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困境——论《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戏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理想主义论文,困境论文,道德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7)02-0053-07
《儒林外史》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种人生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并以独具个性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或者说，以对广泛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为背景，吴敬梓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中国古代“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古代文学中的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现实依据？本文由此切入，考察《儒林外史》对几种经典叙事的戏拟，考察吴敬梓所创造的漫画世界的道德理想主义图景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深刻揭示，以期对小说家表达思考的特殊方式及其小说史、思想史意义有所发明。
理想主义包括两种类型：道德理想主义和情感理想主义。情感理想主义奉行情感至上的原则，一切世俗的功利考虑在这一原则面前都将不复存在。其典型形态是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而以妓女爱才、“一夕之盟，终身不改”的佳话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氛围中，一对青年男女开始他们的浪漫之旅，并以这种浪漫情调作为他们的人生基调。这种情感浪漫主义，事实上只是风光旖旎的梦境，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或极少见的。道德理想主义奉行道德至上的原则，一切算计和权谋在这一原则面前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典型形态是政治话语中的“礼贤下士”和民间话语中的豪侠崇拜。在道德理想主义的视野之内，“礼贤下士”的出发点是对杰出人才发自内心的尊重，不是权宜之计，也不包含潜在的交易内容；豪侠崇拜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的表达，而且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存在。无论是情感理想主义还是道德理想主义，就我们的考察而言，所表达的都是人类对道德、对情感的一种理想、一种期待，这种理想和期待是合法和正当的，对于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和情感境界曾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吴敬梓更想强调的是：由于现实困境的日益加剧，经典叙事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日渐失去其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对道德理想主义和情感理想主义作适度调侃和讽刺是必要的，有助于恢复读者对现实的清醒意识。《儒林外史》大量戏拟经典叙事，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本文重点考察他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漫画处理，而以“礼贤下士”、豪侠崇拜两种经典叙事为焦点。每个话题各用两小节，从正反两面讨论问题：或假道德理想主义之名以骗人，或沉醉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幻觉中而成为喜剧人物，情形有别，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即道德理想主义面临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吴敬梓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种困境，所以他痛心疾首，在使用戏拟手法时淋漓尽致而又细致入微。鉴于这一情形，本文的讨论也较多采用细读方式。
“礼贤下士”的表演意味
说来读书人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是道的承担者，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他们手中又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参与治理天下的过程，可能即是其依附政治领袖的过程。士阶层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尊严又能实现其“济天下”的抱负，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早期文化人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在把士抬高为“师”的同时，也把君王抬高为“帝”。据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记载，郭隗曾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他的理由是：帝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师傅；王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朋友；霸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仆从；亡国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奴隶。如果君王以颐指气使的态度寻找臣子，那么到来的只是执劳役供使唤的人；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对待臣子，那么到来的就是人臣之才；以彼此平等的礼节相待，那么可以做您朋友的人才就来了；以谦卑虚心的态度相待，那么足以做您师傅的人才就来了。有了师傅之才做大臣，就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郭隗的心理战术是高明的：在把士抬高为“师”的同时，也把君王抬高为“帝”，这样，妨碍政治领袖们礼贤下士的心理障碍就容易被克服了。
如果说，战国时代的“礼贤下士”常常只是君王的一种姿态，只是为了满足士阶层的自尊心，或赢得“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那么，秦汉以降的专制体制下的“礼贤下士”，其表演意味就更为浓重。比如《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即给人装腔作势之感。清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的回前总评中说：
每到玄德访孔明处，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或谓孔明装腔，玄德作势，一对空头；不若张翼德十分老实。予笑曰：为此言者，以论今人则可，以论玄德、孔明则不可。孔明真正养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玄德真正慕贤，非比今人之本不爱客，只因好名，虚修礼貌也。[1] (P363)
毛宗岗的辩护自有其理由。《三国演义》关于君臣关系的描写几乎完全依据郭隗的话而展开：写诸葛亮，以“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师傅”为基调；写周瑜、鲁肃，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朋友”；写荀彧、贾诩，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仆从”；写辛毗等人，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奴隶”。这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假如刘备、诸葛亮被鉴定为装腔作势，岂不太煞风景？但毛宗岗并没有因为怕煞风景而掉头不看世态的真相，他坦率承认了“今人”的“空头”与“假意”。
吴敬梓和毛宗岗的见地同样睿智。只是“今人”的“空头”与“假意”，怎样才能使读者一目了然？看来吴敬梓在这方面也睿智过人：他采用直接心理描写手法，将人物的行为动机揭露无遗，“礼贤下士”的表演意味也因此充分地显示出来。
《儒林外史》开卷第一回便记叙了时知县拜访王冕的事。在下乡拜访王冕之前，时知县曾在心里反复地盘算该不该去。他一会儿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一会儿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终于拿定了主意。
时知县的心理活动颇耐寻味。王冕何许人也？以社会身份而论，仅是诸暨县的一介乡民，虽说“会画没骨花”，可毕竟只是乡民而已。时知县何许人也？乃是诸暨县的父母官。父母官如此之尊，乡民如此之卑，则父母官万不可下顾，否则就有失身份。的确，连翟买办也大大咧咧地对王冕发话：“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倘若时知县亲自去拜访，岂不“惹得衙役们笑话”？这思路可谓逻辑严密。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王冕虽是乡民，却大受危素赏鉴。危素是谁？父母官之“老师”也。王冕虽卑，“老师”却尊。既然如此，则尊王冕即尊“老师”，拜王冕即拜“老师”，何乐而不为？“况且屈尊敬贤”，礼贤下士，这原是古圣的教导，历来史家无不交口称赞。拜一乡民而兼收“拜老师”之利与“敬贤”之名，合算之极，虽为“衙役们笑话”也顾不得了。
吴敬梓采用直接心理描写的手法来写时知县，其处理之睿智可从反面加以说明。试问：假如吴敬梓只写时知县下乡拜王冕的外在行迹而不揭示其动机，读者的感受会如何？
不做直接心理描写本是中国古代史家信守的原则。他们认为，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见可闻的；不应该直接交待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外人无法观察到的。这一原则的优势是明显的，比如，它增强了读者对事件的真实性的信任。但它也伴随着一个遗憾，即：由于作者无权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某些行为的真正动机难以有准确无疑的了解。《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是一个著名的例证。历代读者之所以围绕郑庄公的人品问题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就因为《左传》对郑庄公的心理活动没有直接描写，读者对于郑庄公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很难准确把握。假如作者能揭示出郑庄公行动背后的心理原因，读者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吴敬梓用直接心理描写手法来写时知县，即意在避免读者误解。时知县下乡拜访王冕，仅以外在的行迹论，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刘备三顾茅庐，中国老百姓几乎妇孺皆知。时知县当然不是刘备那种挟带着天子气的豪杰，他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但一个七品芝麻官，如果能礼贤下士，其道德境界却与刘备三顾茅庐相当。怎样表现时知县才不致使读者误将他当成一个高尚的人呢？光写行迹不行，只有从把握他的行为的动机入手。
但吴敬梓的目的又不只是避免读者误解。他写了一个“只因好名，虚修礼貌”的时知县，便足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像周威公师事宁越、魏文侯师事子夏等在士阶层中千载流传的佳话，是否也仅仅是化妆表演？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场景中，“礼贤下士”的经典叙事在漫画世界中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儒林外史》以一斑提示全貌，小说因而具有一种震撼读者的思想力量；而作者表达思想的方式也令人瞩目：揭开事实的真相，不让真相有被遮掩的可能性。
戏拟“三顾茅庐”
与时知县假道德理想主义之名以骗人不同，娄氏二公子因虔诚信奉道德理想主义而真心诚意地想干一番求贤养士的事业。时知县显得可恶，娄氏二公子则显得可笑。
娄氏二公子“三顾茅庐”，起因于兄弟俩的错觉：他们把杨执中当成了一位善于养重的卧龙似的人物。两公子何以会产生这种错觉呢？契机是因杨执中“受恩不谢”，而虔诚信奉道德理想主义则是其心理背景。
受恩不谢是古代文化人养重的常用方式之一。之所以不谢，意在暗示自己发迹后将以几何级增长的倍数来回报。其自负意味是不难感觉到的。较早的榜样是春秋时的越石甫。据《晏子春秋》记载，齐国大夫晏婴遇见服劳役的越石甫后，便用拉车的马把他赎了出来，但越石甫并不称谢。后来，因晏婴没有及时接待，越石甫提出绝交，于是晏婴奉他为上客。
娄氏两公子之赏识杨执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他“受恩不谢”。只是，杨执中的受恩不谢并非养重，而是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谁对他有恩。
杨执中是位“忠直不过”的“老阿呆”。年纪老大，才“补得一个廪”，被选为教官。他辞了官，为生计所迫，到一家盐店做管事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帐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伙计胡闹。结果亏空了700多两银子。东家一状告到德清县，“老阿呆”陷身囹圄。
杨执中先生倒也不脱以清流自居、非议朝政的名士习气。他寻常爱说的话是：“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这跟娄氏两公子酒酣耳热后的议论如出一辙。穷乡遇知音，两位贵胄子弟遂豪兴大发，为这位在押的“读书君子”还债赎罪，出名保释。这恩惠是够大的了，依邹吉甫的看法，“若救出杨先生来，这一镇的人，谁不感仰！”
然而，出狱一个多月的杨执中居然未登门申谢。是杨执中有意养重么？非也。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行了“这一番义举”。可在迷恋越石甫故事的两公子眼里，这却成了杨执中学问“高绝”、人品过人的标志。“娄公子过了月余，弟兄在家，不胜诧异。想到越石甫故事，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更加可敬。”
欲擒故纵，借隐居提高声望，是古代文化人养重的又一种做法，诸葛亮是其出色代表。在娄公子看来，杨执中就是诸葛亮再世。于是，一出“新编三顾茅庐”的戏在穷乡僻壤隆重上演。
刘备驻扎新野时，徐庶把诸葛亮推荐给他，刘备让徐庶和诸葛亮一起来，徐庶连忙说不行，他强调，诸葛亮这个人，可以求见，不可屈致，刘备应该登门拜访。于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得以见面。这一事实表明，诸葛亮非礼聘不出的原则已为交游们所了然。为什么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呢？这既是对刘备诚意的考验，也表明他诸葛亮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等闲人物，如此，才能赢得刘备的尊敬和重用。诸葛亮的这一用意，刘备不会不明白，明白了却依旧“三顾”，实在更为高明，诸葛亮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就是被刘备诚意所感动的结果吗？“养重”与“礼贤”，在政治游戏中向来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有刘备这样出色的榜样，有志于求贤养士的娄氏二公子岂有不仿效之理？说来有趣，《儒林外史》的“三顾茅庐”几乎就是《三国演义》相关情节的卡通版：“老阿呆”杨执中竟被娄家两公子想象成了诸葛亮式的人物。我们来比较一下二者的异同。
刘备一顾茅庐，诸葛亮不在家。看门童子极神秘地介绍诸葛亮说：“踪迹不定；归期亦不定。”弄得刘备“惆怅不已”。两公子一顾茅庐，杨执中也不在家。“老阿呆”的聋妻子老老实实地告诉来访者：“从昨日出门看他们打鱼，并不曾回来，你们有甚么话说，改日再来罢。”这本是实话，可在两公子的错觉中，却有贾岛《寻隐者不遇》所展示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气象，故与刘备一样，“不胜怅怅”。
二顾茅庐，杨执中索性躲起来了。隐士躲避非隐士的来访者，一向被视为清高之举。刘备二顾茅庐，诸葛亮据说是“闲游去矣”，其实是故意避开。杨执中的躲避与诸葛亮动机不同，他只是怕“差人要来找钱”。但两公子不信生活会如此平淡，如此缺乏浪漫气息。在读了那首署名杨执中的“不敢妄为些子事”的七绝后，两公子更是“不胜叹息”：“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
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杨执中。如同诸葛亮终于出山一样，杨执中也答应“三四日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一件“礼贤下士”的宏伟事业至此完成，两公子内心的快活不言而喻。然而，孔明何人也？他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卧龙；杨执中何人也？他是连一家生计也维持不了的“老阿呆”。走出两公子用道德理想主义的想像编织的幻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则笑话么？杨执中不知道养重为何物，两公子却硬派这位“老阿呆”做卧龙，此情此景，适成对求贤者的反讽，也是对经典叙事的消解。娄氏两公子沉醉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幻觉中，已失去对事实真相的基本判断和把握能力。《儒林外史》以戏拟“三顾茅庐”的方式写两公子，声东击西，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拙劣的侠客
从假道德理想主义之名骗人的角度看，张铁臂与时知县是同一类货色。区别在于，时知县是假“礼贤下士”之名，而张铁臂则假豪侠之名。
张铁臂是否读过《水浒传》，吴敬梓未作交代。想来不仅读过，并且早已烂熟于心。且听他自报家门：
只是一生性气不好，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
这不分明是武松、鲁智深的口气么？武松说过：“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至于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是家常便饭。金圣叹曾在评点《水浒传》时笔飞墨舞地赞叹：“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2] (P81)
张铁臂自报家门时，还提到过他的功夫：
晚生的武艺尽多，马上十八，马下十八，鞭、锏、挝、锤，刀、枪、剑、戟，都还略有些讲究。
这也与《水浒传》介绍史进相仿。因为史进同样是：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朳，一一学得精熟。张铁臂的自我吹嘘，颇稚嫩，颇浅露，但娄公子听了，却敬重有加地说：“只才是英雄本色。”所谓“英雄”，即豪侠。武松是豪侠，鲁智深是豪侠，张铁臂也想滥竽于豪侠之列。
其实，武松、鲁智深还算不得侠的开山祖师。追根溯源，《水浒传》也是师承前人。远在先秦，《韩非子·五蠹》就批评侠客凭借勇力触犯国家的刑律。这说明侠客的功夫比常人要强。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称赞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都集中指向“义”的精神。“功夫”和“义气”构成豪侠的两个核心侧面。
豪侠被大量虚构出来是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其“义气”和“功夫”同时被传奇化了。关于侠的义气，李伉《独异志》的记载颇有惊心动魄的效果：侯彝窝藏了一名“国贼”，御史审问，始终不招出贼的所在。刑罚是够残酷的，“以鏊贮烈火”，放在他的腹部，烤得烟气腾腾。但他不仅不招供，还倔强地高呼：“何不加炭？”唐代宗问他何必自苦，他承认确实藏了国贼，然而既已允诺了人，就至死也不会泄密[3] (P1454)。这实在称得上悲壮了。
豪侠的功夫一样令人咋舌。比如裴铏《昆仑奴》里的磨勒。当他从一品达官“扃锁甚严”的院宅内救出红绡后，一品曾不无自负地夸口要“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50人，包围了崔生第宅，打算生擒磨勒。然而，就在似乎水泄不通的包围圈中，磨勒手持匕首，飞出高墙，像雄鹰一般迅捷，转瞬即逝。裴铏《聂隐娘》中的隐娘，能在天空中飞行，百发百中地刺杀鹰隼；白天在都市上杀人，没有人能够发现。其功夫已近乎传说中的仙人。
张铁臂有志于扮演豪侠，倒也确有几分功夫。且看：
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分来。舞到那酣畅的时候，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并不见个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看者毛发皆竖。权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个铜盘，叫管家贮满了水，用手蘸着洒，一点也不得入。须臾，大叫一声，寒光陡散，还是一柄剑执在手里。看铁臂时，面上不红，心头不跳。
“众人称赞一番”，张铁臂当之无愧。
不知是张铁臂过分偏爱剑侠的故事，还是吴敬梓有意强化小说的戏拟意味，反正，张铁臂不满足于做个只会耍剑的侠，而试图以来无影、去无踪、侠而近乎仙的形象出现在两公子面前。结果弄巧成拙，不待人挑剔，马脚已露了出来。他来时“房上瓦一片声的响”，“满身血污”，去时又是“一片瓦响”。剑侠的功夫居然如此笨拙吗？还有，他一会儿说，他的药末顷刻间即可将人头“化为水”，一会儿又说，“顷刻之间不能施行”；自相矛盾，谎也说得不圆。
张铁臂标榜“义气”，却骗朋友的钱，走到了“义气”的反面。富于讽刺意味的是，他行骗也假“义气”之名。他煞有介事地对两公子说：
我生平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衔恨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但我那恩人已在这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的大恩。……所以冒昧黑夜来求……
张铁臂的这一骗术也是学来的。晚唐诗人张祜和他的朋友崔涯自称豪侠，陶醉于“真侠士”的声名中，结果被一位“装束甚武”并口口声声高谈义气的人将财产骗走[4] (P31)。这位“装束甚武”的假侠便是张铁臂的老师。
张铁臂对“装束甚武”者的模仿亦拙劣至极。何也？那位“装束甚武”者倏而来，忽而逝，一旦得手，便无露馅之虞。而张铁臂却骗的是熟人。第三十七回，蘧骁夫向杜少卿揭了张铁臂(已更名张俊民)的老底，杜少卿当面问他：“俊老，你当初曾叫做张铁臂么？”张铁臂见人看破了相，存身不住，只得回天长去了。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张铁臂竟连这点“智慧”都没有。
以张铁臂这样一个拙劣模仿豪侠的人，竟大得两公子的赏识，愈显出两公子的梦幻病之重。明眼人一下便看出张铁臂的虚妄，两公子却信之不疑，敬佩不已，为了弘扬仇必雪、恩必偿、言必信、行必果的豪侠精神，甚至打算备了筵席，广招宾客，举办人头会。目睹两公子的所作所为，吴敬梓一定满怀酸楚：对那些假道德理想主义之名骗人的家伙，两公子竟毫无戒备之心！帮助两公子这类人恢复现实感，正是《儒林外史》意味深长的用意之一。
无谓的侠客
无谓即无意义。《儒林外史》中还有一类侠客，在人生境界上，他们可称得上是真正的豪侠。但他们沉浸在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梦境中，以豪侠的气概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们的不合时宜更强烈地反衬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幻和现实困境的难以摆脱，因而具有更浓郁的悲剧意味。凤四老爹和沈琼枝堪称这类侠客的标本。
秦汉以后，侠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不存在。人们“坐而论侠”，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激励；如果有谁在现实中“起而行侠”，便会成为生活中的“痴人”。
对真正的侠客，吴敬梓的赞赏也是有节制的，他借郭孝子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冒险捐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事就可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郭孝子说的是实话。春秋、战国时代，侠客极受尊重。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越王勾践有“君子”6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3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者6万家，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亦招致宾客无数。这些宾客，核心成分是侠。那时，做一名侠客，甚至做一名侠客的亲朋，都足以引为自豪。聂政为严仲子报仇，杀了韩相侠累；为了不连累亲朋，随即毁容自杀。他的姐姐却认为：我岂能只图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使弟弟无豪侠之名！于是“大呼天者三”，悲哀痛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任侠之名被看得比生命还重。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建立，侠客失去了依托的社会背景。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大抵有三条：或成为武装反抗朝廷的绿林好汉，或沦为地方上恃强凌弱的土豪，或成为朝廷的爪牙。侠这一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存在。但侠的精神，却作为一种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作品中，唐诗中的《侠客行》、《结客少年场行》，唐人传奇中的黄衫客、昆仑奴等，已不是生活的写照，而仅仅是一种精神、气概的表达，是一种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呈现。所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豪侠，读者万不可“一一作实法会”；作实法会，将成为生活中的“痴人”。
生活中确有这样的“痴人”存在。比如，《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曾“大闹五台山”，明代哲学家李贽充满热情地称道说：这才是真正的佛！李贽这些话，本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意在表达对假道学的清规戒律的不满，讽刺虚伪，提倡真率，并非鼓励读者效法鲁智深吃酒打人、任性胡为的举动。可他身边的侍者常志却“作实法会”，于是，他的人生先成为喜剧，终成为悲剧。据晚明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记载，常志时常听到李贽“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起初还恂恂不觉，后来，跟别人闹了点小矛盾，就想放火烧屋。李贽听说，大为吃惊，数落了几句，常志便感慨道：“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真长老远矣。智真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仍时时欲学鲁智深行径。李贽性情暴躁，见常志越来越不像话，很恼火，叫人“押送之归湖上”。途中，押送的人牵马慢了些，常志居然怒目大骂道：“你有几颗头？”其可笑如此。后李贽“恶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长安，竟流落不振以死。”[5] (P254)
常志的结局是李贽始料未及的。站在李贽的角度，鲁智深的狂放不羁的意气，鲁智深的摧枯拉朽的气概，鲁智深的自然纯朴的生命形态，一句话，鲁智深的豪侠精神，对于一个书生来说，不是值得向往的人生境界吗？然而，梦不等于生活。李贽明白梦与生活的区别，“坐而论侠”，采取的是艺术化的超脱态度；常志不明白梦与生活的区别，把梦移到现实中，“起而行侠”，于是其生活便荒唐至极，并因其荒唐自食其果，“流落不振以死”。袁中道从这里得出“痴人前不得说梦”的结论，一语中的，很是精到。的确，道德理想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呼唤出一种高尚情怀的同时，也可能使一部分天真的读者失去现实感，导致人生定位的大错特错。
凤四老爹当然是个真正的侠客，但毋庸置疑，他也是与常志有某种相似处的“痴人”。他不是仅仅“论侠”，而是实实在在“行侠”。凭着勇武和智谋，他无往而不成功，可他帮助的是些什么人呢？一个招摇撞骗的万中书，一个色迷迷的小丝客商人，一个吝啬鬼陈正公。凤四老爹行侠只是“一时高兴”，他自己觉得乐趣不小，读者却感到意思不大。天目山樵评语说得好：“所谓豪杰者，必其人身被奇冤，覆盆难雪，为之排难解纷，斯为义士。下而至于丝客、陈正公之被骗，稍助一力犹之可也，如万中书者，冒官撞骗，本非佳士，特高翰林旧交，秦中书乡愚慕势，因亲及友，与凤四老爹何涉？乃为之出死力以救之，何义之有？正与沈琼枝自己上门、自己入室、又窃物逃走相对，作者连类相及，正见《外史》所书皆瑕瑜互掩之品，读者勿徒艳称之，为其所惑。”常志之“痴”，由喜剧而最终成为悲剧；凤四老爹之“痴”，《儒林外史》只写到他“出死力”做些毫无意义之事的喜剧，但其悲剧结局已隐含于其中。试想，他最终可有安身立命之处？
天目山樵提到的沈琼枝，也是一个努力将侠的品格落实在生活中的人物。她以侠女自居，打算征服社会却为社会所征服，其人生兼具喜剧和悲剧意味。
侠女处事，不必遵循常规。沈琼枝即是如此。但大一统的天下，人们向来按常规生活，不循常规就免不了碰壁。任侠吃不开，一个年轻女子任侠更吃不开。沈琼枝所经历的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盐商宋为富用娶妾的规格对待沈琼枝，打发家人来吩咐，一乘轿子，将她“抬到府里去”。她去了。按常规，这就是同意做妾的表示。但沈琼枝却意在与宋为富“斗狠”。赢了没有呢？没有。宋为富料她飞不到哪里去，根本不理会她；她的父亲沈大年去告状，也被宋为富打通关节，“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琼枝被软禁在宋府，无可奈何，只好买通看守的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席卷了宋为富房里所有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这举动，有些像汉代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但卓文君夜间出走，是去投奔自己的情人司马相如；沈琼枝投奔谁？也有些像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妓。但红拂妓自有李靖可依靠，沈琼枝依靠谁？回常州老家，怕人耻笑，只好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这位侠女先是自投宋府这一罗网，现在撞破了罗网，又无枝可栖，真是进退两难了。
沈琼枝到了南京，在城里大贴广告：
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
她想像“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谁知大谬不然。杜少卿携着娘子的手游山，还惹得“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旁人眼里，杜少卿娘子不是宠妾，便是妓女。是呀，岂有良家妇女而在众目昭彰之下“浪游”之理？沈琼枝的所作所为又非携手游山所可比拟。一个单身少妇，在市井招揽顾客，还会是良家女子吗？连武书看了她的广告，也断定她是暗娼；身为暗娼，“却又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岂只是可笑，沈琼枝是自己给自己惹麻烦。自从她挂了招牌，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地来物色，非止一日。她不胜烦恼地承认：“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她的“缘法”何在？
沈琼枝不是倚门之娼，也不是江湖之盗。可她不识时务，毫无意义地跟人负气斗狠，只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天目山樵评语说得很是精到：“琼枝行径正与凤四老爹相同，观其作为似乎动听，而实无谓。”
或许不应忽略的是《儒林外史》在情节安排上的一个错位。郭孝子论侠，那番话本是针对凤四老爹说的，可为什么要在写萧云仙时说出呢？吴敬梓的这一情节错位另有用意。他笔下的萧云仙，听从郭孝子的指教，转换人生轨道，不再行侠，而是投军“报效朝廷”去了。萧云仙以游侠的气概行建功立业之事，果然不同凡俗。他一连打了几场胜仗，又建城池，立学校，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其功业这般显著，理当受到朝廷的嘉奖。然而不仅依旧身处下僚，还要在他的名下“追赔”建城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真叫人哭笑不得。《儒林外史》就这样展示出了生活的真实状态：要么是张铁臂那样的假侠客，要么是有侠义风骨但实际上却无所作为的凤四老爹和沈琼枝，要么是行侠和入仕都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的萧云仙。道德理想主义境界中的侠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司马迁曾热情讴歌侠士“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的精神，并深为“匹夫之侠，淹灭不见”而“甚恨之”。他不无向往地说，秦汉以前“为侠者甚众”。吴敬梓秉承着和太史公一样的情怀，不但痛恨文士日益庸俗化，也恨真的侠士和真儒一样日稀了。因此，写假侠客张铁臂是和写娄府的那些假名士相呼应的；而写真侠凤四老爹，而且安排在虞博士等真儒消磨尽了之后出场，则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不但许多真儒大贤无用武之地，连真侠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至于沈琼枝的“负气斗狠”和萧云仙的“报效朝廷”，跟凤四老爹行侠一样，其结局都是理想之梦的破灭。吴敬梓如此处理，旨在强化一个意思：道德理想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可笑的梦境，是因为现实生活承载不了这种理想。《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调侃，不是为了否定经典，而旨在反衬现实的困境，并藉以取得警醒世人的效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算是《儒林外史》的合格读者。《儒林外史》的小说史、思想史意义，也应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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