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建设诸矛盾及其解决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解决之道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文化讨论以来，笔者历览时人宏论，参照前贤卓识，仰读俯思，综合比较，深感中国文化建设实蕴含一系列矛盾。深入体察、辩证处理这些矛盾，乃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
一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一定的文化也要深刻地影响它所赖以形成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因此，正确地坚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我们从事文化研讨和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代的文化生活，都最终被该时代的经济生活所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社会发展史表明：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会由它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形态。迄今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古代自然经济形态、近代半自然经济形态，当前正逐步走向普遍的、全面的、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化的发展，经过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宗法型的封建文化，近代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当前正在建立与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文化，一方面都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一方面有其循序渐近的发展过程，任何摆脱一定的经济基础，或者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文化现象，都是子虚乌有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所规定的历史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化的立足点，要转移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当代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充分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就难以普遍地“脱贫”致富，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愚昧、迷信、落后的状况就无法彻底改变，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就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中国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杠杆，就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场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观念更新才能真正找到支点和依托。
在相当一个长的时期里，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是去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更不要说发展市场经济），而是狠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结果如何呢？中国的经济一度走上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是一片衰微的景象。痛定思痛，我们越发感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绝对制约性，任何超越这种经济制约性的意图，必然导致文化建设上的失败。
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也昭示我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行为规范等等，却往往和自然经济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市场经济却格格不入。在今天，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观念正在同现代化的要求发生尖锐的冲突。这说明在自然经济、农业社会中所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有多少优长，已经在总体上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需要。因此，不是要让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去适应传统文化，而是要变革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改革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同进行，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把改革当作单纯的经济活动，而缺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配套”，就会使经济改革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前我们就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去寻求推动经济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以期改革深入、持久、全面地展开。
当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的协同发展，并不等于它们的“同步”发展、“同时”发展和简单“配套”。实际上，它们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很难同时并举、齐头并进的，而一般表现为三者参差错落、相互交叉的合理组合。在进行时，有的超前，有的滞后。这种按照协调机制的要求而进行的合理组合，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应。当然，三者的变动哪一个应该成为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重点和先行，不依赖主观愿望，而全凭人们对于社会系统运行机制所做出科学分析、正确判断。
经济领域的变革需要以文化领域的变革为先导，而文化领域的变革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这正是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辩证法。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互相作用。”〔2〕这不但是正确说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认清这一点，许多文化现象中的纠葛可以得到解决。
从时代性来说，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奴隶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出现过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等等。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各有特色，但总可以根据其时代性而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例如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时代所形成的勤劳、朴实、节俭、中庸调和、安土重迁、重德轻知、重农轻商、散漫、迟缓、不求精确以及竞争意识薄弱等品性和观念，就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农业文明的积淀物。处于欧洲中世纪农耕时代的各民族，往往也具有同样的品性和观念。但是随着文明的推演，在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下，无论中西欧亚，这些传统的习性和观念或迟或速都会发生变化。
文化除了时代性以外，还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即使处于同一个时代，其文化也会各呈特色。马克思曾经比较近代英、法两国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与这两个民族的区别相适应的。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给它过去所没有的气概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3〕这一比较极具启发性。如果说同一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已有差异，那么由各个时代积淀起来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差异就更加明显。仅以中西文化的民族差异而言，就很说明问题：“在西洋，文学上有荷马、但丁、歌德的史诗；艺术上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壁画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哲学的著作，自柏拉图至康德、黑格尔，都着重体系的完整与分析的细密。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就感到一种共同的风格：庄严而伟大，却不免气势逼人。”“中国的，如《诗经》、《九歌》和陶渊明的诗篇，如唐宋以来的山水画和今日民间流行的山歌，又如孔孟老庄以至王阳明的哲学著作，缺乏体系的形式，也不讲求分析，然而片言只语，那么富于暗示力。我们也极易感到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高明而自然，在中国人看来，又是极亲切的。”〔4〕
依上可见，时代性与民族性乃是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具备、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没有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精神便无从体现；没有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精神便无从反映。在现代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以西化派为主体的一批人士，从进化论或者经济决定论出发，敏锐地观察到文化的时代性。指出：东方文化为古代文化，西方文化为近世文化，东西之争实为古今之争，二者只有时间上的迟速，而无民族上的歧异。应该承认，西化派人士在发现文化的时代性这一点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他们却夸大了自己的发现，视时代性为文化的唯一属性，进而否认文化的民族性，以至得出“新时代”的西方文化尽善尽美，“旧时代”的中国文化处处落后的结论，表现出很大的偏颇。东方文化派人士从所谓“国情”出发，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生命的基础，他们用民族的差异去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视民族性为文化的唯一属性，否认彼此之间的时代落差，也表现出很大的偏颇。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辩证思维看待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就会看到：它们是同一种文化的两种属性，文化的时代性即寓于文化的民族性之中，文化的民族性也不能脱离文化的时代性而孤立独行。正因为文化的民族性寓有时代的内涵，文化才可以今胜于古，不断进步；正因为文化的时代性寓有民族的内涵，文化才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三、文化的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这两种机能，然唯有文化心态健全的民族才能做到不断进行调适，以求得稳定与发展、静态与动态、延续与更新的辩证统一，达到文化生命之树生生不已，枝繁叶茂。
文化的自我延续是文化生命保持自我同一性的需要，它是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表现。文化的自我更新是文化生命运动嬗递的需要，它是必然变迁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反映。而经济政治生活之绝对变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就决定了文化形态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统一。恩格斯在其名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深刻指出：辩证法“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同时，“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5〕恩格斯所论及的辩证法的“保守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观点，完全适合对文化的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的赞叹，不仅在于它历史悠久、绵长古老，更在于它能够在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范例：哲学上依次出现了先秦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文学上依次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6〕；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序列如此一脉相承、连续完整，而又嬗变更新、形态各异，表现了中华文化生命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高度统一。
当然，上面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延续与更新，基本上是在封建时代，植根于农业—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到了近百年，情况要复杂得多。古老的中国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等，与植根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西方近代、现代文化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例如，现代社会的网络结构同传统的封建大一统观念的冲突，贯穿于网络型社会结构之中的平等原则同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冲突，现代社会民主法制的要求同传统文化中人治主义的冲突，个性全面发展与共性消融个性的群体原则的冲突，物质利益原则与道德中心原则的冲突，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表明，在自然经济、农业宗法社会中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自我更新、再造人文的历史使命。这里仍然有一个处理好文化延续与文化更新的辩证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文化转型要同经济、政治变迁相适应，以求整体效应；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古今贯通、新旧渗透，既不使文化传统嘎然中断，失去应有的同一性，又不唯古是从、墨守成规，维持僵死不变的同一性，而是古今、新旧的辩证综合，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冯友兰有一句名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中国，亦古亦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7〕旧邦新命，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居今之世，只要坚持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念，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历史与文化发生转型的特定时期，努力做到常变相参，因革交融，达到文化延续与文化更新的高度统一。
四、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对外适应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途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壮大自己。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之为“认同”与“适应”。
首先让我们分析民族文化认同。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8〕可见，任何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历史挑战时，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致获新生。
从世界文化史看来，欧美各国和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们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亦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今天仍然常常以虔敬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本民族的历史遗迹，包括片纸只言，也视若瑰宝，倍加珍惜。这种非常执著的、被人们称为“寻根”意识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化心理认同。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动力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它的民族文化认同心理更较其他民族毫不逊色。仅以近代为例，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基本原动力就是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尊、自信、自强，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方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的产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出现这样一种论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文化传统的“自我断裂”和“自我超越”。持此论者对传统文化充满了义愤，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可救药，渴望与之一刀两断。其实，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它的文化传统也是不能强行“断裂”的。章太炎针对这种虚诞的论调，指出：“自国的人，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9〕因此，企图“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设想完全是一种“无根”之论，事实上既不能兑现，客观上又销蚀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完全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肯定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的意义，并不就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任何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糟粕。立足于21世纪的时代高度和实现四化的历史任务，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决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归，而是立足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鲁迅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想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10〕鲁迅对于“怀古”与“创新”的辩证分析，至今仍不失为我们文化工作的指针。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民族文化的适应性问题。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于封闭状态，与外域文化不发生任何联系的时候，是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的；只有当它与异民族发生交往、特别是激烈冲突的时候，发展阶段较低的民族文化才有一个如何适应发展阶段较高的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更新发展。所以说，外部刺激乃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世界文化史看，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东亚日本（它们大都是临海国家），自古以来就崇尚贸易活动，重视同其他民族相往还，因此把对外文化交流视为习惯和当然，深感文化交流可以带来本民族的文化进步。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型文化的范例。历史学家高桥龟吉说：“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地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11〕事实确是如此。它在古代一直以中国为师，深受中国文化的恩惠。 在近代当它意识到不以西方为师便难以生存和发展时，便断然“脱亚”，而大量地、普遍地引进西方文化，终于使自己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适应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机制和历史上的先进地位，遂产生以自我中心的文化优越感。在近代中国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认为，“华夏”文化高明而精微，“外来”文化低劣而粗浅，因而高谈“文化本位论”、“国粹主义”的种种论调，什么“中国道德天下第一”啦，“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啦，“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今天，依旧有人主张固守传统，复兴儒学，以此为自救之路。我们要排除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大心理，就需要从思想上明确：“中央之国”的观念是封建意识，平等观念、全球观念才是现代意识。此外，还要在实践中坚持做到：面向现实，面向世界，以世界多种民族、多种文化中的普通一员的身份来给自身定位，以平等的身份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这样中国文化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否则，深闭固拒，限于一隅，是难以进步的。
另一方面，对待外来文化的消极适应、全盘西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错误之一是散布民族自卑感，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既然事事不如人，无可挽救，俯首投降算啦，还有什么民族自救可言！其错误之二是不辨良莠，全盘引进，甚至人家的痈疽也当成宝贝。民族虚无主义同国粹主义，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狂，看似相反，其实是一个铜板的正面和反面，是病态的文化心理的两种表征，究其病因都是对于文化适应问题缺乏辩证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鲁迅的看法正确，他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2〕这就是说，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既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敢于迎接它；同时又要对它加以权衡分析，去取得当，这样才于民族文化有益。
总之，认同与适应是辩证的关系，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适应不是消极的适应，应当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而最终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依归。这实际上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辩证法。
五、文化的辩证综合与创造开新
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道路，五四以来议论纷纭，但总的说来不外三种意见、三个典型看法。张岱年概括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三条道路：第一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自以为高明，这是没有前途的。第二是全盘西化，完全抛弃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是主动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成就，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发扬固有的优秀传统，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争取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13〕。方克立概括说：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这三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70年代来的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延伸”〔14〕。其中“综合创新”派的主张可谓独辟蹊径。这一主张不仅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支持，而且也是先进的中国人长期缜密思考的结果。
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就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之说，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物理小识·总论》）之论。清代有经学家焦循“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之主张，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海国图志后叙》）的预言。到了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如章太炎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15〕。孙中山则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6〕蔡元培在文化方面，同样也持综合创新的观念，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学习要和独创结合，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7〕。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辩证综合的思想。李大钊认识到：“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8〕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19〕这些方法都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表现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的思想高度。
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括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提出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关于古今关系，他深刻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关于中外关系，他深刻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吸收。”〔21〕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并概括地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徐特立曾通俗地讲解了毛泽东这一辩证法的文化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象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22〕应该说毛泽东这一观点不仅富于辩证思维，精辟深刻。而且饶有情趣，雅俗共赏。
古今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是建立在对文化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完整的结构，都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有种种复杂的情况，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前者如中国殷周时代的分封制、井田制、贵族制，具有“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23〕的不可离关系；后者如科学和宗教、艺术、风俗是可离的。文化要素之间除了上述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煮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则是不相容的。
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新系统的要素。这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相继而起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
在空间上并存的不同文化系统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也各自包含一些不同的文化要素。前者表现了文化的普遍性，后者表现了文化的特殊性。这些不同文化系统的要素之间，也存在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这既是它们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据，也是它们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根据。〔2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融合贯通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无论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系统，还是对于西方文化系统以及其它民族的文化系统，都应该加以科学分析，对于当代中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益的就“拿来”，无益的就舍弃，有害的就加以批判肃清。这样就能够象百川汇海一样，吸纳各个文化系统的优长，建立古今中西文化的互补结构。这不仅是优化的组合，而且是创造性的工作。通过这样的工作，中国固有文化一定可以实现质的飞跃，实现创新。
六、中国民族精神的扬弃
中国民族精神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是近代思想家们十分重视、热烈探讨的文化主题。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曾经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此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本。梁启超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后认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5〕因此必须“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26〕。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唤起民众”的工作。邹容更大声疾呼“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27〕。鲁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界的战士，也都深刻研究过中国国民性问题，特别是鲁迅，他曾经含着眼泪鞭挞过由于长期封建闭塞状态造成的民族心理上的“劣根性”，至今仍能引起我们沉痛的思索，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
但是必须指出，以往的人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惮于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或激于对中国民族长期沉眠不醒的愤慨，或出于以雷霆之声惊醒国民迷梦的热望，因此许多学者只侧重于对国民“劣根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局限于一味的颂扬），而没有来得及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今天社会历史条件和以往相比，已经根本不同了，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需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投身于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这就更需立足长远，面向未来，以更远大的眼光来对我们的民族精神进行一番深入、全面的探讨和反思。
从哲学的高度对民族精神进行反思，最重要的，就是对民族精神的扬弃，这是在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既要肯定、保留、发扬国民性的优点，也要结合时代特点，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如若我们辩证地处理这一过程，不但能使民族精神的精华得到保留，而且可以把它提高到新的高度。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精心的鉴别、正确的取舍和巧妙的改造。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对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的扬弃。
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是中华民族的举世公认的优长。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大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邦国林立、四分五裂的情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亚洲大陆，即使在最落后的时代，侵略者也无法将它灭亡；国内封建割据，战乱如麻，最后总要归于统一；“文革”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同样不能使中国分裂，这是和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分不开的。
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原因颇多，如大陆环境、宗法社会、血缘关系，以及两千多年定于一尊的儒学思想，等等。今天我们要继续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需为之创造新的条件。显然，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大陆环境已不足恃；宗法血缘关系已随着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而日趋衰微；古老的儒眩或新儒学当然也不能作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支柱。要保持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以外，从文化角度说，则要做到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双百”方针，反对封闭保守，反对定于一尊。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大优势一定可以发挥出来，转化成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物质力量。
二是对中华民族重视“民族气节”的扬弃。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民族气节，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国门，沦我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况下，有识之士仍思振作。“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仲伯”〔28〕，岂能长久被人宰割奴役，岂能永远落于人后。今天，抓住时机，迎接挑战，争取在两个文明建设上取得与东方文明古国和12亿人口的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今日的民族气节就应该具体体现在这种时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上。这是我们对于民族气节的继承和发展。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不崇洋媚外，保持中国人民的崇高“国格”、“人格”，也是需要大大发扬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传统的气节观中也含有一些糟粕，如“华夷之辨”的大民族主义，“中央之国”的自我中心观念，盲目排外的保守心理，等等，则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批判克服的。
三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扬弃。
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具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历程体现了这种精神，海外侨胞赤手空拳创家立业的奋斗史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在今天，对于一个经济贫穷、文化落后而又担负着如此历史重担的民族来说，弥足珍贵，它无疑要在我们民族中进一步发扬和提倡。但立足20世纪世界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中国人民传统的奋斗自强精神似乎应有所发展，有所补充。首先，它要和创新意识相结合。从历史伤看中国民族刻苦精神有余，创新精神不足，因此要克服在长期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小农经济思想、保守落后的习惯和排斥竞争的心理，不但苦干还要巧干，不但流血流汗还要讲求经济效益。其次，它要同科学精神相结合，要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束缚，使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产生时代的效能。
“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29〕，当年鲁迅曾对此寄予莫大的期望。我们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传统的国民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民的民族素质一定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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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古今中外文化互补结构，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恪守传统文化，也不是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承认原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承认文化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进化的，否则就失去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同时，这种新文化也承认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封闭的文化是僵死的、没有前途的文化。建立新文化必须高扬民族主体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把民族利益作为衡量、择取文化的标准。任何文化的运用都应有利于我们祖国、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一个古老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使它能够真正毫无愧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4卷， 第506页。
〔3〕《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4〕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册，第4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5页。
〔6〕焦循《易余龠录》卷15。
〔7〕《三松堂自序》第35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8〕《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9〕《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心发出来》
〔10〕《摩罗诗力说》
〔11〕《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
〔12〕《文化偏至论》
〔13〕《文化与哲学》，第69页，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版。
〔14〕《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15〕《菿汉微言》
〔16〕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页。
〔17〕《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18〕《李大钊文集》（上）第184页。
〔19〕《恽代英文集·经验与知识》
〔20〕〔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667页。
〔22〕《徐特立教育文集》，第88页。
〔23〕王夫之《读通鉴论》
〔24〕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5－6页。
〔25〕《新民说》
〔26〕《戊戌政变论》
〔27〕《革命军》
〔28〕《中外经世策论合纂》卷二四
〔29〕《〈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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