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第八届“茅奖”及其争议——对网络浏览时代阅读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八届论文,时代论文,网络论文,茅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2)04-0046-07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有五部作品最终蟾宫折桂。作为这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亲历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评奖改革：施行大评委制，初、终评一贯制，评委投票实名制。正是这些改革，保证了“茅奖”的文学水准，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五部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了四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从而使这届“茅奖”成为迄今为止含金量最高的一届。
然而由于媒介的高度参与，也使这届“茅奖”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一届。正像刘震云所说的，这届“茅奖”“像翻过山车，像超女PK”：“翻滚过山车的过程，像超女一样PK的过程，确实使它的影响跟前些年的茅盾文学奖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过去评奖只是文学事件，现在成了一个社会事件。”[1]事实正是如此，“茅奖”还未出结果，网上的争议就开始了，结果一出，争议更是铺天盖地、骂声不断。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程永新，他在微博上有言：“张炜要得奖就滑稽了，因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结果公布后，程永新再度质疑：《你在高原》只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却得到58票(评委共61人)，“这是褒奖作家的过往还是在评具体的作品?这是严肃的评奖吗?”[2]阎延文、肖鹰也在博客里提出同样的质疑：“没有通读作品就参与评奖，评委不看作品，看什么呢?一天半通读450万字的十分之四，就是说在36小时即至少要阅读1百万字，这是阅读还是翻书?在评委会公布的终选投票细目中，麦家和盛子潮均投了《你在高原》评奖的赞成票。在如此仓促草率的‘通读’后，就投赞成票，《你在高原》的58/61的高票当选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何在?”[3]
平心而论，这些质疑也并非没有道理。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如果评委不认真阅读作品就投票，显然是不严肃的。这样的评委有没有，我不敢保证，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评委都是专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对长篇小说的关注绝不仅仅只是这一个半月，而是长期跟踪随时关注的。实际上，从5月中旬开始的阅读(至少也有3个多月)主要是补充阅读，说评委不读作品也未免武断。当然，争议、甚至是谩骂(萧夏林的博客最突出)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纠缠在枝节问题上的争议有意义吗?我注意到，以上激烈质疑这届“茅奖”的人，基本上也没有读过这些作品，阎延文在博客连续发布6篇质疑“茅奖”的文章，肖鹰也在博客上连篇累牍地发布22篇质疑性的文章，通读这些质疑文章，没有一篇是在认真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获奖正当性的文章，我甚至有理由质疑：肖鹰教授是否真的在关注当代文学，究竟读过多少当代文学的作品，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职业“网络达人”和博客写手，还有时间读书吗?是不是故意的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也未可知。因此，这些质疑“茅奖”的人也很不严肃，起码也是用自己的矛攻了自己的盾，这也充分说明，我们这个网络浏览时代的集体过于浮躁。实际上正确的做法还是要回到文本上来，看看这些获奖作品是否当得起“茅奖”的称号。当然这些质疑也使得第八届“茅奖”评奖成为一种现象，我将其称为网络浏览时代的“茅奖”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是网络浏览时代的阅读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重审，来思考这一问题。
一 关于《你在高原》
在这五部获奖作品中，张炜的《你在高原》被质疑的最多。对此洋洋450万言，10部、39卷的宏篇巨制，在这样一个只有网络浏览而愈来愈没有耐心进行深度阅读的时代，这种质疑顺理成章。但是当我们真的沉下心来，认真阅读这部大书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喜。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作者倾20多年的心血，全力打造，全方位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5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处事方式、生存境况、心路历程。
作品通过50年代生人宁伽的大地行吟诗人般的无边游走，把历史与现实、理想与世俗、清洁与龌龊、守望与逃离、城市与野地等等复杂对立的多组意象勾连起来，以地质学、文化人类学的多学科缝缀，试图构筑现代浪漫理想主义思想体系的大厦。还乡冲动与流浪情结的悖谬式纠结，坚守善的清洁精神与不得不步步逃离污秽的伦理缠绕，生活中“父”的缺失与屈辱带来的弑父隐衷与乞灵于历史理性的对家族根脉的追寻，对城市现代性进程中的道义失落和欲望泛滥的厌恶与反向式回归野地的悲壮式仪式的践行，都使张炜显得不合时宜。也许哈姆雷特那忧郁的迟疑徘徊与堂吉诃德天真执著的浪漫理想主义始终并未远去，成为我们人类本身普遍的一种宿命。正如学者丁帆所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文化时代，一个执著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去构建一个近乎于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大厦的作家，往往会使我们想起了堂吉诃德，在嘲笑之后我们为之深深感动。我们会像桑丘那样，和张炜一起重新踏上为理想而奋斗的荆棘之路吗?”[4]
这一诘问何等的好啊!我们可以嘲笑张炜的“愚鲁”和不会讨巧，但我们不能不为张炜的虔诚与执著而感佩万分。张炜是有思想的作家，也许张炜的思想算不上太深刻，但却是我们时代血淋淋的现实经验的充满个性化的回声。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他对存在意义的独特的勘探，都是这个时代作家里的佼佼者。作家铁凝对张炜的评价说得好：“正是由于有了像张炜这样的一批优秀作家，中国的当代文学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厚重与分量；正是由于有了像《你在高原》这样的力作，我们才能不断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有价值、有营养的精神食粮。”[5]
同时，《你在高原》在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贡献也是令人欣慰的。张炜在古典浪漫主义的诗意化叙述中，糅合了现代主义的诸多元素，古典人文主义情怀与现代存在之思的完美结合，第一人称叙述的大开大阖，将历史的追忆与现实的游走并置在一起的对话式时空处理，都显示了长篇小说结构的宏阔与收放自由，语言的空灵与劲道，实现了小说与散文的跨文体缝合。
二 关于《天行者》
刘醒龙的《天行者》是在作者199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基础上续写改写而成。小说围绕着偏僻山村界岭小学以余校长为核心的几个民办教师三次转正的悲欢故事，“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小说随着高考落榜生张英才加入界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开始，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次第塑造了艰难办学、照顾瘫妻同时还要承担寄宿在家里的十几个乡村孩子生活管理的老好人余校长；有点自私但心眼不坏的时时为自己转正做着准备的副校长邓有米；孤傲、清高、神秘、忧郁、与有夫之妇赵小兰苦恋多年的教导主任孙四海这几个人物形象，展现出他们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卑微、平凡、困窘而又坚韧、执著、崇高的人生境界和灵魂挣扎。
民办教师是中国大地上特有的担任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这些乡村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所得甚少，有时还要忍受像余实那样的“村阀”的欺压，但他们却坚守着自己的良心，为国家担负着向偏远乡村成千上亿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传播现代文明知识的重任。他们像泥土一样默默无闻，大地不言般地感染呵护着农村的后学才俊。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办学条件下，在如此窘促的荒山野岭之上，那每天在悠扬而单调的笛音伴奏下的升降国旗仪式，显得无比庄严和神圣。
小说重点写了三次转正。第一次转正，是因张英才写给省报的文章发表，引起上面重视，破例给了界岭小学一个转正指标，虽然人人对转正都梦寐以求，但在这关键时刻，却没有人争抢这个指标，而是把它给了为转正导致瘫病在床多年的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当明爱芬洗净了手，庄严地颤颤悠悠地在转正表格上填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她却满足地溘然长逝了。这一既荒诞又悲壮的结局，实在令人欷歔!转正成为一种魔咒，转正不仅仅是一种待遇，还是这些卑微者被认可的一种标志，是实现生命意义的一次证明。第二次转正，指标是给学校负责人余校长的，但由于余校长到省城培优，担任校长助理的蓝飞便利用掌管公章的机会，私自挪用给自己，引发了邓有米、孙四海的强烈不满。知道真相的余校长，谎称是自己主动放弃指标，让给年轻人蓝飞的。余校长的这一善意的谎言，倒不是他真的愿意把这个指标让给蓝飞，而是他无法处理，他不能心安理得地撇下邓有米和孙四海，他的良心不安，而邓有米与孙四海其实也一样，除非他们一块转正。界岭小学的“刘关张”，患难与共的精神境界，如一丝暖流，氤氲在白雪皑皑的界岭的寒冬里……第三次转正，写的是国发红头文件终于下发，允许民办教师全部转正。但荒唐的是，他们还需为买工龄花上上万元的巨款，为筹措这笔钱款，邓有米不惜收受建筑队的贿赂为余校长和孙四海垫支，最终酿成新盖教学楼坍塌的事故……
《天行者》是一部“底层写作”的典型作品，它的题材意义非常重要，民办教师，底层弱势群体，富有暖色的感动与反省……都使它无懈可击且魅力长存。毫无疑问，刘醒龙是一位写实能力很强的作家，他历来关注现实，瞩目底层，对题材非常的敏感，但《天行者》虽得益于题材，却又超越了题材，它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对教育现状的揭示，而是侧重于人性在艰苦卓绝之境中的挣扎与升华，生命在平凡卑微之时的迸发与扬厉，以及命运在历史荒诞苍凉之流中的无奈与决绝的喟叹与参悟。试想一下界岭小学民办教师的三次转正，哪一次不是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伴随着荒诞促狭的历史轨迹以及命运的吊诡而来，现实性、历史感与命运感，使得《天行者》的意蕴更加凝重而旷远。
《天行者》在艺术上也颇有讲究。语言清丽简约而又不乏诗意的空灵，情感内敛克制而又不失刻骨铭心的尖厉与刺痛。行文自然，针脚绵密，特别注意富有诗意的细节的渲染，比如凤凰琴、笛音的穿插，叶碧秋母亲女苕读书的几次呈现，支教老师夏雪与神秘的宝马车的闪回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刘醒龙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力，又有把历史与现实诗意衔接，进而超越具象之上而抵达生命本真的能力。
三 关于《蛙》
莫言的《蛙》以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塑造了乡村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姑姑这一典型形象。
在姑姑身上，既有圣母般的光环，又有地煞般的狰狞，是亦神亦魔的合体人格。她是烈士后代，父亲曾是白求恩的弟子，是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姑姑很小的时候就经受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新中国成立后，姑姑成为新法接生的积极实践者，她一生接生近万人，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但她也是计划生育战线的党的好干部，她对党忠诚，铁面无私，为了计划生育工作，她扒房拆屋，对孕妇围追堵截，死在她手上的孕妇和小生命也不在少数……姑姑“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对姑姑晚年生活在地洞中，以捏泥娃娃表达忏悔的心理的叙写，是莫言对人在历史场域中的自我担当自我忏悔意识的呼唤。莫言曾说，《蛙》在他自己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一班浅薄之辈把莫言的《蛙》看作只是写了敏感题材或是向西方诺贝尔奖的谄媚与迎合的论断，那样实在是小看了莫言。《蛙》借计划生育题材和姑姑的形象，实际上写出了一部民族生育史，或者说是借生育写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生育之于民族是最能体现文化伦理意义的，它绝不是简单的添丁进口，而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与否的大事，它既是政治经济的，又是文化心理的，甚至可以说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古代原始部落的生殖崇拜，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可见出端倪。莫言把小说命名为“蛙”，乃是取“娃”“娲”同音之意，其图腾的意味十分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万象更新，姑姑作为新法接生的新人是共和国新生事物的代表，她击退“老娘婆”，用科学方法接生，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陈鼻是地主的后代，又是混血儿，那个硕大无比的大鼻子，难道没有一点隐喻的意味吗?新法接生既是科学现代性的指征，同时也体现国家意志对传统生育观的控制的开始。从此传宗接代的自然行为让位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当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极端化的乃至非理性的计划生育行为，就成为历史合理性的正义之举。姑姑作为执行者，无需替历史承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富人阶层的出现，许多大款、达官贵人开始包二奶、泡小三，袁腮的以牛蛙公司名义经营“代孕”的公司应运而生，生育与金钱密切联系，新的生育上的不平等又呈现出来，资本以金钱换算的方式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以工具合理性掩盖了价值的非理性本质。对蝌蚪以陈眉代孕的方式夺人之子，致使陈眉精神失常的描写，就说明了人是如何为以历史合理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而狡辩的。
《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莫言一方面承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承认个体在这一进程中的无能为力与无辜性，另一方面，莫言又感到个体不能以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来开脱个人行为的罪感，忏悔与赎罪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莫言要以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缘故。杉谷义人正是侵华日军司令杉谷的后人，这位日本先生同样有着需要替历史忏悔和担当的意识。这也就是童庆炳先生所提倡的“历史-人文”双重价值取向的写作范式。童庆炳先生认为：“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6]这一范式，实质上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非理性的悖论是基本相同的意思。在这一悖论中，作家的立场是站在两者之间，结结实实地表达出这一张力。
很显然，莫言的《蛙》具备了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叙述张力，这种张力的获得，使得《蛙》拥有复杂浑厚的艺术魅力。
四 关于《推拿》
就其文学品质而言，对《推拿》的获奖一点也不感意外，轻灵而凝重的语言，温暖而平实的色调，是《推拿》最突出的特点。
小说讲述了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光明与黑暗，忧伤与欢乐，尊严与尴尬，塑造了王大夫、沙复明、小孔、小马、金嫣、徐泰来、都红等众多的盲人普通人形象。小说的基调是温暖的，但在温暖中又流露出淡淡的忧伤，王大夫与小孔的爱，沙复明对都红美的幻想，金嫣对徐泰来的痴……作者娓娓道来，沉静从容中万马奔腾，细腻琐碎中见出大度。
把盲人当正常人来写，而且要写出他们的细腻的内心，这的确是个不好处理的题材，但毕飞宇却把它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这与他对人物心理的细腻的刻画以及飞扬的语言风格不无关系。评论家王春林把毕飞宇的写作称为“法心灵”的现实主义写作[7]，我觉得有道理。将现实心灵化，以轻写重、以细腻写辽远，以实写虚，本来就是毕飞宇一贯的美学追求。
毕飞宇是一个语感非常强的作家，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小说是语言艺术这一特点。比如《推拿》中写小马对时间的理解：
……九岁的小马一直以为时间是一个囚徒，被关在一块圆形玻璃的背后。九岁的小马同样错误地以为时间是一个红色的指针，每隔一秒钟就“咔嚓”一小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小马整天抱着这台老式的时钟，分分秒秒都和它为伍。他把时钟抱在怀里，和“咔嚓”玩起来了。“咔嚓”去了，“咔嚓”又来了。可是，不管是去了还是来了，不管“咔嚓”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它显示出了它的节奏，这才是最要紧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它不快，不慢。它是固定的，等距的，恒久的，耐心的，永无止境的。
如此灵动的语言满书全是，读来实在不忍释卷。
五 关于《一句顶一万句》
我想在本文重点谈一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
刘震云是一个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此前他已经完成了三次叙述转向：新写实转向，新历史转向，新媒体批判转向。《一句顶一万句》可以看做是刘震云的第四次转向，我姑且称其为“日常叙事”的转向。它标志着刘震云基本完成了对此前叙事的由繁到简、由张扬到内敛、由奢侈到朴实的转变。实际上，刘震云一直在寻找着对思想的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早在《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四卷本的洋洋大作中，刘震云在最后一章即“第十章插页，四部总附录”中就以“日常生活的魅力”为题，模仿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这说明，即便在如此飞扬繁复的叙事时期，刘震云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叙事作品也情有独钟。终于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本土的叙事方式。在该作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水浒传》等传统叙事的影子，甚至也有赵树理的口吻：“沁源县有个牛家庄。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有个种地的叫老韩。”如此返朴归真的叙述语言，洗尽铅华，饱经沧桑，筋道耐嚼，它是知天命的刘震云长期摸索的结晶。这部小说我曾仔细地读过三遍，读完之后，心中百感交集，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它就像这土地本身，你抓一把它是土，扔下去还是土，泥土般的叙述，泥土般的人物，没有时代风云际会，也没有百年历史传奇，波澜不惊、从容淡定、老老实实、细细道来，把最底层、最本色、最民间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贱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叙写得有声有色、魅力无穷。如果说《水浒传》主要叙写的是江湖的英雄传奇，赵树理叙写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翻身道情，那么，刘震云则主要叙写的是底层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庸常状态。把这种日常的琐碎庸常状态如实细致地叙写出来，语言的功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语言是刘震云继赵树理、孙犁、汪曾祺之后，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又一贡献。
与这种本色、素朴、凝练的叙事相对应的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繁复的思想。小说延续了刘震云自《一腔废话》《手机》开始的一贯对“说话”的哲思。“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知心话难说，知心朋友难找，这是人的孤独的处境。然而刘震云所写的孤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孤独，而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的：“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8]写孤独、写人的隔膜，是刘震云一贯的主题，所谓的“面和心不合”，人与人的不可沟通，早在“新写实”阶段就开始写了。[9]到了《手机》，刘震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一句顶一万句》把这种孤独、隔膜推广到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写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本源性孤独。这种孤独与生俱来，是人的生存的一部分，是不可克服、不可更易的。传教士老詹40年传教，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第九个“信徒”杨百顺，其实也不是真信主，“话同意不同”，杨百顺稀里糊涂地变成杨摩西，进而又成为吴摩西，但他并没有如老詹希望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而是在孤独的苦海中，自我挣扎，这种挣扎没有任何自觉的理性意识，完全出自一种生存的本能。对女儿巧玲的寻找，使他走出延津，“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句充满玄机的话语，在吴摩西那里，具有实实在在的生存论意义。多年以后，巧玲(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遇到的仍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孤独、同样的生存困境、同样的人生遭遇。为克服这孤独，他东奔西走，最终踏上回延津的道路，一出一回，恰恰是一种“轮回”。刘震云在此要揭示的，正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的洞透与了悟。孤独只是这根本处境的伴生物而已。
“说话”的困难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言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言说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一句话顶着一万句话，为了讲清这一句话，你必须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又需要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刘震云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枝杈蔓生，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个人物后面又套着几个人物的这种文体形态，正是言说困境的体现。世界的繁复和不可穷尽，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的。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我们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找几乎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出延津记”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要寻找的是这一句话，“回延津记”的牛爱国要寻找的也是这一句话，但最终，还得找——在路上，这是人类命定的渊薮。这也正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洋葱头”理论所认为的：世界不是一种有核的水果，它就是一种洋葱头，“它的体内没有中心，没有果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简化的原则。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而这一层层绵延不绝的包裹除去构成洋葱自身的外观之外，也不包含任何其他内容。”[10]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是否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找的无望，最终只能给自己“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呢?至此，刘震云以最朴实的叙述言说了最形而上的命题，小说真正达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的最高审美境界。因此，我完全赞成把《一句顶一万句》看做是迄今为止“刘震云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的评判。
六 从“茅奖”争议看网络阅读
作为这届“茅奖”的评委，我在评奖现场感受到每个评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高洪波说他用了四瓶眼药水也并非是夸张之语。大家每天都在紧张的阅读中度过，只有晚饭后才到八大处公园去爬爬山，放松一下。小组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不断进行着激烈争论。我印象最深的争论，一是关于主旋律的争论，二是对茅盾文学奖评奖标准以及对茅盾先生文学观的理解。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些评委认为，主旋律作品就是那些紧贴当下现实，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大部分评委认为，主旋律不应该狭隘化地去理解，凡是表现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弘扬真善美的作品都应该看做是主旋律作品。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些评委认为：不应该机械地理解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茅盾文学奖应该坚持文学性与经典性原则，把那些公认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评出来。茅盾先生的文学观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这一观点普遍为评委们所接受。我觉得这些争论的结果，最终都体现在这届获奖作品中了。这届评奖尽管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起码避免了前几届评奖的许多弊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含金量最高的一届。
相比这下，那些激烈指责第八届“茅奖”，不在阅读作品基础上加以批评的人，显然是不严肃的。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这不仅应该针对“茅奖”评委，也应该针对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常常骂人的网络达人们。这种现象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网络时代的阅读问题。网络时代的大众阅读已然变成普遍的网络浏览，而真正有深度的阅读早已荡然无存。我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一部分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调查，在36人中，阅读过本届“茅奖”五部作品中一部的仅有5人，占13.8％；阅读过2部和3部的各有1人，占1.2％。在为本科生3-4年级开设《新时期小说研究》选修课的82人的随堂问卷的调查中，《你在高原》有2人阅读过，占2.97％，《天行者》有2人阅读过，占2.97％，《蛙》有28人，占34％，《推拿》有7人，占8.5％，《一句顶一万句》有13人，占15.9％。当然，这些作品出版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有一个过程。但对韩寒《三重门》、郭敬明《幻城》、宁财神《武林外传》等的阅读分别为50％、52.4％、30％(且主要是从网上阅读)，远远超过了这些获奖作品。在调查中，每天上网1小时的占32.9％，2小时的占39％，3小时的占13.4％，4小时以上的占10.9％。上网阅读博客和微博的占36.6％，游戏和聊天的各占7.3％和14.6％。这只是对中文专业部分学生的一个局部调查，全国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据2010年公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31.8％；其中文学网民有1.88亿人，应用率达44.8％；手机网民更倾向于娱乐终端，规模达2.77亿人；博客、微博、MSN、QQ等已经成为青年人信息传播和审美趣味表达的主要方式。”[11]由此可见，网络时代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网络阅读逐渐超过了纸质阅读。然而网上的阅读只能是一种浏览式的阅读，这种阅读只适于那些阅读难度不大的、新奇刺激的作品，因而属于浅阅读。
浅阅读是相对于深度阅读而言的，深度阅读是一种产生深度思考的阅读，也是有思想含量的一种有难度的阅读。1980年代是深度阅读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大家读《走向未来丛书》、读李泽厚、读各种西方哲学、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面著作，阅读带来了思考，也活跃了思想。1990年代后期以来，网络浏览的浅阅读代替了深度阅读，浅阅读是一种快速浏览的阅读，它多获得信息而难产生思考，猎奇化、娱乐化、浅俗化成为这种阅读的突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阅读也决定了网络时代的写作姿态。是的，有什么样的阅读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写作，阅读与写作是联结在一起的，这一方面是说写作者的阅读的深浅程度决定着写作者的写作的深浅程度，另一方面是说大众的阅读趣味也决定着写作者的写作姿态。我常常思考，“先锋小说”作家们，在20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文学作品，而“80后”“90后”们写出的作品，至今仍觉着浅淡，其中的原因何在?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主要还是与这种浅阅读下的写作姿态有关。这种写作姿态实际上已不仅限于“80后”“90后”的写作，而且业已成为网络时代网络写作的共有姿态。许多文化名人加盟网络博客(微博)写作，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了网络浏览时代的浅阅读的快餐化进程。
网络浏览时代的大众阅读从BBS过渡到博客和微博时代之后，曾经历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是2003年6-11月的“木子美”事件。广州网名为“木子美”的女青年因在博客发表空前绝后的大胆的性爱日记，而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11月11日，百度“木子美”的搜索量当天达到117 318次，“博客中国”也因访问量过大导致服务器瘫痪。[12]“木子美”事件奠定了博客阅读—写作的“情色窥私”模式。2006年3月2日，韩寒在博客发表《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讨伐评论家白烨的文章，导致了所谓的“韩白之争”，后来导演陆川、音乐人高晓松的加入，造成一个多月的网络混战。[13]“韩白之争”事件奠定了博客阅读—写作的“大话攻击”模式。这种模式的写作又可分为“粗口回击型”和“没事找事型”两种亚型。但共同的特征都往往故作惊人之语，以“刻薄”和“激进”的绝对化的方式发言，“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14]这样的写作，不是经过深度阅读、深度思考之后，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写作，而是以猎奇化的姿态和通过寻找新闻看点来故意制造事端的“寻衅滋事”的写作，这种写作使本来失去判断力的网络读者误以为是一种有思想的写作。在一个思想苍白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把“激进”和“刻薄”当成思想本身。显然，肖鹰、阎延文等的博客写作，就属于这种写作。因此，我们看到的他们的博客虽然说的是茅盾文学奖，但实质上与茅盾文学奖没有多少关系。他们关心的不是茅盾文学奖作品本身，而是“茅奖”这件事，他们要把“茅奖”变成一种具有新闻效应的吸引眼球的“事件”，只有这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深究的“事件”才可能迎合取悦于自己的“粉丝”。“粉丝就是生产力”，“粉丝们”的“点击率”才是最大的秘密。如此一来，以文化明星自居的展示价值和以“眼球经济”为目的的商业价值的高度统一，恐怕才是肖鹰们“大话攻击”第八届“茅奖”的良苦用心之所在吧。
当然，我不是说“茅奖”不能“攻击”，不能批评，这种“攻击”客观上也显示了网络时代的“民主”形式，尽管这种“民主”有时候又会演化为一种话语暴力(网络暴力)，但它无形中也扩大了“茅奖”对大众的影响力度。我所担忧的主要在于大家对没有按照网络浏览时代网络写作“潜规则”行事的“纯文学”作品，也采取“浅阅读”的方式把它变成一种新闻化、猎奇化、娱乐化事件。我觉得，在一个普遍浅俗化的时代，我们的确应当呼唤一种真正建立在深度阅读基础上的有思想、有担当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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