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中山大学政治风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大学论文,风波论文,政治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6）02—0009—13
瞿秋白与中山大学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中央以及共产国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导致了中共领导层的人事变动。长期以来，有关此事的第一手档案没有公布，各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王明等人的说法又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从而使事实真相云遮雾罩。迄今为止，只有杨奎松先生对1927年底到1928年秋的中山大学“浙江同乡会”事件进行过出色的研究①，但由于所看档案材料的限制，杨文有些地方仍不甚明了。至于以后在中大发生的其他政治风波，并不在杨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根据新发表的联共（布）中央以及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对这一公案重新进行系统的梳理，就教于大家。
（一）
中山大学是1925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而在莫斯科创办的一所招收、培养中国学生的大学。1928年9 月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合并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惯上仍有不少人称中山大学。在它的历届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925年被党组织派到该校学习的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校长拉狄克除了讲课之外，不经常到校，由副校长米夫（1901—1938）主持日常工作。教务工作则由教务主任阿古尔负责。阿古尔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情况，更好地组织教学工作，比较注意依靠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中国学生。他们在教务处帮助阿古尔制订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做了不少工作。米夫的工作，主要依靠联共（布）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及靠近支部局的中国同学。米夫和阿古尔有分歧，就自然形成了两种力量。他们互相指责，称对方为“派”，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教务派”与“支部派”的对立。
1927年夏，校长拉狄克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而被撤职，副校长米夫还在中国，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主持学校的一切工作。到6月底，学期行将结束， 开始进行总结。在总结会上，支持支部局的一些同学说教务工作组织得不好，杂乱无章。支持教务处的同学说党务工作搞得一团糟。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不相让。不久，副校长米夫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搞垮了阿古尔，正式升任校长②。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1月底，时在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③ 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秘密调查“江浙同乡会”案件后，王明宗派立即在中山大学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并因此与后来成立的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等人牵连了进去。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于是，党支部局应他们的要求立即开始进行调查，而且请求格别乌派人参加。只发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含糊其辞地说明存在这一组织的可能性，而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手法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在共产党内比之别处此风尤盛。”④ 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山大学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王明最先在中大的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说它与第三党有关系。在他的建议下，3月的一天， 已经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把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话。向忠发在讲话中认定在侨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严厉谴责了那些组织这一同乡会的人，认定它为反党组织，并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已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甚至威胁说要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5 月初苏联有关部门开始调查此案。
向忠发的讲话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等学校的江浙学生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惧，他们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申诉，要求重新调查这一问题。于是中共中央指示莫斯科的中共国际代表团就地解决纠纷。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是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主持下进行的，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会务工作，米夫还安排王明以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大会。根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⑤。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⑥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三件事，说明了六大以后受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与受米夫支持的以王明为首的东方大学宗派集团的矛盾的由来。
中共六大开会的时候，向忠发、王明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⑦。1928年7月14日， 不久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召集中共代表团开会，宣布“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王明也在会上发言，对“江浙同乡会”进行了系统揭发和批判。他认为，“江浙同乡会”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派”与“党委员会派”之争，它的基础就是“教务派”。“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助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处理的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以上意见有区别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以上看法⑧。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地要求瞿秋白和张国焘重视这件事。
当瞿秋白过问江浙同乡会问题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瞿秋白首先亲自召见了十多位被当成是所传的江浙同乡会会员的人，进行了询问。所有这些嫌疑分子矢口否认向忠发的指责，咬定这是米夫和王明及其追随者制造的阴谋。至少那是某些国际的中国工作人员向米夫这样报告的。瞿秋白同时要对方在第一次调查的空洞揭发材料之外提出证据材料，以支持他们的指控。“但陈绍禹和我们大家置之不理，理由是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毋需再提供证据。该我们倒霉的是，我们这种不合作态度，反而加强了瞿秋白的论据。他向中央报告，存在这样的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瞿秋白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一些江苏、浙江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一件罪过，而只应当把政治上的分歧当成罪过。还有，他为了阐明和加强他的立场，指出张闻天、沈泽民等许多江苏、浙江籍人也都反对传说中的江浙同乡会。而他写道，在被认为这一传说中的同乡会会员的人当中，并不都是江浙人。例如周达明被列为同乡会的会长，却是贵州人。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瞿秋白报告中是有一定道理。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那些和它有关的人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不一致，不在于传说中的同乡会本身。”⑨ 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亲自去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7月27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参加了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8月10 日“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出报告，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报告分析说：“在材料中间的所有调查，有许多自相冲突的地方。……有一个调查上说瞿秋白道：这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在中国共产党分化的时候，夺取了总书记的位置，他想组织自己的一派，来用以进攻其他的负责人’。而在底下又说：‘为使同乡会发展起见，必要与瞿秋白这一部分发生部分的关系’。在这一个‘同乡会’中间，内中有俞秀松、周达明、刘仁静、彭泽湘，但是稍为比较接近［熟悉］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前两个与后两个中间，都是时常不断的冲突的。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调查？这仅仅是根据着个人的倾轧、猜忌、仇恨吧？结论：这些消息不能相信的，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不正确的报告。”⑩ 当天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已被撤销”。同时“向米夫同志指出，他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大学生大会上，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说存在地下组织，并且未在任何相应的党的机关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11) 9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件的决议案(12)。在此期间瞿秋白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明有些江浙籍的同学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不能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派活动(13)。
（二）
“江浙同乡会”案件的审理，使瞿秋白和米夫、王明拉开了距离。1928年9 月间瞿秋白甚至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议以鲍罗廷代替米夫任中山大学的校长。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国焘也婉转地向库西宁表示，米夫兼任中大校长并不是件好事。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在越权干涉中共的事务(14)。对此应当有所风闻的米夫于9月14日、15日先后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提出，“继续兼任学校的工作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宁愿解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9月18 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开会决定任命库西宁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地方地区书记处书记，米夫为东方部部长，瞿秋白为近东部部长(15)，而对米夫在中山大学所兼校长一职直到次年3月才由威格尔接任。 在此之前王明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于1929年2月初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6)。
对于瞿秋白与米夫、王明斗争的实质，王明团伙的干将盛岳说得很清楚，他承认：“在米夫任校长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在中大很少有发言权，在学校工作上不同他们商量，不征求他们意见。中山大学完全在俄国人的一手包办之下，这样一种状况，说得最轻也使中共代表团感到反感。米夫是一个青云直上的年轻共产党人，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虽然，为了做样子，他也和瞿秋白等人商讨中共的事情，但不难看出，他对这种会谈是半心半意的。他时常坚持同瞿秋白截然不同的立场。米夫一般只倾听他认为的中国问题专家，类似沃林和他的亲信助手陈绍禹等的意见，而不听瞿秋白的意见。……米夫和瞿秋白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恶化。”(17) 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中大内“学生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18) 他们对米夫校长在中大的措施，一致表示不满。
1928年9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因接到一些学生的控诉， 成立了以季曼施泰因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大的纠纷(19)。由于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因此由张国焘出席作证。他在发言时批驳了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校长米夫的说法。两星期后调查委员会再次开会，张国焘对“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务的干预”说给予了反击。后来调查委员会作出决议，批评了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1929年1月7日该决议经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修改后批准。全文如下：
1.“查明，在总的政治路线正确并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委会和支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情况下，学校还是未能克服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还是未能完全保证顺利完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既是因为在领导机关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又是因为学生的社会成份不能令人满意。
2.“为了顺利完成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面临的任务，认为必须实行以下措施：（1）彻底根除学生中的集团纠纷和斗争因素， 在学生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团结；
（2）在最近几年，争取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的工人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七十；
（3）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计划，在充分实行中国化的情况下，要保证足够深入地学习联共（布）党史、布尔什维克策略和组织原则，以及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4）组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将毕业的学员到大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从事生产实践活动；
（5）责成季曼施泰因同志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交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管学校和学术机构工作的委员会管理；
（6）责成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和组织调配部在一个月期限内取消兼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职务的做法；
（7）责成莫斯科市委和联共（布）哈莫夫尼切斯克区委加强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的工作的领导；
（8）责成宣传鼓动出版部监督对中央作出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根据中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赞同的改进该校工作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9）不晚于今年11月，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报告，以及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专门委员会的副报告(20)。
其中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是经过组织局修改的，最为重要。这一决议还直接导致了1929年3月15 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对米夫的中国劳动者大学校长职务的解除和新校长的任命。
（三）
1929年初，王明等人借联共中央发动“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之机，在中山大学内以支部局出面，发动所谓“反右倾路线”斗争，矛头直指反对他们的工人出身的学生，同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所谓“工人反对派”的后台。王明等人还利用墙报，公开画漫画，丑化中共代表团，攻击瞿秋白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4月2日瞿秋白作《“清校问题”》长篇报告，严肃批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局，明确指出：“我们向来不赞助支部局的那些政治的错误。”“支部局不但不改正他的政治错误，反而利用托派的挑拨手段，客观上无论如何不能不是助长派别纠纷——扩大学校中的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锢定一部分学生同志及对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成见，想借此把中大不能保证（培养）布尔塞维克干部的糟糕情形的责任推卸到中国党的代表团身上。这是我们要提出极端严重的抗议，我正式提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21) 瞿秋白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提出了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书面建议，多次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谈到这些情况。得到的回音是建议“被采纳”或“将被采纳”，但后来都没有贯彻执行，谁也没有认真地同瞿秋白等人讨论过这些建议。
同年夏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时，瞿秋白应邀参加，在演说中支持多数同学，对支部局有所批评。接着他又请张国焘去发表同一口径的演说。盛岳等人向党支部局提出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的联共莫斯科区党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芬可夫斯基接受了邀请，而瞿秋白却予以婉言谢绝，由张国焘代他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前来。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并点名批评张国焘(22)。但是当芬可夫斯基还只讲到一半时，礼堂里就响起了一片嘶叫声、猫叫声和讥笑声，还有雷鸣般的跺脚声。学生们朝他挥舞拳头。两个工人出身的学生甚至跳上讲台想把芬可夫斯基拉下来。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张国焘站起来高声要求听众遵守秩序仔细听芬可夫斯基的讲话，有什么意见得等芬可夫斯基讲完话之后再上台来讲。张国焘自己在讲话中根据瞿秋白事先的要求，针对芬可夫斯基对中共代表团的责难进行了抗辩，批评了支部局，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大会结束后，瞿秋白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般经过，并指明联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订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联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23)。中大许多学生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鼓励和支持下顽强斗争。
11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主办的《共产》杂志创刊号在莫斯科出版，担任总编辑的瞿秋白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和《编后》。《发刊词》说，本志的主要任务是：（一）“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阶级力量的对比，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尤其是获得胜利了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建设的经验”；（二）“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状况，在理论上武装起来，迎着新的高潮走向坚决的战斗”；（三）“在理论上拥护中国革命，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彻底批评各派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估计，无情的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国际帝国主义的奴才的理论，揭破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反革命的面目”。还规定本志“一面要在国际及中国革命问题上教育干部，一面要登载对于本校建设问题的讨论，我们生活的论述，中国革命实况的记载，国内外的通信等等。”(24) 看来“对于本校建设问题的讨论”，可能是瞿秋白关心《共产》杂志的真正用意所在，因为其他的论题完全可以在其他已经刊行的官方杂志上去发表。
11月6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基萨诺娃（Kirsanova）又翻译为吉尔萨诺娃、季诺桑诺娃，是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夫人、联共中央委员、列宁学院院长。她同中大原教务派的领导人周达明、董亦湘和俞秀松比较友好。当她在着手调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情况时，并不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商量。于是盛岳等人把她同周达明的特殊关系告知了米夫。米夫运用他对斯大林的影响，诱使斯大林关照基萨诺娃，不要送上一个一面之词的报告。由于斯大林的干预，基萨诺娃最后拿出了一个肯定中大党支部局同时又批评了支部局在日常工作中的大量缺点的报告。报告说：“对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工作性质、方法和内容作出仔细分析后，委员会一致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根本不能保证学校完成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
2.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基本上还是中央委员会（季曼施泰因委员会）在1928年指出的那些。
3.组织局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当中彻底消灭派别纠纷和斗争的决定和关于在学生当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亲密关系的决定，都没有得到执行，由于没有对学生的质量构成作出果断的改变和没有对学校进行根本的改组，也不可能得到执行。
4.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同一决定中关于加强莫斯科州委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的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至于哈莫夫尼切斯基区委，必须指出，其领导工作主要表现在作一般的指示上，即指出克服不足之处的手段和方法，而没有采取组织措施来加强这些政治性质和具体组织性质的指示。
5.中央关于必须采取措施消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成份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新的招生方法，在接收工人成份的学生方面，不比老的方法好。
6.未为学生组织生产实践和党的实践活动，在这方面只采取了初步的措施：为部分学生安排了生产教学，但据学校教学部承认，这项工作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7.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科研工作人员、教员、教研室领导、班主任、管委会成员等干部都没有保证。
8.没有必要数量的能够保证对党的工作的领导，能够保证在学生集体中和在党小组中做政治工作，并能够为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奠定牢固的布尔什维克基础的具有布尔什维克素质的党务工作骨干。
9.目前对党组织进行的清查表明，党组织确实处于严重的病态，党的力量极其薄弱。”(25)
对于支部局，报告认为：“支部局在工作中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同各种倾向作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它未能使这种斗争变得十分有效，结果思想争斗占了上风。这种斗争没有从组织上给以加强，也不是很深入，同时没有从集体中清除出思想上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支部领导不善于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由工人和学生当中经过审查的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牢固的共产主义核心。无论支部局还是管委会都没有从他们中培养骨干力量，本可以依靠他们顺利地进行同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工作和使学校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作。自然，在领导和很大一部分较好的学生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无论支部局还是管委会都没有系统地研究每个学生的社会政治面目，因此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都没有搞清楚学生的各种各样社会政治派别和与这些派别相联系的各种政治见解和色彩。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没有为争取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为自己建立工人基础，这无疑降低了争取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工作的效力，造成其不够深入，应该承认这是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的一个政治错误。”结论是领导的缺点和错误使学校的困难状况“变得更加重了”(26)。对此，基萨诺娃等3 人认为干脆取消这所大学，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共中央代表作出原则性声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世隔绝，不能消除产生派别斗争、无政府混乱状态、孤僻和庸俗的偏见的原因；这种隔绝状态将是中国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有人建议把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工作交给国际列宁学校。”(27) 而布拉特等3人则主张从根本上进行改造。 但双方均认为要在最短时间内对校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大清查。12月1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调查结果，赞同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必须着手改组并组织对该校人员进行清查(28)。
1929年12月30日瞿秋白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名义给库西宁写信，信中说：“我最后一次发表自己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因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事件’迫使我这样做。那里有反对‘代表团’的运动。”瞿秋白认为该校的情况“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确实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因此关于它以后是独立存在还是应该成为未来殖民地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部的争论，其实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重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并且要立即进行。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就是要加强领导，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不留情面地清理现在的学员组成成份。”瞿秋白在信中列举了种种情况(29) 说明“支部局在反对右的倾向时，甚至都没有考虑为同志们研究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提供哪怕仅仅是技术上的条件。”信中在提了一些具体建议之后提出：“极有必要让原领导公开承认基萨诺娃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不足。实际上这些错误不一定产生于它的正确路线。为什么不去为完成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根本改组任务减轻困难呢？在这里，可以不留情面地大胆地把那些坚持认为党的路线是错误的人清理出去。……我们支持基萨诺娃同志作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新校长人选。”(30)
就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支部清党紧锣密鼓筹备进行当中，1930年1月10日瞿秋白起草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题为“关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支部清党的几点考虑”。信中指出：
1.首先应该注意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内存在着托洛茨基集团。……在清党期间对这些人应十分严肃地对待。应在会议上揭露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无疑属于托洛茨基集团的人和虽然暂未找到证明材料但确系托洛茨基集团领导人的人，一律应予逮捕并流放到苏联境内适当地方加以监视。对其余有托派嫌疑但所起作用不大的人，也应提出将他们开除出党的问题，并在适当时候把他们遣送回中国，事先应把他们的姓名和简历通知［中共］中央，以使他们不能重新秘密混入我党队伍。
2.在清党时必须特别注意社会出身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分子（如地主、资本家和官吏的儿子）、他们同家庭的联系、他们入党的真实动机以及入党后在党内所做的工作（有不少人入党是为了进中大）……
3.其次应注意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和关系。有些人在中国国内根本未参加过任何群众性的实际斗争。其中一些人到这里来以后仍保持贵族派头，对群众非常傲慢（如博古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31)（不过后者已非本支部成员），伊思美洛夫在1924年甚至在中国参加了最反动的“新中国党”）。他们虽然在这里也支持支部委员会的正确路线，但从不领导群众，不会接近群众，反而脱离他们，从而使支部委员会更加脱离群众。
……
5.中大内的斗争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因此清党委员会应根据1928年1月7日联共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关于中大问题调查委员会不久前的总结注意对上述决议的理解是否正确，仔细审查现在是否有宗派主义倾向，因为完全可能存在这类现象。
6.对于掌握充分理论知识的翻译和学生应特别审查他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针的，要（1）审查他们的政治立场（如克雷连科和格里申(32) 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如坚持此类错误，应予以开除）；（2）审查他们是如何帮助工人同志掌握共产国际的方针，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针的，或者他们只不过“垄断着”俄语，在无法了解方针的人，尤其是工人面前显示自己“对方针的精通”……
信件最后提出：“清党的结果（开除的原因，全体党员的鉴定（举出实际事例））应给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式两份，以便我们译出并将这些鉴定送给中共中央，否则你们的工作都是白做了。只要中共中央尚未收到这些材料，我们就不会把任何一个被开除出党者送回中国。”(33)
很明显，经瞿秋白起草由邓中夏发出的这封信的主要意图是要共产国际把中大清党的重点放在王明宗派集团上，不无过火的成分(34)。然而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大“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三个委员(35) 负责的中大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王明宗派集团在清党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讨论阶段，就发起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余成员的攻击。在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上，在该校清党委员会主席卡尔洛维奇·贝尔津将军的支持下，盛岳在发言中“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而张国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36)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也展开了类似的公开攻击。
对此，1930年3月19日瞿秋白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清党过程中，……许多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指责。（3月18日）当我们在清党会议上讲话时，这些同志纷纷插话，继续提出这些指责，而且这些指责已在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墙报上登出。昨天这些指责再次被准确表述如下：
1.代表团(37) 成员（斯特拉霍夫(38)、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张彪(39) ——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了）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即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这一路线的路线。
2.代表团成员在学生当中成立右派组织（阿拉金(40)、韦利霍夫(41)、瓦日诺夫(42)等）。
3.这个组织同托派组织举行过会议，同后者进行了谈判，这一右派组织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
有鉴于此，谨请你们查明这些指责(43)。
然而，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1930年3 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接近结束时，在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瞿秋白和张国焘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茨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张国焘这时站出来为瞿秋白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44) 会议没有什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
几天以后，米夫约请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4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诬陷中共代表团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助长学生的纷争和妨碍学校党组织的正常工作的进行，助长所谓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还指名道姓地说中共代表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分裂活动，从未改悔。周永祥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的议决案》(45)。不过这个决议案由库西宁最后定稿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原则通过的时间是6月28日(46)。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47)。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解除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
5月15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同志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声明，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
文件上有米夫的批注：“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尽快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曼、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同志组成。”(48)
6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了安加雷蒂斯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指控的通报。参加讨论的有：斯特拉霍夫、张彪、曼努伊尔斯基、米夫、基萨诺娃、库西宁、莫斯克文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格克尔特。会议决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49)
6月2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秘密决议》：
“1.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例如，这要求与学校领导共同进行反对学生中瓦解学校工作并破坏完成中大直接任务的种种倾向、派别活动和破坏分子的斗争。
但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2.例如，中国代表团应对阿拉金——韦利霍夫(50) 小集团的活动负责， 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堕落到与托派和右派结盟的地步。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领导了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少数人（张彪）并非一开始，而只是在后来才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对待中大的派别活动上有所区别，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在共产国际各机构面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反对代表团多数人的破坏活动。
3.至于中国代表团个别成员同情托派的嫌疑，政治委员会则认为，这类嫌疑只依据托派本身的供词，并未得到证实，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托派争夺在中国学生中的优势地位，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
4.政治委员会完全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对中大工作被破坏到现在这种地步负有很大责任，同时指出中国代表团对此事也有相应的责任。代表团对派别活动的实际支持、接近代表团多数人的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成员的某些政治错误（如在富农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定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这些都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的上述错误破坏了它在广大中国学生中的威望，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有效地同中大内的托派和无原则小集团作斗争增加了困难。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作必要的更新，新的代表团组成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51)
7月下旬，瞿秋白、 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同月29日米夫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52)。
（四）
1930年8月26日，瞿秋白回到上海。3个月以后，米夫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12月2日， 米夫已经在上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秘密召开，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瞿秋白、李立三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了政治局，事实上开始了对党内的“左”倾统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为了增强米夫对瞿秋白、 李立三等人的政治压力， 于1931年2 月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秘密决议案》传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立即于2月20 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在王明等人的责令下，瞿秋白被迫违心地再次进行检讨。
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后来指出：“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53) 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注释：
①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4、5期。
② 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③ 向是1927年10月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临行前中共中央表示，向可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3页）。
④⑨(17)(3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218、228、229页。
⑤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上说：“我国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赣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决议作了《关于赣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其中“赣浙同乡会”应为“江浙同乡会”之误，但作报告时间在六大期间，而不是周恩来所说的六大以后，待考。
⑥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184页。
⑦(14)(18)(22)(23)(4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395、394～395、402、403、409页。
⑧⑩ 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25～226、232页。
(1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第268 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上说：“1928年8月15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致信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米夫组织王明宗派集团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案提出了意见，对苏联当局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表示有不同看法。”这段话含糊其词，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事实上由周恩来起草这封信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不放弃对其反党性质的严重嫌疑，要把它作为中共内部问题来定性和处置。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补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240页。
(1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杨奎松认为“对于这个所谓‘江浙同乡会’和‘江浙同乡会’事件，至今仍不曾有过任何正式的说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41页）。其实1988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年》第177页上明确写道：“共产国际监委、 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党中央“正式的说法。”尽管《周恩来传1898—1949年》所称的审查委员会事实上并非三方联合组成，但确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瞿秋白参加。
(13)(21)(24)(45)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第268～269、276～277、285、288页。
(15)(20)(25)(26)(27)(3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5、56～58、275～277、279～280、287、321～326页。
(16) 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97页称，“11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所记时间、主持和派出单位均误。瞿秋白到南俄休假也是从1928年9月上半月开始的。
(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1930年初在中大全体党员大会上， 基萨诺娃宣布她的调查结果。
(29) “（1）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作过报告，但支部没有讨论应该怎么做。（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五月来信，也没有认真讨论，甚至长时间没有印成中文，只是到11月份同志们才从杂志上了解到信的内容。（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会的决议也是这种情况。这次是我本人译成中文的，过了两个月我问：‘对这个决议是怎么讨论的？’答复我说，还没有印出来。（4）为了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给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派’的十月来信印成中文，我不得不4、5天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教学部到出版部，从出版部到玻璃版印刷车间，为的是能及时出版。只有这样同志们才来得及在作报告之前阅读这封信。”
(31) 指秦邦宪和张闻天。
(32) 指傅胜兰、谢建民。
(33)(43)(46)(48)(49)(5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3、75～76、212～213、146、162、231～232页。
(34)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至少从上述信件来看，所谓“缓和”、“调和”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35) 三委员是主席卡尔洛维奇·贝尔津将军、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某监察委员。
(37)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38) 瞿秋白。
(39) 张国焘。
(40) 李剑如。
(41) 余笃三。
(42) 郭妙根。
(47) 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网开一面， 区别对待的原因并不是张自己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米夫当时为了对付瞿秋白和李立三暂时联络他，以便各个击破。而是他1930年4月17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转向信，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5页。在这封信中张正式与瞿秋白等人划清了界限，使瞿秋白等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同年12月4 日张国焘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声明，完全承认在中大问题上的错误。
(50) 分别为李剑如、余笃三。
(5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页。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4页，称该决议案通过时间为1931年2月，误。1931年2月应是该决议案传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时间。
(53) 陆定一：《忆秋白》前言（1980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