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对外战略与战略思想_经济全球化论文

论江泽民的对外战略与战略思想_经济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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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就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作了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是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真学习和研究江泽民的对外战略与策略思想,对于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际局势虽然复杂多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形成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判断,并进而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将邓小平思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继续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江泽民再次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论述表明我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具有继承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既是世纪之交我们党对世界发展进程和基本走向的总体判断,也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

综观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发展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和发展,国际形势特点呈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复杂态势。世界和平面临着新的威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扑朔迷离,但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看到“9·11”事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没有改变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9·11”后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两大主题没有改变。恐怖主义现象不能代表世界各种文明的主流。因此,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只要抓住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就抓住了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就有了观察和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就不至于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面前迷失方向。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必将继续有利于党和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必将有利于胜利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必将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是冷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进步的潮流,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90年代以来,我党高度重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上述观点说明,我党已经注意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

江泽民认为,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这个背景下,“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同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为此,江泽民告诫全党:“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泽民多次强调: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世界各大力量将在相互交往中,进一步彼此借重,相互牵制,竞争共处;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针对经济全球化是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利的特征,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都应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也不能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上,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江泽民指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趋利避害,实现共赢共存,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以缩小南北差距,防止‘贫者愈穷,富者愈富’现象继续发展。这不仅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1](P524-525)一句话,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都应加强合作,互利互惠,推动经济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趋势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提出要以新的发展观、安全观积极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要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各国的共同发展,就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我党就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一些原则设想。1999年3月,江泽民在访问瑞士时,将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概括为: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江泽民认为,这样一个国际新秩序是从当今世界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是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1](P541-542)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江泽民首次将新发展观、新安全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此,江泽民为在世界文明多样化的背景下,建立怎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指明了方向。

在江泽民看来,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首先,必须谋求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克服南北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要切实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次,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中,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前提,互利是新安全观的基础,平等是新安全观的保证或灵魂,协作是新安全观的支柱。要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政治基础,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作为维护国际安全的经济保障,各国共同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环境。再次,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针。

四、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性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我们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着我们必须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着我们不能屈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定着我们不能认同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但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确实存在过多地强调国家间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问题。江泽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对国际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依据世界文明发展多样性的现状,逐步提出了不仅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动力的不同文明之间也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2](P1355-1356)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又进一步阐发了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提出了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长期共存的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江泽民的论断,不仅是对近些年国际社会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有力驳斥,而且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新发展,更是对邓小平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思想的重要发展,同时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贡献。江泽民的新论断,将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发展新型的全面合作关系,促进共同繁荣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冷战后,民主化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顺应时代潮流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江泽民逐步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1999年3月27日,江泽民在《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一文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1](P542)次年9月7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联合国作用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联合国是我们大家的联合国,所有成员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大家的事情还是应该由各国协商解决才好。联合国的改革应该充分体现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特别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根本利益。”[1](P544)。2000年10月10日,江泽民再次强调,“世界发展的主体是各国人民,世界的管理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商解决国际问题,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又一次强调:“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1](P546)。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江泽民进一步明确将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并列地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江泽民关于对外战略理论更加成熟。今天,在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多样性,对于争取人心,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已是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恐怖主义危害无辜人民的生命、尊严和安全。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上升,破坏巨大,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现实威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上升说明,国际安全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中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的“东突”分子长期受到国际恐怖组织尤其是“基地”组织的训练、武装和资助。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出发,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出发,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国际反恐斗争取得成效的关键是国际合作。为此,自“9·11”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国内,中国政府在金融、立法、民航安全、出入境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的措施;《刑法修正案》明确将恐怖行为和恐怖融资定为犯罪,公安部专门成立反恐局,银行系统积极筹建反洗钱金融交易支付监测中心。在多边领域,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并推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努力推动建立反恐法律体系,认真执行有关决议,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在双边领域,中国在“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建立反恐磋商和对话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我国与有关国家开展富有成效的双边国际反恐合作;在区域反恐合作领域,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有关地区组织中就反恐形势及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推动发表了多项反恐声明和有关文件,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缔结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共同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建立了地区反恐中心。

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既要考虑解决当前的问题,也要着眼长远的根治办法。尽管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反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痛苦的过程,要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还需要从源头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而大力解决发展问题,缩小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无疑是反恐的基础,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的事实存在,是部分人情绪走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加强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则是反恐的保障。恐怖主义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的共同敌人。反恐应成为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和借鉴的新契机,对话与融合的新起点,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新动力。

六、提出了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针

江泽民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针。首先,要致力于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江泽民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90年代以来,我国对美关系、对欧关系、对日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改善我国在国际中的处境,扩大中国的回旋余地。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中美关系取得重要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元首就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中国与欧盟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中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共识增多、协调加强;中日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新进展。这些都既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又有利于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缓和。

其次,坚持睦邻友好,与周边国家形成互为战略依托关系。江泽民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江泽民十分重视发展与邻国的关系,1996年12月出访巴基斯坦提出的发展同南亚各国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实际上成为与广大周边国家进行友好合作的指导方针。90年代以来,中国与邻国关系进入了一个睦邻友好合作的时期,我大周边外交成果显著,在北面有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的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区域合作,由于中俄两国的良好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南面有东盟加中国和东盟加中日韩三国为龙头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由于中国对东亚区域经济的拉动力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信任增加,更多地认同“中国机遇论”。相信这种南北“两翼齐飞”的放射状区域合作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次,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方针。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决定的,这也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优势。江泽民在强调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同时,指出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

第四,继续坚持发展党际关系的方针。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加强党际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提高我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和国际声望。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同147个国家和地区的418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与交往,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已经形成,它必将有利于发挥政党外交的独特作用,促进国家关系健康发展,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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