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杰[1]2003年在《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在近代嬗变的路径》文中提出外交是国家内政的向外延伸。因此，国家外交的目标、内容、制度、机构，均受到其政治理念及状况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国，无所谓外交，只是“理藩”而已，中国长期囿于传统的“宗藩”体系中，封建统治者固守着身为“宗主”，抚驭万邦的对外思想。迨至清末，这种落后的“理藩”制度更趋完备。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前，“理藩”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联系，使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理藩”体制下的对外格局，并从思想到体制上对清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部分先进的爱国人士振袂而起，对中国传统的对外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他们理性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外交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形成。在近代外交理念的支配下，晚清的外交开始步入近代化。 1861年，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一部分上层统治者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清廷始设中国近代第一个中央外交机关——总理衙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其不免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整整存在了40年，并在中外交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外交机关之肇始，但在其建立后，清廷并没有积极地在有条约关系国建立驻外外交机构。此后，在外国列强的敦促下，以及国内洋务官僚的建言及推动下，清廷才于1876年初步建立了近代使节制度，并逐步实现了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其中列强的外部压力以及强加给清廷的不平等条约是其改组的重要渊薮，但外务部的设立，也适应了近代外交机构改革、完善的发展趋势，使中国近代外交机构向正规化、国际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晓光[2]2017年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朝宗属关系衍变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60年代以降,民族主义在中国逐步生成。随着西方器物制度的传入,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也渐增强,民族国家构建亦渐次拉开序幕。而属国问题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时不可逾越的议程。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衍变正是在中国由“传统”多民族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展开的。为适应这样的新形势,晚清政府开始寻求解决属国朝鲜问题之策略。本文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晚清政府属国政策之转变、晚清士大夫对属国朝鲜地位的构想及对策的考察,探索中朝宗属关系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这一期间内是如何衍变的。同时,为了更全面地观察上述衍变过程,本文对属国朝鲜如何应对清帝国的国家转型予以探讨,对欧美日列强如何看待中朝宗属关系,以及诸国基于各自的利益在朝鲜问题上的博弈也进行了探究。论文由6部分构成,即序章、正文4章和结章。序章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先行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予以交代。正文第一章主要论及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逐步生成后,清政府通过如设立近代式的外交机构、派遣驻外使节等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初步尝试。属国地位也因之被重新考量,属国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第二章主要阐释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下,晚清朝臣及士大夫对属国朝鲜地位是如何重新设想与变更,以及如何通过制定政策、签订条约等措施予以落实的问题;第叁章主要论述朝鲜在面对晚清政府对属国的诸种政策时,所采取的应对之策;第四章主要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例,阐述欧美日列强对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立场及演变问题。结章主要对近代中朝宗属关系的特质进行了探讨。
王隽毅[3]2016年在《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68年,日本神户开港,原本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移居神户,随着中国商人不断把欧洲商品运往神户,在70年代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中国内地口岸和日本口岸的贸易圈,称为“上海网络”。19世纪末上海网络在中国商人手中的延续与同时期中国口岸面对外国势力的不断失守形成了对比。如何解释这两个国际贸易现象中中国的不同地位,为什么在经济主权丧失、商品优势丧失、外国公司占据更大国内市场份额以及对欧美的交易网络完全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的情况下,东亚的地区交易网络仍旧是属于中国商人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应的研究问题是:如果构成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要件不满足条件,单纯的主权原则是否能够保证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唯一结构。本文给出了产生跨国交易网络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基于规模效应和区位优势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上根据运输成本和规模效应发展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第二种是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分和私有产权仅限定为使用权的假定上的,此种家族交易网络(内部运行要素市场)节省了替代价格机制的合约费用,因此更为有效,所以在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中能够获胜。但这种双层产权结构有一个缺点,即商品制造上难以发生工业化跃迁,这同时解释了中国在工业品制造方面的落后。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区分在于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的基层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市场;二是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是否整个国家市场层级中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因为缺乏分工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存在。通过检验中国基层市场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市场最基础的层次是在组织内运行的,然后有一个随着商品化和货币化一同出现的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全国市场的层次则既有规模效应和运输成本的影响,也有组织内双层产权结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发展了一个以第二种解释为主的国内结构影响地区贸易结构的机制。在排除竞争性假设和建立解释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本文所要解释的现象是由中国国内结构在以下两点上的特殊性造成的:分化不分离的政经关系和双层产权结构。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国内市场结构和层级已经反映出这种权利结构下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民族国家体系乃至新经济地理学的地区分化形式。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内结构的领域关系和地区制度影响国际体系的领域分化和地区分化的理论。为了准确衡量国内结构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进一步推导了国内结构变化的原因,获得了一个新的受外部影响的国内结构概念以及基于完全外生的思维成本的双层分成契约理论。而这一理论和拓展了的国内结构概念,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空间。
耿鹏涛[4]2016年在《新中国外交观念的构成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一方面继续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出发,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的合理转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需要从物质利益和制度基础方面做出贡献,还意味着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观念。“中国特色”一方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新中国外交观念的主要构成内容中,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观、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观、传统的天下观这叁种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秩序观念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作为传统对外关系思想的“天下观”在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如何被传承和延续?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天下观是中国外交观念中最稳定的核心部分,即世界观;传统的天下观是一种儒家道德世界观,近代以来儒家道德的内容消解了,但道德结构仍然存在,即天下观蜕变为一种道德结构,这种道德结构会对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秩序观念进行吸收、整理并成为新的道德内容;新中国的外交观念经历了以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和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两个阶段;新的道德内容一旦确立,中国在外交行动中会努力适应新的道德要求,并维护道义原则不被破坏。第一章,对观念和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别从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文化身份孕育建构行为;战略文化持续影响行为叁个层次展开。其中外交观念中最稳定、最核心的部分是世界观。接下来主要阐释和分析世界观的内涵,以及多元世界观并存的情况下,世界观的原型问题。第二章,首先讨论中国传统世界观——天下观的含义与制度实践;其次分析天下观的道德内涵、道德结构以及道德外化的秩序形式。第叁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外交观念中国际主义秩序观和民族主义秩序观的主要内容,以及与天下观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章在论述新中国外交历史发展过程中,外交观念构成形式的变迁与演进。第五章,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政策与实践作为案例,检验不同时期中国外交观念构成形式的演变。第六章,一方面对文章论述进行总结,提炼观点;另一方面对天下观的未来前景作出展望。
乔泰运[5]2014年在《天下体系与中国的世界理想》文中研究说明世界理想是对现实世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战略性观念建构，是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前瞻性的想象和规划。本文的主旨就是以世界理想为主线，梳理中国古代的世界理想——天下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朝贡实践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发掘出一些构建中国的世界理想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文章主要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分析了天下思想的起源、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中国古代有关天的思考和认识是天下思想产生的最直接理论来源。天下思想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历经夏商时代的初步发展、西周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考和创造，最终在秦汉时期其内容臻于完善。天下思想包含了空间方位、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最终体现在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上。第二章对天下思想指导下的朝贡体系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梳理。先秦时期是朝贡体系产生的理论和制度来源，秦汉时期是朝贡体系的初创阶段，隋唐时期是朝贡体系的臻于成熟的阶段，宋元时期是朝贡体系在海路上的扩展阶段，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朝前期是朝贡体系的高潮时期，但高潮过后，朝贡体系很快迎来了迅速衰落期。第叁章对朝贡体系的解体以及天下思想的转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朝贡体系很快在列强势力的侵夺下崩溃了，其指导思想——天下思想也随着中国受冲击程度的不断加深而逐渐发生转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世界思考的能力，随着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加深，很快就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一种新的世界理想——“天下大同”世界理想出现了。然而，巴黎和会的结果使中国人很快回归现实，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兴起，世界理想再次消隐。第四章对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构世界理想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将历史、现实、未来叁者相结合，初步探讨构建中国世界理想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坚持的原则。文章认为，中国应直面现实挑战，加强国内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加强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研究和把握，并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世界。同时，中国应回溯历史，从历史传统中找寻经验和智慧，坚持如下基本原则：“天下一体”的整体主义原则、“和谐共生”的和平主义原则、“和而不同”的包容主义原则、“应时革新”的渐进主义原则。
刘乐[6]2015年在《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文中研究表明身份退化是指行为体对特定身份从习得到抛弃的过程和状态。但囿于主流建构主义的"进化偏好",学界对此问题一直缺乏足够关注。要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就需要回答身份为何退化,如何退化。在理论部分,身份可以划分为权力型和观念型两种基本类型,二者经由权力与观念在关系式微基础上利弊权衡的不同退化路径,分别通过变革与内隐,退化为死亡状态和休眠状态。在案例部分,李氏朝鲜在朝贡体系中经历了既有身份退化的嬗变过程:首先,在明清鼎革时期,李氏朝鲜对华观念型身份退化为休眠状态,表现为前期的北伐大义论和中后期的尊周思明思想。与此同时,随着清朝重塑正朔的努力以及积极推行王道外交,这一身份逐渐被激活。其次,由于东亚近代化进程中清朝衰落、日本崛起和列强环伺,导致李氏朝鲜对华权力型身份退化为死亡状态,表现为朝贡体系的瓦解和东亚的殖民化进程。
陆勇[7]2007年在《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观念”为视角,围绕民族观念与清政府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清代大一统国家重建、维护和近代转型中的意义,揭示出大一统国家作为一种多民族国家形态,在处理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不同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独特经验。文章分成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结语等六个部分,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参照政治学、民族学等研究成果,通过不同时段的个案分析,以“中国观念”嬗变、调适、困境和重塑为线索,梳理传统民族观念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近代以来直至清末,在西方冲击下的调整、变化过程。绪言主要内容包括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基本的学术回顾、相关资料情况、研究方法及文章基本研究思路与结构。文章正文四章。第一章是传统民族观念与清代前期中国观念的嬗变。主要阐述传统“中国观念”与传统民族观念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个案分析法,探析满人入主中原以后,在重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观念和清代“中国观念”的嬗变。第二章是清统治危机与传统民族主义:“中国观念”的调适。本章主要分析传统民族主义在大一统国家主权危机与清王朝统治危机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自身的演变,并分析大一统国家初步转型期间,清政府“中国观念”的调适。第叁章是中国认同危机与近代民族主义:中国观念的困境。本章主要从大一统国家转型中的挫折对近代中国转型的影响入手,分析传统民族主义式微和民族国家话语霸权形成及其对“中国观念”的影响,探讨传统民族观念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并分析民族主义对清政府对大一统国家转型路径选择的影响。第四章清末新政与民族主义:中国观念的重塑。本章主要分析清政府在制度变革中,近代大民族主义对新政展开影响和对“中国观念”重塑的意义,探讨汉民族主义压力下清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统治合法性权威的消逝。本文结语部分,在总结上述论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与中国观念变迁之间的关联,并从总体上论述传统民族观念对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结语还通过对清政府的大一统国家转型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分析,对比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民族国家理论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并进而略论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借鉴意义。
甄文东[8]2014年在《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一种框架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战略研究历来是国际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历史一再表明，任何大国的崛起无不需要一套科学完备的国际战略理论为其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进程加快，世界格局经历深刻变化，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愈发显着。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攀升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亟需构筑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以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换言之，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构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大体分为四类：现实问题研究、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和国际战略理论研究。总体上，学术界对前叁类问题的研究较多，对国际战略理论进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进行的研究则明显匮乏，并且，现有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构建一个科学完备的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本文以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渊源为开端，按照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来的综合逻辑思路，从中国传统、当代实践、西方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等角度全面把握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渊源；按照历史脉络，分析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嬗变，以及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重要突破。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最后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建设展开系统思考。本文总共八章，除了导论之外，正文共七章。第一章主要是梳理分析国际战略的概念和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叁、四、五章分别从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指导思想和有益借鉴四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构成；第六章主要是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嬗变与突破；第七章主要是展望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构建路径。第一章主要是构建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从战略观念的分析入手，首先确定国际战略这一本文的核心概念；然后探讨理论分析和框架分析对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意义；最后，简要分析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发展历程，总结各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从而勾勒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发展进程图，即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分析作为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源头的传统战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首先分析和概括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的主导理念，然后探索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在国家主权观念、共同利益观和尊重多样性的文明观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上的当代价值，最后概括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国际战略在实践中如何继承了传统战略思想的精髓，并延续着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生命与活力。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根基和哲学源头。第叁章分析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经验，以便生成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六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国际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验，最后从核心目标、精神动力、基本前提和思想根基等方面形成理论认识。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实践基础，梳理和总结中国国际战略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国际战略理论来源的当代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理论的主要成因。第四章总结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发展的指导意义。第一节总结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关于国家、国际合作、世界历史、战争与革命以及国际主义与民族的相关理论；第二节主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方法以及批判的方法。第叁节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价值观、方法论和实践的指导上。通过这些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在宏观层面（理想与目标）、中观层面（主要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及微观层面（问题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指导体系，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完善奠定了原则性基础。第五章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借鉴意义。首先简要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的历史沿革，掌握其理论动向；然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叁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剖析；最后总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叁点借鉴意义。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渊源之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理论体系构建所必需的基本范式，包括概念体系和基础层面的方法论体系，而大战略思想则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宏观架构提供了重要启示。第六章探索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在新时期出现的嬗变和突破。首先从格局变动、发展需求和观念变革角度分析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发展的外部、内部和观念因素，然后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在时代主题、指导思想、战略路径和战略文化等方面的嬗变，最后概括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最新突破：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新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构想、互动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构想以及逐步完善的共同利益理论。第叁节分析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一大特色——共同利益观。通过分析共同利益在当今世界形成并不断扩大的现实基础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实践，我们认为共同利益的理念已经融入中国国际战略理论，随着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的持续开展和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共同利益将彰显在实践和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第七章探索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第一节从现实角度出发，以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中国自身为视角，分析当前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机遇，同时从全球性问题、国际力量制约和周边形势变化等角度总结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战略对策。第二节主要探讨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五个分支理论（经验理论、规范理论、理性理论、预测理论和实用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设计。第叁节归纳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构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增强了国际战略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提升了中国国际战略的境界，开阔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视野，同时有助于中国国际战略抢占道德制高点。总之，通过按照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纵向分析，同时分阶段进行横向剖析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较为全面地囊括了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形成了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较为系统的认识。作为理论的集大成者，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将中国对外关系层面的所有因素统筹协调并形成规律性认识，为中国国际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野，同时塑造了其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高瞻远瞩的境界。
郭燕飞[9]2012年在《费正清与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费正清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其开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在海外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其学术观点影响了几代美国学者。他的“冲击——反应”模式贯穿了他近代史研究的始终。这个模式认为中西接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是由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此模式也几乎成为从战后到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然而，这一模式提出的基础却是费正清对中国传统外交关系即“朝贡体制”的理解。此论文进一步探究费正清关于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研究中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深入了解传统宗藩关系瓦解的过程，以及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对费正清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意识”和中国世界秩序的观点的分析中认为对于中国的研究不能单纯地采用文化假定。文化解释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它们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撑。谈到中国世界秩序所反映的等级式和不平等，本文认为中华帝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松散的宗藩关系，是一种以温和的手段维持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这与形式上“平等”的欧洲体系相比，更能维护世界的稳定。文章在对清代朝贡关系作层次性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朝贡国前来是“慕义”还是“慕利”应根据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的差异而作不同的分析。朝贡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随着西方携带条约体系踏波东来，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在适应中国的外交关系中成为一对矛盾体。本文举出海权时代下两种体系的碰撞在外交事实上的反映，与费正清的“条约体制取代朝贡体制观”进行了商榷。得出结论：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好比两条并行的直线，并行不悖。内外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两种外交体制的不同表现形式，有时朝贡体制占据国际关系形式主导，有时条约体制占主导，有时两者又会出现交汇、融合的情况，朝贡观念中还会逐渐纳入条约观念的成分。同时，文章分析朝贡体制以“大一统”思想、“华夷观”、盲目的物质优越感作为思想文化基础，影响深远。只有从体制与观念互动的角度，才能对朝贡体制主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实际形态做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陈海燕[10]2015年在《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探讨晚清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所遭遇的困境及破解途径,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爬梳,串联起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拼接出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初期的困难、困惑、纠缠与探索,尽可能还原围绕着同文馆的身影及其活动,呈现一百五十年前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一是从外语人才培养的角度切入,梳理晚清总理衙门同文馆所遭遇的困境,并对破解困境途径进行剖析。二是通过同文馆困境构成和突围选择,考察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最初形态,展现外语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叁是通过对近代外语人才培养经验和不足的分析,希望对当今外语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本文以梳理同文馆四个较突出的困境,即生源困境、师资困境、教材与教学困境、出路困境及破解途径为主体内容,将同文馆置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力图将外语人才培养与晚清社会发展紧密衔接,避免将同文馆创办、发展、兴盛、归并等发展阶段剥离社会环境作孤立研究。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同文馆创设历史背景和基本概况,考察同文馆创办之前中外交往的语言障碍及解决途径,梳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基础和兴办洋务学堂、兵工厂、造船厂、电报局、矿务局的洋务举措,阐明同文馆设立与《天津条约》语言歧视条款、有识之士倡议与实践的关系,尝试将同文馆四十年发展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同文馆的关键人物奕诉、丁韪良和赫德等作出评析。第二章分析同文馆的生源状况与改善举措,通过剖析八旗咨取学生的质量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阐明同文馆在生源方面的困境,通过如何进入传统教育体系、实现在社会范围内广纳贤才这一核心问题的探讨,展现以奕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生源问题上对传统的遵从与突破,他们如何以开放心态,采取不断提高入馆学生条件要求、说服当政者采纳公开招考方式、开辟异地保送渠道等措施,变相实现同文馆生源多样化的努力。第叁章从同文馆教习无人可聘的困境入手,呈现奕诉等人在选聘洋教习方面的纠结与最初汉洋教习搭配的制度设计,通过与保守派论战为“师夷”破冰、给予赫德和丁韪良在洋教习聘用上的自主权、建立洋教习汉教习激励机制等措施,形成以洋教习为主、汉教习为辅的较为稳定的教习结构,并探讨赫德在洋教习聘用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建立与海关总税务司用人机制相关联的必要性。第四章研究同文馆在教学教材方面遇到的困境,通过对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嬗变的追踪,展现培养目标由单纯的外语人才、到外语人才与西学人才培养并重、再到精通外语的西学人才的不断发展,分析教学活动随之适应与变化的表现,探究奕诉与丁韪良的思想观点及其对教学活动、教材建设的影响,重点研究丁韪良的西方教育理念对同文馆教学模式的影响。第五章关注同文馆外语人才专业性与传统岗位要求之间的张力,分析总理衙门为将外语人才出口与传统仕途道路衔接所做的努力,从人才出路的角度分析同文馆亦官亦学制度设计的必要性,阐明外语人才在翻译官、纂修官、副教习、肄业生、驻外使馆随员等岗位上的流动规则,揭示总理衙门与同文馆在外语人才储备与使用方面的勾连和主动对接新时期外交需求的努力。最后的结语则从微观层面的考证转向较为宏观的视角,从同文馆推广到洋务学堂,认为晚清外语人才培养的困境共性大于个性,来自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开办新式教育无章可循成为洋务学堂共同面对的两大困境,对于前者,从传统文化内部寻找依据成为基本策略,也逐渐成为自身的精神力量,而对于后者,则借用在华传教士、学者和工程师的力量实现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植入。同文馆在外语人才培养作出积极有益探索的同时,也存在着囿于官学性质的局限性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其追求实用的经验与不足为今日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1]. 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在近代嬗变的路径[D]. 李丽杰. 贵州师范大学. 2003
[2].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中朝宗属关系衍变研究[D]. 李晓光. 长春师范大学. 2017
[3]. 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D]. 王隽毅. 外交学院. 2016
[4]. 新中国外交观念的构成与变迁研究[D]. 耿鹏涛. 兰州大学. 2016
[5]. 天下体系与中国的世界理想[D]. 乔泰运.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6]. 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J]. 刘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7]. 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D]. 陆勇.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8].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一种框架性分析[D]. 甄文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9]. 费正清与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研究[D]. 郭燕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10]. 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D]. 陈海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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