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珍姓名与出生年龄考证--以“世界传世”的最新墨印为视角_徐邦达论文

杨维祯名字及生年考辨——从其传世最晚墨迹论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迹论文,最晚论文,名字论文,杨维论文,生年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4-0023-09

       书画题跋文献著录的杨维祯所有墨迹之中，目前所知撰书最晚的是《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明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8、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7、清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9皆有著录，且予以全文抄录。该文末尾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交代：时间为“龙集己酉秋八月初吉甲子”，即明洪武二年(1369)八月一日；书写于“云间之拄颊楼”，即铁崖晚年松江寓所。8个多月之后(次年五月)，杨维祯即归道山。然此作品仅见于文献著录，真迹似已不传。如今所能见到的铁崖传世墨迹之中，能够考定撰书日期的，应该以《兵火帖》(又名《致松月轩主者手札》)为最晚。此帖曾经徐邦达先生考察，然有许多内容尚未厘清，且又存有两个不同藏本，对于杨维祯姓名的考辨论定，颇有启发意义，故此首先加以考察。

       一、《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又名《兵火帖》)本事考

       杨维祯所书《兵火帖》，徐邦达先生曾经有过考述，尽管比较简略，但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徐邦达所见墨迹，与今天笔者见到的截玉轩藏本有些差异，这些差异对于本文主旨的阐述至关重要，故先将徐邦达所见所考抄录如下，以便下面的对比论证。

       兵火帖 一页

       纸本。纵二八厘米，横五二·七厘米。

       本文(行草书)：“自兵火后。故人都如隔世。死生契阔。邈不相闻。乙巳到莒□。迤逦到太湖盛宅。满拟过□浔诣使门。吊死问□舟□盛港而风辄引之返也。□□怅然。徐榻驰书来。甚慰□□怀。兼有土物之惠。珍重睠予。恩意无以为喻。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卷。今日平旦。肺气不雍。眼亦不花。女郎洗砚。劝书集。展缥卷。客来皆称老铁秋更得意之帖。先府君墓文则付□小儿副墨录去。中秋前后□松月清凉界中。不妨补亲笔也。立秋三日。抱遗老人杨□祯顿首。松月轩主者。丁、赵两生无一字附便伻□来。当为余诘其故。揭别驾、曾贰尹仿次幸道□。”钤白文“铁史”、“廉夫”二印。

       鉴藏印记：“韩崇私印”。“江邨秘藏”。“淞洲”。“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鉴藏图书”。“吴平斋秘箧印”。“平斋审定真迹”。“兰陵老子珍藏”。

       按：书中所云“乙巳”，为元至正二十五年，即一三六五年。揭别驾，疑为揭汯，史云：“至正十八年出为江西宪台，守建宁。”岂先曾为建宁通判。待再考。该帖为《元人诗札合璧》卷之一[1]。

       但是，徐邦达仅仅提供释文按语，未附原件图像。所幸此帖又有一本传世，经谢稚柳等人收藏，取名为《致松月轩主者手札》，收入《截玉轩藏宋元明清法帖墨迹》之中[2]。不过后者仅有对此帖形式、书风及铁崖生平的简介，有关帖中具体内容、收藏源流等等的考察，则付诸阙如。

       今天在徐邦达有关《兵火帖》释文和按语的基础上，参考杨维祯相关文章，以及碑刻文字、地方志等各种资料继续探索，笔者发现，杨维祯与松月轩主人渊源颇深，《兵火帖》其实并非撰书于元代至正末年，而是明朝洪武二年(1369)。当时战乱已经平息，此信不是因为“兵火”而作，取名《兵火帖》，不如《致松月轩主者手札》更为贴切。

       松月轩主，实即南浔(今属浙江湖州)人褚质。杨维祯曾应褚质约请，为之撰书《松月轩记》。所谓《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其实就是交付《松月轩记》时所附书信。因此，若要探明《致松月轩主者手札》的撰书时间、具体内容、所涉人物等等，首先必须了解松月轩及其主人，故此节录杨维祯《东维子文集》卷14《松月轩记》如下：

       吴兴东去若干里，其聚为南浔，褚氏乐闲君之世家在焉。至正甲午，先庐遭兵毁。其子质，字彦之，重创别业朱坞溪上。苍松夹径数百植，林下石床云磴，荫以重轩，时焚香读《易》其下。月夕则鼓琴，或歌骚，或与客啸傲赋诗。仰听虚籁，俯席凉影，俨若物外境也。遂即“松月”扁其轩，不远二百里走云间，请记于予。予交其父兄几二十年，彦拜予为父行，予视之异姓侄，义不可以老懒辞。……甲午，诸兄罹不测之祸，彦捐躯历险，誓不与共天，必复其雠而后已。……龙集己酉秋七月初吉书。

       此文已将松月轩之主人、地点、渊源、状貌，以及杨维祯与松月轩主人褚质父兄之交情，撰书《松月轩记》的时间等等，交代十分明白。(按：铁崖实际书写《松月轩记》时间，并非“七月初吉”，而是六月二十八日。参见后文。)事实上，杨维祯与褚质及其父兄，有将近20年之交情，早在元至正初年浪迹湖州之时，杨维祯即与其父兄来往，且多次应邀撰文。今存杨维祯的文集之中，至少有《松月轩记》《元故乐闲先生墓志铭》(《东维子文集》卷25)《禇氏家谱序》(《东维子文集》卷6)等3篇，是为松月轩主人及其父兄撰写。兹据上述资料以及《吴兴金石记》卷15《褚公祠碣》等文，略述松月轩主人家世如下：

       松月轩主褚质，乃唐代著名文人褚遂良后裔。褚遂良由河南徙居钱唐之后，其子孙有人徙居湖州，又有人从湖州迁居南浔之西朱坞，褚质及其先人，即属南浔朱坞一支。其父褚锡珪(1275-1340)，字君玉，号乐闲居士，为南浔大户。曾任善州教授。晚年钟情于山水游赏，于朱坞溪凿池筑圃，莳养花竹以自娱，所创“乐闲堂”，远近闻名。褚锡珪有子4人：嗣良、嗣英、嗣俊、嗣贤。褚质应当是锡珪第三子或幼子，原名或许是嗣俊，亦可能是嗣贤，后来改名为质，字彦之。(据铁崖撰《元故乐闲先生墓志铭》、《禇氏家谱序》，褚锡珪有子4人：长子嗣良；次子嗣英，出继叔父锡琦为后；三子嗣俊；四子嗣贤。其中并无褚质(彦之)。又按《松月轩记》，既曰“予交其父兄几二十年，彦拜予为父行”，又曰“甲午，诸兄罹不测之祸，彦捐躯历险，誓不与共天，必复其仇而后已”。可见褚彦之并非褚乐闲长子，而死于至正甲午(1354)兵难者，至少有彦之两位兄长，故彦之当为嗣俊、嗣贤中之一人。又，《元故乐闲先生墓志铭》作于元至正初年，《松月轩记》则作于明洪武初年，相距20余年，故疑褚质之名为后来更改。)

       元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褚质数兄死于兵难，“乐闲堂”亦遭损毁。明初天下安定，褚质遂于朱坞溪上重建别业，取名“松月轩”。不远数百里邀请杨维祯为其新居撰写记文，实因铁崖与褚乐闲父子有多年友情。

       至迟于洪武二年(1369)六月，《松月轩记》撰成。六月二十八日，即立秋之后第三天清晨，铁崖感觉神清气爽，遂挥笔誊录，然后又有书信一封，连同记文一并交付松月轩主人。当时所附书信，就是本文所论《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在此还需加以考辨的是，《致松月轩主者手札》书于“立秋三日”，文中又有“《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卷。今日平旦……急展缥卷”等语，可见铁崖誊录《松月轩记》，与撰书《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实为同一天。据历书记录，洪武二年己酉“廿六戊子立秋”[3]。可知“立秋三日”即明洪武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然而上引《松月轩记》文末却署曰“秋七月初吉书”，与《手札》所言不能吻合。笔者认为，导致此种矛盾的可能原因不外两种：一是《手札》“立秋三日”之“三”字有误，二是《松月轩记》所署撰期不实。察其《手札》墨迹，“三”字清晰不误，原因当在后者。盖出于趋吉求福的心理需要，杨维祯有意落款为“七月初吉”，实际书写《松月轩记》则是六月二十八日。

       弄清了《致松月轩主者手札》的写作原因及撰写时间，还需对信中内容详加考索。因为徐邦达的按语相当简略，且有错误，而信札中涉及的人和事，直接关系到此信的真实与否，故此笔者不避繁琐，续加考证。

       其一，“乙巳到莒城……舟到盛港，而风辄引之返也。”

       盛港：盖即盛家港，位于湖州乌程县东北3里(参见《成化湖州府志》卷6)。“乙巳”即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当时铁崖辞官隐居松江，不时出游，曾撰《风月福人序》(《东维子文集》卷9)，自称“风日好时，驾春水宅赴吴越间，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荡漾湖光岛翠间”。由此可见本信札“舟到盛港”云云，所言不虛。

       其二，“今日平旦，肺气不壅，眼亦不花”。

       由此可知，早在洪武二年夏季，即杨维祯撰此信札之前，其肺疾征兆已经相当明显。而正是此痼疾，后来直接导致杨维祯丧命。此年岁末，杨维祯应征修纂礼乐书，去往京师。次年四月，因肺疾发作而返回松江，旋即去世。

       其三，“先府君墓文，则付之小儿，副墨录去”。

       所谓“先府君墓文”，即杨维祯为褚质之父褚锡珪所撰《元故乐闲先生墓志铭》，文载《东维子文集》卷25。褚锡珪谢世，早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杨维祯为撰墓志铭，应该不迟于至正初年，因为褚家是南浔大户，不至于迁延不葬。故此颇疑褚锡珪墓葬于元末战乱中毁坏，明初褚质为之重修墓地，而铁崖“付之小儿，副墨录去”的“先府君墓文”，应该是其旧作。此时距离褚锡珪下世已20余年，且又改朝换代，故题作“元故乐闲先生”。

       其四，“徐捴”、“揭别驾”、“曾贰尹”。

       “徐捴”、“曾贰尹”，不详。“揭别驾”，徐邦达怀疑是揭汯，有误，应该指揭傒斯之孙、揭汯之子揭云。揭云于明初官任湖州府通判，故此称“揭别驾”。

       《万历湖州府志》卷9《守令》著录本府本朝的首任通判曰：“揭云，洪武中任。勤敏有文，且擅汉隶。郡中匾额碑识，多其词翰。”又，《书史会要》卷7《大元》：“掲字之德，文安孙。正书学智永。”“文安”是揭傒斯谥号，据此可知湖州府通判揭云是揭傒斯之孙。又据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0《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知揭傒斯有子二人：长子揭汯，有子名敬祖；幼子广阳，揭傒斯去世时年仅4岁。按：揭傒斯幼子广阳生于至正元年(1341)，即使后来婚娶顺利且有子嗣，其子嗣在洪武初年亦不可能成年。故知《书史会要》所谓“文安孙”揭云，只能是揭汯之子。因此，合上引资料可以推知：“揭别驾”并非徐邦达所推测的揭傒斯长子揭汯，而是揭傒斯(文安)之孙、揭汯之子揭云。“敬祖”应是揭云原名，后改名云，字之德，为明朝湖州府首任通判(宋濂《揭汯墓碑》未及敬祖、揭云，俟考)。

       揭傒斯是泰定四年会试考官，于铁崖可谓有师生之谊。又据《铁崖文集》卷5《祭揭曼硕先生文》，杨维祯仰慕揭傒斯，曾撰文祭奠。揭云承其祖父之家学，亦擅长书法，杨维祯与之可谓气味相投，两人交好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就内容而言，《兵火帖》(或者说《致松月轩主者手札》)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而且是目前所知尚存于世的杨维祯撰书最晚的墨迹。但是非常遗憾，徐邦达没能提供《兵火帖》原件图像。笔者根据其释文比对截玉轩藏本，发现徐邦达所见墨迹，保存不如后者，最为明显的，徐先生抄录时标注的阙字或疑似之字，在截玉轩藏本中皆较清晰。故此附上截玉轩藏本图像(见下页)，并重加新式标点，录释如下：

      

       自兵火后，故人都如隔世。别来契阔，邈不相闻。乙巳到莒城，迤逦到太湖盛宅。满拟过南浔诸使门，吊死问小，舟到盛港，而风辄引之返也，迨今怅然。

       徐捴驰书来，甚慰耿耿怀，兼有土物之惠，珍重睠睠，予恩意无以为喻。《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卷。今日平旦，肺气不壅，眼亦不花。女郎洗砚劝书，急展缥卷。客来，皆称老铁秋来得意之帖。先府君墓文，则付之小儿，副墨录去。中秋前后，想松月清凉界中，不妨补亲笔也。立秋三日，抱遗老人杨桢顿首。松月轩主者。

       丁、赵两生无一字附便伻来，当为余诘其故。揭别驾、曾贰尹侍次，幸道谢。

       根据徐邦达提供的释文按语与截玉轩藏本比对，笔者发现两本有明显差异：

       差异之一，题款与印章不同。徐邦达先生所见墨迹，署名“杨□祯”，钤白文“铁史”、“廉夫”二印；截玉轩藏本则分明署作“杨桢”，仅钤“铁史”一印，且为朱文。

       差异之二，历代鉴定收藏者之印章，完全不同。

       差异之三，大小不等。徐邦达所见为“纵二八厘米，横五二·七厘米”，截玉轩藏本为“纵二七·五厘米，横五七厘米”。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截玉轩藏本与徐邦达所见，并非同一本。由此可知杨维祯《兵火帖》，或称《致松月轩主者手札》，今存至少有两件。强调这一点，与论定铁崖名字大有关系。

       二、杨铁崖常用名是“维祯”

       《致松月轩主者手札》，是目前能够考定的尚存于世的杨维祯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明初杨维祯的身体状况、心态思想、同道交游等等，意义重大；对于一些细微却又不容忽视的现象，例如本文主旨之一的铁崖晚年署名的考证，也具有参考价值。笔者之所以强调此帖乃今日可见铁崖存世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是因为原先希望对于此帖的考察，可以有助于铁崖改定名的论定。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此封书信居然出现了两个有差异的版本。

       铁崖晚年书信，有时命友生抄录，是为了呈送不同的对象，因此会产生不同版本。而按照常理推断，一封接收对象单一的普通私人信札，作者不应该抄写两遍。换言之，徐邦达所见《兵火帖》，和谢稚柳收藏的《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其中或许有仿冒之作。当然，即便是仿冒，只要忠实于原作，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某些真相，它们仍然有助于我们对于相关线索的梳理。问题在于，上述两个版本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署名方面：《兵火帖》作“杨□祯”，《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却作“杨桢”，这使得我们对于杨铁崖最后的自我定名的考察，再一次陷入无法确定的迷茫。

       杨维祯之“祯”字，《明史·文苑传》写作“桢”，后世沿用较多。笔者在撰写《杨维祯年谱》时，注意到铁崖手书姓名常写作“杨维祯”，且其姓名章亦作“杨维祯”，故认定其姓名当作“杨维祯”。然而因为杨维祯诗文集版本众多，传世墨迹也有数十件，其中写作“维桢”的不乏一二。因此直至今日，“杨维祯”之姓名仍然未能给予规定统一。影响较大的如《全元文》、《全元诗》，以及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6卷，就都写作“杨维桢”；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则著录为“杨维祯”。至于各种文史资料、工具书、各级图书馆的书籍卡片有关铁崖姓名的著录，则更不统一：或写作“杨维祯，祯一作桢”；或者相反，谓“杨维桢，桢一作祯”。令人感觉最为纠结的是王冬梅主编的《历代名家书法经典·杨维桢》：此书封面标题为“杨维桢”，右侧截取铁崖手书“扬维祯”作为装饰，扉页标题却又改作“杨维祯”[4]。铁崖姓名如此混乱地标署，对于今人的学习和研究，显然是不利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混乱情况呢?

       如果追溯混乱的源头，毫无疑问，“罪魁祸首”应该就是杨维祯本人。前人对此状况早就有所觉察，清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张之洞在为铁崖墨迹《赠装潢萧生显序》所撰题跋中曾说：“署名作‘维桢’，印文作‘祯’，余所见铁崖他卷亦同。今史传作‘桢’，集本作‘祯’，书印自为参差，当再考之。”(见北京瀚海公司2010年6月拍卖藏品图像。)

       其实，即使是在“集本”、“书迹”之中，杨维祯的署名也并不一致，“自为参差”的现象广泛存在。在张之洞之后，有心“再考”的学者已有不少，但是至今未有一致认可的定论。因为铁崖署名“乱象丛生”，难以梳理。因为不仅是其手书和印章不一致，即使是杨维祯同一年书写的诗文，署名也常常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乱象早在杨维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那么，假若后人只是简单强调“眼见为实”，仅仅根据自己并不完备的亲眼所见为铁崖“确定”姓名，忽而“杨维祯”，忽而“杨维桢”；忽而“杨桢”，忽而“杨祯”，甚至“扬维祯”……必然造成混乱，尽管它们可能都是杨铁崖曾经真实签署过的姓名。

       如今消除混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从杨维祯经常使用的几个姓名之中，采纳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可的作为标准姓名，其余则作为别名对待。

       今人要为前人“确定”姓名，最为理想的考证，自然应该首先确定其本名，然后探究改名的原因、时间、过程和结果，最后采用其改定名作为“标准姓名”，其余则著录为曾用名或别名。但是，铁崖为何如此多变地书写自己的姓名?未见杨维祯本人有过说明。其本名究竟是“维祯”还是“维桢”?其改定名又是什么?后人有过种种考察和推论，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令人信服。

       坚持认为铁崖本名是“维桢”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铁崖同胞同族兄弟的名字，除了表示排行的“维”字，末字多以“木”为偏旁；二是认为“维桢”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维周之桢”首尾二字之綴连，其父以此表示希望儿子成为栋梁之才[5]；三是认为古人名与字通常都有联系，而名“维桢”与字“廉夫”，比较吻合[6]。

       上述论证或猜测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认真推敲。首先，杨维祯同一辈分的同宗兄弟，其名不用“木”偏旁字的，不在少数，例如铁崖堂兄、书画家杨维翰。即使是铁崖同胞兄弟4人之中：长兄维植，仲兄维鲁，小弟维柢。二哥之名，已不采用以“木”为部首的字，铁崖排行第三，在仲兄维鲁之后，名字不以“木”为偏旁，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小弟维柢之“柢”，也有写作“祗”的。(按：杨维祯诗文中提及兄弟姓名，仅见于其《先考山阴公实录》。此文今存两个版本，《铁崖文集》本作“柢”，《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作“祗”。)其次，《诗经》中固然有“维周之桢”，但同时也有“维周之祯”(《周颂·维清》)。说“维桢”是《诗经》“维周之桢”首尾二字之綴连，纯属妄测。我们无从证明铁崖兄弟的取名，都与《诗经》等经典有关。最后，所谓字“廉夫”与名“维桢”比较吻合，此说固然不错，但是“维祯”与“廉夫”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联系。理由非常简单，字与名之间，应该具有某种联系，此为古人常识。而这种联系可以是十分多样的，“贞”既可以是“祯”字的表音构件，也可以视为表意成分而引申出相关的字号，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假若铁崖后来改名不能与原字吻合，必然连同原字“廉夫”一并更改。不能想象，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会长期使用一个与其新字缺乏关联的原名(或者是与原字缺乏关联的新名)，并且频频书写于各类文章信札。因此，从所谓的“维桢”“维祯”与“廉夫”吻合与否来推究其本名，都只能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揣测，不能当真。

       事实上，联系铁崖出生时呈现的所谓吉兆，取名“维祯”，可能更加符合其父母当时的心愿。铁崖出生之前，其母曾有神异之梦。宋濂撰《铁崖墓志》曰：“当县君有妊，梦月中金钱堕怀，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顶曰：‘梦之祥徵，其应于尔乎!’”又，《霏雪录》卷上：“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尝梦神人授金钱一枚，吞之，遂娠先生。”这些传说应该是其父母后来对他寄予厚望并引为骄傲的谈资，而“祯”字恰恰含有吉祥之意。

       当然，说“维祯”更可能是铁崖的本名，也只是推测，并不能证实。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们能够证实铁崖的本名，对于今天铁崖“标准姓名”的认定，仍然不起作用。因为一旦铁崖改了名字，那么所有以前的名字，包括本名，都只能列入曾用名的行列。

       那么，铁崖的改定名是否能够证实呢?

       要证实改定名，考察杨维祯晚年最后阶段的署名，不失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本文之所以选择《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加以重点考察，原先也是出于这一企图。然而上述努力并不能如愿。那么，是否可以撇开其墨迹，转而考察各种文献中著录的铁崖晚年署名情况，并作最后的论定呢?非常遗憾，杨维祯作品版本众多，无论抄本还是刻本，在转录过程中常常出现有心或无意的不一致，令人更加难以定夺。以下试举二例：

       其一，本文开头提及的洪武二年八月一日所撰《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是目前所知铁崖撰书最晚而且曾经传世的墨迹，多种书画题跋文献皆予以全文引录。但是，此墨迹今已不存，不同文献的著录却存在着明显差异：《珊瑚木难》本署为“杨维祯”，《式古堂书画汇考》本却署作“杨木贞”。今天有人以此文署名“杨木贞”作为证据，来论定铁崖本名就是“维桢”[7]，其实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目前所见铁崖诗文作品之中，署名作“杨木贞”的，仅此“半例”。其二，大约撰书于元至正二十二年前后的《与德常札》，《适园丛书》本《珊瑚木难》卷8全文抄录，署名为“老铁桢”、“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珊瑚木难》、《赵氏铁网珊瑚》所录，却署作“老铁祯”、“祯”。尽管从版本优劣的角度来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未必靠得住，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总而言之，单纯采用版本的校勘来考察铁崖的署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添混乱。

       就实际而言，既然杨维祯有不少手书墨迹传世，手迹自然应该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至于铁崖诗文集各种钞本、刻本中的作者署名，并非第一手的资料，对于其姓名的考辨作用不大，所以基本可以忽略。

       笔者本来以为，自我姓名的书写应该比较稳定，尤其是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因此对于铁崖墨迹(特别是其晚年墨迹)的考察，应该有助于其改定名的论定。笔者所见铁崖传世墨迹数十种(包括根据其手迹摹刻的版本)，其中最早的是至正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所撰《梅花百咏序》，最晚的是本文所论明洪武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撰书《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前者为年近50周岁时所撰，后者是74岁时所书。其余留存至今的铁崖手书墨迹数十种，大约都是这20余年间的作品，其中署有其姓名的多达23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时间段内杨维祯手书墨迹中的署名，同样存在着多变的现象，并无规律可循。为了更清晰地反映这一现象，以下将笔者所见署有铁崖姓名的作品，按照年代先后依次排列：

      

       从下引资料不难发现，铁崖存世墨迹中的姓名书写，主要存在着4种现象：杨维祯、杨维桢、杨桢、杨祯。以上表格所列，除去存有两种版本的《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尚有22件，其中署名“杨维祯”(包括“杨祯”、“扬维祯”)的，有11件；署名“杨维桢”(包括“杨桢”)的，亦为11件。当然，以上统计并不包括钤有姓名印而未署其姓名的墨迹。

       有人认为铁崖名字的更改，反映其退隐前后、或元明更迭前后的心态变化[8]，这样的推测同样没有事实根据。元至正十九年(1359)五月，铁崖退隐松江之前撰书《周上卿墓志铭》，署名“杨维祯”。退隐半年之后，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三月既望，铁崖撰书《沈生乐府序》，亦署“杨维祯”。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撰书《复理斋尺牍》，却又署为“杨维桢”。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丙寅撰书《梦梅华处诗序》，署名“杨维祯”。松江归附朱元璋政权半年之前，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夏六月上吉撰书《赠装潢萧生显序》，又署作“会乩抱遗老人杨桢”。明朝建国之后，洪武二年正月撰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署名“杨维桢”。同年二月花朝庚辰撰书《壶月轩记》，却又署作“会稽抱遗叟杨祯廉夫甫”。由此可见，铁崖署名随心所欲，其中缘由未见其本人有所陈述，至今无从揣测。

       目前可见铁崖撰书于去世前1年的作品，一是洪武二年正月的《梦游海棠城诗卷》，署名“杨维桢”；二是同年二月花朝日所书《壶月轩记》，署作“杨祯”；三是本文所论《致松月轩主者手札》，撰书于同年七月上旬，却又存在两种版本，分别署名为“杨桢”、“杨□祯”。可见铁崖的改定名根本无从确定。或许铁崖本人率意书写，就从未有过定名的念头。那么，既然铁崖的原名和改定名均无法确认，笔者认为，使用其常用名作为规范用名，统一今人对于杨铁崖的称呼，是最为稳妥也是切实可行的。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常用名”，并非指从众心理导致的后人的经常采用，而应该是指铁崖本人最为常用的名字，也就是认真分析比较其墨迹之后才能认识到的“真相”。

       如上所述，目前所见铁崖存世墨迹之中的署名，采用最多的是“杨维桢”和“杨维祯”，而两相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后者更为常用。“杨维祯”的署名，使用于其人生的各个时期，包括元至正初年浪迹江湖阶段、元至正十一年至十九年的为官时期，以及元末辞官退隐松江阶段，直至明初辞世之前。

       除此之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铁崖存世墨迹之中，钤有姓名印的十余种，其中不少手迹仅书别号，却钤有姓名印。所用姓名印有两枚：一为“杨维祯印”，白文；一为“会稽杨维祯印”，朱文。也就是说，迄今所见铁崖姓名印，印文皆为“杨维祯”，无一例外。尽管我们至今仍然无法解释张之洞所指出的，铁崖有些墨迹中所存在的“书印自为参差”现象，例如《书评张宣公城南杂咏》，署名“杨桢”，却钤有朱文印“会稽杨维祯印”；又如《张氏通波阡表》，署名“杨维桢”，亦钤朱文印“会稽杨维祯印”。然而这一矛盾现象其实可以作为论据，证明本文的推断：即铁崖在变换名字别号以耸动视听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常用名的使用。换言之，铁崖本人将“杨维祯”作为其常用姓名，这是不争的事实。徐邦达先生编撰《古书画过眼要录》，采用“杨维祯”而不用“杨维桢”，其实此书所录铁崖墨迹10件，其中的署名并不一致。徐老先生取此而弃彼，究其原因，我想应该也是注意到了铁崖常用名及其所用印章的缘故吧。

       总而言之，要改变目前对于铁崖姓名自行其是、比较混乱的著录，笔者认为，应该将铁崖常用名“杨维祯”作为统一规范的正名，而将“杨维桢”、“杨桢”、“杨祯”作为其别名或曾用名看待。

       三、杨维祯的生日与生年

       杨维祯的生卒年岁，通常写作“1296-1370”，各种文学史、文学词典以及相关工具书的记载似无例外，这是根据宋濂《宋学士文集》卷16《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推算和记录的。

       宋濂所撰《杨君墓志铭》曰：“(廉夫卒)，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洪武庚戌”即洪武三年(1370)，上溯75年，铁崖似当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铁崖生卒年岁另有一说，出自铁崖弟子贝琼笔下。贝琼《清江文集》卷2《铁崖先生传》谓铁崖卒于洪武三年夏六月，享年七十有六。

       贝琼所言与宋濂所述不合，但不足为据。首先，铁崖卒于五月癸丑(二十五日)，六月癸亥(六日)下葬，期间相隔10天，宋濂所撰《墓志》交待十分明白。贝琼当时不在松江，《铁崖先生传》乃后日补作，应该是误以葬期为卒日。其次，铁崖究竟享年75还是76，其传世墨迹可以作为佐证。《梦游海棠城记》明确写道“己酉春正月十三夜，梦群女御……吾今行年已七十又四”，由此推算铁崖生年，为元成宗元贞二年，证明宋濂所述不误。

       元贞二年为丙申年，即公元1296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铁崖出生时的公元纪年，已经不能如此简单换算，因为杨维祯生于丙申年腊月二十五日，换算为公元纪年，已非公元1296年，而是1297年正月。

       杨维祯的生日，迄今未见有研究者提及。笔者在搜罗整理铁崖作品的过程中，发现钱谦益所辑铁崖诗选，即《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7之上编，录有《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诗。此诗不见于杨维祯其它各种诗文集，但却是真实可信的。诗曰：

       去年生旦吴山雪，我食无鱼客弹铗。今年生旦逢立春，座上簪花写春帖。主人锦筵相为开，烹羊炰羔作春杯。柳车昨夜送穷去，羯鼓今日迎春来。家人祝词心转急，富贵今年当五十。男儿富贵绝可怜，年少光阴胡可及。大姬白题作胡舞，小姬吴歈歌《白苎》。丹穴锦毛飞凤凰，海树红芽语鹦鹉。两家公子与玉觞，酒酣起把双银艡。胸吞笠泽三万顷，气卷渴鲸千丈长。座中有客吾宗老，玉山不受春风倒。歌词自作风格高，合乐莺声一时好。夜如何其且秉烛，主人奉欢为不足。主人交谊晚谁似，四海弟兄同骨肉。我歌醉歌君击缶，金抟琵琶勿停手。洞庭君献橘双头，饮以洞庭春色酒，轮云世事知何有。

       本诗描写元至正四年“甲申”(1344)岁末杨维祯的状况和心情，与其初到湖州长兴时的实际能够吻合。此年十一月，应湖州蒋克明之邀，杨维祯携带妻儿，自杭州来到太湖之滨的湖州长兴县，在蒋氏东湖书院教授其子弟。来到长兴之后的两年里，铁崖受到当地大户的热情款待、青年士子的簇拥膜拜，精神为之振奋，许多热情奔放、抒发逍遥情怀的诗篇，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而从本诗所述状况来看，此年腊月的庆生宴会，显然也是当地大户(应该就是蒋氏)为之操办。此时铁崖来到长兴仅仅1个多月，陶醉于当时当地的豪奢，回想起昔日杭州的落魄，感慨之情不可遏制，遂有此长诗。

       “去年生旦吴山雪，我食无鱼客弹铗。今年生旦逢立春，座上簪花写春帖”，是写此前的狼狈和今日的愉悦。“吴山”，位于杭州。曾经的钱清盐场司令杨维祯，在为父母守丧期满之后，将家乡(浙江诸暨)所有的田地家产让与兄弟，于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携带妻儿，来到江浙行省省会城市杭州，并依照通常的程序，申请补官。谁知本来不该出现意外的补官程序，并未获得执行。或许是因为当年铁崖任职钱清盐场司令期间，力争减免赋税而得罪了上级官员；也可能是铁崖比较张扬的个性，行省长官看不顺眼。总之，杨维祯的补官一事，不明不白地拖延下来。此后的三四年里，杨维祯携家带口寓居杭州吴山，被迫无奈，只能靠教授学生糊口度日。

       然而人生的遭遇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常常是西面关门，东边开窗；起起伏伏，福祸相依。尽管杨维祯的仕途迭遭挫折，究竟何日得以补官，似乎也遥遥无期。但是身为早年的二甲进士，又是寓居江浙省会城市杭州，且在元顺帝重新恢复科举之后不久，慕名求学的士子还是络绎不绝。尤其是应邀来到长兴县东湖书院之后，既有当地豪族富家热情款待，又有年轻后生追随吹捧，杨维祯的身价得以倍增，同时又能与太湖美丽风光终日作伴，因此杨维祯格外兴奋，甚至有了就此致仕隐逸、放纵逍遥的念头。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漫成》五首之四(《铁崖先生古乐府》卷10)就这样唱到：“铁笛道人已倦游，暮年懒上玉墀头。只欲浮家苕霅上，小娃《子夜》唱湖州。”类似的思想，其实在《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诗中已初见端倪。

       本诗中“家人祝词心转急，富贵今年当五十”两句，用西汉朱买臣故事。据《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长年卖柴为生，年过40，仍然贫困不堪，但好书成癖，诵读不辍。其妻不堪忍受，要求离他而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后来朱买臣果然出仕，擢为会稽太守。故上引2句，实寓其家人希冀铁崖转运并获得富贵之意。不过，铁崖本人对于即将到来的“五十富贵”，似乎并不期盼。家人着急的祝词，反而勾起他对于青春时光的无边留恋，所谓“男儿富贵绝可怜，年少光阴胡可及”，不仅是渐入老境之人的共同心态，也是杨维祯留恋当时惬意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以下转而浓墨重彩表现“大姬”、“小姬”的歌舞，“酒酣”、“奉欢”的快意。

       诗题“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与诗句“今年生旦逢立春”，可据以证实杨维祯之生日，又可藉以纠正有关其生年的误说。在此需要加以辨析说明的是，至正四年铁崖初度日，实为其踏入虚岁49之门槛，“当五十”应属约数，或是其家人对于富贵的“心转急”期盼。否则按照习惯，诗题通常会标明“五十初度”。根据历书记录，至正四年甲申十二月“廿五庚辰立春”，这与本诗所谓“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生旦逢立春”完全吻合。而据此推算杨维祯出生之日，则是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换算为公元纪年，已入1296年之次年。

       综上所述，杨维祯(1297—1370)，其名又作维桢、桢或祯，字廉夫，別号有铁崖、梅花道人、铁笛道人、铁心道人、老铁、抱遗子、东维叟等数十个，诸暨(今属浙江)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297年元月19日；卒于明洪武三年庚戌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370年6月19日，享年七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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