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假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讨——兼与陈文通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陈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理论假设的重要差异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这是变革中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为此，针对或评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程恩富教授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和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五大理论假设引起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栏目特转载方兴起教授和郑志国教授的相关文章，以进一步探讨这五大理论假设，活跃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2-0062-06
以前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从而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将马克思的某些经济理论称之为“普遍原理”和“基本原理”。显然，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导致了一种历史性的误解，即认为理论假设只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只有原理之说，没有理论假设之说。程恩富教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本刊转载于2007年第4期）一文①发表以后，可能是因这种误解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引发了争论。
客观情况是，自现代工业产生以来，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使得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双向的“团团转”或网状联系。也就是说，经济变量客观上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和非独立性。而人们在研究这种经济活动时，则必须以一种有序、单向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和把握各种经济变量，即先通过种种假设把各种复杂的因素分别加以隔离，找出各种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然后再尽量顾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可能的相互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端是假定所讨论的各种因素是可以独立和可以单向联系的，从而隐含着种种错误。以致乔安·罗宾逊发出这样的感叹：“一切经济学上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武断的。”但是，如果不采用这种思维方式，那么，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面前，又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陷入马寅初的“团团转”之中。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必须借助种种假设前提或理论假设来研究现实的经济活动。只有被陈岱孙教授所批评的一种情况可以不需要理论假设，那就是“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过去所称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事物中提炼出来的结论，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理论假设，而在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马克思。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
《资本论》是马克思利用种种假设条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典之作。毋庸置疑，离开相关的一些假设条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成立的。为了弄清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所提出的假设条件作点探讨。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经济学是不能停留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的，它必须深入到经济本质，对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此，就需要研究构成经济体系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而分析经济的细胞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借助“抽象力”②。所谓抽象力，是指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它借助一些假设条件，抽象掉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去分析抽象的、本质的、不可感觉的经济的细胞形式。然后，再基于经济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的分析，依次放弃一些假设条件，研究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分析过程。马克思曾举例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③显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离不开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则是逐渐放弃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过程。
另外，经济分析涉及两大方面：经济现象分析和经济本质分析。这两种分析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般而言，知道了经济现象，并不等于知道了经济本质，否则科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整体而言，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主要原因在于其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上，“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初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④。但是，理解了经济本质，也并不等于理解了经济现象，否则科学将会变成谬误，现象分析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企图利用劳动价值论这一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理论去直接解释经济现象，结果导致了这一学派的解体。在《资本论》中，通过种种假设前提，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并没有用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去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比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是试图在揭示经济本质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经济现象之间，寻找一些中间环节去加以说明。不过，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而“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的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⑤为此，恩格斯专门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作为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庞大研究计划中，有大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计划，如价格、供给、需求、赋税、国债、公共信用、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竞争、输出与输入、世界市场，等等。十分遗憾的是，马克思在生前未能完成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分析。
综合上面的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种种假设前提下提出某些经济理论，显然，这些经济理论是不能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就将其称为“普遍原理”的。比如，尽管马克思清楚货币的不同形式，即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分别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为简单起见，……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⑥，因此，在货币非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和黄金为唯一货币形式等假设下，马克思限于商品流通领域的分析提出了他的货币理论。如果忽略这一假设前提，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视为“普遍原理”，则显然远离黄金非货币化和完全纸币流通的现实世界。另一种是，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本质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提出了某些经济理论。不过，如果这类理论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它们也是一种理论假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理论假设。值得指出的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理论假设，并非意味着否定或贬低其科学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与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假设是现实经济活动的科学抽象，并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非常强调应用他的理论的历史环境，反对把他的理论变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例如，1877-1879年在俄国报刊上就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认为：“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⑦这表明，赫尔岑主张利用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俄国民粹派著名思想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利用德文本《资本论》第1版补遗里面的一个附注，即马克思对赫尔岑的论战性的意见，认为马克思是不同意赫尔岑的上述观点的，从而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道路”持否定态度。⑧马克思不同意这一说法，马克思说，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⑨
显然，如果我们真正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出发点，注重本质分析和现象分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非常关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关注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和历史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并试图打开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把锁，则往往不会真正关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不会真正关注马克思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和历史环境。这虽然会给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马克思“过多侮辱”。马克思生前面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好无奈、甚至愤怒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一种值得商榷的观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文通教授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卷第2期发表的《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本刊转载于2010年第6期）一文。在该文中，陈文通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命名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科学不是理论假设，而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抽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假设条件，但假设条件不同于理论假设”。⑩如果我们深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为历史科学不是理论假设的观点，就意味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不会有理论假设。但是陈文通教授在紧接着上述引文后面又说：“马克思也提出过理论假设或假说（例如‘自由人联合体’）。”(11)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让我们该相信陈文通教授的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更让人疑惑的是，陈文通教授还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许多重要经济范畴和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都不是理论假设，而是科学的结论”(12)。但无论就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论，还是就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论来看，“自由人联合体”都构成它们最后的发展阶段或最后的社会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三阶段论和五形态论揭示了经济运动的规律或社会发展的规律已是一般的常识。难以理解的是，陈文通教授一方面说马克思“提出的许多重要经济范畴和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都不是理论假设，而是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认为揭示了经济运动的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的三阶段论和五形态论是马克思提出过的“理论假设或假说”。我们绝不相信陈文通教授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但我们却难以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陈文通教授自相矛盾的观点，或许表明其思维未能突破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以致在他指责别人“没有把现实经济前提和假设条件、科学结论和理论假说区别开来”的时候，自己却“不仅混淆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假定或假设，而且混淆了理论假设和反映经济规律的历史科学的区别”。(13)
如果陈文通教授的文章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仅仅是个别现象，则大可不必在此多费笔墨。但是，上述问题恰恰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无视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和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典型反映。因此，对于这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需要就事而不是就人作一番分析。这样，作为晚辈的笔者，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前辈，也只能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陈文通教授认为：“任何科学的经济理论——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都不过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并认为“马克思的重要经济理论观点绝不是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从普遍的和反复出现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来的”。(14)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如何能够“从普遍的和反复出现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来”“重要经济理论观点”呢？同传统政治经济学从未论及这个关键的问题一样，陈文通教授在其文章中也对此只字未提，似乎这一问题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虽然陈文通教授在其文章中也提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假设条件”，但是他丝毫未注意到这些“假设条件”与马克思“从普遍的和反复出现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来”“重要经济理论观点”的关系。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假设条件与理论假设的区别上，从而基于“假设条件不同于理论假设”，将“科学结论和理论假说区别开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赖以成立的种种假设条件、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具体的历史环境区别了开来，从而可以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称之为“普遍原理”或“科学结论”。这是典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是陈岱孙教授早已批评过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条”。陈文通教授一方面正确地认为“马克思的重要经济理论观点绝不是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结果”(15)，另一方面却将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推理出来的“普遍原理”或“科学结论”强加给马克思，实在让人疑惑不解。借用陈文通教授的话说，这“不仅不是理论上的进步，而且会造成混乱”(16)。
既然可以用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推理取代马克思在种种假设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抽象分析，就能得出“科学结论”，那么，陈文通教授自然有理由认为：“我们从理论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我国的，都不需要假设额外的前提，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一旦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那就不再是‘理论假设’了，而是科学结论了”(17)。实际上，真正科学地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却没有陈文通教授所说的这样简单。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处于马寅初的“团团转”，这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不需要假设额外的前提”，而是以这样的“客观事实为根据”，就可以“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恐怕没有一个真正科学地考察过现代市场经济的人会相信这点。然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比如，马克思认为，在生产的直接社会性、社会所有制、国家和阶级消亡等前提条件下，社会生产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将马克思的这些前提条件都视为不需要的“假设额外的前提”，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事实为根据”，就可以“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中得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客观事实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在常态下不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把戏终于变成功了”，从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反映这两种社会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处在水火不相容的两极），甚至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由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完全的公有化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严重受挫。
这里不难看出，即使马克思经济学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由于经济现象会因区域或国家的不同、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不可能不改变规律性认识赖以成立的历史环境。所以马克思非常强调一切皆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陈文通教授无视马克思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和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大谈马克思经济学是“历史科学”，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则无论他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却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解成为一种非历史的经济理论，一种永恒的教条。这样，“科学抽象”在他那里也就变成了非科学的抽象。如果我们都成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不知道马克思在坟墓中有何感想，他老人家会不会再次重申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但笔者知道的是，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这种逻辑思维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既不能成为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丧失了话语权；又使政治经济学在高校丧失了同西方经济学的“竞争力”，从而在高校被边缘化了。对此，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均为之痛心疾首。他们反思，他们探索，以求改变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导致的现状。
显然，要完全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除了回归马克思，回归现实外，还必须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陈文通教授虽然也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有不少内容可供我们吸收借鉴”(18)，但当别人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时，他却指责为“是在创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名义下，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是要融合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19)。客观地说，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仅对我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难以避免，就是对马克思这样的伟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后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流通领域出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价值不是决定于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竞争。只有在需求和供给偶然相适应的情况下，生产费用才最终决定价值。由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等人所主张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观点，是把一种偶然性当成规律，而把竞争决定价值这一经常情况作为暂时或偶然的东西。这是把“现实当作偶然的，把抽象当作现实的”。在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20)。因此，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反驳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客观地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既汲取了李嘉图理论的一些科学成果，同时也受到其错误理论的影响。1850年在伦敦重新恢复因投身革命而中断的研究工作时，马克思则从自己的新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范畴看成是经济关系的表现来重新研读和评价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认为“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加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21)。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标志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第1卷第2版在187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马克思最终完成了他的劳动价值学说。这里人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并非一开始就是科学的和系统的。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太确切到比较确切，从比较确切到成为科学和系统的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2)。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利用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性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建立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回答和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出但却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
我深信，陈文通教授绝不会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其力图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的产物，其实质“是要融合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但陈文通教授为什么不能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时所提出的探索性观点持宽容的态度呢？空喊口号而不付诸行动的人们不会犯探索性的失误甚或错误，但他们却犯了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闭眼”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的。而“‘一味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一个人产生了这种观点和这种不可宽恕地‘闭眼不看’现代‘思想动态’的态度，他距离马克思主义之远，就可想而知了！”(23)
实际上，陈文通教授在其文章中强调的不是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即强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24)。这种片面性实际上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完全否定的回归。在笔者看来，从理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对立的学说，即两者分别代表着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从而这两种理论是在相互对立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从理论所反映的现代工业经济或市场经济这一客体而言，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又是两种统一的学说，即两者都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再现（尽管存在层面的差异）。从而，这两种理论是可以（事实也是如此）通过相互吸收对方的成果而得到发展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发展的关系。(25)基于这点，既不应赞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趋同”的观点，也不应赞同这两种理论绝对对立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科学地批判和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即便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也是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证明：当我们既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同时又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发展或取得突破；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完全采取盲目批判的态度，否定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而完全忘记，甚至否定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面临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的危险。列宁曾明确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斗争。”(26)
三、结论
在当前，如果不扬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回归马克思、回归现实和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不同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鸣，应该集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问题上，而不应该在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真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形成巨大的内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对于探索性的观点、甚或探索性的失误和错误，应该多一点善意的包容。展望未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任重而道远，因此，迫切需要不同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相互合作与争鸣。
注释：
①详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3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2页。
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⑧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⑩(11)详见陈文通：《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卷第2期。
(12)(13)(14)(15)(16)(17)详见陈文通：《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
(18)(19)详见陈文通：《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1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3)《列宁全集》，第3卷，第58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4)详见陈文通：《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
(25)详见方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发展》，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26)《列宁选集》，第2卷，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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