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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3-0096-08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自从他在其所著的《政党：现代国家中的组织与活动》(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一书中全面论述群众党类型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围绕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类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而形成内容丰富的西方群众党类型理论。 一、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类型理论 迪韦尔热在其著作中指出群众党的特征是发展群众党员，追求党员数量上的优势，建立严密的组织网络。例如，法国社会党把发展党员作为党的基本活动。党的目标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并从中选取有管理国家能力的精英分子。因此，党员成为党的实质内容。没有了党员就像老师没有学生。从财政上看，群众党的经费来源于党员所交的党费。群众党地方分部的职责是定期收缴党费。群众党不用向企业家、银行家、商人等少数人募款，自己为选举筹资。它把筹集经费的任务落到广大党员身上。[1](P63) 在迪韦尔热看来，群众党拥有庞大的党员规模，为吸收新党员，经常进行广泛宣传活动。群众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以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干部党则面向有名望的新兴权贵，利用他们的声望和联系来支持其候选人，保证其选票。有些干部党受到群众党的感染，也做一些发展党员的表面工作，但是，它们不会认真对待。例如，法国激进社会党就没有发展党员。严格地说，它就是干部党。迪韦尔热认为美国政党和大多数欧洲的保守党都属于干部党。 迪韦尔热指出群众党实际很难与干部党区分。干部党由于模仿群众党，有时也承认一般党员。事实上，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很难再有纯干部党。美国的政党从政治上也像群众党。党员参加初选，进行登记和宣誓。但是，美国政党没有按期为党交费的制度。因此，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党明显是典型干部党。因此，实行封闭初选的美国政党应该为半群众党(semi-mass parties)。 关于群众党诞生的原因，迪韦尔热认为普选制的推行导致欧洲社会党发生决定性的转型。例如，法国的社会党组织就已经不同于中产阶层的政党。他们忙于登记党员，收集党费，为选举自主融资。欧洲工人政党通过集体资金摆脱在选举时资本家的压力，独立提出工人阶级代表，因此，工人政党开始不同于中产阶层干部党。右翼党还没有必要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向广大群众寻求支持。它有自己的精英、庇护网和支持者。共产主义政党已经认识到干部党是不适合的，努力创建群众党。 迪韦尔热认为群众党是左翼党的自然类型。因为左翼党的首要任务是对获得选举权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众多的个人整合到党的制度结构之中。此外，党员成为左翼党的财政来源的理性选择。[2](P191)这种左翼党主要指欧洲社会党。社会党为确保其财政收入，尤其有动力去发展群众组织，而右翼党因为拥有富人的支持，仍能维持其干部型政党组织。不过，左翼有对右翼的“感染”效应，吸引右翼干部党采纳群众党的组织方法扩展自己的组织。[3](P35) 对于自己的政党分类，迪韦尔热也承认，只是“描述了趋势而不是明确的区分”。[1](P3)所以，在对待群众党类型理论的问题上，学者们自然会存在争议。 二、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的争论 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类型理论提出后，在西方政治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有些学者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有些学者在对他的理论的检验中，得出了与他不同的结论。也有一些学者认同他的理论。 1.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的批评与质疑。 美国政治学家艾伦·韦达夫斯基(Aaron B.Wildavsky)对迪韦尔热的政党分类提出了批评意见：政党分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带来一些混乱。例如，英国保守党由于过多集权和纪律，被认为不属于干部党，其成员组成中过多中产阶级又被认为不属于群众党。美国政党也有一定的群众党员，但是被认为是干部党。此外，迪韦尔热指出干部党、群众党随着普选权的发展而发展，是普选权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无法解释当今二类政党仍然存在的事实。美国经过选举权改革后为什么没有带来群众党呢?[4](P303-318)迪韦尔热的分类理论还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对许多政党现象还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意大利政治学家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对迪韦尔热的政党类型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迪韦尔热的政党类型理论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政党类型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理论仍存在许多令人质疑的地方。[5](P5-P32) 首先，很难理解为什么迪韦尔热把群众党等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党。一些有势力的教派政党不但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发展到拉美地区。如果按其他标准，这些政党称得上群众党。然而，为什么又以这些政党是跨阶级的政党，而把它们排除在群众党之外呢? 其次，迪韦尔热那种把群众等同为工人，把群众党等同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做法更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太狭隘，不能适应日益增加的白领工人的现实。随着后无产阶级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像英国保守党这样的政党不应该属于群众党呢? 萨托利指出如果按照迪韦尔热的标准：群众党一定是拥有付费党员的群众，那么，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不是群众党。它们属于干部党。但是，美国政党曾经被认为是最早的群众党，是首批发展群众和成为群众党的政党。[6](P97-125)这样，迪韦尔热把美国政党排除在群众党之外颇为矛盾。由此，迪韦尔热的直接或间接的标准是否可接受为划分群众党有用的工具?对此，萨托利认为不可接受，理由如下： 第一，实行党证①的党与不以群众定位的党只属于群众党两个亚类型党的区别，不应是群众党的区别。这也同样适应于迪韦尔热强调的其他政党类型的区别，如直接党员党和间接党员党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虽然重要，但是，它不影响属于群众党类型。 第二，当大量的组织成为群众党的必要条件时，群众党却不能等同于大量组织。群众党不只有一种结构类型，如迪韦尔热所指的以地方分部为基础的党。例如法西斯党不是一个封闭的精英党，而是采取民众主义的呼吁，如阿根廷庇隆主义党(the peronist party)②。为什么法西斯党被排除在群众党之外呢?同理，共产党在竞争市场运作时，它以支部为基础的结构并不影响以下事实：它成为一个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开放的党。事实上，因为选举竞选的需要，共产党力求适应一个更有弹性的组织。群众党适应于各种类型的组织结构。 群众党既具有民主的组织结构，也可以具有权威的组织结构。同样，群众党既可以是意识形态党、实用主义党，也可以是信徒型党或松散的协会型党。只有当意识形态确实限制群众党的开放性时，群众党才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党。[5](P5-32) 迪韦尔热的一些观点也遭到与他同时代一些学者的质疑。美国政治学家莱昂·爱泼斯坦(Leon D.Epstein)就质疑迪韦尔热关于群众党比干部党更现代的观点。他通过比较英国的群众党和美国的干部党，认为迪韦尔热这个判断不能成立。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有群众党员，而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则没有。但是，美国政党并不缺少现代和民主。美国政党早在数十年以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党的积极分子为党去拉选票在美国城市中就比较流行。因此，英国群众党中的成员拉选票并不是现代政治现象。可以说，美国的干部党实际上更符合时代的变化。[7](P97-125) 为此，爱泼斯坦拒绝迪韦尔热和其他政党理论家认为现代政党必须履行许多功能的观点，如政策与纲领的制定等。爱泼斯坦认为政党只需从是否成功获得选票来评价。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政党就是这样做的。欧洲的群众党并不一定比它们做得好。[8](P165) 2.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的检验中，一些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 针对迪韦尔热提出干部党受到群众党感染的观点，芬兰学者贾恩·松德贝里(Jan Sundberg)以芬兰三个最大的政党，即芬兰社会民主党、中间党和民族联合党党员人数发展进行了检验。 贾恩·松德贝里指出，二战前，在芬兰以上三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以群众为基础，发展了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战前，芬兰主要政党的组织状况比较吻合迪韦尔热关于干部党与群众党的概念。非社会主义政党(中间党与民族联合党)主要是为准备选举而组织和活动，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网络则履行众多的功能。二战前，芬兰主要政党不存在受到来自左翼或右翼政党感染的证据。[9](P299-317) 二战后，中间党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感染，在1950年，重新组织。该党的妇女和青年组织得到地方党组织同等的权力。每一个地方组织都有权派代表参加党代会，但是，参加党代会的个人并不代表地方党员组织，而只代表某个地区的全体党员。这一标准要求中间党地方组织发展党员。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芬兰以上的三个政党的党员得到很大的发展。芬兰干部党的组织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展不相上下。 因此，贾恩·松德贝里总结到，芬兰不存在纯粹的群众党和干部党类型。干部党和群众党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左或右翼政党的影响。 意大利学者斯特凡诺·巴尔托利尼(stefano bartolini)通过分析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的变化，发现迪韦尔热群众党只适应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党；其群众党起源理论存在错误推理。 巴尔托利尼指出社会民主党不是唯一发展群众组织的政党。在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教派运动中，就存在群众组织。在英国，群众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约瑟夫·张伯伦对英国自由党“伯明翰预备会议”的重组。保守党也发展了一些群众组织。一些社会党，如荷兰和比利时的社会党，比其他政党较早地发展群众组织。不过，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是在敌对的环境中，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们必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以克服这种被排斥的状态。因此，这些社会党只有组织大量的追随者和庞大的群众组织来克服加入各自政治体制的问题。[10](P179-180)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成为党的主要资金来源，并承担了对阶级觉悟水平低的工人的教育功能。它们为党的各种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体制外和排除在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们只有通过动员它们的主要资源：大批党员和严密组织网络。因此，党员就意味着战斗力。 为此，巴尔托利尼提出社会民主党群众组织的出现完全不是迪韦尔热所认为的是对19世纪欧洲议会“干部党”替代的结果，也不是一战后才出现的情况，更不能说群众党就是所有政党的未来。 英国学者保罗·韦伯(Paul Webb)认为英国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无法完全适应于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理论。他指出，英国的保守党最早起源于议会联盟，在历史上明显属于干部党。至于迪韦尔热提到的来自左翼政党感染的现象，在英国政党中也尤为明显。英国三大党相继建立了分支结构，发展了自己的党员。[2](P193) 如果单从党员数量来衡量，二战以后，英国两大党中，保守党相比更像群众党。然而，在现实中，英国的保守党的组织类型却从未近似群众党类型。在保守党内，所有权威和政策都来源于领导人。保守党内领导人的突出权威，以及党内群众党员仍有一定影响力表明保守党体现出干部党与群众党的混合性风格。 保罗·韦伯认为工党由于内部工会的重要作用，经常被看成是不那么正统的群众党。工党成立20多年后才开始发展党员。这些党员是附属于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给工党提供财政支持。工党热心于把自己转变为以积极分子和党员为基础的群众党。工党的个人党员总是处于少数，附属组织的集体党员总是在数量上处于多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英国工党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群众党。[2](P194-195)1988年，英国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既具备老自由党的干部党类型，同时也具备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党的特点，具有混和党的特征。 美国学者苏珊·斯嘉诺(Susan E.Scarrow)等研究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欧洲12国政党党员人数的变化。他们发现到20世纪中叶，群众党发展到顶峰。那时，欧洲政党的党员人数占全部选民人数的比重达到10％以上。然而，自此，欧洲国家的政党党员人数无论是在绝对数上还是相对数上普遍出现下降。到21世纪的今天，在欧洲国家，很少有政党的党员人数占全部选民的比重超过5％。大多数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占全部选民的比重都低于5％。[11](P823-843)西欧政党党员人数的变化并没有按照迪韦尔热对群众党预测的思路发展。 丹麦学者拉尔斯·比勒(Lars Bille)分析了二战后丹麦各政党党员人数及其个人党员作用的变化，也得出了与迪韦尔热不同的观点：政党的党员人数及地方分部数目都在不断下降，因而，丹麦政党在二战后并没有向群众党发展而是日益向国家靠拢。 比勒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丹麦各政党主要依靠维持庞大的群众党员组织来维护其合法性和代表功能。丹麦最早的四个政党：自由党、保守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自由党在1960年前成功地建立了群众组织，成为群众党。但是自1960年后，这四个政党的党员人数处于急剧下滑。这些政党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代表群众的党。[12](P136) 比勒发现丹麦政党的个人党员人数也出现一个急剧下滑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尤为迅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稳定。丹麦政党的党员人数占整个选民的比重也出现下降，由1960年的20％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6％。在丹麦，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避免这一下降趋势。[12](P137-138) 3.通过对迪韦尔执群众党类型理论的解释，一些学者认同该理论。 英国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进一步阐述了干部党和群众党的区分，认为干部党就是一群政治精英。他们的目标就是确保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如果一个政党需要人民去帮助它动员选民，它会确保这些人不会要求对政党的事务施加影响，以回报他们的帮助。当选民规模本身就比较小时，干部党并不需要多少成员，因为它自己在竞选时就能承担大多数选举工作。 韦尔认为干部党与群众党，实际上应为精英党和群众党。精英党如英国保守党和法国戴高乐主义者党，有大批党员。但是，党被处于中心的小圈子所主导。以党员为基础的群众党，党员是党内工作的主力，而且在党内有发言权。因此，两类政党的区别不在于党员人数规模多大，在于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程度。他发现进入20世纪后，干部党为了吸引更多的党务工作者，开始采用群众党的党员形式。到20世纪50年代，瑞典和芬兰的保守党就发展了群众组织。[13](P124-125) 德籍美裔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黙尔(Otto Kirchheimer)认为在宗教政党和教派政党中也出现群众党。教派群众党和民主群众党都试图向大多数选民靠拢，以取得政权，实现其政纲。然而，它们的影响有限，只能动员特定的社会阶层或宗教团体。[14](P433-445) 由于受德国政治学家西格蒙德·纽曼把政党分为个人代表型党与社会整合型党的影响，基希海黙尔更愿意把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称之为群众整合型政党。他指出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之际，各国社会党在发展党员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党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它们使社会上生活在边缘化的人民自愿接受党的纪律，成为党的成员。一战所带来的经济萧条是政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整合的最好契机。不过，能否把群众整合到阶级群众党还取决于现有政治体制的其他力量。[15](P182-183)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党的组织结构、党员人数、政党收入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荷兰政党出现既不适合迪韦尔热的群众党，党员人数较少，也不完全适合传统干部党，党员提交的党费仍是党的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党员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荷兰学者鲁德·库勒把荷兰政党称之为现代干部政党类型(modern cadre party)。[16](P298-299)为此，美国学者史蒂文·沃利内茨(Steven B.Wolinetz)把迪韦尔热的群众党与干部党分类扩展为四个类型，即“经典”的干部党与群众党，现代干部党与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党。现代干部党是迪韦尔热的干部党的延伸。党员人数占全部选民数的比重低，同时，又保留了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内民主。以领导人为中以的党是在群众党所出现的寡头统治现象的政党。[17](P143-144) 荷兰学者安德烈·克劳韦尔(Andre Krouwel)进一步解释群众党的产生，指出群众党诞生于体制外，主要动员社会边缘群体选民，整合他们进入主流政治。由于这类政党目标是对社会、经济、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群众党要求其党员忠诚于党，并把他们纳入议会外的广泛的政党组织之中，通过密集的组织网络为他们提供广泛的服务。群众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特点受到其所代表和动员的社会群体以及产生于体制外的特点的影响。[18](P16-17) 与迪韦尔热同时代的美国学者约瑟夫·拉普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和迈伦·魏纳(Myron Weiner)指出体制外诞生的群众党不会认同原有的制度。一些群众党不但反映了社会分裂，而且出现在主导精英设置的各种障碍与非法环境中。这样的政党领导人自然不会屈从于原有政治竞争规则。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外生型的群众党更有可能趋向于激进化，强化自身的竞争过程，强化党的社会动员和教育功能。[19](P27-28) 但是，拉普洛巴拉和魏纳发现新成立的外生型群众党充分融入现有体制，并经过社会化，接受议会制政府，政治体制相当稳定。如果群众党没有完全融入，有关政治进程核心观念没有被群众党接受，那么政治体制将不稳定。 三、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的适应性评价 尽管人们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仍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群众党类型理论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各国政党的具体案例之中，以评价其适应性。 德国政治学家克劳斯·冯·拜梅(Klaus Von Beyme)以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例，评价了迪韦尔热类型理论的适应性。他指出欧洲19世纪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只是以松散的组织存在。那些精英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不得不将这些松散的组织转为群众党。英国自由党长期以来像保守党那样靠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基督教党和社会党首次向国家的边缘群体寻求支持，建立自己的党员数量优势。它们成为代表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利益的政党。正是社会党创造了现代群众党的形象。作为自由民主党人的迪韦尔热日益受到社会党所吸引，把这种群众党提升为现代政党的标准模式。[20](P162-164)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安吉尔(Harold M.Angell)验证了迪韦尔热的政党分类理论对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党的适应性。他发现加拿大魁北克政党自1968年以来从党员那里收集的党费成为党资金的主要部分。按照迪韦尔热的观点，加拿大魁北克政党应属于群众党。 魁北克自由党为了筹集资金而发展党员，而其他魁北克政党发展党员既有筹集资金的目的也有其他政治目的。在魁北克政党中，党员因而成为党的物质力量。从财政的角度来看，魁北克政党几乎全部依靠党费收入和公众的捐款。[21](P363-378)加拿大新民主党既有个人党员也有间接党员即工会集体党员。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新民主党是群众党。1984年，工会贡献了新民主党所筹全部资金的33％。该党的集体党员与个人党员仍有很大的区别。集体党员没有真正的登记，也不必向党宣誓。作为间接的群众党，新民主党应该归为迪韦尔热所描述的“半群众党”。 迪韦尔热认为非西方国家，如东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1939年以前的中欧各国的政党属于古老的政党类型：追随者们围绕有影响的保护者而形成的团体；一些家族围绕一个封建家族而形成的团体；一些阴谋小集团团结在某个军事领导人周围而形成的团体。[1](P3)美国学者C.保罗·布拉德利(C.Paul Bradley)通过对加勒比海地区牙买加政党的考察，发现非西方国家也发展出群众党类型，如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和工党成为群众党类型。[22](P375-416) 布拉德利发现，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和工党在大选时组织群众选民，在执政和在野时，都实行了严格的投票纪律，以维护本党的立法政策。两大党都已建立自己的地方分部组织。自1938年起，人民民族党就投入大量精力在各选区建立自己的小组。牙买加两大党具备了群众党类型的特征：建立党的地方分部，大力发展党员和依赖党员交纳的党费。人民民族党主要通过地方小组发展党员，尽管这些小组从未达到领导人所期望的效率程度。人民民族党组织了这些小组是希望能吸引到大批永远忠于党的党员。这些党员的周围经常聚集了支持者。 牙买加工党的地方分部比人民民族党的小组在选举动员方面有更多的独立性。它们主要力量在农村区域，而不像人民民族党的小组主要在城市。起初，这些地方分部只不过是巴斯塔曼特(Bustamante)③产业工会的基层单位。自1951年起，牙买加工党的议会党团和地方分部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两党的党费还未能成为党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依靠富有的商人的捐款，但是，两党基本上具备群众党的特点，属于群众党类型。只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党费还未能成为党的经费的主要收入。[22](P375-416)总之，牙买加两大党属于群众党类型。 到21世纪初，仍有学者发现存在属于群众党类型的政党。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亚历克斯·什切比亚克(Aleks Szczerbiak)发现在东欧剧变后由原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政党，承继了原共产党的大部分的党员，具备群众党的特征。[23](P57-69)他通过分析东欧剧变后波兰农民党(Polish Peasant Party)④发展，认为该党完全符合迪韦尔热界定的群众党类型。按照迪韦尔热判断群众党的标准，什切比亚克分别考察了波兰农民党的三个关键的结构与组织特征：权力内部分配与组织结构，选举策略与选民支持概况。 他首先考察了农民党的内部决策结构，显示该党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基层组织之中，而这正是群众党的主要特征。他发现农民党中央权力机构是党的行政机关，即最高行政委员会。该党的领导层由党的主席、三个副主席、党的秘书长和司库组成。农民党在地方上的组织结构以49个行政省为党的基层组织单位。[24](P554-588)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农民党省部领导人，在党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成为全国选举委员会的当然代表，最高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其次，农民党中央领导人经常向省部领导人咨询，作为与基层组织沟通的双向工具。总之，在农民党内，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代表机构在党内拥有重要的权力。这正是迪韦尔热所界定的群众党的重要特征。 在迪韦尔热的群众党概念中，这种类型的政党在选举时主要向特定的选民。为此，什切比亚克对波兰农民党的选举策略进行了考察，发现农民党的选举策略与群众党主要争取单一的社会群体的策略极为类似。农民党把自己的核心选民定为小农户。他们成为该党选举动员的主要目标。按照该党前领导人帕夫拉克的观点，农民党首先代表波兰农民，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对农民党最为重要。由于波兰的农业部门在缩小，该党除了小型农场主核心选民外，也努力扩展自己的选民基础。波兰社会中那些生活在乡村、小镇和远离城市的地方的人都是该党的目标选民，从而把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农村全方位党”。此外，该党也尝试吸引城市选民，尤其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从农民党的选举策略和选民基础来看，完全类似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选民基础定在特定社会经济群体：工人阶级。 什切比亚克对波兰农民党类似西欧群众党类型的分析，说明迪韦尔热提出的群众党类型理论仍有相当的解释力，尤其是对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研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总之，西方政治学界对迪韦尔热的群众党类型理论的讨论与争议还将持续下去。无论是对迪韦尔热群众党类型理论的争议，还是应用分析都将丰富和发展西方政党类型理论。 注释： ①党证是指政党的组织部门发给党员的凭证。 ②庇隆主义党指在奉行以“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为口号的庇隆主义的阿根廷正义党和1973年阿根廷大选时成立的“解放正义阵线”。 ③巴斯塔曼特全名为威廉·亚历山大·克拉克·巴斯塔曼特(William Alexander Clarke Bustamante)，牙买加政治家、工会领导人和人民民族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被称为“牙买加民族英雄”。 ④波兰农民党又译为波兰人民党(Polish Peasant Party)，成立于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