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教育产业促进中国教育超常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大力发展论文,超常规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立足自力更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走出一条同传统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江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界对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共同愿望和决心，为中国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科教与经济共同发展，进而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面临着国际社会高科技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同时，随着国际和国内由经济和科技竞争引发的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客观上有力地推进着我国正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和进程。这一进程给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索一条加速我国教育超常规的发展道路。
（二）
党中央、国务院近来反复强调教育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江泽民同志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实力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世纪之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科技等新型产业的支持，使知识和人才的价值提升，同时，社会对各类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将产生更为旺盛的需求，这就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现实机遇，作为一种驱动力，推动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常规发展。
应当说，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不适应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即把教育当作一种纯福利性的事业，并由国家包办。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开始认识到教育与经济联系的普遍性和教育对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潜力，用产业经济的思路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的突破成为中国跨世纪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这也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教育是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社会服务的产业，其“产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等）具有广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它可以创造出比生产和维持自身要高得多的价值，是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运行的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同时，它的产出又能为其他行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作出巨大的贡献。由于这一特殊价值，教育还能成为社会和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从产业经济的观点来看，教育作为一种以高知识技能为特征的产业，就有必要，也有可能进入市场（主要指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各类教育），用产业经济的思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直困扰我国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财政支撑能力矛盾，从而为中国教育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加速实现教育资金积聚、实现教育超常规发展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社会的、经济的、财政的支持。
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运作，并非是将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全部依赖于社会和居民家庭，而是与教育产业产品的基本属性有关。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教育产品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双重属性，即教育不仅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包括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收益，金钱和非金钱方面的收益，也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收益，等等），同时，也给受教育者带来好处。这一源自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为教育的政府财政拨款以及居民家庭等社会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教育所受到的冲击与压力比其他产业要大得多，而由不规范的教育短期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足以抵消一代人的努力。因此，在汲取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扶持教育产业，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国跨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
发展教育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从全局性的高度，将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教育产业和社会经济联动发展，充分发挥教育在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各类就业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促进教育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能力的提高，增强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力，为中国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超常规发展之路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是一国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而采用基于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超常规战略性思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
回顾中国经济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秘诀，就是坚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用较短的时间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短缺的资金需求，从体制、资金等多个方面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纪末我国经济还存在着影响并可能制约下个世纪进一步发展和增长的困难和矛盾，如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外贸需求的降低和萎缩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巨大压力；随着我国公共福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伴随着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免费提供向政府、社会和个人成本分担的转变而出现的消费需求不振，预计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8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非政府投资可能性，受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影响，明显乏力，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驱力因政府和民间投资本身的限制，预期也将明显降低；政府在近10年中广泛采用的调节宏观经济的财政金融措施所能体现的直接效应也将十分有限。
用改革的思路去寻找新的突破，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生长点，这是本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联动教育与经济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教育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产业，为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实现超常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从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和现实，作为一种“追赶型”或“赶超型”模式，亚洲国家和地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也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榜样”。
去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应更为冷静地去看东南亚的经验和教训。固然，此次危机与东南亚各国发展中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和自身产业结构失调有关，与这些国家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结构失衡有关。但我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最深刻教训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未能相应提高本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亚洲各国都在反思，都想从这一惨痛的教训中学到点东西，并已经开始了探讨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治性对策。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于1998年底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政策措施，鼓励并吸引世界10所著名大学到新加坡办学，并借此机遇，将新加坡建成以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著称的世界教育中心。而通过此项举措，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其教育水准，同时，整个新加坡的经济、企业、企业家、学校与经济部门等都将从这一举措中受益。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超常规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目标的重新设计
在面向知识经济社会、迎接未来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国力方面，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思路、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政策取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抓住世纪之交的有利环境，真正落实教育在中国社会和迎接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既定的科教兴国的方针。
为此，在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认真研究与分析未来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教育部有责任在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重新审议并确定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
扩大教育规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个人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构筑知识经济社会平台，逐步建立适应学习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考虑到地区基础教育、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等条件，国家对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采用宏观适度增长、区域分类指导的方法，使高中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10年分别达到65%～70%和15%，为此，全国平均的高校入学率应达到年均增长5～8%，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较好的地区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搞“一刀切”，以适应广大居民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根据梯度发展战略和东、中、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实际，2005年前后，首先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教育，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为中国尽快地实现知识经济创造条件；逐步建立适应知识经济赖以发展的信息社会和学习化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从体制上消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和专业、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制度性障碍，构筑“立交桥”，以满足广大居民不断变化的知识更新等学习需要。
超常规发展：解决资金短缺的瓶颈
全教会明确指出了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原则，坚持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坚持在安排各级财政预算时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宁可其他方面的事情放慢一点，也要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物质保证。“教育振兴，全民有责”，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兴办和扶持教育，“真正化为全民族的广泛公识和全社会的实际行动。真正做到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发展中国教育必须走超常规的人力资本集聚的道路，必须有高强度的经费投入。资金短缺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而如果采用常规的资金积累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将延误我国教育发展的宝贵机遇。借鉴世界上经济后发型发展相当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及其经验，采用产业化运行机制大力筹措教育经费，实现适度超前的教育发展总体目标；另一方面，充分借鉴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运用市场手段，集聚教育资金。
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教育的既定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运用非传统的筹资手段，创造性地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只要有利于集聚更多的教育资金，有利于解放教育的生产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的需求，我们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手段，调动社会投资和捐资助学的力量。进一步推进教育成本分担制度，逐步形成适应不同办学体制学校、不同科类专业，并按经济发展、财政能力和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的学生收费制度。在经济发展和金融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广辟筹资渠道，包括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的筹融资途径，在特定时期，可发行专门用途的教育彩票等多种方式。
超常规发展：办学主体多元化
不断扩大并逐渐开放面向个人选择需求的教育市场，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教育市场的出现将带动我国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主要指非义务教育）和重大变革，有助于在我国尽快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新体制，推动我国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入，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在若干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但基本上仍未能突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非政府的多元化办学形式比重太小，与多种所有制相适应的教育投资主体尚未形成规模，学校缺少办学的自主权，公民个人缺少可供选择的有特色的、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自主权。这就从体制上影响了社会教育资源的广泛吸纳和资源规模的迅速扩大，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当前，尤其要大力推进改革政府单一办学的体制，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非政府办学形式，提倡和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经济实体和财团、集团投资教育，开办各级各类非政府办学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正在探索的公立学校改革和改制的实际，可尝试对部分公立学校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介机构、基金会，和公民个人接办或承办部分公立学校，并将其转制或改制为民办学校，或政府补贴性学校。
各类民办学校原则上实行自收自支的新财务运行体制，学校在提高质量和效率的条件下，按培养教育成本（或全部，或一定比例）收费，在确定学校办学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允许按银行利息对教育投资者以相应的投资回报和补偿，并计入学校培养成本。通过这一举措，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动社会广泛资源参与并投资教育，为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国教育资金的集聚提供政策和体制性环境和基础，为国际社会教育投资多元化和成本分担制度的创新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实施高教规模扩张与办学体制改革并举的战略，鼓励普通高校创办具有制度创新和新运行机制的二级学院，充分发挥普通高校的智力优势、资源优势与市场体制的筹资优势，并将此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高校发展新制二级学院可采用“一校两制”的体制，使当前具有紧迫性的规模扩张与具有长远意义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低成本、高效益、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子。
“一校两制”是探索实践公有制多种形式和多种所有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实现途径，其实质是向体制改革要资金，同时，形成高校按社会需求办学的新机制，这是中国未来高校需求约束、需求导向（即按需办学）机制的经济基础。以“一校两制”方式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战略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加快形成与我国经济和财政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多元的办学主体和多渠道的筹资体制，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质量问题。
此外，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吸引世界著名大学到新加坡办学的思路，我国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和积极鼓励那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和学院来中国办学，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超常规发展：打破围墙、重组资源
超常规发展必须解决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所需要的增加的资金需求，同时，“盘活存量”。对现有教育资源通过重组调整是解决资源短缺和利用低效的另一种战略决策。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目标涉及各级各类教育，因此，如果按照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即使是教育内部的改革往往也被“级”、“类”、“区域”的围墙所限制，而这一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管理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可统筹并尝试建立九年一贯制学校；对高中阶段，根据各地实际，可在重新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高中结构的基础上，试办综合性高中；针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张的巨大压力，通盘考虑部分原有条件较好的中专和成人高校与普遍高校的发展和调整，彻底打破因管理分工而形成的教育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与各自为政，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效用。
资源重组应采用适应市场体制的，具有机制创新的新方式，如在政府政策指导下，基于学校实力和发展潜力与方向之上的学校兼并；由非政府单位（包括教育投资公司等）对原有公立学校实行跨层次、跨类别的学校重组而组建的非政府办学；从成人教育机构资源与普通教育学校资源整体性考虑出发的资源重组；允许部分公立学校通过授权委托形式由非政府机构、单位，或个人承办，并采用民办或私立学校的运行机制；等。
超常规发展：教育制度创新
实现教育超常规发展战略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的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教育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对不适合超常规发展的规章制度，甚至法规条文进行调整和修订，为中国教育下一步超常规且规范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环境。
教育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调整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职能的转变，真正做到管好该管的，并将应由下级政府行使的权利和职能彻底下放给下级政府，将应由学校承担的教育教学管理职能交给学校，将应由社会承担的监督评估职能交给社会，并从制度上保证学生及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主要指非义务教育阶段）。
与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相适应，政府应在教育信息社会化方面尽快起步，适时启动教育信息社会化工程。这既是政府政务公开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对教育的监督，有利于学生及家长的教育选择，有利于促进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形成按需办学并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率。因此，从本质上说，信息社会化是我国教育适应市场体制的一个基本要求。
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尽快创造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制度基础已刻不容缓，这是实现所有教育目标的最主要基础，否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素质教育目标和培养出适应国内外竞争市场要求的新一代具有创新能力的神圣使命将受到严重制约，而这恰恰是搞活的前提条件。
（四）
用产业经济的思路和发展途径，实现中国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战略是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新的思路和战略，尚有许多方面的困难和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其中，既有观念性的问题，也有运作方面的问题；既有体制上的传统性障碍，也有制度现实环境的矛盾；既有理论上的准备不足，也存在着某种实践上的盲目性；既有法制不完整和落后于实际的问题，也有不按法律规定行事的做法；既有政府权利下放的问题，也有学校行为不规范的问题；既有资源不足的困难，也同时存在着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既有宏观性或区域性的开放与协调问题，也同时存在着局部或地方保护主义和围墙；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
用产业经济的思路实现中国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具有全新的、深远的意义。我们必须正视所面对的困难和矛盾，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更有着“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有利机遇”，“抓住这种机遇，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效战胜各种挑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考验”。改革、开放、开拓、创新，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中国的教育以全新的面貌昂首阔步地迈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