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人情怀 独特个性 爱国担当
一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能于混战中脱颖而出，跟他善于纳才用人不无关系。他求贤若渴，曾多次下令招贤纳士。
祢衡极有文采，是个辩才，孔融将他推荐给曹操，他却称病不就，最终被曹操强招去，封作鼓手，曹操想以此羞辱他。谁料祢衡裸身击鼓。曹操一气之下，用借刀杀人之计，将祢衡遣送给刘表，祢衡又对刘表很轻慢；刘表又把他派给黄祖，祢衡最终与脾气火暴的黄祖发生冲突而被杀。
多数人都会因祢衡之死而扼腕，也会对曹操的龌龊之计而不齿。曹操不是求贤吗，又怎么会杀有才之士呢？事实上推荐祢衡的孔融，最后也是被曹操杀死的。孔融的名头可不小：建安七子之首，名门之后——孔子的二十世孙，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被曹操杀死的文人还有恃才放旷的杨修。就连“王佐之才”荀彧，也有史书说，曹操赠食物给荀彧，他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因此被迫服毒自尽。这些好像与曹操求贤若渴是背道而驰的。细想就能明白，曹操所求的“贤”是唯我所用的人才，而不是有文才之人。即便是为我所用的人才，一旦“失效”，也是弃之不惜。在曹操的眼中，所谓文人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
与他们四个比，“竹林七贤”更像“文人”，但他们也未摆脱作工具的命运，要么唯“我”所用，要么弃若敝屣。山涛、王戎投向司马氏不说。嵇康无意间得罪司马昭的宠臣被杀，《广陵散》绝迹；阮籍为躲避司马氏招亲，连醉两月，才得脱。虽然魏晋名士以风度个性自夸，也因此为后世所赞，但在政治这张皮子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些文人只是较为漂亮的绒毛而已，毫无真正个性可言。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作《归去来兮辞》明志，但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以至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他或许是第一个独立意识觉醒的文人，却穷困潦倒，常常在生存线上挣扎。我们大概会认为生存在这个时代的文人是不幸的。可是由他们上追五六百年，那些文人更其不幸。
自孔子兴办私学起，“士”作为一个阶层逐步崛起，他们四处奔走，游说诸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又著书立说，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致形成百家争鸣的灿烂文明。可是，秦国一统天下后，各书悉收，付之一炬，更有坑儒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文人，风光不再，处处危机，能谈什么个性？李斯都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幸运的“老鼠”而已。
二
文人性格真正独立起来，大概始于隋唐科举实施之后。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很欣赏《饮中八仙歌》里的这句诗，率真、豪放、无拘无束的诗仙之态跃然纸上，写李白的诗，恐怕无出其右者。“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又是何等自然洒脱！李白是个很有个性的诗人，天纵奇才，斗酒百篇，倚马可待，其诗想象奇丽，似天马行空，为世人所称道。贵妃磨墨，力士脱靴，更是奇异无比的妙事。李白才华盖世，又浪荡不羁，桀骜不驯，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注定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即便不被重用，他仍可四处云游，奉旨喝酒，李白的个性在于自我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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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李白稍晚的杜甫，就开始将民本情怀写入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的诗关注民生，有“诗史”之誉，但杜甫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杜诗的这种文人个性是出于自发状态。
以心胸豁达而闻名的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好容易被贬归来，又因此诗被贬，可见刘禹锡这个诗豪是多么有个性，但也因此得罪权贵又被贬。再次奉诏回京，他仍去玄都观，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可见其个性之强。刘禹锡表现出的个性也多是文人“自我”的个性。
文人独立起来，才真正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文人的这种独特个性，逐渐支撑起了整个古代封建王朝的大厦。
三
文人个性真正形成是在宋朝，或许就跟这个或真或伪的故事有关：
叶梦得是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几朝的官员，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日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就是说有宋一朝是不杀文臣的。
范仲淹非常有名的《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岳阳楼记》中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子京为何被贬？他却又能在第二年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可是个人才啊。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被重用？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但结合那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范仲淹的文人个性。面对种种不公，他做到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依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以民”的思想源于孟子，在范仲淹这里具体化了，并渐渐融入后世文人的骨子里。
庆历五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此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他在滁州写下了非常有名的《醉翁亭记》表达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怀，这种情怀也为后世文人所认可，并将其作为评判官员优劣的标准之一。
实际上欧阳修对当时的“权贵”很是不满，《冯道和凝》即是其一：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嗟乎，其童子无乃嚚昏而无识者乎！予观巨鱼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鱼游戏乎浅狭之间，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养鱼记》。”
《养鱼记》又是其一。
欧阳修直言不讳，直指时弊，这又是文人的一大个性。同样是名满天下的文人也对时政之弊，毫不讳言，但运气稍差，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就是苏轼，几乎要了他的命的就是“乌台诗案”。
人气旺旺的苏大咖，对时弊信手作诗，影响极大，最终被诟下狱。他从恶梦中挣脱而出时，但仍旧旷达乐观，这种洒脱乐观也渐渐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个性。
司马光也很有个性。王安石变法之时，他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鉴》，时间长达15年之久。不与政见不和之人合作，独善其身，也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特有的个性。
虽然，清初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不少文人成了“奴才”，但清末“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情又现“江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为了很多文人的信条，并发起了一次次求富求强求民主求自由的爱国运动。一批批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密码的有志文人为国为民捐躯赴道，最终在世界强国之林撑起了中华的一片天
论文作者:任敬强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9月1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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