科学哲学》、《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的哲学》等。在80-90年代期间，以上几种杂志中总共约有30余篇论文是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
三
若为经济学家着想，那么科学哲学前辈们究竟留下了哪些方法论遗产呢？我认为，它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波普尔方法论包括三个主要合理成分
(1)流行的波普尔证伪主义，或批判的理性主义。几个对波普尔有所批评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博兰在《理解经济学中的波普尔遗产》(1992)和汉兹在《检验、合理性与进步》(1993)中都承认，“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实质所在。即“科学理论在各方面都对批判开放，特别是与那些正被质疑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的理论。”而且波普尔本人明确表示过：“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主义以及批判的方法”（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5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汉兹还指出，“波普尔论者的立场是，理性是建立在批判而不是辩护之上的。猜测以及对理论的检验并没有被当作是不会出错的方法论规则，而只是在猜测和检验服务于深化严肃的讨论这一目标时才如此。”（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波普尔的“境况逻辑”。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从波普尔的境况逻辑中能比从其证伪主义中学到更多东西（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又说：“环境逻辑（按：Context译为境况更妥）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境况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基本步骤是：(a)描述境况；(b)假定理性选择原则；(c)对行为进行预期；(d)若行为与预期不符，则回头检验境况描述（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由于理性选择假定带有特设的性质，不可证伪，这似乎与证伪主义思想互相不协调，因此受批评者的指责。回答是，假如用拉卡托斯眼光看问题，理性假定是硬核，有韧性，不受经验的直接检验，这样就仍然可以说得通。
(3)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我最喜欢的正是波普尔思想中的这种辩证法成分。博兰在《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思考》(1994)中解读出波普尔所具有的二重性：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博兰对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作了非常独特的概括。他说：
对波普尔而言，科学乃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作为对基于经验的批判的回应，我们通过消除错误而学习。理性的批判的争论——重点在争论。波普尔有时候称此为“批判的理性主义”。考虑到其重点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我愿将它称为苏格拉底—波普尔观点（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博兰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乃是波普尔科学观的本质核心，对此我深有同感。科学相应地就是苏格拉底的批判性对话与辩论。对于任何辩论，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保证也是不存在的。可证伪性、制度分析、批判的理性主义都只是开胃食品，而不是主菜。若把鸡尾酒会上的冷盘当作主菜，就没有抓住要害（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7～35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博兰指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Euthyphro篇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它阐明了苏格拉底辩证法和波普尔学习理论的全部重要因素：试图通过发现错误而学习，欢迎批判以便进行学习（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类似地，博兰也用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精神重新解释了波普的境况逻辑（即问题导向和形势分析）。按照他的说法，问题导向是波普尔辩论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是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方法的体现，而境况分析则是说明问题条件的方便工具。联系经济学的应用，这种启发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每一位新古典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第二天性。例如理性消费者所面临的形势是，要分析在现有支付能力条件下如何进行合理决策，以使效用最大化等等（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科学革命论是库恩为经济学家留下的方法论遗产
若要理解经济学，人们还需理解经济学家共同体内隐含在相关工作之中的结构与策略。库恩提供了一套新颖的总体框架，它包含若干关键性概念：(1)范式——这是特定的科学家集团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它是包括标准科学理论（即范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公认的实验手段、科学方法乃至价值观、哲学观在内的整个信念网。库恩后来把范式解释为“学科模子”（disciplinary matrices，千万不可误译为“有规则的矩阵”呵！）是十分生动的。同一个科学集团培养出来的人，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例如牛顿派学者像是用牛顿决定论模式熏陶出来的，而斯密—李嘉图学派则是用劳动价值论模子塑造而成。因此，范式与第二个概念直接相关。(2)科学共同体——指这样的科学家集团，他们从事同类的研究，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共同要素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了解，思想交流充分，在专业上判断比较一致。一句话，他们拥有共同的范式。(3)科学革命及其相关概念——新旧范式间的转换称作为科学革命。新范式建立起以后，科学进入常规阶段，常规科学主要是在指定范式指导下的解决难题的活动。当反常过多穷于应付时，科学危机就到来了，之后就又有科学革命……（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61～26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西方经济史中的六次革命，从斯密的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到理性预期学派所发动的第六次革命，都可以用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的范式转换模式作出恰当说明。例如斯密革命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并实现了从财富由外贸决定到由劳动生产决定的范式转换以及从“国家干预”到“自由放任”（市场调节）的转换。又如边际革命正是从劳动价值论的严重反常中产生。主观与客观之间本来就存在两极张力，劳动价值论偏重于客观上劳动的消耗而忽视了主观效用，不能合理解释消费者行为的主观评价，以及效用递减律等等。再如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则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的理论危机，危机导致革命（注：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导论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倍受现代经济学家者青睐的另一套总体性概念构架
这个理论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纲领并非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根本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论系列组成，它是开放的、可调节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纲领中不可触动的深层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硬核周围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消解反常，维护硬核并促进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取得进步。研究纲领有进步与退化之分，前者不断产生新预言，后者丧失启发力。启发法规则还有正面与反面之分。这些我已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一文中作了细致分析（注：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载《经济学家》，1999(6)。）。
正如巴克豪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拉卡托斯主义遗产》(1994)一文中所指出，纲领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方法论研究热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布劳格在解读拉卡托斯时声称，拉卡托斯有80%的波普尔成分，20%的库恩成分（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5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然而，汉兹却认为，正是拉卡托斯区别于波普尔的地方才赢得经济学家的支持，这就是：存在不可证伪的思辩性硬核，确证和理论进步都很重要。汉兹和马奇都认为，纲领方法论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为经济学家的实践活动作出合理辩护。若在经济学理论中运用纲领方法论，举例说，“理性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一个硬核假设，则相应的反面启发法规则就是“不要建构按非理性行为行事的经济理论。”又如凯恩斯纲领在20世纪40年代是有预言力的进步纲领（它预言了乘数效应和新财政政策的成功），到60年代却变为退化纲领（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对于凯恩斯纲领，马克·布劳格有更具体的分析。布劳格在《经济学史中的库恩与拉卡托斯》（注：Mark Blaug:Kuhn and Lakatos in History of Economics,inGary Gutting(ed.),Paradigms an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980)一文中指出，拉卡托斯的科学活动的图景要比库恩的更为丰富多彩，因此在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比如凯恩斯革命）时必须将科学革命论与纲领方法论结合起来。布劳格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硬核”中总是包含“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由此推知每一个当下的决策对未来结果的影响都存在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当凯恩斯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单个的理性经济人转移到宏观总量分析时，他在纲领的“保护带”里，甚至在“硬核”中，都引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从而动摇了精确预期的可能性。因此，凯恩斯的经济学纲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硬核”。与此相适应，凯恩斯纲领的“保护带”里也充满着全新的辅助假说：消费函数，乘数效应，自主开支概念，投机性货币需求对长期利率的稳定性所起的作用等等。凯恩斯纲领还有自己的强有力的“正面启发法”，即对付可以预料的反常情况的一系列策略性提示以及从正面贯彻宏观总量纲领的程序性指令，用以指导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对消费函数和区间乘数的统计估算等等。
巴克豪斯正确地指出：“研究纲领的相互依赖性是任何一种经济分析都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个结论被下面这种观点所强化：在一个研究纲领的发展过程中，与之相竞争的研究纲领的批判常常是重要的”（注：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引言第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依我之见，这正好是苏格拉底对话辩证法在纲领方法论中的生动体现。我历来认为：“历史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其实经济学史上，著名的“马歇尔综合”就使得古典学派的客观劳动价值论与边际学派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两种互斥的研究纲领成为互补（劳动价值论偏重于供给分析，形成了以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理论；而效用价格论则偏重于需求分析，则形成了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使得供给与需求、卖方与买方、客观与主观等对立力量获得均衡，把原先完全对立的竞争纲领（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三个方面）都合理地统一起来。同理可以说明，萨缪尔森综合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这两个互斥纲领成为互补。所以，我认为，胡佛和斯蒂德曼两人从竞争纲领存在互依性推出纲领方法论对理解不同经济理论间的关系无所帮助的结论（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完全不可取。
此外，与竞争纲领的互依性问题直接相关联，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研究纲领之间的部分重叠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研究纲领与另一个不同研究纲领之间难以确立截然分明的硬核命题。它同样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据此对拉卡托斯方法论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例如，凯恩斯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实质上与此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这两个经济学纲领是部分重叠，缺乏独立硬核的。又如尽管弗里德曼对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纲领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但他所强调的马歇尔主义方法论（强调经验根据和简单模型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很明显不是瓦尔拉斯主义的。对于在一个纲领内所做的工作，可以为另一纲领提供决定性的支持，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6及2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胡佛在《科学研究纲领还是［相似］族？拉卡托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联合评估》(1991)一文中看出，面对一串部分重叠、相互间没有截然分明界限的经济学研究纲领，原有的硬核、纲领都成了有疑问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属性和本质主义不够用了，更需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相似族”那样的新的概念工具。正如人们可以有一根有力的绳子而其中没有一根线贯穿于始终一样，人们可以在没有一个有效的硬核情况下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研究的共同体（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71～27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们的答复是，对于胡佛的批评，要反其意而用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纲领方法论来说，维特根斯坦“相似族”正好可以看作一个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反对的理由。问题出于本质主义的错误预设，我们原来就没有理由用僵硬的本质主义来看待研究纲领，使它失去弹性与韧性。恩格斯早就说过，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与辩证法不相容的。
还有，纲领方法论实际上还受到了方法论取消主义者的批评。为此，巴克豪斯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从拉卡托斯到经验科学哲学》（注：Roger Backhous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From Lakatos to Empi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98.）(1998)一书中，针对后现代主义者中的虚无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进行评析，坚持认为方法论的争论对于经济学而言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他为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的一种修正形式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比如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很容易被看成纲领方法论的反例，因为该理论尽管享有很高的声誉，却明显地缺乏经验内容。巴克豪斯答辩说，一般均衡论可以看成在数学上的好的模型，而不应当看成好的经济学。作为好的数学模型，它完全可以用拉卡托斯在其数学哲学著作《证明与反驳》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学中潜在的纲领方法论来进行分析；作为经济学，因其缺乏经验内容不应当作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对于这一切观点，特别是技术细节，巴克豪斯在另一本书《经济学知识中的真理与进步》（注：Roger Backhouse:Truthe and ProgressinEconomic Knowledge,Lodon:Edward Elgar,1997.）(1997)中有更展开的阐述。
以上我们解答了对于纲领方法论的种种典型的诘难。依我之见，迄今为止拉卡托斯的纲领方法论仍是最有竞争力和解释力的适用于经济学的方法论构架之一。
四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是跨学科的，由于它在内容上涉及经济学与科学哲学、逻辑、伦理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认识论等多种学科间的交叉，因此它需要众多学者进行分工协作，同时在思考方式上还需要采取多视角的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很多研究者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例如S·Y·Auyung所著的《经济学、进化生物学与统计物理学中复杂系统理论之基础》（注：Sunn Y.Auyung: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in Economics,Evolutionary Biology,and Statistical Physics,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998)一书所采用的正是一般系统论的跨学科类比方法，因为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单元、物种种群以及统计系综（大分子集团）都是由大量要素及子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其规律具有跨学科的同构性。同时经济学预言像进化论预言与统计物理学预言一样，具有概率性和非严格确定性。又如E·Sober在《威尼斯海平面，英国的面包价格与共同原因的原理》（注：Elliott Sober:Venetian Sea Levels,British Bread Prices,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Cause,The British Journal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ume 52,2001,331～346）(2001)一文将科学哲学家莱欣巴赫的共通原因的概念与原理运用于价格水平分析，显示出作者对经济学中因果律的作用的关注。
还有些论文，从社会认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向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事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由纯粹客观的自然事物所提供的，而是由行为主体参与其中所形成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因此，这种由主客体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循环性、自反性和认识论上的非纯客观性就成了值得讨论的课题。然而，不同的科学社会学家却引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注：Mcclellan,C: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Bruno Latour,Social Epistemology 10:193～208,1996.）（注：Mirowski,P: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Philip Kitcher,Social Epistemology 10:153～169,1996.）。在S·M·Downes的《新经济科学中的主体与标准》（注：Stephen M.Downes:Agents and Norms in the New Economicsof Science,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June 2001,Volume31,Number 2,224.）(2001)一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研究经济学知识产生过程的社会学性质的基奇尔模型与哥德曼模型，确定了经济学的“主体”概念的标准含义，分析了它与认知心理学的“主体”概念之间的不协调性。论文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它跨越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等几个不同的领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哲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叉研究。格拉斯与约翰逊在《形而上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30（注：J.C.Glass,W.Johnson:Metaphysics,MSRP and Economic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39,1988.）(1988)一文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纲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纲领的硬核进行了相当客观的比较研究。而L·A·Jacobs在《市场社会主义与非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Lesley A.Jacobs:Market Socialism and Non-UtopianMarxist Theor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December 1999,Volume 29,Number 1,527.）(1999)一文中，尽管只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派（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所用概念在外延与内涵两方面都与我们的对应概念有极大的区别，然而仍然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的提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换的重大步骤呢？
在本文结束之前要说的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还涉及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经济假说的实在性研究，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以及经济学的语言哲学问题等等，限于本文的研究目标不再一一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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