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遗产论文,资源管理论文,国外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遗产资源是各项旅游活动开展的主要资源。本文欲梳理国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研究进展，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归纳与总结。近年来国外对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呈现三个特点：①围绕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类型上，建筑遗产、保护区、文化旅游地、海洋区域是主要研究领域；②遗产地的旅游开发、遗产的原真性、遗产旅游与游客体验、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和遗产旅游仍然是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主要领域，遗产管理新技术的运用、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全球化准则的本地化等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考古、地理、海洋、景观等学科领域，总体呈现跨学科、多视角，技术运用、案例多的研究趋势。
以“heritage tourism”为主题或关键词在Science Director数据库中搜索，共搜索到相关文章344篇，其中211篇文章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图1显示了这两大期刊中遗产旅游文献按年份分布态势，近三年来国际上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数量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作为国外旅游研究重要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刊登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目前国际上相关旅游旅游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表1列出了近年来两大旅游期刊在遗产旅游领域研究热点问题的分布状况。
图中2014年的文献数据来源于Science Director数据库，文章还未发表在纸质期刊上，但已发布在Science Director数据库中。
图1 遗产旅游文献按年份分布态势
Fig.1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apers in heritage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此外，国外主要遗产资源专项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也显现出了不同的研究趋势。《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偏重于文化遗产中的建筑文物、考古文物、博物馆的相关研究，研究领域广泛，更关注建筑文物及技术运用，主要涉及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技术运用等。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的研究内容已从刚开始的遗产的理论与历史、遗产保护的法律与技术、博物馆管理转向遗产旅游、世界遗产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管理、人权、新技术的运用等领域，更关注遗产的保护和人权。
作者从上述344篇文章中选择了较具有代表性的112篇文献进行归纳提炼，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探讨了其研究特点与研究趋势。
2 遗产旅游资源管理传统研究领域
2.1 遗产地保护与旅游开发
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中，保护优先于旅游是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1]。然而，遗产管理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困扰着遗产管理者，遗产管理与旅游开发、为遗产付费与公平的享受权这两对矛盾形成了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两个悖论。
究竟是遗产地的“旅游化”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商业化和变质[2,3]，文化价值的恶化反过来影响旅游价值，形成一个“恶性循环”[4]，还是实现了“双赢”，即遗产旅游帮助人们找到文化的根，并形成身份认同，同时旅游还为保护和维护遗产地提供资金[5]？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遗产的保护功能与旅游开发、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6]，很难做到既保证遗产地的经济发展又促进遗产价值的保护[7]。历史建筑在旅游商业开发中遭受破坏[8]，世界遗产提名的优先权与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需求产生矛盾[9]，人口压力、经济发展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给遗产保护造成压力等现象在各遗产地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旅游开发将造成遗产保护的困难，但也有学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冲突理论不适用于所有遗产地[10]。
遗产旅游的巨大成功导致了另一个两难的境地，持续增加的访问率成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的主要威胁。门票的收取不仅为控制游客数量提供了可能，也为管理旅游影响和遗产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从遗产的使命来看，如果游客因为遗产景区门票太贵而无法欣赏遗产资源，那么遗产资源到底是谁的资源，又是为谁而保护？似乎遗产收费与社会的享用权间矛盾是遗产管理者无法调和的[11,12]。
2.2 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机制
2.2.1 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1)真实性与完整性的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遗产的使命是尽可能地保持其原真性[13]，而遗产的经济获益能力和公共使用权在决策过程中只是次级考虑[14]。Andriotis提出遗产真实性的五个特点：自然的、原始的、特殊的、有参考性和有影响力[15]。遗产真实性的评估中，不应仅仅关注其物质层面，而应该进一步拓展到非物质层面[16]。
虽然旅游活动促进了旅游活动参与者对真实性的认知[17,18]，但也造成了遗产真实性的受损。发展遗产旅游的过程中，文化事件和吸引物的原真性常常被刻意展示和扭曲以迎合“客人”和“主人”的需求[19]；在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经营过程中，过快的商业化对遗产真实性的保护形成挑战[20]；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遗产地为保护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遗产地面临一系列发展压力[21]。
(2)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国外研究还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遗产旅游发展的重要理念，可持续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个整体的、未来导向的、社会公平的全球尺度的过程。
遗产地发展旅游可以促进遗产资源的保护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22－25]。随着遗产地开展的活动的多样化，Stephen J.Calver等研究认为遗产地的保护和娱乐功能是可以在游客的参与活动中协调一致的[24]；Loulanski等总结了包括当地参与、教育与培训、原真性和解说等15个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构成因素[23]；一些探寻遗产资源管理与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新兴旅游形式也融入到遗产旅游研究中，如通过创意文化产业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26]，低碳旅游模式在遗产领域的应用[27]等。
2.2.2 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管理面临的挑战 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城市创新和遗产保护间的困境[28]，世界遗产资源由于无效的保护计划而遭到严重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对冰雪、河水、景观、湿地等自然遗产旅游资源造成负面影响[29]，全球化会降低地方特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带来不利影响[30]。
现行遗产管理体制亦存在许多不足。以西欧为例，数量庞大的遗产给世界遗产系统带来重压，例如：许多管理部门虽有遗产意识，但却并不总能很好地理解世界遗产及保护条例；对遗产缺乏系统认识和研究；缺乏对自然遗产的适当识别；缺乏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整合；由于责任的分散，常缺乏协调、功能重组和缺乏专家意见；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责任的划分不够清晰[31]。Garrod等认为遗产景区长期管理相关的三个主要限制因素为：遗产的根本使命、遗产景区如何定价、管理者对遗产景区和公共机构在为遗产管理和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中的作用的认知[32]。
2.2.3 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机制
(1)构建遗产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各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遗产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如美国、加拿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区体系等。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管理局实行垂直领导，与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体现了国家级的统一管理体制和公益性；在欧洲，遗产规划的目标通常由一系列公共部门、私利部门以及一些非营利组织间的相互妥协、相互关联演变而来，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各种专家来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各种矛盾，确定规划方法[33]；意大利模式是“由公共部门负责保护古迹，私人和企业来经营管理和利用这些古迹，以便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就业，并带动当地旅游，饮食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些国家的遗产管理体系，没有将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绝对对立起来，而是灵活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建立适合国情的遗产保护管理模式。
(2)形成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机制。各国都有专门部门和特别代理机构来负责遗产管理，提供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种服务，其他参与遗产景区管理的权利机构还包括宗教团体、私人机构、信托等。一些景区或景区的某部分，可能还属于私人使用者或者由各自独立的、非营利协会管理，不同层次的公众权利机构参与到遗产管理中。在西欧，大多数遗产地有不同层级的权利机构管理，如85％的遗产地有当地权力机构的干预，65％的遗产地有地区权力机构介入管理，而62％的遗产地有国家权力机构的干预[31]。参与者的复杂关系和不同背景使遗产管理复杂化，这就要求机构间的高度合作和交流，对不同团队或遗产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作用进行引导。
(3)规范经营活动。欧洲世界遗产主要被用于游客参观，收取或不收取门票，主要用途有游客参观、城市中心，国家公园、宗教使用和乡村景观[31]。除了基本的参观服务外，许多遗产地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经营项目。美国的国家公园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规范国家公园的经营活动，公园的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设施及旅游纪念品的经营必须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征求经营者，经营权仅限于提供与消耗性地利用遗产核心资源无关的后勤服务及旅游纪念品，同时公园获得的经营收入除上缴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部分外其余只能用于改善公园管理，经营者在经营规模、经营质量、价格水平等方面必须接受管理者的监管。
(4)完善法律制度。保护性立法是保护和保存世界遗产的有效工具。尽管没有针对世界遗产地的特别立法，许多地方有针对某种类型遗产资源的专门立法，这根据各国遗产类别的划分状况而有所不同。欧洲90％的遗产地具有针对某种类型的立法保护[31]。如果遗产立法确实存在，那么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往往有各自的立法框架。
2.3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及管理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是国外对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的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主要探讨利益主体参与遗产保护、管理与旅游开发的程序和方法，为实际管理中理顺相互关系及协调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遗产地开发保护的关键利益主体有遗产地管理者、旅游经营者和社区居民及游客。
2.3.1 游客 针对游客的研究主要为遗产旅游中的游客体验研究，包括旅游者的动机、感知和期望、满意度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游客感知是了解旅游者的参观动机及其对遗产地期望的关键因素[34]，遗产地的体验质量影响游客感知价值，继而影响游客满意度，最终决定游客的行为意图[35]。游客的个人因素及背景因素对遗产旅游中的游客体验有重要影响。游客对遗产地有双重体验，一重与其对遗产地的消遣需求相关，另一重是基于他们背景的不同理解[36]，Francesco Massara等将心理距离的概念引入遗产旅游的游客体验研究，认为低心理距离将营造更具体和情境化的概念，高心理距离将造成宏观的、抽象的对遗产客体的内部感知[37]。外部因素中，Yaniv Poria等的研究甚至发现命名为世界遗产地也对游客对遗产概念的理解和体验有一定的影响[38]。
许多学者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对如何更好地提高遗产旅游的体验质量进行探索[39－42]。Apostolakis Alexandros等通过对希腊的两处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寻找到两个对游客满意度造成不同影响的重要因素——信息质量及拥挤程度，信息质量的提高将很大程度上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参观概率，而拥挤程度的恶化将给他们的满意度带来负面影响[42]。
2.3.2 社区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遗产旅游面临社会复杂性增加的新范式，传统的地方性界限变得模糊。遗产旅游可以重建和传递国家归属感，维护国家团结[43]，并能够超越国家界限，促进共同的民族回忆[44]。然而，全球化也使个人认知与地方性的联系改变甚至消失了[45]，因此需强调在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社会身份与社区角色的作用[46]。
社区对遗产地的支持对于遗产地的保护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7－49]，遗产地的旅游发展规划应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遗产地的管理也应包含更多的社区参与[50]。旅游者、当地社区居民及社区领袖倾向于支持不同类型的项目来拓展遗产地的旅游活动以支持当地发展[51]，有些遗产地居民虽然支持旅游发展，却很少参与旅游的规划和管理[52]。遗产旅游地决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可行性和法律保障的居民参与系统及综合的遗产保护结构的缺失、城市管理中权利的不平衡、对遗产保护的理解的缺乏是当地社区居民参与遗产地决策的主要问题[53]。信任、沟通和当地影响力是社区参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54]，针对乡村和居民边缘化的现象，则需要更多的社区参与和沟通[55]。
2.3.3 政府 管理者必须平衡不同的价值观、优先权和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做出调和，提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多元的管理方式，解决管理的冲突，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达到一致的结果[56]，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行为是遗产旅游资源合理保护开发、利益相关者协调参与的保证。
对于政府的正面作用，Stefan Claesson对美国海洋文化遗产管理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需明确政府角色、责任和加强属地管理，提出建立生态为基础的区域治理结构[57]。在遗产旅游开发决策中，政府干预可能会成为决定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优先权的关键因素[58]，政治力量的冲突影响着遗产旅游的进程[59]；对于遗产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政府对其的态度转变会造成遗产地发展及旅游活动的兴衰[60]，旅游方面的政策实施也会对历史城市的长期发展建设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遗产地当地的政策可能比政府的政策起到更多的作用[61]。政府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Grete Swensen认为实际规划中文化遗产更多地充当了当地政治的修饰，更少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62]；Li Yang等分析了政府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角色，认为不同的政府阶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政策和决定在促进旅游发展的同时制造了紧张的气氛，且造成了法规、民族权益、从业人员之间的冲突，更细致入微的政府政策可能会减轻许多问题，未来的旅游规划应该给予当地各族人民，公众等更多的参与权[63]。
2.3.4 企业 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资源，遗产旅游资源的公益性颇受关注，各国都努力寻找遗产管理和经营的平衡点。尽管有些遗产地的居民对于私人投资经营遗产地开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64]，私人经营的出发点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但他们对于遗产的修复及开发却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遗产地社区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5]。
3 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新兴研究领域
3.1 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技术与方法
3.1.1 遗产调查、发掘、保护的技术与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遗产的调查、发掘、保护方面出现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3D技术[66－71]、激光技术[72,73]及地理信息技术[74,75]是研究的主流。激光技术主要针对文化遗产，地理信息技术主要针对自然文化遗产，3D技术则同时针对以上两者。
其他技术和方法还包括：内容管理系统对文化遗产的记录[76]、主动视觉系统对文化遗产的监控[77]、网络信息系统管理和传播文化遗产数据[78]、卫星图像和摄影测量法对资源进行规划[79]、遥感技术[80]、NDT技术[81]、视听技术[82]、虚拟旅游技术[83]及各类新型遗产建模手段的应用[84]等。
3.1.2 遗产地管理技术和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遗产地管理技术主要包括客流预测和游客管理[85]、遗产保护机构特别是博物馆的效率评估[86,87]、遗产保护政策选择与设计的相关方法和技术。自然遗产地的管理效率评估工具是研究重点，包括管理效率追踪工具(METT)[88]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具包(EOT)等保护区管理效率评估方法。
遗产资源本体价值的评估包括一系列有形和无形的因素，衡量起来十分困难，颇具远见的研究者Dirk H.R.Spennemann已从未来的角度，提出考虑对月球等未来的遗产的影响，计算未来潜在的文物遗产的价值[89]。从发展旅游的角度衡量遗产旅游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90]和游客带来的经济效益[91,92]或许比单纯衡量遗产资源的价值更实际和可行，遗产旅游的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收益法[93]、模糊数法[94]及一些其他的建模方法。Stacy Porter指出传统遗产资源价值评定方法的缺陷——不以遗产的本质价值为基础，提出了旅游成本和个体评估方法(Method of Travel Costs and Contingent Valuation)，使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角度来保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5]。
3.2 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对遗产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气候变化对文物、对自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影响[96]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类研究主要有气候变化对传统景观以及其价值的影响[97]、自然灾害对遗产的影响[98]和空气污染对遗产的影响[99]。Ferhat Karaca等研究了暴露于臭氧中对伊斯坦布尔文化遗产的影响，对遗产地的臭氧状况进行了监测，并绘制出“危险地图”[100]；Paul Lankester等和Maria La Gennusa等研究了对博物馆及遗产展示的室内温度的预测及控制方法，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101,102]。
3.3 遗产管理全球准则的本土化困境
3.3.1 全球准则的本土化困境 众多国际组织推行的全球性遗产资源保护规划和项目，为全球遗产资源保护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国际保护组织，如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及人与生物圈计划等机构与保护公约构成了有效的保护体系。然而，全球性保护框架在各地的实践中却面临着本土化困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是较权威和完整的世界性遗产保护体系，若主要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在当地社区被清楚地理解和优先化，世界遗产体系会是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一种有效方式，并为其他发展机会提供可能[103]。然而，整合不同管理和规划体制的困难，超国家的政策在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规划系统中往往会失去效力。Helen Hazen探讨了美国在贯彻世界遗产公约时遇到的困境，认为需要教育、国家公园管理局和联邦政府项目联合来面对这些挑战[104]。
除了世界遗产地名录的管理规划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105]之外，世界遗产的评估和评选程序标准也受到学者们的质疑。Sean Casey指出了UNESCO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名和评选的不合理性，提出需要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系统导向的方法，阐明遗产、旅游、政治的重叠及其相互作用[106]；Mousumi Dutta等认为在遗产评估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的价值，提出运用多标准决策制定方法(MCDM)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遗产评估体系[107]。
3.3.2 UNESCO世界遗产提名是否能带来更多游客？一般倾向于认为遗产资源和遗产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不少学者试图通过案例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Chia－Hui Huang等通过研究澳门历史城区的游客数量变化来验证遗产地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旅游效果，结果表明其并未促进澳门历史中心短期的游客显著增加，特别是亚洲游客的数量[108]；Nigel Hardiman对澳大利亚大蓝山地区的案例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109]。相反地，许多研究揭示了世界遗产数量与游客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10,111]，且文化遗产比自然遗产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112]，遗产地“申遗”及“入遗”对旅游的强大带动效应又将进一步促进了遗产的申请。
可见，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对不同资源类型、位于不同区位的遗产地旅游业带来的效应不尽相同。
4 结语
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涉及面广，呈现学科间交叉的特性。国外研究以遗产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遗产地的旅游开发、遗产的真实性和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与游客体验、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和遗产旅游仍然是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主要领域，遗产管理新技术的运用、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全球化准则的在地化等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学者们对全球准则的合理性及适用性开始提出了许多质疑，世界遗产提名对旅游业的效果也引发学者们的检验。
与国外研究领域不同，我国遗产旅游资源研究则更加关注管理体制、政府政策、社区参与等领域，国内研究还需更加注重案例及实证研究，更加注重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新技术的研究以及更加注重微观领域的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