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校的教育异质化与当代镜鉴
曾凡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家校合作的前提。近代中国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基本要素展现出异质化特点，二者之间产生了教育价值观的冲突，教育选拔功能的转移以及教育主体的沟通不畅，促使学校占据教育主阵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也为家校合作带来隐患。针对当前我国家校关系的现状，汲取近代家校冲突的历史教训，得到启示：第一，家庭与学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第二，重新定位家庭与学校教育的角色，建立家校共生关系；第三，正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家庭与学校要保持一定边界。
关键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教育选拔；家校共同体
今天的教育，究竟谁是弱者？当代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类似医生与患者，二者存在一种“信托”关系。但是由于家校之间的不平等，教师的不敢“教”与家长的不敢“提意见”，导致家长与教师产生“囚徒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家庭与学校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传统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构成方式相融，表现出同质性特征，培养出忠于封建统治的顺民。而清末民初的社会骤变，传统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出现异质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同时给家校之间合作育人埋下隐患。通过分析近代家校教育异质化的特征与原因，从中汲取经验，为当下家校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建议。
一 、近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异质化表征
教育的发生必然依托教育场所。家庭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传授知识与养育子女的双重职责。自夏商时期开始，一夫一妻个体婚姻出现，标志着固定家庭关系的确立，为父母教育子女创造了先决条件。此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家庭教育随之而生。学校教育在产生之初并不是以“大众教育”的定位出现的，只有极少数贵族可以享有“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作为特权阶级的家庭教育的辅助角色出现，以统治者的经验为主，辅之学校的“六艺”之学，构成最初的家庭与学校的共育形态。尽管朝代更迭，但是中国社会始终以封建宗法家长制为首领；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方式与内容虽出现变化，但是其共育模式以及以家为核心的教育主阵地并未被触动。至中国近代，中国社会经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动摇了中国“家天下”的政治根基，以家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瓦解，家庭教育因为承载内容的保守而淡出教育的主阵地，新式学堂被赋予救国与培养新民的重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从内容与形式、教育资料、教育者等教育基本要素等方面出现差异与分歧，二者的共育模式被打破，出现教育异质化特征。
在这一时期，首先是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分歧。家庭教育传承传统礼法与儒家人伦纲常，维护封建统治，以“旧学”为教育内容。“所谓旧学,是特指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知识内容的,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陈旧的学术文化体系。”[1]新式学堂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建立，师法西方，以西方的文化政治、教学方式方法等“新学”为主要内容。新学与旧学的本质区别致使二者之间具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国社会要想进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全盘摒弃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这是时代的必然，同时导致家庭教育在教育内容方面失去根基。
其次是受教育者群体的扩大。受教育者对象扩充，女性的教育开始引起重视。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把女子教育从原有的家庭与私人小学堂纳入学校体制当中。受教育者的扩大对教育提出更高的需求，新式学校男女同校的做法更能满足教育需要。
综合性商业体一般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并进行后续的自持运营管理的商场，可以通过设立运营管理公司来进行筹划。采取与设立的营运管理公司签订整体租赁协议的思路，将开发建设的物业在最后装修前的阶段以较低的租金整体租赁给营运管理公司，由营运管理公司进行不动产物业的装修；由于房产税是由不动产权利人进行纳税，故可以用较低的租金额作为房产税的计算基数，达到降低房产税的目的。
最后是教育者的转移。“教育者是一种‘资格’，而不是一种‘实体’，是能够根据自己对于个体身心发展及社会发展状况的趋势的认识，来‘引导’、‘促进’、‘规范’个体发展的人。”[2]6近代社会受教育对象的扩充，必然引起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在新学体制的影响下，教育内容方面中学与西学兼有，并扩充了女子教育的内容。由于新学与旧学的知识代沟，家长无力参与学生的学习，观念的不同造成两个群体沟通的障碍，传统家庭教育者不具备承担引导、促进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的资格与能力。
传统家庭教育重视集体价值，轻视个人尊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家庭为背景的教育选拔权转移到学校，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主体以及受教育者沟通不畅，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壁垒生成，阻碍教育的健康发展。学校教育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对教育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 、近代家庭与学校教育异质化的成因
按照式(5)的定义，图9和图10分别给出了r1为35 mm，r2为50 mm时，花岗岩中粒子速度的频率响应函数的实部和虚部随圆频率的变化曲线，并采用幅值按指数衰减的正弦振荡函数曲线进行了拟合，拟合结果一并在图中给出。拟合函数为
(一 )传统家庭教育与新式学堂的价值观冲突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遵循“人伦”关系，以“德”育为核心。“一切都被要求服从于礼教，一切都以顺世为目的，‘克己复礼’、‘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不主张对现实社会加以改造,而是使人服从和维护尊尊亲亲的纲常名教。”[4]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家庭教育重视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注重生产劳动的创造，忽略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研究。近代西学对中国人的冲击是从“器物”开始的，随之而来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样经历自上而下的过程，先由物质与制度，而后才触及精神领域。自1901年始，清政府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5]4717。清政府随后颁布一系列的学制法案，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引进新式学校，新式学校以“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为其主要教学内容”[6]。新式学堂在内忧外患的危机倒逼之下萌生，以“实用”“民主与科学”等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传统的教育进行博弈。传统家庭教育强调修身克己的个人约束，重视集体的价值而忽略个人的价值，压抑人性，而新式学堂对“民主”“自由”的宣扬则站在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对立面，二者在价值观层次产生矛盾。
(二 )教育选拔功能向新式学校转移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代际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她把文化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不同的类型。“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8]27在古代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无疑映射了封建政治的基本特征，家庭教育的首要内容必以“孝”为始。儒家在汉代定为一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起点为“孝”。汉代举孝廉，恢复远古三老制度，以敬老行教化职责，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在此后的发展中，孝道被不断的强化，宋代科举规定，不孝不得入太学。清朝增加“忤逆”罪以惩戒不孝，凡抗逆父母之命，招父母生气者皆属之。古代封建王朝对孝道的重视至清朝达到顶峰，其基本特点是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长辈确实存在一种安全的、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模式，晚辈在向长辈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就被灌输了长辈期待的生活模式，并通过特定的方式被养育成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这种教育的权威来自于过去，父辈的话语是无理由的，以想象建构出一个行为楷模——逝去的先祖，以神明的形式加以尊崇，父辈只是用来解释和说明先祖的要求，将子辈的教育活动纳入常规当中，子辈的生活即重复父辈所经历的一切，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这种教育方式忽略家庭的血缘和亲情，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方式渗透进家庭教育活动中，使得家庭教育缺乏情感交往的基础。中国近代，青年人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在家中被“灌输”传统教育。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中，青年人在学校习得新文化与新知识，习得的“新学”与传统教育的本质区别致使青年人对家庭的权威产生质疑，开始以审视的眼光观察祖辈的生活，青年人无法在家庭中获得理解，唯有在同辈中寻得。社会进入并喻文化状态，长辈的话语权旁落，家庭教育反而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三 )传统家庭与新式学校教育主体沟通渠道断裂
在新式学堂传入之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呈现出同质性特征。二者特点相同、内容共通、方式一致，呈现出空间交融与时间连续的特点，促使其最终目标趋向一致，并在“家天下”的政治生态以及封建宗法的控制下，学校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延伸工具而存在。科举制的废亡使得传统家庭教育“失势”，摧毁了以受教育者的阶级、地位、家庭背景以及性别等方面为选拔标准的政治根基。科举制废除之后，延续两千多年的政府选官路径被斩断，为解决学校教育的出路问题，“1906年九月御史陈曾佑奏请学堂毕业奖励出身”[7]552-554。这种措施的实施固然解决了新式学校教育的推行滞碍，但是也将新式学校教育带向了功利化的“官本位”道路，这种“官本位”的办学方向承续了科举的选拔职能。与此同时，学堂的国家兴办，学校不直接依靠家庭收入维持。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资金投入渠道的更改，使得家庭在经济上失去对学校的支配权，家庭背景对学校的前途与命运的影响力降低，学校开始脱离宗族的掌控。学校教育依托西方自然科学，培养出大量“实业”人才，对社会发展具有“显效”作用。面对“愚、穷、私、弱”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家庭宗族为代表的旧式教育近于“无能”。以学校为代表的新式教育在军事、经济上的巨大助力给公众带来极大的信心，科举的废除使得国家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学校，学校具备评价与鉴定学生能力的优势，并有别于家庭背景为参考的科举选拔，新式学校怀揣足够的权威与能力接管教育青年的重任。
家庭与学校二者内容的巨大差异以及新文化运动以学校为阵地对旧学的批判，家庭作为旧学的源头自然无法指导学校教育。“任何一个教育场所都包含着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望。”[3]349家庭教育体现的是过去的经验，新学体制更多展现的是民族的未来期望。由于两者本身的“现场”与“背景”的作用关系，家庭教育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背景对学校教育起到阻碍作用，教育的影响开始朝单一的学校教育方向转移，并不断被强化。在国家救亡图存之际，教育大目标定位开始向外扩展，即国家的目标表现出强烈的外向特征，依附于外向特征的学校教育场强上升，家庭教育场强下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展现出异质化特点。
近代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教育基本要素展现出异质化特征，本质是由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在形式上，二者对教育选拔功能的争夺与转移；在实践中，受并喻文化影响导致家庭与学校的沟通渠道断裂。
三 、近代家庭与学校教育异质化对当代家校关系的镜鉴
近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壁垒产生的最首要的原因就是二者价值观的冲突，传统家庭教育信奉的修身克己对人性的约束与近代学校传扬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发生矛盾，观念的分歧致使教育的两个场所不能形成教育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即“人与人之间都认识到共同的目的，关心、考虑这个目的，并调节他们的特殊活动”[9]10。家庭与学校要想促进受教育者成长，必须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在教育活动中，家庭教育作为人生的第一教育场所，对受教育者的情感、价值观等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当今社会，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家长由外界获取多元化的教育目的，在实际的家庭教育中采用何种教育目的，给家长的价值观选择带来困扰。当今社会“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脱离；呈现出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倾向；两极分化严重，城市家庭教育普遍存在过度教育，过分溺爱，而农村家庭教育普遍存在教育缺失、爱的缺失”[10]。家庭教育深受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波动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教育价值观念，仍然停留在“成功”的笼统层面，没有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性方向靠拢。“在我国，学校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教育方针和政策确立的教育价值观，尽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是长期以来的教育实践中仍遵循‘知识中心’的价值观导向。”[11]家庭教育价值观的“模糊化”与学校教育价值观的“知识中心”造成二者在教育价值观层面的不和谐。现代学校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保证受教育者在学校与家庭两个教育空间的内容的同质性，家长在选择教育目的时应该选取学校教育的“应然”目的作为其教育价值观的核心。要想达成“应然”的教育价值观，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引领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2]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形成社会文化核心力，以此促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树立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建立良好的家校教育共同体。
(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
近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由于教育价值观、教育功能、教育主体的冲突而产生教育壁垒，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发展，但是以学校一极主导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使得家庭教育育人功能缺位，同样不利于家校各自功能的发挥。在当代，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重新定位家庭与学校教育的角色，建立家校共生关系；正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家庭与学校要保持一定边界。
(二 )重新定位家庭与学校教育的角色 ，建立家校共生关系
清末民国时期，以家庭背景为教育的选拔标准被学校教育取代之后，家庭教育在知识与权力两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教育上拥有较低的话语主导权。在当代，学校教育代表政府的意志，同样承担着教育选拔的权力，学校与家庭的教育主体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学校教育拥有教育的考核和评价权力，但是当今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不只是知识层面的高标准，而是综合素质的高要求。家庭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必须重视二者的配合，不能仅仅依靠学校的考核与评价。家长与教师作为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主体同时扮演着两种基本角色，即“社会代表者”与“社会个体”：对受教育者而言是社会代表者，对于其他同辈教育者而言为社会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和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就是周而复始的轮番扮演这双重角色的过程。但是，这两种社会角色具有几乎完全相背的社会学特征。当家长和教师在行使“社会代表者”角色时，必须向受教育者传达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在这个角色当中，“家长往往以权威的架势、楷模的姿态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在过程中更多的奉行不平等的原则”[13]204。当二者行使社会个体角色时，在家长与教师的直面交往过程中，家长抱怨教师强势，不敢对教师的要求进行批评质疑；学校教师也感慨自己的地位很低，家长与教师陷入“囚徒困境”。因此，在新时代必须正视家庭与学校教育主体间的角色矛盾，加强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建立一种“共生”关系。“共生通常是指人的生成与生态情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包含‘共同、和谐、协调、平等’等概念。”[14]在这种关系的引领下，家庭与学校在融合中交流，找准各自的角色定位，协调发展，建立平等的家校关系，促进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
(三 )正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 ，保持一定边界
家校的合作是家庭与学校彼此指导与学习的过程，对受教育者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本身具有差异性，在家校合作的同时必须正视二者的区别，处理好家校教育界限。中国的家庭与学校二者的构成方式具有本质区别。“用中国人的话说，家庭是礼俗社会，学校是法理社会。”[15]作为家庭教育代表的礼俗社会，其维系依靠的是个人情感与信念，学校教育因为教师与学校的雇佣关系等，属于法理社会的代表，并以契约为基本关系构成。由于二者的构成基础不同，其目标指向也会有所差异。古代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同质化使得学校教育完全沦为家庭教育的附庸，二者的分工并不明晰，受教育者被完全笼罩在家庭的支配之下。中国近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学校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当今社会，在大力提倡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家校共生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持警惕，不能让一方压制另一方，要发挥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各自的功能。家庭教育相较于学校教育的认知指向，更多的具有“潜教育”特征。所谓“潜教育”，即受教育者无意识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家庭教育主要依靠父母的言行举止、行为习惯等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其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受教育者而言，由于受教育者本身的待成熟与待发展性，学校教育的规范性要求可以增强对受教育者的持续教育与管控功能。与此同时，无论是学校指导家庭还是家庭指导学校都能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对受教育者而言，家校之间的指导可以增强受教育者的学习效率。两个“境遇”的互动，可以消除二者之间的盲区和间隙。第二，对教育者本身来说，家校的互动可以提升教育主体本身的能力，提高教育者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家校之间的界限，在倡导家校合作的同时，学校教育必须重视家庭教育的功能，不能包揽家庭教育的独特责任，不混淆二者的教育边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自发挥自身独有的作用和功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教育合力。
由以上分析可见,暴雨发生前大气层呈现热力和动力的不稳定的结构特征,垂直风切变较明显。暴雨期间水汽主要集中在900～500 hPa各层。
巴西的农业补贴政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主要采用信贷支持和农业保险补贴等金融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二是补贴资金很少用于对农业直接进行补贴，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将资金用于投资和市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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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terogeneity and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School and Family Education
ZENG Fan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The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s the premise of cooper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The basic elements of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geneity.The conflict of educational values,the transfer of educational selection function and the poor communication among educational subjects has prompted the schools to occupy the main posi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But it also brings hidden trouble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the future.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 in China,we draw lessons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n modern times.First,family and school should establish a family-school education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second,we should re-orientate the role of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family-school symbiotic relationship;third,we should face the difference of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and keep a certain border between them.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school education；educational selection；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060(2019)02-0001-05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201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的代际冲突与超越之道”(SWU 1809425)，主持人：曾凡
作者简介 ：曾凡(1993―)，男，河南南阳人，教育学部2016级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3-6060.2019.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