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政策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包容性增长”理念源自于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和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①，并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②“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在其执行动作上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③；在发展理念上强调由“物本经济主义”向“人本经济主义”转变④；核心是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包括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增长共享两个方面，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连接并促使其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增长理念和增长实践。⑤实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⑥，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它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⑦
虽然上述文献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包容性增长”理念有着很大的帮助，但仍存在着几点缺陷和不足：第一，缺乏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和提出现实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第二，目前文献大多着重于“包容性增长”有关概念和常识性内容的论述，而缺乏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的研究；第三，关于“包容性增长”政策指向方面的研究内容过于单一。目前现有的文献大多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反贫困的需要。其实，实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指向除了担负着当代和谐(反贫困)的重任以外，还有实现代际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和重构增长价值观等重任。本文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构建、政策指向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试图构建一个关于“包容性增长”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
一、“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与现实背景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形成的学源基础
虽然“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在最近才被提出的，但其思想萌芽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除了亚里士多德对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十分关注外⑧，就连经院哲学也把“公共利益”看作是经济学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在评价经济政策和商业活动时，经院学者们总是把他们所谓的‘不公平’这一观念与他们所谓在该意义上的公共福利受损害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⑨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从可以增进公共利益的角度为市场经济之下追求个人利益打上了正当性的印记。对重农主义而言，他们受到当时基督教这一强大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其崇尚“自然秩序”，并提出“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⑩的口号。而斯密认为，虽然人们只是有意识地追求个人利益，却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走上了增进整个公共利益的道路，并对此推崇备至。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公平性”与“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是人们面对稀缺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在漫长的博弈过程中，自发地演化出来的一种理性的、互利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不仅不要求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也不要求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布坎南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道德的要求如此之少，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利他主义动机和情感”(11)，只要“存在尊重坚持法律规则的传统、存在尊重普通规则的传统、存在尊重严守承诺和交易诚实的传统”(12)，就可以维系互利性交易的顺利达成。相反，一个要求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的非市场机制，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经验中都是以导致牺牲他人利益为最终结局，因此，顾及到每个人的公平的制度安排更加人道。(13)从福利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个合理制度提出的起码要求是：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的生活水平。阿罗指出，只要注重了人，“我们相信，甚至极其贫穷的国家也能够提高其最贫苦人民的福利。实际上，将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并无意义，因为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论，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自由”。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持续存在，使得一部分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另一部分人则度日如年、难以维持。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组织和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以往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价值观进行反思，试图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广泛基础上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但这一理念却被人们宽泛地理解为增长的劳动密集度、增长的区域及分配效应等。不准确的理解使得“广泛基础上的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寻求新的理念以期更快地消除贫困，在此背景下“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被提了出来。这种理念旨在形成一种能使穷人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14)但是这种理念却忽略了穷人和富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不均等等问题。为了倡导机会均等的增长，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关于印度共享式增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15)
(二)“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以中国为例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方面，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环境污染严重、增长价值观紊乱等问题，这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非合意现象，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
1.收入差距的扩大
不恰当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甚至能将其长期锁定在恶性循环中。(16)虽然适度的收入不平等(吉尼系数在0.2-0.35之间通常被认为是适度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时，则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首先，过度的收入差距会通过信贷、储蓄、投资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不平等程度越高，有资格获得信贷的人就越少，经济中的存款率和投资率就越低，因为高的边际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常出现在中产阶级群体中。不平等程度较高，还会导致资产无效率等问题。其次，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会减弱社会稳定性和团结性。因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加强了富人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他们的获利能力持续提高，而穷人则会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增加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不稳定和动荡的潜在危害。最后，较高的不平等程度还会促进利益团体过分游说、大规模政治捐赠、行贿和徇私舞弊等“寻租”活动。当资源被用于寻租活动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17)
对于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使用基尼系数来表示中国近三十年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除了城乡、区域间收入在持续扩大外，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证券业员工的工资水平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高出6倍左右，收入最高行业工资是最低行业的12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10年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5倍，远远高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可知，2006-2007年发达国家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最大约为3倍左右，如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18)
图1 1981-2009年间中国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1982-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改革开放后采取了不均衡发展战略而形成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与“库兹涅茨假说”是吻合的，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库兹涅茨假说”的适用性和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指出：“早期经济增长必然与收入分配恶化相联系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假说已被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的最新证据证明是不成立的。”(19)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未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有可能是不恰当的经济增长理念和分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2.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投资、扩规模、高污染、高能耗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自然资源的约束。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计算可知，中国产品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见表1)。随着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仅仅依靠扩张规模推动的增长模式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资源约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增长质量的提升。第二，生产要素的约束。扩张生产规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将受到储蓄率的制约；同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将受到限制。如果生产要素投入达到或超过其承载力，那么，靠不断加大资金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方式，将使经济增长处在规模效应递减状态，是无效率的。第三，生态环境的约束。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对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忽视高耗能、高污染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危害，使得环境利用效率大大低于标准水平(见表2)，这样的增长方式不但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非常不利于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20)
(三)增长价值观的紊乱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过分注重物质资本的增长，将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被称之为“唯资本论”。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以物为本”的“物本经济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仅仅重视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忽视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甚至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形成了“唯GDP论”。当然，我们无法否认，GDP的确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重要指标，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甚至较高的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会出现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困和环境问题等非合意现象。“罗马俱乐部”的总裁奥雷利奥·佩西指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21)。传统增长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增长观。它仅仅把经济总量和规模扩张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规模必然使人们遭受“无情的增长”和“无未来的增长”。(22)从价值论角度来看，“物”毕竟不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而传统增长价值观的一个先天缺陷主要在于，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如何更快、规模如何更大，但对于“为何而增长”和“如何增长才是人类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涉及终极价值观的问题却被忽视了。这样的增长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23)
二、“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
(一)参与共享
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和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包容性增长”主要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均等的发展权利，这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尤其重要。因此，汤敏指出：“在‘包容性增长’的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最核心的含义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群体受益，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提升是衡量贫困状况缓解的最主要指标。李普顿和拉韦林(Lipton and Ravallion)对孟加拉国、巴西、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尼日尔、突尼斯等8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达到2％时，往往导致贫困差距指标下降3％—8％。(24)在提高贫困人口消费能力方面，政府除了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贫困人口有机会“参与”经济活动，提高其收入水平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确保贫困人口能够“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下面笔者以政府实施适当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来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为例，说明“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参与共享”是能够实现的。
(二)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除了包含反贫困内容外，还涉及人与自然和谐或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反贫困是处理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而可持续发展则是处理代际间的问题。那么，代际间能否获得公平合理发展机会或者说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我们做一简单分析。
(三)重塑增长价值观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应该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应该对指导人们经济行动的价值观作出反思，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毕竟人的经济行为中既包含有理性的部分，同时也有非理性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难以确保人的经济行为会遵从理性的要求。因此，摒弃原有增长价值观中非理性部分，重构一个新的正确的增长价值观，将有助于把经济增长引向正确的发展轨道。
正确的增长观的本质应该突出强调经济增长应当顾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协调共同发展，追求价值的多元化及异质价值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因此，正确的增长观能够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与有序发展，实现人类增长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实现经济增长的价值跃迁发生的条件是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与和谐共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具体而言，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要体现为“环境友好型”，即与生态价值维度相统一；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还要能支持、促进和提升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即与人本价值维度统一。同时，生态价值维度、人文价值维度应成为增长的价值基础，并与增长的经济价值维度形成相辅相成关系。另一方面，这三个价值维度之间应形成相互规范、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关系，即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26)
“包容性增长”的形成与提出，必然预示着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价值观。一方面，这种新增长价值观的形成源自于对原有增长观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平等、和谐等内容的反思；另一方面，新的增长价值观又为在经济生活中协调人们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一种润滑剂。它的功能与使命是力图把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调整到一个可控或可承受的范围，避免它们激化，使经济运行有序化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新的增长价值观的价值是为人类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保障，它不仅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套道德规范，还规定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保持每一个公民经济活动责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平衡，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三、“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指向与选择
(一)反贫困
虽然经济增长是否能惠及所有群体往往取决于资源的最初分配、市场的完善程度、增长模式、技术的要素偏向以及政府政策等(27)，但一般说来，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因为只有这样，贫困群体才能广泛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要到达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求政府采取一些能改善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政策，使那些拥有低技能、又缺乏资本的群体被纳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解决贫困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再分配政策来降低贫困群体所面临的重重约束，并改善其生存条件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这里会涉及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正如奥肯所指出的那样，再分配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效率。不过，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如格罗斯曼认为，这种权衡可能并不存在或至少是被严重地夸大了。因为他们坚信，贫困的广泛存在会导致犯罪、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其他的超出法律许可范围的不良行为。同时，达斯格普塔和雷(Dasgupta and Ray)也持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一个更平等的分配方案可以减少失业者的营养不良，增加其再就业的可能性，并促进经济增长。
良好的再分配政策能够通过纠正市场失灵给贫困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由于信息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信贷和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合同实施问题。这些市场的不完善所导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往往是贫困群体难以逾越的门槛，并使得贫困群体被锁定在贫困陷阱中。增加贫困群体信贷机会，有利于他们加大对子女教育、技能培训的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跳出贫困陷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良好的再分配政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正外部效应。
对中国而言，“包容性增长”应更多地体现在城乡、区域、行业的协调发展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由统一均衡的计划发展模式向多元化发展模式转换。但是，由于基础条件的差别、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城乡、地区、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这种系统的整体性不平衡，正由单一的经济元素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以前存在的发展差距，而不是纯“自由竞争”式的优胜劣汰。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包容性增长”应首先体现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绿色增长、低碳增长。无论从全球的绿色增长、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还是从中国资源、能源对经济的支撑条件，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责任”等方面来看，只有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8)其一，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使发展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其二，这是中国发展实践的深化和经验的总结。早在“九五”时期，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根本性转变；2007年又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三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三，这是适应发展新阶段、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要求。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化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现实需要，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因此，中国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三)构建和谐社会
“平等参与”和“共享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之一，它体现了人们对“正义的增长”的追求。“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必须转变目前的增长方式，实行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消除市场扭曲，并解决发展不平衡以及体制和政策障碍等问题，使其建立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使经济机会惠及每个个体，有效减少城乡和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
“包容性增长”能够确保每个公民获得公平的机会。这意味着，国家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增加投入，扩展人们的能力，并构建有效的安全保障网络，以减轻由疾病、经济危机、产业调整或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暂时生活冲击，以及满足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特别需求。
“包容性增长”体现在“正义性”的层面上，既要解决“机会均等”，更要重视“结果不平等”问题。比如，快速城镇化中的弱势群体利益的被剥夺、国有企业垄断的门槛保护、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已经表明，如果不考虑公平和谐的经济增长，只注重社会资源向能够创造更大效益的群体和领域汇集，就容易形成经济增长中的“黑洞”，而“黑洞”一旦形成，必将破坏公平，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危机。
注释：
①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载《经济学家》，2009(1)；范永忠、范龙昌：《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载《理论与改革》，2010(6)。
②王利清：《中国不平等的消解有赖于共享式增长》，载《前沿》，2009(12)；安宇宏：《包容性增长》，载《宏观经济管理》，2010(10)。
③陆岷峰、张惠：《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辨析及现实要点》，载《江南论坛》，2010(11)。
④张茉楠：《包容性增长与中国发展模式》，载《首都建设报》，2010-11-08。
⑤岳彬：《包容性增长的时代价值与实践取向》，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11)。
⑥韩保江：《领会“包容性增长”的深意》，载《理论视野》，2010(10)；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192c40100nax8.html。
⑦冯海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学理澄明及其现实意义》，载《南昌大学学报》，2010(6)。
(8)(13)余章宝、杨玉成：《经济学的理解与解释》，第300、3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10)[奥]熊比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53、353页，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Allen E.Buchnan:Ethics,Efficiency and the Market,Rowman& Allanheld,1985:p.18。
(1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18页，吴良健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4)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载《经济学家》，2009(1)。
(15)范永忠、范龙昌：《“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载《理论与改革》，2010(6)。
(16)[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第182页，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美]迈克尔·托达罗、斯蒂芬·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32页，余向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8)网易财经：《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已居世界首位》，http://news.163.com/11/0210/04/6SGLI7TI0001124J.html。
(19)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第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0)左小蕾：《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80811/05085185654.shtml。
(21)[意]奥雷利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第179页，汪帼君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
(22)郭熙保、陈志刚、胡卫东编：《发展经济学》，第27-28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23)袁祖社：《由“增长—进步本位”的物本价值观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价值观》，第95-103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5)。
(24)[美]普兰纳布·巴德汉、克里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第128页，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5)章铮编：《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第18-1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6)袁祖社：《由“增长—进步本位”的物本价值观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价值观》，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5)。
(27)[美]普兰纳布·巴德汉、克里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第128页。
(28)李程骅：《包容性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http://news.163.com/11/0117/02/6QIKLJND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