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编论文,故事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呐喊》、《彷徨》之后，鲁迅推出了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创作历时十三年，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几乎贯穿了鲁迅整个创作生涯。这是一部有别于《呐喊》、《彷徨》的具有独创性的历史小说集，如陈方竞所说：
鲁迅五四时期开始以反封建思想革命为宗旨的小说创作，表现为“取今”与“复古”这样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取今”——“别求新声于异域”，展开的“改造国民性”的现实性批判，由此产生了鲁迅的现代题材小说——《呐喊》、《彷徨》；“复古”——“弗失”民族“固有之血脉”，展开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性追溯，由此产生了鲁迅的历史题材的小说——《故事新编》。（注：陈方竞《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吉林师范学报》1993年2 期第36页。）
《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自一九三六年问世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回顾这段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上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和局限。
首先，以往的《故事新编》研究具有滞后性。《故事新编》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研究的著作、文章相当少见，而且大多是随感性的，评论性的，还不能称作研究。时至今日，对《故事新编》的研究较之对《呐喊》、《彷徨》的研究落后很多，在整个鲁迅研究中具有滞后性。
其次，《故事新编》研究又有很大的歧义性。可以说，《故事新编》研究是在鲁迅研究中歧义最大的一部作品，大到对全部小说的性质以及贯穿全部作品的“油滑”的艺术表现方式及创作方法的认识，小到对每一篇小说的具体内容的理解，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再次，《故事新编》研究又具有非系统性的特点。它不像鲁迅研究专题领域中成果最多、水平最高、造诣最深的《呐喊》、《彷徨》研究，以及《野草》研究那样有许多系统性研究著作。可以说，至今对《故事新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还尚不多见。
以上对以往的《故事新编》研究的特点的说明，在下面的文章中还将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可见，以往《故事新编》研究与其在鲁迅研究中所应占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有待于加强和深化，这就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个客观、深入的回顾性分析。下面主要从最初的评论、政治革命视角研究、思想文化视角研究、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研究等四个方面，逐层深入地对《故事新编》研究进行一番较为详细、深入的历史回顾。
一、对《故事新编》最初的评论
首先来看一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新编》研究状况。
从一九二四年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首次谈到《不周山》（《补天》）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这二十五年时间里又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为界，分出前后两个阶段。一九二四年一月，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该文认为：只有《不周山》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成仿吾的这番评论可以说是对鲁迅的历史小说的最早反响，虽然未免有些偏颇。后来，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呐喊》第十三次印行时，将《不周山》抽了出去，以回击成仿吾。但现在从研究史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成仿吾的评论是有其特殊的价值的，他留意到《不周山》的创作方法已不同于《呐喊》中的其它小说。这可以称为对《故事新编》评论的开始。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又陆续发表了《故事新编》的后几篇小说。但评论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评论也往往是在评论其他作品时偶而提到的，这些评论都带有随感性质。
一九三六年一月，《故事新编》收录八篇历史小说出版，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对《故事新编》的评论情况发生了变化。同月，《北平新报》上发表短评《鲁迅新小说——〈海燕〉第一期的〈出关〉》，文中认为《出关》“虽则并不算长，但确然是一篇坚实的小说。”这是对《出关》的最早反映。同年二月，宗珏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对《海燕》月刊的评介，文中称赞《出关》说：
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自《不周山》之后，我觉得，这篇小说可说同是鲁迅先生的一贯的对历史之尖刻的观察的心得。 （注：宗珏《海燕》， 天津《大公报》1936年2月7日《文艺》副刊第89期。）
作者肯定《出关》是历史小说，而且认为它对现实有着讽刺的作用。同月，岑伯在《〈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中认为：
《故事新编》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里面所写，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到底总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注：岑伯《〈故事新编〉读后感》，《时事新报》1936年2月18日。）
这是对《故事新编》结集出版一事最早的反映，有些话语说出了《故事新编》的一些特点。后来又有常风、庸众、李平、林穆、曹聚仁、雨霭子、澎岛、苏雪林等人对《故事新编》的评论（注：参见张梦阳《鲁迅小说研究史概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7月版，第694—696页。）。总的说来， 这些评论还相当初步和粗浅，保留着随感性质。最早对《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作出比较科学、明确评价的茅盾。他在《玄武门之变·序》中指出：
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
一九四二年，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也指出了《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而且还认为在创作原则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基本上否定了《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他说：
油滑是因为历史条件还没有具备，现实主义的作家对历史还不可能有坚定的正确态度，而使鲁迅不能以公平态度看历史所致的结果。（注：欧阳凡海《鲁迅的书》，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出版。）
后又有石怀池的《石怀池文学评论集》中的首篇《论历史小说的创作》、许杰的《论鲁迅的历史小说》、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中的《关于历史小说》等文章，也都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各自的分析。总体上看，几乎所有研究都肯定了《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属于历史小说，对“油滑之处”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中，当然也不乏一些曲解。但应该说，以上这些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研究，因为在根本上，这仍是随感性的评论，缺乏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给予《故事新编》以全盘性的、一以贯之的分析和解释。《故事新编》研究比起当时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呐喊》、《彷徨》研究，显得非常落后。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作为投身中国革命而又对鲁迅非常熟悉的文学批评家，已经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来认识鲁迅，但他们还无力对《故事新编》做出完整的解释和说明。这也反映出《故事新编》的创作在鲁迅全部创作中的特殊性，当然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创作中也是特殊的。
二、政治革命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故事新编》研究得以借助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使得《故事新编》第一次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确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权威地位，使人们将这一理论看成在中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文学艺术问题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曾给以鲁迅高度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注：毛泽东《鲁迅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这样，鲁迅研究必然地纳入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被阐释，这促使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视角形成并达到成熟。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对鲁迅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大的。正是这一理论体系使得鲁迅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并且在全部学术研究中，成为一门显学，出现了鲁迅研究的繁荣景象。正如王富仁所说：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中国的鲁迅研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现在的繁荣局面的。……假若中国的鲁迅研究失去了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支持，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还能不能独立地得出像他们现在已经得出的关于鲁迅的观点与结论，如果能得出，他们还愿不愿坚持并发展它们？也就是说，他们还能不能支撑住现在这样一个繁荣的局面呢？（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2期第41页。）
当然，这一理论体系也使得鲁迅研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毛泽东的评价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高度整合了的鲁迅，而不是充满了全部复杂性的鲁迅；是一个完成态的鲁迅，而不是有着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的鲁迅；是一个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鲁迅，而不是如何具体看待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鲁迅。”（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鲁迅研究月刊》1994 年第2期第40页。）
政治革命视角中的鲁迅研究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出现是一个必然。而且，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一个重要侧面，给予鲁迅思想和创作以完整、系统的阐释，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陈涌。但陈涌的研究主要是在《呐喊》和《彷徨》方面，他还未能把这一研究深入到《故事新编》中。
《呐喊》、《彷徨》研究取得的成就，很快引起了研究者对《故事新编》的关注。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故事新编》研究，在同一政治革命视角中，虽有着共同的理论背景，却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以李桑牧和丁易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雪苇和吴颖为代表。
李桑牧认为《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而是讽刺小说，以此来说明其现实斗争性。他在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卓越的讽刺文学——〈故事新编〉》一文中指出：
《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大都是针对现实的卓越的讽刺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是借着“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正因为作者自己并不打算写“古人”，他只是借取古人古事作为一点因由，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所以，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的现实的图景，并给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注：李桑牧《卓越的讽刺文学——〈故事新编〉》，《长江文艺》1954年5期。）
李桑牧后来又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一书中重申了自己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故事新编》是讽刺作品这一观点。李桑牧还认为“油滑”手法是抨击现实的需要，是一种讽刺手法（注：他说：“是属于《故事新编》这类讽刺作品去完成它独特的对现实在进行战斗的任务时所依据的方法。”李桑牧《〈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还是历史作品？》，《文艺月报》1956年11期。）
丁易与李桑牧相似，也认为《故事新编》的“这八篇作品，特别是后期写的五篇，都是借着‘历史小说’的形式，来攻击暴露国民党的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其帮凶走狗们和一些所谓‘学者’‘名流’的丑恶面孔的”。（注：丁易《中国现代小说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194页。）他又认为《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也是现实主义的，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注：丁易《中国现代小说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194页。他说：“至于后期的五篇，主题的积极意义和战斗性的强烈，都大大地超过了前期的三篇，其中特别是《非攻》和《理水》，完全和作者的后期杂文一样，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了。”）
李桑牧非常推祟《理水》和《非攻》两部作品，认为在大禹和墨子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鲁迅对于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的无限的爱戴。他给予《理水》以最高的评价，指出：“新型讽刺作品《理水》是一篇代表着那一重要革命历史阶段，发出战斗轰鸣的杰作。它像一柄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窝；它像一束烈火，烧向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动思想的营盘；它像一声号角，呼唤人们同腐朽但是凶顽的黑暗势力进行最后的决斗。……这篇作品就以未见先例的讽刺性的思想艺术成就，成为讽刺文学的现代高峰。”（注：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页。）
雪苇和吴颖一派坚持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或是新的历史小说，提出：“《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注：吴颖《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文艺月报》1956年9期。）他们也认为， 《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故事新编》里所描写的事物，从故事的内容甚至细节，大都有古籍底根据的，而且杂采旁搜，被综合的材料很不少。”“《故事新编》之也采取现代材料来补充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一般是在这样的原则下面：第一，这种补充本为原传说本身所需要，因此，补充进去以后，自然成为它本质的构成部分，于是‘天衣无缝’。……第二，这种补充虽然不是原传说的本身所必有，但为原传说的本身所容许。……第三，这种补充并不是把神话或传说作工具来‘影射现实’，将‘古代’变为‘现代’，而是相反，是采用尚存在于当前现实中的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充实原有的神话与传说，使古代人民的精神与想象更集中与更突出，更加符合于古人精神思想的真实，因而使这些传说更富有战斗的积极的意义。”（注：雪苇《关于〈故事新编〉》，收入《鲁迅散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版。）不过他们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虽不是严重的缺点，但“这些‘油滑之处’，从典型化角度来看固然是缺点。”（注：吴颖《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文艺月报》1956年9期。）他们依据恩格斯所说， 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导致了细节的不真实，因而是败笔。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政治革命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是有其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的。这表现在，第一，政治革命视角的运用，使得《故事新编》研究结束了以往零散的、随感性的评论阶段，进入了正规的研究阶段。《故事新编》研究的深入也使得《故事新编》在鲁迅全部创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呈现出愈来愈好的研究趋势。第二，政治革命视角的运用也使用《故事新编》研究与对鲁迅思想及其他作品的研究相一致，呈现出二者之间的研究的共通性，《故事新编》的创作在鲁迅创作思想中得到了完整的说明，这也大大促进了《故事新编》的研究深度。第三，鲁迅思想极富于现实战斗性，这当然也反映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从政治革命视角出发的研究突出而深刻地说明了《故事新编》的现实斗争意义，加强了对其思想艺术的社会效果的分析深度。
政治革命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显而易见也是有其局限性的。首先，按照政治革命视角去认识《故事新编》，不可能将其与郭沫若，茅盾的历史小说区分开，从而无从真正地认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其次，对于《故事新编》，用政治革命视角虽能一定程度地解释《理水》、《非攻》的思想内容，但显然无从认识和解释《铸剑》，而《铸剑》在整个《故事新编》中是一篇分量极重、具有重要位置的小说。第三，这种视角运用的最根本弊病是将整个《故事新编》研究给封闭了。鲁迅思想和创作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但用政治革命视角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单纯化、被高度整合的《故事新编》，而不是原本充满矛盾性和复杂性的《故事新编》。
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正是以政治革命视角对《故事新编》进行研究的直接后果和极端化表现。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是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和重大社会斗争的阶级内涵的一种方法，并不具备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思想文化关系的职能，当然也不能解释全部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现象。阶级分析方法在前述《故事新编》研究中也曾出现过，丁易的《故事新编》研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丁易认为在《非攻》和《理水》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猛烈无情的攻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竭诚由衷的拥护，这就使得这两篇小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并且援引前苏联汉学家波兹涅也娃的话，对这两部作品分析说：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军北上抗日，而《非攻》恰写于同年八月。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其时曾致电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庆祝胜利，而《理水》恰写于十一月。
他接着指出：
《非攻》和《理水》中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形象就是隐喻当时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其人所领导的红军。（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195—196页。）
这种带有浓厚政治革命色彩的阶级分析方法，将《理水》和《非攻》中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简单化、片面化；将人与人之间的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文化关系单一化了。从这样一种角度，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必然会导致对《故事新编》的认识的简单、片面，甚至是曲解。
三、思想文化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
从政治革命视角出发的单一化的鲁迅研究，在中国的“文革”十年中走向极端。八十年代初，中国经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后，思想和文化视角的鲁迅研究的提出是必然的，如钱理群所说：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9页。）
应该说，鲁迅的精神与文学创作的特点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鲁迅的作用和贡献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八十年以来，中国的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从思想文化这一新的视角去关注和认识《故事新编》，使《故事新编》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发展。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王瑶、王富仁、钱理群这三位学者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王瑶发表了《〈故事新编〉散论》，对长期以来热烈争论的《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以及“油滑”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新时期的《故事新编》研究中具有开拓性作用，成为《故事新编》研究从政治革命视角转到思想文化视角的重要界碑。王瑶在这篇文章里，确认了《故事新编》的性质，即认为是历史小说，并说明了《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关系。他说：“《故事新编》之为历史小说，本来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这也就是多数人虽然回避了关于性质之争的主要分歧，却仍然认为它是历史小说的原因”，“就《故事新编》来说，各篇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大致都有典籍记载上的根据，……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是完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的，其中的某些虚构成分也是为了不‘把古人写得更死’，是可能发生的情节”。（注：王瑶《〈故事新编〉散论》，《鲁迅研究》第6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73—74页。 ）王瑶又对《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解释说：“所谓‘油滑’，即指它具有类似戏剧中丑角那样的插科打诨性质，也即具有喜剧性。”（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76页。 ）他还认为：“《故事新编》中关于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92页。）这也说明了《故事新编》创作手法与传统文化， 尤其是民间文化的深刻联系。王瑶还认为《故事新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与特点，他指出：“鲁迅把《故事新编》说成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是具有深意的。‘演义’本来是中国传统对历史小说的称呼，如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演义》等书，鲁迅沿用了这一名称，正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写法是经过考察和总结的；而且认为它的某些处理古代题材的方法仍然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2 3页。 ）王瑶在对《故事新编》中具体的作品的解析上，也较之先前的研究更为独特、准确、深刻。如在对《理水》的分析中，详尽分析了鲁迅与故乡文化的关系，这对我们正确认识这部作品是非常有益的。再如对《铸剑》的分析也十分精彩，特别是对“伟丽雄壮的第三首歌”（注： 1936年3月28日鲁迅致增田涉信。）的分析生动深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认识这部作品。王瑶第一次给予《铸剑》在《故事新编》中以重要地位，大大深化了对《故事新编》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
对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王富仁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站在思想文化视角上分析《呐喊》、《彷徨》及鲁迅的思想特点，虽没有涉及《故事新编》的研究，但重要的是全面地改变了从政治革命视角出发的鲁迅研究，提出并形成了鲁迅研究的思想文化视角。（注：王富仁说：“鲁迅从来不是无涉于政治的‘纯艺术家’，他自始至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文学创作。但应当说，在鲁迅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整个期间，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热情是倾注在中国思想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的。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并不是直接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不是直接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实践的角度，而是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描绘生活的。中国思想革命的问题及其特征，在《呐喊》和《彷徨》中得到了较之中国的政治革命远为充分的精确的表现。”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卷第799页。）
王富仁在另一篇文章《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总结以往的鲁迅研究过于侧重于政治革命视角的特点和弊病，并且指出了思想文化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提出的意义。他说：
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开始，便把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贡献当作他最主要的贡献，虽然从一个侧面发掘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病，即他们常常开始把鲁迅与之相区别的具有自己独立性的东西当作次要的或错误的东西，而把与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东西当成了鲁迅最宝贵的东西。……思想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事业，而政治革命却只在极短暂的历史时期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不论鲁迅在当时所具体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性是怎样的，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仍是由于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富有独创性的表现和解剖。……通过区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把鲁迅研究从重点突出鲁迅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态度转向重视鲁迅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效果的解剖，实际是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的领域，使鲁迅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0）》，《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第41页。）
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中国的以王富仁为代表的一批鲁迅研究学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后进入鲁迅研究的学术殿堂，他们的这一特点及人生体验与鲁迅的先人生后创作的特点及人生体验是相通的，这使得他们对鲁迅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富仁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之所以能成为他们之中普遍可以接受的口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注：王富仁说：“鲁迅从来不是无涉于政治的‘纯艺术家’，他自始至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文学创作。但应当说，在鲁迅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整个期间，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热情是倾注在中国思想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的。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并不是直接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不是直接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实践的角度，而是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描绘生活的。中国思想革命的问题及其特征，在《呐喊》和《彷徨》中得到了较之中国的政治革命远为充分的精确的表现。”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卷第44页。）思想文化视角在鲁迅研究中的运用， 使鲁迅作品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无疑也推动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钱理群就是一位十分典型的先人生而后学术的学者，人生体验、文学道路、历史文化背景的相似与相同，使他与鲁迅及其作品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九八八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出版，此书在王富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之鲁迅观”，以更为成熟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鲁迅研究，尤其是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如他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所说：
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与鲁迅认同。大家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面对着同样的文化背景——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汇合；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建设现代民族的新文化，由此而决定着我们必然有类似的追求、探索、思考，类似的矛盾与痛苦。而共同的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更是使本书作者感到自己与鲁迅心灵的相通。……我们与鲁迅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在审视鲁迅灵魂的同时，更严峻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煮自己的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理解与接近了鲁迅。（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25页。）
鲁迅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就提出了“历史中间物”的概念——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也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明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注：鲁迅：《写在〈坟〉后面》。）
钱理群指出：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无论是二十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纵座标上，还是在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座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6页。）
钱理群对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提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使鲁迅的思想与创作在思想文化研究视角中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其深刻意义之一在于说明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联系。比如，鲁迅深刻、犀利的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所谓“绍兴师爷笔法”以及法家和道家思想等就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如钱理群所说：“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诚然是‘刻毒’的；这深刻、毒辣的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社会历史的深远背景，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它表现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侧面。”（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91页。）对于这些， 本文作者将在以后深入分析鲁迅的《故事新编》时，作进一步具体的阐述。
钱理群把《故事新编》的创作纳入到鲁迅的思想和全部创作中，纳入到鲁迅的心灵世界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值得提出的是他对鲁迅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六年这两个时期的创作心灵作了认真而周密的分析，他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严肃地，这样痛苦地，思考着，议论着：生与死。……这是终生纠缠着鲁迅的人生课题。但集中思考却有两个时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时期，以及一九三六年鲁迅战斗生涯的最后时刻。……在鲁迅生命的行程中，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三六年都是不平凡的岁月，“生”与“死”必然地成为鲁迅思考中心之一。……这同时也是鲁迅自我寻找与总结的时期。他苦苦地上下求索个人在现代中国变革事业中的历史座标，逐渐形成发展了他的“中间物意识”，提出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的人生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生”与“死”的思考，对于鲁迅，实质上是人生道路，人生哲学的选择。（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158—161页。）
这就是说，一九二六和一九三六年这两个时期是鲁迅生命行程中最重要的时期；而《故事新编》的大多数作品或主要作品的创作正是这两个时期前后，鲁迅这两个时期的心态与思考无疑融入到了《故事新编》的创作之中。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故事新编》的创作，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的重要性。
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的《人·神·鬼》一章中，从鲁迅与历史文化、故乡文化的关系入手，对《故事新编》中的八篇作品逐一分析。他认为，研究《故事新编》，是一个把握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特殊角度。他说：
鲁迅自己在创作中运用中国神话题材时，自觉地继承与发展中国神话的传统，将神话英雄充分地人化，而且是充分地个性化了。……而《故事新编》、《彷徨》中的诸篇是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刻划（《彷徨》）、传统神话的再造（《故事新编》）折射鲁迅的内心世界。这样，就决定了鲁迅笔下的神话世界，不仅由惊心动魄的创世纪的英雄业绩所构成，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内心矛盾与冲突，其中正灌注了鲁迅自身的精神历程。在表面层次上，是古与今在语言表达方式、生活细节上的重叠、交错；内面层次上，却凝聚着民族传统的神话英雄与鲁迅自我的认同与辩异。在鲁迅独特的神话世界里，一端展开的是鲁迅内心的某些侧面，一端已展现着经过鲁迅主观心灵筛选的传统。（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273—274页。）
钱理群对《故事新编》作品的分析，主要是在王瑶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其研究是相当深刻而又独到的。尤其是对《铸剑》中的复仇精神的分析中，他提出了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特别是阐明了这种复仇与鲁迅故乡文化性格及浙东民间文化传统的关系。他说：“在《故事新编》中，倾注了鲁迅鲜明个性的，还有《铸剑》。……《铸剑》的重心，是宣扬复仇精神，这是更接近民间文化传统的。……在三十年代，鲁迅曾经一再地与人辩驳，反复强调：‘混身静穆’、‘中庸’决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人并不纯厚’，热烈的复仇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所在。……对于鲁迅来说，复仇反抗精神的发扬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正是哺育了他的故乡的土地——浙东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精髓所在。”他并且指出：鲁迅“显然希望由自己所继承与发展的，我们民族的浙东地方的人民复仇精神，在新的一代中得到新的发扬。”（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第278 —283页。）
钱理群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展示了他对《故事新编》的全新的解释，有助于读者对《故事新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他把思想文化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上对思想文化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的回顾中，可以发现思想文化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仍然存在着局限。比如，前述三位中国学者的思想与文化视角的研究，突出的仍然是鲁迅思想与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价值，而未能将《故事新编》创作中的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非现实功利性的内涵揭示出来。而且，思想文化视角的研究，由于其重视的是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启蒙性质，这对我们认识《呐喊》、《彷徨》有重要意义，但却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故事新编》的研究。也就是说，思想文化视角的研究不能全面认识鲁迅的创作思想，不能将《呐喊》、《彷徨》的创作与《故事新编》的创作的深刻不同区分开来。尤其需要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故事新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是无可仿效、无法重复的“现代奇书”（注：钱理群、吴晓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海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34页。），其思想内涵不仅面对现实， 又超越现实。《故事新编》的这种独特性，仅仅从思想文化视角出发是无法完整说明和解释的，这也就有待一种对于《故事新编》来说，更为完整、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研究视角的提出。
四、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
一九九一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第九期发表了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讨论摘要即《〈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这篇文章预示了《故事新编》研究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出现。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出现，对以往的《故事新编》研究多所纠正、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认识。
首先，对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的心态，就提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旷新年认为，过去《故事新编》研究总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心态是沉重的，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心态极为特别。与他创作杂文时的那种直接、具体、迫切的状态恰好是相反的，它极为自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一种超越，从容地玩弄和凝视着宇宙古今。它和《呐喊》、《彷徨》的那种悲剧氛围也是完全相反的。鲁迅在和“无物之阵”搏斗以后，有一种悲凉而滑稽的感受。这就是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的一种心态：凝视、玩味、游戏，悲凉而又滑稽。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获得一种升华和超越，从沉重中脱离出来，对历史文化不再是承担，而是打开来看看。……鲁迅这个学过解剖学的伟人第一次使我们去凝视历史，文化，生命的最本质、最深的层次，最真实、最基本、最永恒的层次。鲁迅拆开了历史，又潇洒地重构了历史，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因此，《故事新编》是反神话，反历史的，是对历史，文化和生命的一种最自由而深刻的凝视。（注：《〈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第45—46页。）
陈方竞在《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一文中对旷新年对鲁迅心态的这一分析表示了认同，他指出：
鲁迅摆脱了古老鬼魂的纠缠，卸去了沉重的传统文化负累，从根本上挣脱了过去的也是现存的思想文化束缚，获得了心灵的超越，同时也获得了创作的绝对自由心态。创作心态的自由为鲁迅极为珍视。……《故事新编》呈现出较之《野草》更为自由的创作心态——打破即定的时空限制，将古今人神置于一台；化解固有的体式格调，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熔于一炉；改变单一的表现模式，使写实、浪漫、隐喻、象征、传奇、魔幻集于一境。寓凝重于轻松，在诙谐、戏谑中冲消了一切既往的庄严与神圣，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与《野草》达到更加内在的契合，更深刻地体现了“鲁迅的哲学”。（注：陈方竞《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这种对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的心态的全新理解，显然可以深化对《故事新编》的认识，即把《故事新编》放到一个不同于《呐喊》、《彷徨》的新的意境中进行重新认识。
其次，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对鲁迅创作的现实功利性的认识，认为《故事新编》存在着对人类的某些终极问题的思考，并且认为这种思考又是在《故事新编》创造的一个完整统一的神话系统中完成的。对此，北京大学研究生刘海军说：
《故事新编》中有一点大家不易觉察到的，那就是从第一篇到最终篇，似乎每一篇作品都是前一篇作品的映照：以诞生始（《补天》），生而又死；以死亡终（《起死》），死而又生。以神话始，神话终（新神话）。整个《故事新编》自身就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现代神话系统，有着统一的结构。……无论是主人公、情境、还是叙事类型，隐含作者的态度都显示出《故事新编》作为一个神话系统的完整统一。（注：《〈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 期第41页。）
刘海军指出，《故事新编》中的人类的某些终极问题不仅有生与死、爱与憎、善与恶，还有创造、复仇乃至异化。他说：
《故事新编》一开始就把生命的创造力作为思考的重心，借助富有神性的女娲的非凡创造力，鲁迅要为这个古老的民族血液中注入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然而女娲的创造物——只知杀戮和虚伪道德的小东西，表明了肯定生命就可能意味着放出人性的恶来，使世界冰冷无爱，到了《奔月》，神性消失后的冰冷世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到了《铸剑》，……这一些微弱的暖爱马上被爱与恨、善与恶的矛盾冲突急剧淹没了。……《非攻》的结尾就暗示了对墨子‘兼爱’的怀疑性反思。《理水》更为典型，……鲁迅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对禹的非议？这个混浊的，被各种虚无思想充斥着，被各种利欲私心充满的尘世，足以把那颗脆弱得像张纸片的‘爱心’撕得粉碎。……《出关》中的老子就是这样一截木头。他这样的存在不仅不能提高人的价值，相反只能是贬损。鲁迅的笔调是冷漠的，在这种冷漠之中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无可奈何，老子的‘出关’是必然的。……鲁迅的思考是步步深入的。（注：《〈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第41—42页。）
第三，与过去简单地把《故事新编》看成是“反传统”之作不同，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深化了对这部作品的民族性的认识。北京大学研究生陈改玲认为：《故事新编》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富有代表性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某些根本问题。她说：
看《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它的主人公有两种生命形态：进取者，隐退者；而且这两类人物所代表的生活生命形态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代表着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生命观，因而具有原型意义。尤其是儒、老、庄、墨，是中国文化的根。女娲、大禹、眉间尺、黑衣人和墨子属前类；而后类有叔齐、伯夷、老子；后羿与死尸则属过渡型。
她接着又指出：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确实也在进行着形而上的思考，但它不仅仅是对爱的追寻和反思。我认为它竭力向我们揭示人类最根本的生存状态也是存在着的最大的敌人：虚无。……《故事新编》中确实坦露了这种深层心理。作品中，伴随着主人公的是恶俗如闹剧式的活动背景。主人公自身的存在意义不断被消解、否定，进取者如此，退隐者亦如此。唯有无意义，虚无才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向虚无低头。写作就是消解。正如他在《野草》中对虚无、绝望的抗争一样，在《故事新编》里鲁迅从我们民族最根基的地方出发来与虚无拼搏，消解它，超越它，为自己或人类的存在索取意义。（注：《〈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第42页。）
陈改玲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故事新编》的深刻的民族性特征，是鲁迅用以抵御埋藏在他心底，贯串他一生的虚无感的精神源泉之一。这种认识显然大大地强化了《故事新编》民族性特征的意义。
承续如上的思考，陈方竞发表了《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的一组文章，进一步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双重审视中，透现出《故事新编》所蕴含的“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自我生命形态的文化消解”这双重意蕴。他认为：在《故事新编》中，一方面，鲁迅对自我生命形态所凝聚的民族文化的负面因素的消解，而使其生命形态获得人类性价值；另一方面，鲁迅自我生命形态的人类性价值的获得，又是以其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呈现出来的。（注：陈方竞《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此外还有陈方竞：《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吉林师院学院》1993年第2期。 ）严家炎一九九五年发表了《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一文，对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考察，认为：“《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而主要是现代主义——确切一点说是表现主义的产物”（注：严家炎《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表现主义文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的欧美，是对印象主义文学的反拨，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表现事物本质的内涵，要求突破对人的外在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灵魂中人的本性因素，要求突破对一时的现象的写照而追寻某些永恒的品质或精神。显然，表现主义创作具有人类性特点。
以上从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思想及创作，尤其是对《故事新编》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于我们充分认识《故事新编》的丰富内涵极有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首先，可以更好地区分出《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的不同；其次，可以深刻地展示《故事新编》在本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特异性；最后，这给《故事新编》研究开拓了十分广阔的途径。当然，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中的《故事新编》研究还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但这显然是一种前景可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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