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式增长和跨国公司的转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一家企业可以决定自己生产中间产品或者通过合同外包(outsourcing)来节省生产成本。这是产业组织文献中经典的“制造还是购买”问题。在世界经济中，一家企业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内贸易来保证中间产品的供应，或者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外包生产。转包(sourcing)并不限于中间产品，它甚至包括成品的生产。Feenstra(1998)叙述了Nike的外包活动：“在亚洲大约有75000人为耐克生产鞋类和服装，但是其中仅有几百人是该公司的员工，其余的人则隶属于与耐克有合同关系的工厂。与在亚洲的大量间接工作人员相比，耐克在美国只有2500名左右雇员。”
Heintz(2003)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总出口中制成品所占的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20%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70%。如今，世界经济依赖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广大消费市场来提供制成品出口的需求。他说，美国从非OPEC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总进口的比率从1978年的23.0%上升到了2002年的44.6%。而且，美国对生产资本、消费品和与汽车相关产品的进口占所有非石油类产品进口的比率从1978年的56.6%上升到了2002年的78.8%。这些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已从农产品、原材料和工业投入品的出口转变为制成品的出口。而这一转变，恰恰反映了国际转包日趋重要。
Grossman和Helpman(2002)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研究了外包和垂直整合之间的选择。公司在外部关系中会面对不完全合同(incomplete contract)，但整合企业的中间产品生产效率较低。假设一种给定类型的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率，那么一些产业的企业只进行垂直整合，而另一些产业的企业只进行外部交易（即外包）。
Antras(2003、2005)、Antras和Helpman(2004)以Grossman和Hart(1986)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跨国公司的组织和产权模型来研究外包问题。Grossman和Hart提出实物资产的所有权是当合同不完全时权力的来源。资产的所有者享有剩余的控制权，这一权力对存在特定关系投资情况下事后盈余的分配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事前投资动机。Antras和Helpman(2004)在产权模型中加入了Melitz(2003)模型的产业内异质性。该文表明同一部门内部的最终产品厂商，按照生产率的不同可分为在北方生产中间产品的垂直整合的厂商与在南方生产中间产品的垂直整合的厂商，在北方外包的厂商和在南方外包的厂商。
跨国公司的国际转包使得整个世界比以前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同时也促使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集聚(agglomeration)。Hoover和Giarratani(1985)指出集聚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转换成本和购买成本，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效率。
Fujita等(1999)分析了集聚现象，认为生产的递增回报是引起集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Fujita和Thisse(2004)研究了产品贸易成本减少和企业内总部与生产部门之间通讯成本下降对于工厂发生集聚的影响。该文假设了简单的Marshall外部性，即总部对生产部门的服务效率随着同一集群的总部数目增长而提高。
国际分散生产是与外包、集聚现象有关的另一领域。Jones和Kierzkowski(2005)证明如果每一生产区块内部存在递增回报，并且联结两区块的运输服务呈现不变规模回报，那么更大的产出规模将导致起初分隔的生产区块发生集聚。Jones和Kierzkowski(2005)认为，大规模的产出和降低服务联结成本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国际分散化。如果不同产业的生产区块具有相似的要素比例和劳动技能类型，国际分散生产将引起这些区块形成集聚。这将使生产区位进行重新排列，并将加快技术创新和加强集聚效应。
现有的文献没有考察国际转包和产业集群的扩张或收缩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各地区尤其是沿海省份如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大量制造业的产业集群现象。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资企业主导了中国的产业集群化，特别是在技术密集的电子行业。在劳动密集行业如纺织、服装、家具和鞋类等，组织结构主要是外包，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①与此同时，产业集群迅速出现。许多产业的经济活动只集中于数个集群。集群的地理范围可以是一个广阔的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城市或者只是一个小镇。在同一地域也可能有很多不同产业的集群。
正如Porter(2000)所指出的，大多数集群包括专门投入品供应商和下游产业公司。在现实中，跨国企业的附属公司常常在远离总部的集群（在同一国家或其他国家）生产母公司所需要的配件或服务，以取得集群的便利和收益。
Ketels(2004)提到了产业集群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一个地区有更多的人在集群内就业，并且就业人数不断增加，那么这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就会更高，增长也会更快。对企业来说，集群的收益（比如容易找到专业的供应商和雇员）足以抵消集群所在地较高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在中国和其他采取发展集群政策的国家，情况是类似的。
以上讨论表明，国际转包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还有距离。我们把Antras和Helpman(2004)的产权模型与Fujita和Thisse(2004)的Marshall外部性结合起来，假设南方的经济实体是联结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销售网络的产业集群。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产业集群，北方集群和南方集群的差异在于前者有更好的执法、产权保护，以及成熟的营销环境等。假设在北方或南方每一产业只有一个集群。两地的产业集群都在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控制之下，一个集群的实际规模决定于跨国公司的区域性投资和外包选择。在我们的模型里，集群事实上就是一个产业内所有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数目。
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模型，第三部分讨论了产业均衡，第四部分讨论了两种情形下的组织模式以及南方集群式增长的趋势与界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模型
依据Antras和Helpman(2004)的方法，我们假设北方(N)和南方(S)的消费者偏好相同，表示为：
跨国公司H和制造厂商M事前无法在合同里完全写明所需中间产品的特性。中间产品的确切性质在事后才能知道，而且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在中间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双方对所得的盈余进行议价，H获得的份额为β
三 产业均衡
此节讨论某一产业的均衡，为简单起见我们去掉所有变量的下标j。
四 全球转包和产业集群
为简化讨论，此节我们只考虑两类产业：一类是总部密集度相当高的产业，一类是总部密集度相当低的产业。
（一）总部服务密集度η很低
小结：由于产品的总部服务密集度很高，北方不到南方外包中间产品。
当南方工资很高时，在南方生产中间产品的好处大大减小，加上集聚的效应，结果，所有H都在北方寻找中间产品生产商。
当北方工资很高时，在北方生产中间产品的吸引力很低，但北方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部分抵消了其高工资的影响。结果，在两地都有中间产品的生产。
五 结论
我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际转包背景下南方的集群式经济增长。北方的最终产品生产者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中间产品供应商，南方或北方生产的产品种类可用以衡量当地产业集群的规模。实际上，北方跨国公司的转包选择决定了两地产业集群的规模。产业集群的规模越大，则集聚效应越显著，生产效率越高。
我们依次讨论了总部服务不密集的部门和总部服务比较密集的部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多重均衡。
以上两类部门一个共同的现象是：那些相对工资较高的南方产业，其集群规模也较大。这是因为集聚效应与工资水平有关。比如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产业工资比内地高，而产业集群规模也比内地大。沿海地区的较高工资水平吸引了大批有技术的劳动者。在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找到称职的雇员，生产效率将得到提高。由于集聚效应抵消了较高工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促使跨国公司选择在那里转包，从而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在前一类部门，一般的情形是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在北方进行外包，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南方进行外包。在后一类部门，产业均衡时至多存在三种组织形式。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在北方外包，生产率中等的企业在北方进行内部生产，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将在南方内包。没有企业会在南方外包。
在前一类部门，可能会出现空洞化现象，即产业内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将转移到南方。因为南方在低技术制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后一类部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仍将保留在北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空洞化的趋势。原因是我们假设了研究、营销和其他总部服务是由北方的跨国公司来承担。
这些结论说明南方出口导向型的集群式经济增长有它的极限，发展中国家有必要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来培育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截稿：2009年1月
注释：
①Fujita和Thisse(2004)估计中日工资比在1/10到1/2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