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同西方左翼学者的沟通，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访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研究员论文,舆论论文,创造良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者简称▲，下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新要求，西方左翼学者是我们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对象和群体。您多次率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国外左翼学者有较多接触，请您谈谈同他们交流的体会。首先请您说明一下，您所说的国外左翼学者是指哪些人?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在近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上，不同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一般分为左右两翼。就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试图用各种方式，包括从温和的改良或激进的改造直到用革命手段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就属于左翼。从广义上讲，除共产党和社会党外，还包括绿党、工会、那些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新社会运动、独立左翼人士、托派及其他极左派等，而左翼学者则是这些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代表。凡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自己宣称或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有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属于左翼学者。
▲：有学者认为，西方左翼学者属于非主流社会，其意识形态也被边缘化，在西方社会作用和影响不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涉及对西方左翼的总体评价。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西方左翼学者，我们不妨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雅克·比岱承认，左翼在西方被边缘化，但是，他引用雨果的一句名言“斗者生存”说，如果没有左翼的斗争，西方社会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他说的是有道理的。199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大会，与会的1500名代表来自67个国家，地点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密特朗图书馆。在资本主义的腹地召开这样的大会，这在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并遭到围剿的马克思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比岱从1995年到2010年共主持召开了六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他认为，只有马克思的旗帜，才能把左翼凝聚起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工具。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则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左翼学者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地采用非暴力的合法斗争的手段，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开展斗争，争取一切民主和权利。当然，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实质有根本的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发展日趋完备的社会形态，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政治、思想三种基本形式都有所发展，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加强和政治上日臻成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左翼学者发挥了制造舆论、教育和动员群众的作用。他举例说，法国的“阿塔克”(征收交易税公民援助协会)就是以左翼学者为核心的。他们拥有自己的报纸——《外交世界》，设有学术委员会，出版了大量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正是在“阿塔克”的压力下，欧盟才考虑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两位学者的话都说明了一点：左翼学者是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
▲：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如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同时，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寄予极大希望，国际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更加关注和研究中国。其中不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全面、深刻认识的政党和学者。在这方面，比利时工人党和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比利时工人党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该书在引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读者说明，中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阐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中国私有部门的发展和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地位，中国特有的多党制体系和民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苏联解体、美国实行敌对和遏制政策的复杂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艰巨而大胆的试验，是不平坦的道路，它不是直线发展的，必须从政策的总体和长远的战略方向看待它，不应该每当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惊呼：中国背离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它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解决自己问题的道路。中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巩固的前哨阵地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可靠的盟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该书的两位作者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罗尔夫·伯托尔德和比利时工人党国际联络部主任伯杜安·德克思。上述这段精彩的论述体现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
▲：国外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怎么回事?
●：从认识规律来说，这个现象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只有30多年历史，要人们认识并承认它，需要时间。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三个自信”，就是因为真正做到“三个自信”并非易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又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既然这些错误倾向可以在中国人身上发生，那么它们发生在外国人身上也就不奇怪了。我们以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著名法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萨米尔·阿明在2004年国际马克思大会网站社会主义学科“中国改革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还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捷径?》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写道：“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即使不是从邓小平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制定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规划。中国领导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知道他们制定的路线将导致资本主义并期望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的合法性在于革命，放弃革命无异于自杀；另一方面，中国的统治阶级意识到，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仍有深厚的感情，实行资本主义，人民决不答应，因此他们制定了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通过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规划，这样就可以在中国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摩擦和痛苦。当前在中国潜在地形成了由国家政权、新的大私人资本家阶级、由于城市市场不断扩大而形成的富裕地区的农民阶级和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把大多数工人农民排除在外。中国资本主义的基础仍然是对劳动的剥削，只不过它利用市场经济使这种剥削具有合法性。中国亲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弱点在于它很难控制它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的民主问题十分复杂，它所继承的第三国际的遗产和它所使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不能与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形式兼容。中国革命的遗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社会斗争中动员起来的大部分民众将使领导集团对资本主义实践的选择难以持久地进行下去。因此中国发展的前景极大可能是动荡不安的资本主义。”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他虽然没有提“前30年”，但实际上，他是以“前30年”为参照系来否定改革开放的。尽管他拥护“前30年”和他所谓的中国革命，但他对此也是一知半解。他对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的分析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他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量复杂的新问题，没有分清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非主流，因此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阿明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直接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和“不平等理论”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我们无意否定他的正确理论观点。关于对中国的评价，我们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我们的方针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有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也不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怎么回事?
●：表面上看，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它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在这方面本来是应该很容易达成共识的。但实际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特别是在如何联系本国实际问题上，分歧很大。现在我们以法共为例，做个案例分析。
2008年8月10日，法共国际联络部主任法特在法共官方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看待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全面否定。法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人权和法治国家，个人和集体的基本自由都得不到保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非民主的和权威主义的，因此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要解决尊重个人和集体权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整个体制问题。
法特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1989年发生了自由化的“天安门事件”，但三年后，邓小平却利用这一事件启动了加速自由化的改革，实行了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对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敞开大门，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实现了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体化。中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对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实行过度的剥削。中国依靠低生产成本成为“世界工厂”，而这个“世界工厂”对世界的威胁日益增大。
法特认为，毛时代结束了。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它在其中发挥着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从中国的经济、贸易及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也不再愿意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它想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成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法特认为，当前法共与中共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如何认识和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提出两党应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法特的文章在法共内部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基层支部和党员持反对意见。2010年6月，比埃尔·罗朗当选法共总书记后，法共对中国态度有所好转，但在中国走的是什么道路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并未消除。法共36大将于2013年2月10日召开，会前提交给各支部讨论的文件草案的国际部分，竟然不提中国而用一段关于新兴国家的文字代替。法共党员、左翼学者让-克洛德·德罗奈对此提出异议。2012年12月23日，他在法共“政治觉醒”和“重振法共”网站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共36大文件草案》一文。文章指出，法共代表团2011年12月初访问中国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取得的成就作出积极评价，但仅时隔一年就改变立场，是极不严肃的。他质问道：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不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么法共党员将如何对待中国和中国政府呢?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两方面批驳了法特的观点。他指出，法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斗争中都需要盟友，没有盟友的政党是无法取胜的。而中国正是法共在国际斗争中的盟友。法共党员期待两党关系的改善和加强。
德罗奈在文章中还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认识中国，就是认识法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法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也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的政党。它的前身是法国工人党，法国工人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共早在马歇领导法共时期就提出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但近年来，法共的处境十分艰难，支持率大大下降。法共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法国化问题，从而找到一条适合法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我们衷心祝愿法共能够取得成功。
▲：托派在政治上对中国很不友好，为什么我们还要做托派学者的沟通工作呢?
●：我们应该争取和团结最大多数的左翼学者。托派在西方社会和工人运动中有一定影响。托派的部分社会基础是产业工人和农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托派的影响还有上升的趋势。例如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托派始终占有一席之地。2007年大选，它的支持率超过了法共。2012年大选，托派总统候选人、“工人斗争”领袖阿尔托在电视演讲(按照竞选规则，阿尔托与奥朗德、萨科齐的电视出镜时间相同)中公开号召推翻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托派在法国很有些“牛气哄哄”。法国统治阶级乐见托派的发展，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平衡极右势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分裂和削弱左翼势力。由于托派“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因此还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出丑。例如当电视主持人询问阿尔托，托派在只有1％的支持率的情况下，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呢?阿尔托则语焉不详。显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会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托派对中国的看法是负面的，认为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托派的“世界革命”和“逢资必反”的理论主张使它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分开。同严肃的托派学者还是可以沟通的。举例来说，《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反全球化主义者。他提出了金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的概念，并对这种积累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例如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在南北之间的流动进行分析，发现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南北之间资本的反向净流动，从而得出结论：9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为代价的。对沙奈的研究成果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对中国十分友好。我请他为《金融全球化》中译本写一篇序言，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主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什么是金融全球化。他说，由于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西方国家的老人实际上是由中国工人养活的。这种说法虽有些偏颇，但也不失尖锐，而且充满了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同情。我们同托派学者沟通还包含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弄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们早就这样做了，我们对托派第四国际领袖、比利时著名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他的《资本论》研究成果从来都是肯定的。
▲：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左翼对中国总是百般挑剔，左翼还不如右翼对中国友好，这是怎么回事?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抱有错误或片面的认识，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概括地说，一是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受到了西方媒体大量歪曲和片面宣传的影响和误导，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观念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用他们在西方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形成的惯性思维考察中国，认识上主观片面，思想偏激。他们的想法往往是理想主义的、脱离实际的。三是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并不一致，但实质上是一致的。左翼学者往往把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混为一谈。四是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五是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困难、问题、不足和失误，西方左翼学者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很强，他们对中国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十分敏感，但有时把问题简单化，热衷于“上纲上线”或纠结于“姓资姓社”，从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当然，我们也应该肯定大部分左翼学者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他们对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认为，通过我们积极主动地做工作，抱有片面甚至错误认识的西方左翼学者中的大部分人在政治上是可以转变立场的，他们的错误观点是可以改变的，一些误解也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加强对西方左翼学者的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怎样同西方左翼学者沟通，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总结了八个字：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建议，凡是正确的都应该充分肯定。而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则可以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说理的办法予以批驳。这里的“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同西方左翼学者沟通的桥梁。举例来说，西方左翼许多人是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他们的论据是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阐发的理论，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派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充分运用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些国家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他们认为，正是贸易自由化导致发达国家企业外迁和资本外逃，使发达国家工人深受其害。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2006年第2期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一文甚至认为，正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界限不断后退。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动员起来反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里包含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片面的理解。因为恩格斯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美国版序言《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关税制度会由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变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从保护关税制度向自由贸易过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实行自由贸易，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从而最终导致“生产力与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使这种制度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是造成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的“经济培养基”。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西方左翼学者理论的片面性。他们没有认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对立的深层次原因和实质以及消除这一对立所必须遵循的历史客观规律。
▲：请您举例说明对西方左翼学者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经过学术界长期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确争取和团结了一批西方左翼学者。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在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不久后第一次访华的，当时他对中国很不了解，甚至问像他那样的西方人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中国，生命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他在1998年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发言中，称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是名为“现实社会主义”，实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在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后，他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法国《思想》杂志(季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指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第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进入更高级的阶段。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特点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公有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具有活力，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威胁公有经济，它也不可能取代国有经济。第三，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第四，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它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同某些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的左翼学者不同，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摧毁了中国残存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为建立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做好了准备。
托尼·安德烈阿尼的这篇文章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国人民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能够对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不足提出中肯的意见，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类左翼学者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其他西方学者。
再举一个例子。刚才提到的法国马恩河谷大学教授德罗奈，他于2012年出版了《中国—法国，法国—中国》一书。他认为，法国的公众舆论对中国很感兴趣，金融资本主义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扭曲中国，而中国本身也确实是复杂的，但中国并非神秘莫测。他愿意为消除认识中国的障碍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他正在和夫人合写一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书。
▲：做好西方左翼学者的工作，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十分重要，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必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只有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支援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地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在这方面，西方左翼人士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想当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曾获得过西方进步人士的无私支援。那时候，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阵线泾渭分明，他们的选择非常明确，对我们的支持也毫无保留。而今天，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国内外环境远比当年复杂，他们在认识上产生某些疑问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疑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些问题一般说来，属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认识问题，很多问题和我们正在研究的“四个分清”直接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提高我们自身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过程。
第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其目的是弄清西方左翼学者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特点和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西方左翼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他们的意图是以此为根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出判断。当然，作为国内政治的继续，他们同样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法国巴黎柯兰出版社在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出版的新书《中国新共产党人》就体现了这个思路。这本书通过对包括著名私营企业家在内的近50名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案例分析来考察这些新变化，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十八大以后的发展路向。弄清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第三，搭建多种形式、富有成效的交流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对外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平台纷纷建立，问题在于如何做到富有成效，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举例来说，法共国际联络部主任法特提出要讨论的全球化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也开了不少。但是我们没有坐下来同西方左翼学者认真讨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西方左翼代表西方发达国家中下阶层的利益。这些阶层的利益在全球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看得比较多，有反全球化倾向，其中思想极端者甚至成为托派。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化。中国搭上了全球化快车，因此也必然资本主义化。法特正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我们必须同这种片面的理论观点交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提高我国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影响力。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这个课题很大，有许多未知领域。我们同西方左翼学者的分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绕不开的问题。马克思早在160多年前就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这是马克思时代的最强音。但当今的现实是：“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而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却遥不可及”。因此有人建议把经典著作内封上的这段语录拿掉，而如果真的拿掉了，我们拿掉的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科学地论证马克思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我们这里讨论的课题仅仅是这个大题目的一小部分。此外，我还想说明一点，我这里引用的仅限于法语文献，而要真正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必须占有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的文献资料。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集体攻关。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托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