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分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120-06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中的最大遗产。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而相通处则较少。比较中西史学，目其分歧，可见其大脉络一大关键。
中国史学自先秦以来，两千余年，赓续发展，未尝一日中绝。其成绩的卓著者，为历史记录的大量盈积，历史著述的丰富优美，史学议论的中正博大，治史方法的稳健中实。举其大者：一部正史，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留下最为珍贵的大量基本历史事实；《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都是可信而又优美的历史著述；《史通》、《文史通义》是世界上最早且最精湛的史学专书；中国史学家所应用的比较方法、归纳方法较之西方所通行者，尤为切实可用。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澎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炫人耳目。
西方史学在希腊、罗马时代已粲然可观，唯进入中世纪以后陷于黑暗时期者近千年。在此时期，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识，毫无精密省查(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①，史学完全浸淫于神学之中，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史学至此，已退至洪荒时代。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史学逐渐复苏。至19世纪初叶，德国史学家兰克(Le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将西方史学带入黄金时代(the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史学家完全摆脱了神学羁绊而进入科学领域之中，客观、真实、冷静、无私成为了史学家的信条。以至到20世纪，西方史学遂风靡天下，完成了史学霸业，举世史学皆俯首于科学的西方史学之下。
可是，正当西方史学到达巅峰之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逆流进入史学之中，遂造成西方史学的最大危机。
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不满现状，不服权威，勇于创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涉及范围包括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虽然史学领域受其影响较晚，然而最严重。②史学家忧心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甚至于整个历史事业(historical enterprise)为之荡然以尽。③例如，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是意识形态的化身、是史学家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在文献(texts)中，后现代主义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之中，后现代主义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④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逝(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历史已经到了尽头(the end of history)。⑤这真是摧毁历史的骇人之论了！人类历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战，西方史学遂陷于危机重重之中！
西方发展两千余年的史学，适值最盛之时而出现最大的危机，是人类史学史上令人震撼的大事。中国史学两千余年盛况不衰，而从未出现类似的危机。东西情况何以如此不同呢？比较中西史学，这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史学真理，或望自此隐约呈现。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⑥，所谓“君举必书”⑦，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⑧，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⑨，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要被记录下来；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间的盟会，都要派史官即时记录。如《史记》载战国时代秦赵渑池之会云：“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⑩这是一段生动的故事，由于这段故事，中国优美的史官记事制度后人得以窥见。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1)。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盟会之时，记事如此，天子之侧，诸侯之旁，记事如彼，而族居的后夫人，又有女史记其过失，所谓“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记妃妾之过，其罪则杀之”(12)。其记事之法之严，又可见一斑了。其后两千余年，史官的名称虽屡变，其记事的职责则始终如一。大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等名称。汉代的史官为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自汉末迄于唐初，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之称。自唐贞观三年(629年)别立史馆，撰史之任，专归史馆修撰，著作郎始罢史职。自唐迄于清末，史官又有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名称。
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等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13)。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史通》与新旧《唐书》曾有言：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14)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15)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16)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17)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做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来，到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18)。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掌，诛伐黜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19)，可知文献资料已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录，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详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这是破世界纪录的。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大抵东汉以前，史官只作记事，不负责修史。魏晋以后，当史官大任的著作郎、著作佐郎，在记事之外，兼负有了修国史的任务。自唐以后，修史的事业大规模进行。属于标准史官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其主要的职务，记事以外就是修史，所谓“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20)。唐代史官的职责如此，宋、元、明、清的史官职分亦然。记天子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于退朝以后，编录起居注，以做修实录、国史的资料。如此看来，中国史官于记事以外，兼负有修史的大任。唐设史馆后，史官修史的大任，更获得充分的发挥。
唐以后的史馆分为两类，一为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一为修当代史，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属于常设机构(宋以后称国史馆)。两者的成绩，其重要者如下：
修当代史的史馆，所修实录、国史，浩瀚无涯矣。以实录而言，唐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七百八十五卷(21)，宋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三千一百八十九卷(22)，明代所修自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二千九百五十九卷(23)，清代所修自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唐、宋所修的实录，亡佚殆尽。明、清所修的实录，则完整存留于今天(24)，成为明清史原始资料的渊薮。史官修史，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史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前代史的史馆，所修者为正史。唐代所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所修唐史，元所修宋、辽、金三史，明所修元史，清所修明史，皆列入正史，以致官修正史，成为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瞻的“二十五史”(25)，历代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那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正史为“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26)，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得益于中国历史著作的内容具体而详赡，尤其得益于中国史官记事的及时与客观。史学上最珍贵的原始史料，是史事发生时的及时记载。中国史官的记事属于这一类。数千年来，中国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其可信度极高。史官不可能逐日虚构史事。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27)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28)为留真历史，每冒生命危险。“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29)，是中国史官的风节，也是史学上珍贵的直书精神。由此，纪实的史学原理源源而出：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30)
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矣。(31)
史者，纪实之书也。(32)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33)
以上种种论点，都是强调纪实。于是，纪实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于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
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带，有些名册(lists)存留到今天，最早者大概是刻在有名的波勒穆石头(palermostone)上的(部分刻在附属于它的断片之上)，一连串的朝代与帝王名字，属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一些世纪，其编成的时代，约晚千年。其中绝少记事，仅到接近编成的时代，一年有八件事到十五件事被记录下来，大致是关于宗教礼仪、庙宇建筑一类的事件(34)。《苏美王的名册》(Sumeian King-dist)也是一类(35)。一些大帝国的领袖，虽记录其在战争上的胜利及其功业，但未形成记事的制度。至于创造史学的希腊人，到公元前7世纪时，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奇怪的是此一时期的希腊，却无用文字记录其经验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历史还只是史诗所提供的历史。(36)以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还没有丰富的文字记录。(37)情形如此，说明西方没有出现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至纪实的史学理论也不见。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大都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并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出于史学家的想象。英国当代女史学家斯玛丽(Beryl Smalley)在《中世纪史学家》(Historians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云：
罗马史学家的文章风格与治史方法，显示出历史与修辞学之间密切关系。有文学上的惯例，史学家将演词托诸其人物之口：一位将军在战争揭幕前对其军队的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中提出其案件，诸如此类，读者不必寄望其为真实录音，甚或曾经说过的正确报告。它们可能仅其大要，其真正作用为润饰文章的风格。中世纪的学者，欣羡萨拉斯特(Sallust)的演辞，汲汲抄录。习俗准许不必斤斤计较于正确，时日可以不用，文献不被搜求。(38)
罗马史学家写史如此，希腊史学家写史亦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中，即写入自己很多的想象。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词(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由他自己想象当时伯里克利可能那样讲而写的。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是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39)，以致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40)，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41)。史学家可以自出机杼，想象史事当时可能发生此情况而予以创造，这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英国19世纪史学家麦考莱(Ford Macaulay，1800—1859)曾激烈地批评道：“希罗多德是一位可爱的传奇小说家，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描绘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普鲁塔克(Plutarch)幼稚，波里比阿(Polybios)阴沉，李维(Livy)全然蔑视真理，塔西佗(Tacitus)是最杰出的人物素描家与最卓越的古代剧作家，但是他不可信。”(42)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皆与小说家、剧作家接近，而非纪实的史学家。直到文艺复兴时AI写作《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的大史学家圭契阿迪尼(Guicciardini)仍然虚构演说，篡改修约。(43)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
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的真实益发不可见。19世纪，德国驰名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曾批评中世纪史学云：
那个时代，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识，毫无精密省察(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宗教的权威主义至高无上，维护传统，包庇教条。人们处处要信仰，而不去考察，想象压倒了理智。在理想与真实之间，诗意与历史真理之际，没有界线。英雄史诗被认为是真实而崇高的历史著作形式，历史处处被史诗、传说与各类诗意小说所取代。历史缓慢发现的过程，归因于一件简单的大事，一个简单的人物。被承认的神圣时代，其历史为虚构，其史料系伪造。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去审察。真伪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只要能吻合既有的权利，普遍的兴趣和流行的信仰就足够了。(44)
20世纪，英国史学家顾屈(G.P.Gooch，1873-1968)于其大著《19世纪的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评云：
中世纪……不知印刷为何物，书籍缺略，对文献批评尚未开始，也没有感觉有批评的必要。沉醉于僧院图书馆的珍藏之中，虔诚的编年家不停的搜索，而钞录较早编纂物的错误于其作品之中。虽然伪造证状为一正常的商业行为，辨伪的方法尚未发明。文字记录的事件无条件接受，对传统的认同保证了每日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最后，中世纪的气氛，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是说教，而非科学是基督证据(Christian evidences)中的运用，而非无偏私的尝试追寻与阐释文明的发展方向。(45)
从以上西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可知，西方中古时代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文献当前，盲目接受；批评文献真伪以远窥历史真相的工作尚未开始，也感觉没有批评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情形如此，历史怎有真实可言！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又岂完全是无稽之论！
自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西方史学家在真实的概念上才趋于严格，“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46)；19世纪以后，兰克“呈现往事真相”(to show，what actually happened)一语(47)遂成为时尚。后现代主义者以兰克为目标，欲一举摧毁其史学殿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数千年设立的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遂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若文学”之论(48)在中国势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文字的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已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于是，“野蛮的骑士”在历史园地内横冲直闯(49)；于是，“谋杀历史”的杀手(50)在史学宫殿内出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岂足怪！
有史官记事，中国史学的发展如此；缺乏史官记事，西方史学的发展如此。史官的重要，自此可见。惜乎中国于民国成立以后，废弃史官，晋国董狐、齐国太史不复见，而史学遂不可问！
真理、客观、真实，在人世间珍如裘璧。人世间没有真理，将举世茫茫；没有客观，将是非倒置；没有真实，将黑白混淆。在历史上，没有真理，则人类如置身沧海之中，无所傍依；没有客观，则批判是非真伪的标准完全消失；没有真实，则历史的真正价值一丝不存。史学所争者，在争真理、客观、真实。希特勒的大屠杀(Holocaust)，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毁于旦夕。如此惨剧，岂能在史学家笔下消失？日军侵华，所至之处，奸淫屠杀，“南京大屠杀”仅其一幕。如此真历史，岂能自史书中删削？西方19世纪以后创建的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中国悠久发展的史学，其论史学真理、史学客观、史学真实者，皆可为万世史学法。珍之存之，进而创新之，史学乃大。(51)
注释：
①德国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的评论，参见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8,p.55.按 Barnes转引自Ernst Bernheim,Lehrbuchen methode a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zig,1903).p.190.
②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What and Why? Routledge,1996,p.7.
③Keith Jenkins,ed,The Pastmoder History Reader,Routledge,1997,p.8.
④后现代主义者如 Dianc Elam,Iain Chambers,Roland Barthes,Keith Jekins,Spiegel,Hans Kellner,Michel Foucault,Hayden White,F.R.Ankersmit,Jean Baudrllard等都有类似的言论，详见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81期，收入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第7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⑤关于后现代主义，国人的论述，重要者可参阅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6)〕。英文方面重要的论述有：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972.Hayden White,Metahistory,1973.Jean 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1984.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989.Keith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1991.Jacques Derrida,Archive Fever,1995.Joyco Appleby,ed,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96.Keith Jenkins,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1997.Alum Munslow,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000.Keith Jenkins & Alum Munslow,ed,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2004.Helene Bowen Raddeker:Sceptical History:Ferninism and Postmodern Approaches in Practice,2007.至后现代主义的论述,重要者有:Joyce Appleby,Lynn Hunt,& Margaret Jacob,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1994.Beverly Southgate,History： What and Why? 1996.Keith Windschuttle,The Killing of History,1996.Richard J.Evans,In Defence of History,1997.Gertrude Himmelfarb,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2004.
⑥《礼记·曲礼篇》。
⑦《左传》鲁庄公二十三年。
⑧《礼记·玉藻篇》。
⑨《史记·晋世家》。
⑩《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1)《左传》鲁僖公七年管仲之语。
(12)《毛诗·静女》“疏”。
(13)《明史·职官志二》。
(14)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15)(16)(19)(20)《旧唐书·职官志》。
(17)《新唐书·百官志二》。
(18)金毓黻：《释记注》，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9年12月。
(21)《新唐书·艺文志》。
(22)从《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统计出来。
(23)从《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统计出来。
(24)《明实录》现有1940年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及1961年台北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清史录》现有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的善本，分装为六十册。
(25)“正史”之名，始见于南北朝时代。《隋书·经籍志》首列正史，著录《史记》以下正史六十七部，凡采班、马纪传体例，写赓续相承的列朝史者，皆纳入之。至宋代，有“十七史”之名出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书》，凡十七部代表历代的正史，宋人汇而刻之，正史遂前后相乘。明代合《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清乾隆中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及《明史》为“二十四史”。民国以后，政府明令以柯绍忞所撰《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之名。
(26)E.H.Dance，History The Betrayer，1960，p.67.
(27)英国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于The Origins of History第142页论中国的史官云：“即使在古代，史官每天记录发生的事件。‘史’被视为神圣独立，正直不屈。”(Event at an early date，he(The Shih)recorded events as they happened，day by day……"The Shih" was opposed to act as an independent authority an to be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28)语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宣公二年。讨论中国史官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详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权”篇。
(29)《史通·直书》。
(30)《史通·惑经》。
(31)《史通·鉴识》。
(3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春秋论二》。
(3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唐书直笔新例”条。
(34)(35)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pp.23—24，p.89.
(36)参见,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1908,1959 (Dovn publication)，p.3.王任光译出其中的第一讲《希腊历史写作的起源地——爱奥尼亚》(The Rise of Greek History in Jonia)，收入王任光、黄俊杰编《古代希腊史研究论集》。
(37)(39)Arnaldo Momigliano,History and Biogiaphy,in moses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A New Appraisal,p.159、pp.161—162.
(38)Beryl Smalley,Historians in the Middle ages,1974,p.19.
(40)Michael 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1970,p.258.
(41)Oicero (106—43B.C)曾言"Historiography was a hianch of zhtoric".转见 Stephen User,The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Rome,1969,p.ix
(42)(43)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p.277,p.75.
(44)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8,pp.55—56.按Barnes 转引 自 Ernest Bernheim,Lehrbuchder historic 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xig,1903),pp.190—191.
(45)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p.1.
(46)J.H.Plurnb,The Death of the Past,1969,p.12.
(47)Preface: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from 1494-1514,in Frifz Stern's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1956,p.57.
(48)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65—98页。“历史若文学”一语形容之，颇为传神。
(49)转见汪荣祖教授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一文中所引，第168页。
(50)见 Keith Windschuttle,the Killing of History,the Free Press,1996.
(51)后现代主义者所倡有待商榷之论，除本文所言及者以外，不胜枚举。本文因主题所限，不涉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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