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消费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消费结构是研究、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从侧面反映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联合国划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导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绩骄人。本文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回顾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并从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两个层面来分别展开。
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主体结构的演进
城镇居民消费的主体是指城镇居民本身。城镇居民的分类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年龄、收入水平、性别、教育水平、家庭生命周期等。本文选择从收入的角度来对消费主体的结构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及其内部分配的演变呈现出如下特征。
1.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了增长步伐，1979—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4％（现价），其中“八五”计划时期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达到年均增长26％的高速度，大大超过人均GDP11.4％的年均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入2003年为8472.20元，是1979年387.0元的21.9倍，增长幅度惊人。如图1，表现出稳中有升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快。
图1 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势
2.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得到明显、普遍的提高。在城镇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拉大，进入90年代以来差距则进一步扩大。
（1）城镇居民收入阶层差距拉大
根据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公布的数字，全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33扩大到2000年的0.43，最富的20％人口占全部收入的50.24％，最穷的20％人口占全部收入的4.27％。
据《中国统计年鉴》，按收入从低到高将中国城镇居民分成七个层级，即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分别占总人数的比重为10％、10％、20％、20％、20％、10％、10％。
图2展示了近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收入比较情况。10年来，最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平稳且起伏微妙的上升态势，相比较而言，最高收入户该数值快速上升，二者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最高收入线的走势看，2002、2003年起伏尤为明显，最高与最低之比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分别净增加了2.5、3.97倍。
图2 1993-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内部分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整理计算。
（2）城镇居民收入行业差距拉大
从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比较上看，差距比较明显，以2000年之前为例（见表1）。
表1 中国城镇居民最高、最低行业收入差距状况
年份1978198519881990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二者之比2.171.811.581.762.232.182.262.352.492.60
二者之差458 629 745 1176432147665423610572148294
资料来源：吴翔胜《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探讨》，《中原工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表1中可以看出，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的极值比1988年达到1.58，为10年来最低，虽然在回升的过程中有一些反复（例如1995和1996年），但极值比继续扩大的趋势是明显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专门报告称，行业间的运输、交通、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职工收入较高，主导产业的企业职工收入较低，1985年最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为最低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的1.81倍，到1997年扩大到2.26倍，2000年已扩大到2.60倍。而且，这里仅就公开的工资收入而言，若论实际收入，差距则更大。从相对数来看，工资差距似乎不太显著。从绝对差额角度考察，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始终呈一种扩大的趋势，而且差距是很大的，1985年相差629元，到1997年则相差5423元，绝对额扩大了8.62倍，2000年则相差8294元，绝对差比1985年扩大了13.19倍。
（3）城镇居民收入地区差距拉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分析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14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1.8倍，西部地区增长了11.3倍。
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广东）与最低的省份（内蒙古）的人均年收入的绝对差是1154元，1995年绝对差增至4576元（最高的是广东，最低的是内蒙古），2000年绝对差又达6994元（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山西），2003年绝对差为9633.88元（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贵州），相对差距由1990年的2.00倍增至1995年的2.60倍，2003年仍达2.43倍。
（4）城镇居民收入的所有制差距拉大
从就业者经济类型看，不同经济类型单位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私营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从业者的工资水平是集体企业从业者的2倍，是国有企业从业者的1.3倍，绝对差额分别为5655元和3602元。
中国城镇居民在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有其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它改变了原有体制下的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迅速发展，不同所有制从业人员之间差距愈加明显；以“放权让利”为主题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给企业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大大受益；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双轨制”在诸多环节上的漏洞，为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暴富的机会和获取不正当收入的条件，“寻租”行为迅速蔓延。
其次，在发展中出现的新兴行业，在与落后行业的竞争中，如鱼得水，所向无敌。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最后，优先开放和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在极大地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并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稳步提高，同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使在资源占有上的弱势人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城市低收入人群开始有所扩大。体制转换时期产生的多种因素，促使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产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在城镇居民内部按收入水平划分的群体间的社会分层日益出现，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演进
1.消费倾向的变化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图3给出了1981—200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图形。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图3 1981-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趋势
（1）1981—1988年为水平波动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到1988年的0.93，虽有年际波动，但水平保持稳定，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水平波动相应的是边际消费倾向虽有下降，但也呈波动状。
（2）1989—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快速稳定下降阶段。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0.93迅速下降至1998年的0.8，边际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79快速下降到1998年的0.62。从1989—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走势看，保持着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
（3）1998—2003年为相对特殊时期。平均消费倾向虽有起伏但变化幅度不大，保持在0.80左右徘徊，但边际消费倾向波动剧烈。其中，2000年在1999年0.66基础上迅速窜升至0.90，为历年之最高，而2001年又跌至历年最低谷0.54，尔后2002年又快速回升至0.85的新高，2003年又迅速回落至0.63。
显然，以上三个阶段性变化各有特点，从长期下降通道的图形看，其图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相关性很差，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的下降通道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决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决非短期景气波动因素。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阶段性的变化主要是体制转轨的长期因素：
（1）高收入幻觉到收入不稳定时期。改革前实行的是长期低工资制度，80年代初期，低工资解冻后突然收入升高，产生了高收入幻觉消费，对收入的乐观预期使消费倾向居高不下，但随后的企业体制改革以及亚洲金融风波后的世界经济低靡，使幻觉逐渐破灭，对收入预期乐观者比重下降，对收入预期不稳定者储蓄倾向上升。
（2）持久收入增长慢而一时收入变化大。体制转轨时期收入的“双轨制”，持久收入增长慢而一时收入变化大的特点，使多数消费者（正常的、计划中的消费支出）只能根据持久收入增长来决定，将一时收入多数储蓄起来。有“寻租”收入的人怕露富而不敢消费，储蓄倾向更高，从而消费倾向更低。
（3）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改革以来多年财富积累所形成的财产性收入“马太效应”已经使城镇居民明显分成高中低收入层次。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快但储蓄倾向高，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虽高但收入增长慢，使城镇居民平均的消费倾向下降。
（4）经济体制急速改革及入世带来的冲击改变了支出预期。入世对国内收入的冲击走向尚不明了，加上我国目前转轨时期的各种体制变化使人们支出预期发生变化，特别是尚未完成的体制转轨使人们无法作出稳定的支出预期，风险支出预期上升，防范风险的储蓄倾向随之上升，也就是说即期消费减少。
2.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
消费支出结构（即狭义的消费结构）是居民将其可支配性收入作出消费多少、储蓄多少的划分之后，根据个人偏好和各类消费对象需求弹性的不同将消费支出在各类消费对象上加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客体结构，本部分将主要考察中国经济转型期消费支出结构的动态变化。
由于1992年前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口径具有明显差异，我们主要考察近10年的情况。
（1）食品消费
从1981年以来，虽然食品消费绝对数大幅上升，但食品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长期呈稳定下降趋势，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可以一目了然。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由于食品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类消费需要，因此，食品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代表了一定的消费结构水平和生活质量。恩格尔系数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在食品上的比例越高，则居民必然处于偏重生存消费的状态。因此，恩格尔系数可作为表征居民消费支出结构高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将恩格尔系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型，50％～60％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30％以下为极富裕型。
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突破50％大关，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已经完成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同时，食品消费内部结构变化较大，粮食消费比重逐年下降，肉蛋类和水产的消费比重呈长期稳定上升，但1994年后基本固定下来。2003年食品支出绝对数为1992年的2.9倍，而恩格尔系数却下降了15.74个百分点。由图4可以发现，最近10年是恩格尔系数下降迅速的10年，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高，人们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
图4 1981-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2）衣着消费
作为城镇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的典型特征，在8类消费中，消费支出比重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的只有食品和衣着两类。1992—2003年这12年间，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比重由14.08％下降到了9.79％，下降了4.29个百分点，不像食品消费那样逐年有规律地稳定下降，个别年份有所回升，且幅度不如食品下降那么剧烈。但衣着消费的内部结构变化比较明显，购买成衣的支出比重由1992年的58％提高到2003年的71％，上升了13个百分点。从变动趋势来看，衣着消费比重1992年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今后仍将逐步下降。
（3）居住消费
居住消费比重变化的动因与医疗消费相似，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较低，变动的原因不是来自收入的增加，而是来自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1992—2003年这12年中，我国住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8年全国城镇正式取消福利型实物分房体制，住房消费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从居住消费内部结构变化看，住房支出比重明显上升，水电燃料等支出比重下降。从趋势看，随着住房房租的市场化改革和私人购房比重的上升，城镇居民住房支出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住宅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开始进入小康阶段，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目前的小康居住标准尚属“初级阶段”，从总体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还不高，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甚至与同我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住宅消费支出比重偏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4）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指的是所谓“吃穿用住行”中的“用”，消费绝对数从1992年的140.68元变为2003年的410.34元，占总支出比重从1992年的8.42％变为2003年的6.30％，绝对数呈稳定上升趋势，相对数呈长期下降趋势，个别年份有所回升，但变化幅度不大。但是内部结构变化很大，主要是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微波炉、热水器等新式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大幅度提高；家务服务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在我国城镇刚刚发轫，社区服务将逐步形成一个发展速度极快的新型产业。
（5）医疗保健消费
从1992—2003年这12年时间序列变化来看，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比重虽然不大，但上升较快。人均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2003年475.98元，几乎是1992年41.51元的11.47倍，而同期人均消费支出仅增加了3.89倍，原因主要是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适当增加了个人负担部分的比重。
（6）交通通信消费
1985年以前我国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水平极低，1985年该项消费支出人均仅为14.39元，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14％。进入90年代后，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交通通信消费的条件得到较明显的改善，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大幅度上升。1992年该项消费支出为44.17元，比重为2.64％，此后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呈直线上升趋势，2003年该项消费支出为721.13元，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1.08％。12年间绝对数上升了15.33倍，相对数上升了3.20倍。而此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了3.15倍，说明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大于1，应该说目前此项消费相对水平已不算低。2000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交通方面的支出无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十分低下。我们选择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此项消费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同水平时相比，明显偏低。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为4.83％，而英国在1000美元时高达9.4％，美国为6.2％；与韩国、泰国相比，我国也是偏低的，泰国为11.84％，韩国为6.02％（见表2）。
表2 人均GDP1000美元时交通通信费用支出比量的国际比较（％）
中国城镇美国日本
原西德
法国英国韩国泰国
年份1995 1942196719591958195819811984
交通通信4.83 6.2 8.8 7.5 7.7 9.4 6.0211.83
资料来源：范建平《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2月，第27页。
造成我国交通通信消费2000年之前比重偏低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交通通信设施主要由政府和国企垄断供给，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而且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财力有限以及垄断的低效，存在明显的“供给短缺”。
其次，交通通信受限制性消费政策的压抑较大。政策上对私人轿车实行抑制性政策，使居民交通消费过度地依赖公共交通服务，私人轿车带动的交通消费需求增长的贡献严重偏弱。通信方面的高价抑制消费政策也很明显。
第三，私人交通消费缺乏信贷方面的支持，像汽车这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果金融部门不能提供消费信贷方面的有力支持，其消费将会被大大延迟。
造成我国交通通信消费支出飞速上涨的原因恰恰是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克服，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7）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
如果按恩格斯的提法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我国现阶段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基本属于发展型消费；如果将消费分成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主要满足精神需要，属于精神消费，其比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质量的变化。
从支出比重看（见35页表3），1992—2003年间此类消费比重由8.82％逐渐稳步增加到14.35％，上升了5.53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质量在逐步改善，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比重越来越高。
表3 娱乐文化教育服务类消费内部结构变化
支出金额（元）
比重（％）
1992 2003 1992 2003
文娱用耐用消费品50.61264.9734.3228.36
教育63.67514.0043.1855.01
文化娱乐33.17155.9122.5016.69
总计
147.45934.38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内部结构变化来看，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教育支出比重有所上升，由43.18％上升到55.07％。城镇居民重视子女教育和自身继续教育的风气越来越浓。就业竞争压力增大，人们根据社会需求变化接受继续教育，调整知识结构，教育消费是自身素质投资的观念被城镇大多数家庭接受，教育投资是一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成为众人的共识，教育消费领域是我国少有的供不应求的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