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研究问题域流变中的创新——刘大椿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边缘论文,教授论文,刘大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语：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这个领域的研究问题异常庞杂，从曲高和寡的自然哲学、认识论问题到大众关注的伪科学、科技创新问题，从久远的科技史问题到时兴的环境伦理、克隆人、虚拟实在问题，从科学方法和科学规范问题到问题意识的树立、超越情怀的培养问题，基本上囊括了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各个领域。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是伴随着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科技社会学与科技伦理等领域的探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而不断拓展、深化的。
刘大椿教授是我国当代科技哲学专业的领军性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他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科技哲学领域的基本发展方向。刘大椿教授的学术生涯从“科学是什么”这个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开始，历经了一个逐渐向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技社会学、技术哲学、乃至科技伦理学、技术创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发散的过程。他不是试图营建无所不包的体系，而是不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追随问题给出别开生面的思考，似乎在经历着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新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出现，研究的问题域不断扩张，创新型的思维活动异常活跃。他率先提出了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等理论，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基本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所编写的教材和发表的论著一直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并广为采用。
刘大椿教授简介：刘大椿，江西于都人，1944年5月生于贵州安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义副理事长，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主要代表作有《科学活动论》、《科学的哲学反思》、《互补方法论》、《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环境问题：从中日友好与合作的观点看》、《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科技生产力：理论和运作》、《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科学哲学》、《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科学技术哲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百年学术精品提要（文史与哲学卷）》、《百年学术精品提要（政治学与法学卷）》、《百年学术精品提要（经济学管理学与社会学卷）》、《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等，并从2002年起主持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年度）》（已出版4卷）。同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发表论文140篇。著作曾多次获国家图书奖以及教育部、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访谈时间：2006年11月18日
访谈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谋：刘老师，首先我代表《晋阳学刊》主编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一直是一位思想活跃、勇于创新、兼容并包又非常多产的哲学家，至今出版著述已逾40部，发表论文140多篇，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出版了您的自选集《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在这本书中，您按照自己关注的问题及其转换，把您的学术历程概括成“走近科学”、“省思哲学”、“关照人文”和“游走边缘”四个方面及四个阶段。您能详细给我们谈谈这种转换吗？
刘：搞哲学，其实我是半路出家。因为在本科阶段，我上的是数学系，毕业后教了十多年数学，人到中年，适逢文化革命结束，恢复招收研究生，我才改行学了哲学，所以自认为只是个科学与哲学边缘的耕耘者而已，不敢自称为什么家。但蒙《文库》主事者抬举，约我无论如何贡献一本，我想既能趁此机会清理一下自己的学术工作，也就不避越位之嫌，编写出版了这本书。大体上说，我的学术兴奋点首先聚焦在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上，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技革命及其影响尤为关注，试图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走近科学。在抽象反思的过程中，则着重对自然、社会和历史中一系列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并反过来省思哲学本身。随着研究的展开，又将视线和笔触投向天人关系、文化整合和文理并重之类常被解构的矛盾点，努力关照人文、避免异化。最后，不期然为那些凸显在当代时空交汇处的充满焦虑的问题所吸引，竟乐于通过游走边缘来重新定位中心。循着这条路径，我隐隐感到，自己40岁之后的学术轨迹竟然有一个明显的走向，就是从中心发散到边缘。40岁之前努力从边缘挤进中心，40岁之后的心路历程却相反，所以给这本书定的书名就成了《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
谋：您总是从现在的中心抽身出来，把研究的视角投向“别处”，这些“别处”在您之后往往成为了新的关注中心，而这时您又走向新的边缘处。我觉得您总是在制造新的中心，把边缘变成中心。或者说，您的学术眼光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就在这样的边缘与中心的转换中，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丰富和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的学术兴奋点的转移基本上契合了整个科技哲学论域的扩展和流变的历程。今天，科技哲学界研究的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这些多元方向中，绝大多数您都曾经做过开拓性工作。据我所知，您所带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问题就基本囊括了科技哲学所有领域，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向上。请您给我们详细地谈谈您学术兴趣点变化的过程，这不仅是您个人的学术经历的问题，我以为也是20年来科技哲学问题域流变和创新的一个缩影，对后辈学人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1978年，您从直接讲授数学转到研究哲学，通过哲学思维“走近科学”，那时您眼中的科学和从事数学工作时理解的科学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刘：坦率地说，我从无领导潮流的奢望，只是乐于跨越一步或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文革后我们是耽误了十多年的老学生，进入学界，虽然成长很快，仍然打上时代烙印，总的看来是过渡性的一代。我不敢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缩影”，但既然走过来了，谈谈我的学术体会还是可以的。一方面，每个人都应当及时进行自省，另一方面，过来人的经历对青年人可能会有点帮助。
1978年以前，我从事数学教学工作时，“科学是什么”好像是很简单、清楚的。那时，各种流行的教科书和辞典毫无例外都把科学定义为“知识体系”，我也这么认为。1978年，我从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九江来到首都北京，从数学园地里的一名园丁变成哲学庙堂中的一个行者，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我受到了英国科学家、科学学创始人之一贝尔纳有关当代科学的观点的启发，发现科学不但有知识的意思，还有作为一种活动的意义。如果把科学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既探讨这种活动的结果与导致结果的过程，又可以探讨这种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一旦贯彻这种活动的观点，对科学作认识论的分析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就统一起来了。这种理解使我欣喜，因为它显然比把科学单纯看作知识体系或者知识生产过程来得全面和深刻。在80年代最初几年的阅读、思考、笔耕中，我顶着当时可以理解的反对之声，提出了所谓“科学活动论”的观点。围绕它我对科学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审视工作，结果形成了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科学活动论》。这本书在当时可以说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回应。还有些著名学者，例如高放教授，一方面著文给予肯定，另一方面给我提意见，指出我的研究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科学，希望我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于是，我转而对社会科学活动进行研究，后来我参与主持了一个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国家七五规划社科基金项目，从而得到了有力的推动，1992年主编出版了《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一书。自此，活动论的科学观就比较完整了。
谋：《科学活动论》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哲学动态》、《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为此曾发表多篇书评和专访，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慢慢大家接受了“活动论”。那么，科学活动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刘：总体上说，科学活动论有四个方面的要点，它反映了当代科学实践的基本特点。第一，科学在今天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是从事新知识生产的人们的活动领域。现代科学已不再局限于个别科学家自发的认识过程，而表现为一种精神生产形态，表现为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的共同活动。第二，科学又是人类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成果，它表现为发展着的知识系统，是借助于相应的认识手段和方式生产出来的。科学活动的直接目的和最高价值，在于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第三，科学活动离不开独特的物质手段，但在本质上是精神的、智力的活动。科学活动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这一点与它遵循特定的认识规律、心理规律相辅相成。第四，科学活动组成一种社会体制，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现代科学活动与生产活动有最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手段。知识并入生产过程、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这都是科学活动的重要方面。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体制，如军事、政治、文化诸活动，也彼此渗透，互相作用和影响。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同样坚持活动论的观点。我的基本论点是，对社会科学也应当采用活动论的观点，换言之，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论述，把社会科学活动及其精神产品作为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来描述。
谋：您似乎偏爱方法论研究，强调方法论给人的不仅仅是既成的产品，而是产品借以制造出来的工具。我认为，方法论作为一种分析似不应看作一种指令，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有意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才能提出真正的方法论问题。当代科学活动的重大特点之一，是以方法论问题作为形成科学各种崭新思想的必要条件。我觉得，您提出的互补方法论思想是一个有深刻内涵的观点。
刘：我对方法论研究的心得，除了散见于陆续发表的一些著述中，集中反映的初期著作就是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印行的《比较方法论》。当时书稿要得急，非常仓促，篇幅也不大，但基本观点和论述都成型了。后来应约改写后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取名为《互补方法论》。在该书中，我对先后流行的各种方法论思想和问题进行比较，提出了一种互补的理解。就是说，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是历史的，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恰当的态度是：善于学习已有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思想，但决不要把任何一种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绝对化；尽管它都有一定的作用，毕竟又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如果你有足够博大的胸怀，接纳一切有意义的方法论，又有同样的睿智，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让它们配合发挥作用，你就有资格欣慰地说，你真正是科学活动的主体。所谓互补方法论，可以看作是多重视角下的方法论。
谋：在科技哲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形成之初，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与“什么是科学”、“如何驾驭科学”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等科学哲学基础问题上。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就属于这样的问题。但是，后来您转向了科技社会学的领域，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特别执着的探讨，您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观点，足见您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是很敏锐的。
刘：中国知识分子讲立功、立言、立德。我以为，生逢其时，应该入世。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做学问的能毫不搭界吗？80年代末，凝聚着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的智慧，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发展科技和依靠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现代科技革命最积极的回应。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我大概是比较迅速从学术角度切入进去的。这正是科技社会学研究的领域。
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起初主要是围绕科技革命展开的，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关注现代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趋势以及对中国的挑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科学革命。进入20世纪，科学开始干预一切生活领域，科学、技术与生产正在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20世纪发生的是科技革命，而不是单纯的科学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实质是，科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转化成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从而对生产力进行彻底改造，简而言之，现代科技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第二，我关注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默契的配合：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资本主义为科技革命深刻地理解这种契合而形成的内在机制，这种默契的配合对于社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中内在的关联性要素。第三，我关注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根据当代科技革命所展现的崭新的历史可能性，人们最迫切的使命是，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操作层面上，为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找到突破口。这就是首先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其中包括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把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放在科技教育现代化上。
谋：从研究热点的角度看，您探讨的问题大都是专业内最前沿的问题。在大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时候，您的视线又往往从原先的热点问题转移到新的前沿问题中去了，所以，您的学术兴趣转移历程，几乎是整个专业热点流变的历史。但是，您对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定位，特别是对自然辩证法公共课的省思却一直在走中间路线。这里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刘：20世纪70年代末，在极“左”思潮特别是“文革”浩劫的影响下，科技和教育事业百废待兴，科学哲学更是无从谈起。但是，由于科学和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就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在这种情势下，自然辩证法，在当时主要是科学哲学，凭着科学自身的普遍性、无阶级性和超国界性的特质，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不期然在中国成为了思想解放的带头羊与当代中国哲学复兴的切入点。20世纪80年代，科学哲学研究非常活跃，学术界大规模引进西方相关的理论，这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也的确出现了食洋不化，浅尝辄止的毛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高校陆续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同时，还在我国相当一批高校中，建立了比较规范化的、有中国特色的该专业硕士和博士教育体制，培养了数量可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且，该领域的学科分支和方向上的前沿问题，也得到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90年代初对科学哲学进行反思也是正当其时。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事业。通过对科学哲学的反思，我概括出学界同仁对自然辩证法教学和学科建设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共识：一、基点不动摇；二、功能有特色；三、学科要拓展。一个基点，就是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结的桥梁。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育功能有特色在于，它努力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来确立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既能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强加于人，又不能听任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孤陋寡闻。学科要拓展，主要是从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模式和内容更新的重点三个方面做工作。具体到内容更新的重点，我提出了三个方向：一是人工自然问题，二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化的方法论问题，三是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用问题。这三个方面也是我之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应该说，对科学哲学的反思实际上指导了我后来的工作，让我从科学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转向更广阔的哲学领域。当然，我后来对哲学的省思，仍然是从科学问题中生发出来，逐渐从科学哲学的中心向边缘处前进。
谋：所谓中心和边缘总是具体的历史阶段的定位，随着时间的流转，两者可能会发生换位。现在看来，您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在80年代是边缘性的问题，在后来成为了中心问题或者热点问题。您能具体谈谈您是循着什么思路切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和“中国近代科技文化转型”问题的吗？
刘：应该说，在90年代的一段时间上述两个问题成了科技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循着不同线索前进的。对前一个问题，我首先致力于剖析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然后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集中思考“现代科技何以创造价值”的问题。“科技—生产—经济”统一体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社会的重要建构，这种一体化的显著标志便是科学技术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现代科技有机地、内在地并入生产过程。微观地看，现代科技革命通过对劳动、资源和资本品的作用和变革，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这种认识让我意识到，技术不能仅仅看作一种工具。技术是人与客观世界实践关系的中介，在人类的目的性活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之决定人之本质。对后一个问题，我首先是从“李约瑟问题”开始思考，把目光集中在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别上，结论是中国传统的有机论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具有互补性。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衰落之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只能是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包括检讨中国思维方式之不足。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已经越过或者将要越过以还原论为主的阶段，一种系统的观念脱颖而出，风靡各个领域。对于中国人而言，应当具有互补的眼光，既从现实应用的角度，又从前瞻的角度，关注中国有机论思维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之间的互补性。后来，我又把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投向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回溯了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旅程，把科学传入中国与中国步入现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结合起来审视，这形成了《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这本书。沿着这个思路，跳出中国，把眼光投向整个世界，探讨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的全球性现代化过程的复杂进路。实际上，现代科技与整个现代性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关联，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近些年引起了我强烈关注。
谋：您的研究理论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不局限在狭义的自然辩证法专业领域，而是从整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的角度来审视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从而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形成新热点。换言之，多学科审视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以为，这与您在专业研究之余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有关。1984年，您就成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后来，又成为哲学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这些经历使您能更自觉地从广阔的学科背景来审视自己的专业。从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相结合的角度来审视自然辩证法和哲学教育，是您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刘：我对当代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确是情有独钟。哲学在当代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显学。20世纪50、60年代的学哲学运动，使哲学术语和概念成为全体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名词；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曾使人们更自觉地再次关注哲学的学习；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哲学教育的学术化和专业化水准有了长足进步，但专业性的哲学教育已成为门可罗雀的冷门，普及性的哲学教育则早就沦为一种形式和过场。这固然可部分地归因于转型期日益浮躁的社会风气，但也暴露出了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积重难返的诸多流弊。
在这些流弊中，哲学教育思想和哲学教育方法是最为突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源于对哲学教育研究的忽视。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从孔夫子到夸美纽斯，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无一不注意教育方法。虽然我们由国家主导的哲学教育搞了几十年，却并不重视哲学教育的研究。尽管有众多以哲学教育为职业的教师，至今还少有关于哲学教育的专著出版，更未见一个专门讨论哲学教育的刊物。在各重点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里，数、理、化、天、地、生、中文、历史、地理、外语等学科，都有专事各学科教育研究的专业，唯独没有专门研究哲学教育的。
对哲学教育研究的忽视，使哲学教育成为一种缺乏反思性的活动。哲学教师不能依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创造性地领悟当代哲学的思想以及最佳的哲学教育方法，反而深陷于一些幻象之中，造成了一些重要的缺失。
谋：关于哲学教育，我以为我们很多哲学教师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就难免教条式的、僵化的、过时的嫌疑，这样就很难提高哲学教育的水平。
刘：没错，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教育方法的刻板性和独断性集中表现为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它们分别是，真理化身的幻象、人生导师的幻象和知识大全的幻象等三种幻象，以及互动性的缺失、针对性的缺失和适应性的缺失等三种缺失。下面逐一作些许简要的分析。
真理化身的幻象，即哲学教师在哲学教育活动中仅将哲学简单地视为真理，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言人。在此幻象下，哲学教师的主要工作，是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被当成真理的哲学命题。
人生导师的幻象，即哲学教师自以为是掌握了人生智慧的人，试图通过哲学课为学生指点人生的迷津。在此幻象下，哲学成了一种其原则一经掌握便可受益终生的人生指南。其实，人们在生活中更迫切需要的并不是描述性的大道理，而是学习怎样通过分析和思考应对复杂的现象和眼前的困难。
知识大全的幻象，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他们不是用哲学解说和评判知识，就是用知识替代哲学，甚至自负地视哲学为最高层次的知识。
谋：这三种幻象的分析确实切中当前中国哲学教育的时弊。
刘：仅仅强调以上三个幻象，就此批评当代我国哲学教育，难免有失偏颇，但总的用意是让哲学教育者意识到哲学教育不是颁布自然法典，不是传播福音书，不是散发万灵药。哲学教育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哲学是爱智慧之学，而智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知道什么可以言说，什么不可以言说。
上述关于哲学教育的三个幻象，其危害之巨，积重难返，引致了几大缺失。
第一种缺失是主动性的缺失。所谓主动性的缺失，意指学生缺乏主动思考和发问的积极性。教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除了洗耳恭听之外，已无主动思考和发问的必要，久而久之学生也习惯于被动性地接受了。
第二种缺失是针对性的缺失。所谓针对性缺失，意指当代我国哲学教育没有依据学生的现实需要开展教学活动。哲学教育将目标定位为大而全，结果却是大而不当、全而无用，毫无针对性。
第三种缺失是适应性缺失。所谓适应性缺失，意指哲学教育因其教育方法的刻板和独断，越来越难以适应处于社会转型期加速变迁的现时代。一方面，普及性哲学教育未能行使其应有的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的功能；另一方面，专业性哲学教育所培养出的学生缺乏广泛的社会适应性。
哲学教育从虚热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冷门。有人也许会援引其他国家哲学教育的状况，指出哲学教育是冷门很正常。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际的情况是，在西方，由于受到市场体制的影响，哲学教育的规模没有我们大，但学生和教师的选择走的是精品路线，哲学系在选拔研究生和教师时都有相当的挑选余地，哲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地调整。
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工作，因为教育不断地将新一代带进完整的精神结构，使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之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无疑，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来讲，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保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演进，它是一个用人类共同的客观精神建构新的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并希望由此传承和不断创造客观精神的过程。所谓人类共同的客观精神，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科学、艺术、法律、伦理、习俗等精神文化，它们是人类精神创造和历史智慧的结晶，是受教育者所必须接受的文本。由此，人们很容易看到教育所应具有的教化功能。但是，如果仅据此将教化这一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为了教化而教化，那就会忽视教育的真正目标是实现文明的可持续演进，进而看不到从整体上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唯一正道。
刻意教化与着眼提高受教育者素质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独断论的态度看待客观精神，试图用灌输的手法将受教育者加工为顺应既存社会的模块；而后者则立足客观精神与个体主观精神的互动，使受教育者通过理解领会客观精神的实质，培养出能够积极应对现实生活挑战的新的社会成员。具体说，刻意教化而非提高素质的表现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灌输而非启迪。在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上，开篇通常都要讲学习哲学的意义，即通过哲学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这种目标设定本身是有道理的，但实施起来就走了样。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试图用抽象概念演绎的方法，直接把一套标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灌输给学生，而不是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感性认识出发，关切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形式，通过启迪使受教育者自己去发现真知和真理。直接灌输的办法看起来很快，几个月下来就可以把那些概念和命题背得滚瓜烂熟，但效率实际上很低，有时甚至是负效率。
其二，说教而非理喻。由于热衷于灌输，哲学教育常常流于说教，而忽视了以理服人和以理吸引人。不论哪个时代，有人听的课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要么他对学生有用，即能够带来可预见的功利，要么让学生觉得有趣，即让学生得到精神情感的满足或智力上的挑战。哲学显然没有直接显见的功利预期，哲学课要吸引学生就必须使学生在学习中就得到精神的满足。尤其是现在社会转向务实，哲学教育如果还是端着教师爷的架子，不以理喻人，哲学课没人听、哲学没人学的局面就难以改观。
其三，型范而非陶冶。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惯于灌输和说教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教育目标，即将学生塑造为一群顺应社会，便于管理的人。其实，靠型范的方法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型范的方法本身就是机械论思想的反映。哲学教育本是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形式，其目标应该立足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提高素质的根本途径是陶冶而非型范。雅斯贝尔斯曾指出，正是在陶冶的过程中，我内在的精神才被真正唤醒。
其四，受动而非创造。如果说哲学是思维建构的产物，那么哲学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我们的哲学教育由于追求灌输、说教和型范，完全将学生置于受动的地位，极大地抑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哲学教科书自命为天衣无缝、点水不漏的自洽体系，结果不谙此道的普通教师和学生，只能望体系而兴叹，一个个在思想上成了完全的受动者。
谋：我在您最近的研究中，感觉到这样一种走向。即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待人类价值观、现代性。
您对科技伦理的研究应该属于这个大问题的一个方面吧？现代科技的伦理困境是切入科技现代性的很好的切入点。
刘：90年代后期，我对科技伦理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要研究成果是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这本专著。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而且还可以视为一场开拓性的社会伦理试验。事实上，正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交往实践日渐复杂，同时也使主体活动后果的深远性愈益凸显；结果，迫使人们放弃技术价值中立论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进而认识到日益增长的惊人的科技力量所担负的巨大责任。科技难以克服的负面影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不仅伦理应该是科技的内在维度，而且正是科技进步在加速地拓展着伦理的新领域和向度。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比如克隆人、人体器官移植、网络技术等等，都引发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伦理问题。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反思的确可以触及现代科技最深层的根本性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反思整个现代性。2004年，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的《虚拟技术的现代性问题》就是洞穿科技伦理对现代性的一点反思。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还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科技伦理方面，我尤其关注网络伦理问题，时间是新世纪之初。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同时使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它给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网络伦理应该成为一种努力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这种伦理观念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倡导兼顾他人，确保他人的福利得以实现。现在，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网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在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强调技术的进步和利益的获取是片面的。在发展网络技术的同时，我们还要针对已经出现的伦理问题，以责任伦理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
由于与日本学者在90年代前期的合作，我一直还特别注意了日本学者当时着重关注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首先是当代环境伦理的重构的研究。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环境问题，东方文化，尤其是儒道结合的中国传统文化重现了它们合理性。儒道文化传统主张将人和自然的协同进化作为一种理想，并将它贯彻到自然保护的多个环节中去，是当代环境伦理的重构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其次，可持续发展观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注重近期和局部的利益，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很可能带来“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或“恶的增长”的结果。要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要在经济活动中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稳态经济和非物质化经济。第三，生态价值观的研究。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而在于支配着科学技术运用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危机。与传统价值观那种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用生态价值观来代替传统价值观，才是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性出路。在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国际合作研究中，我已经开始自觉地注意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结合。这可从先后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看出来：《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
谋：您近年来还对科技与文化关系问题进行了独特地切入。例如，您对“文革”破坏科技的文化成因进行了反思，集中思考了“文革”与唯科学的科学观、“文革”与传统文化观念和西方化主张之间的关系、“文革”与民粹主义和集权主义三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又如，您还反思了我国知识贫困和人才匮乏的原因，分析了知识分子地位、政治意志迷信和读书无用论等问题。特别是您从科技革命的角度，反思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运动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并把资本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看作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对社会运动的新回应，也是当代资本主义面对和平和发展的人类愿望，为应付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而进行的改革。这些观点是很有理论勇气的。
刘：当代实践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可以绝对区分开来的，也没有现成的绝对不变的纯粹的规定性。放宽我们的视野，反思过往，展望未来，左与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难道不是由对抗转向对话吗？由相互斗争转向求同存异，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是多方竞争、多元对话、共同发展。
谋：许多人注意到，您的学术活动在近期明显地出现了“关照人文”的倾向，作为一个一直努力为科学辩护的学者，这是很引人注目的。您不仅仔细研究了科学精神的概念和内涵，还旗帜鲜明地讨论了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与迷信。这也是一个社会影响很大的问题。您能不能着重谈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
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是由于人的“斜视”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制造的一个幻象。必须两眼正视，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单独一方不可能构建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科技革命时代特别需要有人文关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贯穿在科技探究活动和人文追索过程中的精神实质，它们有冲突和龃龉，又能融合和沟通，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传统的科学模型认为科学是一种与价值无关的追求真理的活动，独立于它的社会文化情景。但在作为一种活动的科学中，科学知识的获得及其应用是不能分开的。科学家对社会的义务不仅是提供好的科学知识，也应该关注它应用的好的后果。面临价值冲突和道德难题，科学家不得不作出抉择：能够做的是否都应该做？美德是科学家为实现这些好事时所必需的。出卖灵魂给魔鬼的浮士德不是好的科学家的样板。规范并不足以阻止科学中损害科学和科学家形象的弄虚作假或不轨行为。作为体制的科学也必须在权衡不同价值的基础上作出对资源公平分配的决定。作为一种控制，科技伦理学可以通过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行为的自我调节而与专业自主性调和起来。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研究活动和创新，也包括科学家作为专家对科学知识的可能滥用负责的活动，因为只有科学家有能力准确预知这些滥用。按照后果论或功利主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合理计算自己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科学家需要意识到科学的目的，推敲新的自然概念，停止培养雇佣精神，参与制定伦理准则，对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但似乎并未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人文主义者发现，人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常常迷失自我，丧失内在灵性。一方面，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之上，使人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机械零件，耗掉了人的生命和青春的激情，破坏了人的生存的从容与和谐。另一方面，技术在导引人们无休止地向外部世界进取和开掘的同时，使人忘却了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的探寻。技术的强大的征服力量使人也变成它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人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已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物。因此，关于科技的社会后果的批判一直是当代人文主义者热衷的话题。
面对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面对技术的无限制扩张与虚无主义的发展，尽管有很多人视科学和技术为人类解放的力量、人类的福祉和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凭藉，以为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诸多人文主义学者仍然对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与人性戕害，乃至对科技本身都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态度。
从科技所武装的工业革命产生以来，技术不仅已经改变了人类周围的自然与环境，而且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著名社会批判论者马尔库塞因此指出，在科技时代，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能完全区分开来。技术是负载价值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伦理和政治问题。现代社会的非人道是“纯科学所固有的”。
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通过对当代最新科学成就如遗传工程、机器人、突变理论、计量历史学等新兴学科的分析，深刻地揭开了现代工业社会诸般“人道主义宗教”的神话。他认为支撑人们的科学崇拜、技术崇拜信念的，乃是一种基于“患了欣快症”的“人道假设”：“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由人解决的”。人类无所不能、科学无所不能的假设，其实是人类极其浅薄的傲慢症。
人文主义者对科学和技术批判的独特视角令我们深思，我们寄予热切期望的科技的发展是否注定要导致人性的堕落和人生的无意义？我们该以何等眼光来审视科学和技术呢？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说，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但是，两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对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探究中形成的，它主要包括：（1）实事求是，怀疑一切既定权威；（2）相信理性，追求知识，注重可操作程序；（3）热爱真理，憎恶一切弄虚作假行为；（4）遵循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科学精神重在求真务实，探究万物之理。
人文精神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包含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准则的不懈追求，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人文精神重在价值蕴涵，追求理想境界。
过分地强调科技理性，以为能包打天下，不过是一种偏执，必然走向极端。而一味反讽科学，把一切罪责都归于科学，也是极其片面和偏激的，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物质技术占据人们生活的主体的同时，人们也更感觉到需要人文关怀。
过度科学化的倾向固然不可取，过度的人文倾向也失之偏颇。如为“保全生命”而反对尸体解剖、器官移植、人工流产等。生命本身是物质，生命科学是为了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对生命的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理解应该达到一种中和。
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萨顿早在30年代就提出过将科学人性化的思路，要改变人类理性的分裂状态，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即一种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性联系在一起。
谋：按照您的说法，“关照人文”之后，您开始了“游走边缘”的阶段。实际上，目前您正处于这个时期。我感觉，目前您关注的仍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被放在更宏观的、更深远的背景中了。
刘：的确，目前我关注的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反思。我的反思，一是你说的更大的视野，另一个就是问题式的、批判式的。后者可以说是尝试着给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挑刺、找碴，或者是给它号脉、看病。这项工作还在继续，已经完成的工作是从两个角度来省思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是“问题意识和超越情怀”的角度。目前，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缺少问题意识，运作性不强，是制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才能提高问题意识？从方法论上看，是在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都要转变。从价值观上看，要破除研究者急功近利的心态，张扬一种超越情怀。另一个是“学术精品与学术大师”的角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什么是学术精品？什么是学术大师？为什么现在难出学术精品和学术大师？我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谋：反思建国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问题意识淡漠，运作性不强，是制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
刘：问题意识淡漠既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也有特定的政治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从学科属性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发展往往受统治阶级及其意志左右，研究重心多以统治阶级的利益、好恶为转移。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又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不同政治集团争夺的重要战场，政治敏感性强，备受各方关注。不顾及统治阶级的忌讳，不投其所好，这样的理论探讨，曾经是极其危险的行为，轻者遭受利益集团排挤，重者引来杀身之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界问题意识淡漠，运作性弱，理论勇气不足的政治根源。
建国以来，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社会条件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政治定性取代学术结论，人们已司空见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问题意识难以萌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扭曲的、迟滞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渐趋宽松，政治的干预逐渐弱化，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惯性”依然存在，无形的学术“禁区”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是导致问题意识淡漠的社会历史根源。
应当指出，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意识淡漠，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为了真正凸显问题意识，必须矫正体系本位意识和功利主宰导向。
应当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很不平衡，甚至有些学科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既有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局限性的作用，也有现行科研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体制的弊端。而在这种种原因中，一个内在的、起着直接制约作用的因素是思维方式所存在的局限，是“体系本位意识”的消极作用。
体系本位意识，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具体表现在研究工作中，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
由于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人们往往更注重从学理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也就是说，更容易，并且更主要地是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得到启迪、获得灵感，因而也难以与时共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体系本位意识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当这种意识逐渐成为不自觉的集体“冲动”时，当这种意识导致为体系而体系，把体系当作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束缚学科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
当人们对一系列纷至沓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感到迷惑不解，需要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难免令人置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部分原因。
新时期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是很难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这并不是说原有的理论体系对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起任何作用，相反，无论问题如何“新颖”，都必须借助某些现有的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只是不能停留于此。关键在于，不能学究式地解决问题，如果囿于体系本位意识，确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此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功利主宰导向。市场经济呼唤着大量的法学人才和工商管理人才，众多学子转向法律硕士和MBA。遗憾的是，法学研究多不注重借鉴，商学研究却是一味效仿。学界已经注意到这种倾向，大呼学术本土化问题亟待解决。这是中国学术从“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反映一些有志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地和简单地搬用。
近期间引人关注的学术界的弄虚作假、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包装注水等现象，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在短期利益驱动下，一些学人自律不足，随波逐流，求量不求质，不端行为频生，甚至成为金钱的奴隶，出卖自己的灵魂。
然而，不能全怪学者个人，现有的学术激励制度、成果评价体系过于急功近利，工资、职称、奖励、房子及各种其他待遇都决定于科研成果的多寡。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严重败坏了清正严明的学术风气，致使不少人从以往的“羞于言利”蜕变为“事必言利”，甚至把社会上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等套路引入科研成果的发表、鉴定、评奖和职称的评审之中。
科研管理本身是一门科学，但是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在相当一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就是催促各个部门及个人每个季度和每年填一堆表格，统计谁、哪个部门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了什么奖，争取到什么级别的课题和拿到多少课题费，再根据这些统计数字，通过一定的程序提升某人的职称，给予某部门更多的经费。长此以往，人文社会科学很难获得大的发展。可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市场经济浪潮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健全，导致急功近利，学术成果质量低下，粗制滥造现象严重。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这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是，科学研究工作不能等同于经济工作，虽然不能不言功利，但如果受功利主宰、成为功利的奴隶，势必走向歧途。黑格尔谈到科学的两种作用，一种是服从于其他部门的要求，但这只能是偶然的和为了实现特殊目的；只有当科学不再从属其他部门而独立思考时，它才可能真正发展自身。人们除了在经济、政治利益驱动下无休止地开展各种功利性活动外，也需要没有功利目的地思考一些非功利意义的问题，实现一种对世界的精神上的把握。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少数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纯粹思考，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工程计量方法搬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
谋：从2003年起，您每年都主编一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年度）》。其中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基本的回顾。最近，又讨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您坚持把评价定位于管理。这样一来，就不必陷入关于评价意义的争论而把精力更多地付诸于实践。另外，您对原始创新的看法、对学术精品与学术大师的辨析，更是引发我许多思考。
刘：要出大师，需要许多前提，其中最关键的是不能抱持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要张扬一种超越情怀。这就要求在咨政与怡情、建构与解构、学者人格与多元追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如果说咨政的取向主要是从物质的、功能的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它在精神层面的意义可归结为怡情的追求。这种追求既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创造性研究过程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效果，又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对民族文化素养、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西方就传承着一种追求乌托邦的传统，经过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时代，宗教思想对政治统治表现了深刻的影响力。在中国，儒家“三纲五常”的观念则伴随着历代的君王走过几千年的政权更迭。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在社会革命时期，表现为为革命提供指导思想和斗争方略。
随着社会的变迁，成长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调整自己的取向。尤其是在科学化的历程中，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的淡化，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作用。
政策制定与决策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反过来也推动后者的发展。着重运作的政策性研究进一步使人文社会科学从理论走向现实，研究覆盖许多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通过对现存的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释，可对现实各种紧张的社会关系起到一种缓解的作用。
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要坚持自主性发展，按学科本身的特点和需要，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防止那些“偷运进社会科学大门的社会问题”，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家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思考工具进行彻底的质疑。否则，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完全按照长官意志由行政来安排，形成“有奶就是娘”的局面，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利益所左右的“近视者”，损害他们所应该具有的自我批评和信息反馈能力，消解他们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
特别要提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怡情化的趋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和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一些人全盘接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热衷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观点，怡情的追求也面临着种种边缘化的危机。最早的人文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称，是“自由漂浮者”——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有着对国计民生的天然忧患和关怀意识，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建制化发展和知识分子角色的分化，人文知识分子已经从纯粹的单一的“守更人”角色分化为一系列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很多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转向市场经济的海洋，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淡化了作为思想者的社会精神向导的意识。如果人文学者完全被利益言说所左右，完全推行市场化的平面创作模式和思想方法，推销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就会失去人文社会科学本应具有的超越情怀！
超越情怀的现实意义，一是在对问题的反思中，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态度；二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寻求建设性的解答。
谋：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有两种，一种是在某个狭窄领域非常之精深，比如康德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还有一种是在对某个专业领域精通的同时，对整个专业乃至整个人文社会领域有着非常宏观的视野，能够提出为人所关注的衍生性、边缘性的问题，引导学人的研究。简言之，前者是收敛性的大家，后者是发散性的大家。我以为您的倾向是后一种。从现时代的学术现状来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需要似乎是更为迫切。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缺少的不是问题，而是发现问题的眼睛。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发散性的大家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启示。
刘：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自古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人文传统。在西方同仁关注自然，探求宇宙的本源与发展规律，探求超越现象世界的客观的纯粹知识之时，中国的人文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生活现实和人本身。在“人文”与“天道”契合的视野里，虚置彼岸，执着此岸，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一是深刻的忧患意识，二是对道德理想的探求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三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置政治于学术之中。
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辉煌的。他们曾被塑造为一群超人，一群在人格上高于普通众生的精英，一群为知识、为某种价值和信念随时献身的文化英雄。而今，如同风吹云散，一切都在改变，包括曾经的得意与失意！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学者从未在历史的和平时期遭遇过如此深刻的失落，一种在政治与经济的热浪外、在科技英才激昂的凯歌中默然走向边缘化的失落。
人文学者作为社会分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也许是因社会及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而失落，但在遭遇人文学科的困境之时，合乎情理的选择应是对学科走向及个人学术行为的反思，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
每一种选择都无法超越多元化的现实。多元化源于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传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与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彼此协调。但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了分裂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总能相互支持与阐释。
多元化不是中国首创，而是全球发展的基本趋向。全球化导致的悖论在于，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某种一体化，但同时也培育了多元化的可能。在全球性的资本扩张中，无法回避的是当地的社情和文化传统。
多元化之合法化呼唤的是对话与理解，是对异质性的宽容，是对绝对的单一的评判标准的反动。正确的选择应是对人文学者本身的重新反思和自我定位。摘下启蒙的帽子，更多地关注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人文学者应成为关注并就社会问题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究。
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家要保持对社会的独立批判精神，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没有绝对超然的“出世”，也不要无法自拔的“入世”；“入世”是基本的取向，“出世”是为了与问题保持距离。跳出问题则是试图看清问题，以求对问题进行批判与超越。或许，在多元化合法化的今天，“出世”与“入世”的融合也是多元化追求的应有之义。
谋：您是一位对热点问题一直保持敏感的、开明的哲学家。总的说来，您研究的领域中焦点问题变化很大。今天您谈了许多您的学术研究兴趣点的转变问题，对中国的科技哲学发展、哲学发展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引领潮流，而不是跟风，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您的研究经历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后辈学人有着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收稿日期：2006—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