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和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底大西南战役基本结束后，西南局奉命进军西藏。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决策者和具体谋划人之一。西藏和平解放，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邓小平作为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和政治家的无穷魅力。
迎难而上，接过进藏重任
1949年秋，党中央、毛泽东开始把西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12月27日，成都解放，西藏成为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待解放的国土。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解放军1950年的主要作战任务。由哪支部队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呢？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形势，认为最适合担负这一重任的莫过于西北局。为此，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西北局负责人彭德怀，提出由“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的方案。
毛泽东作这样的决策不无道理。此时西北局所辖第一野战军已经完成解放甘肃、青海的任务，从东北面和西北面已经接近或进入了藏区。在毛泽东看来，结束战争较西南早的西北局，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说“平坦好走”，更重要的是拥护中央的“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无论从地理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看，西北局进军西藏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当然，毛泽东也看到西南局在基本解放了四川、云南和西康的北部后，也开始从东面和南面接近藏区，因此，在毛泽东的预案中，不仅“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但西南局是第二位的，主要是考虑将来“经营西藏。”12月中旬，毛泽东在访苏途中，写信给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明确分工，西北局负责进军西藏，西南局负责经营西藏，并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西北局、西南局按照分工着手准备工作。遗憾的是，西北局经一个月调查后的结果不遂人意。调查结果表明，从西北要完成1950年从北路进藏的方案，根本不可能。12月30日，西北局据实致电毛泽东，报告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不仅要“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而且需要“修筑道路”，仅完成入藏准备，就“需要两年”。如改“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只有每年四个月份（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由于大雪封山不能行动。”西北局反馈的情况，大出毛泽东意料。毛泽东迅速作出新的决断，决定放弃原方案，改由西南局进军西藏。1950年1月2日，刚刚抵达莫斯科的毛泽东，还未洗去一路风尘，就急电党中央、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及贺龙，提出他的新方案：“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考虑到“西南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任务压得过重，甚感为难。为此，他特地在电文中征求邓小平等的意见：“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复电为盼。”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时，西南局工作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经营川黔康滇的工作上，拂去战火硝烟的二野大部分官兵也脱下军装，从战斗队转为工作队。然而，收到毛泽东3个“A”的加急电报后，邓小平和他的老搭档刘伯承等一起，毫不犹豫地复电毛泽东，接过了进军西藏的重担。
确定以十八军为主力，“多路向心进兵”
“解决西藏问题宜早不宜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充满信心。西南局在他领导下全力以赴，进行统揽全局的部署，短短6天就拿出了进军西藏的方案，确定了入藏部队和进藏方针，把“解放西藏同胞”作为二野1950年的主要任务。根据毛泽东提出入藏兵力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的要求，西南局精心选择由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的第五兵团第十八军（辖3个师），作为入藏主力。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说，十八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部队，军长张国华“老成持重、有胆有识”，“既会打仗又有地方工作经验”，并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进藏方针。即以十八军为主力，“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疆”和云南部队一部向心入藏，既可以收到协力合击的效果，也可以解决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毛泽东对邓小平代表西南局提出以十八军为主力，“多路向心进兵”，不采用直接进入拉萨的进藏方针，深感满意。1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西南局“进军西藏计划”。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西南局的进藏计划。
在中共中央决定把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交给邓小平的同时，毛泽东专门提醒“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由西康入藏时间恐亦相同”，要求西南局“应当争取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领导西南局全面部署进军西藏工作，1月18日，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西藏工作。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下令解放军分路进驻西藏。8月下旬，十八军主力配属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西北西藏工委（十八军独立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等部队陆续出发，向西藏进发。
坚持“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
进军西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无法担起这份重任的。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为了把中共中央对西藏主要是政治解决，只有“不得已时才用兵”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邓小平在准确估量西藏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世界屋脊高山缺氧、气候寒冷等一大堆难题将对部队行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提出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对策。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阐述把握“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原则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意义。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十八军部分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布置进藏工作时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对于进军西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进入西藏，必须采取军政兼施的政策，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能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故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的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换言之，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为了妥善处理宗教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十八军进藏动员大会上专门强调，要注意民族宗教政策，部队进藏要注意保护喇嘛寺，尊重西藏僧俗宗教信仰，要为增进藏汉团结努力。为防止入藏部队因民族宗教信仰问题与藏族同胞发生磨擦，邓小平责成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从速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集中精力研究西藏情况，制定各种基本政策，为进藏部队提供详细的需要注意的事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西藏问题研究室成立后，先后制定出进藏34条进军守则等一系列政策和具体规定。2月6日，邓小平为十八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进军西藏这一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上的光荣。”并亲自修改了十八军进军西藏的24条口号，号召进军部队充分认识解放西藏的意义，忠实地执行各项政策，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向千山万壑、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的西藏高原进军，补给问题不仅仅是后勤保障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军事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勤供应是否顺畅将关系进军西藏的成败。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难预料，进藏后勤供应将面临极度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未雨绸缪。在十八军入藏前，专门指示十八军要把补给视为头等大事，进藏所需要各类物资可以就近购买和筹措。邓小平、贺龙还决定：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打通后勤补给线。据此，十八军1.8万人投入抢修雅甘公路的战斗，至1950年8月26日，603公里的雅甘公路奇迹般地实现全线贯通。
把政治、补给问题放在特别重要位置，这重要的一招，既为保障十八军入藏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拟定“十大政策”，构筑西藏和谈框架
中央政府、毛泽东以和平为基点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一方针在进军西藏的具体实践中怎样落到实处？在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西藏上层坐到谈判桌前？西藏作为藏族聚居地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下，解放后采取什么模式，才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全面发展和进步？邓小平经过仔细研究后，一个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全盘设想、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清晰，为此，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四条原则。1950年5月11日，他将草拟的四条原则上报中央：“西藏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西藏；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富有远见的4条基本原则，得到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要求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一步作整体性的考虑，提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具体政策，构建西藏和谈的框架。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运用各种策略，执笔草拟了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邓小平说，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十条政策的条文是：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的社会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人民提出要求时，采取与西藏上层协商的办法解决；充分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护西藏现行的军事制度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改革，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其坚决与他们脱离关系，仍可任职，不予查究；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
5月27日，西南局将十条政策报送中央。这精妙的十大政策独具匠心，较四项原则的含义更加明确和完备，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它无疑对促成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尔后经营西藏有着巨大指导作用。毛泽东阅后甚感满意，对十条政策的条文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的更动也不多，只在第八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的“由西藏人民”后面加上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其他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十条政策，规定由进藏部队掌握，向西藏当局正式提出，作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和指导进军西藏工作的基本依据。
十大政策的出台，旨在正确解决与恢复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和民族关系，它直接促成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签订的17条协议中所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追根寻源，均源自十大政策，无不凝结着邓小平十大政策的政治智慧。
“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政治解决是第一位的，军事打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然而，完全靠政治的手段推动西藏和平解放并不顺利。要促使西藏地方政府下和谈的最后决心，需要以适当的军事斗争相配合，如何把武力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一个比一般的军事斗争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作了慎重的考虑和准备。
人民解放军决心进军西藏的行动和措施，引起西藏上层的恐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在美国指使下，将主力部队置于昌都一带，企图凭借金沙江之险，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邓小平迅速作出了反应。他认为，昌都既是藏东政治经济重心，联结内地的枢纽，也是进军西藏的必经通道，在政治争取的同时，要支持和配合十八军入藏，加速西藏和平进程，有必要组织昌都战役，给执迷不悟的西藏地方政府以足够的教训。8月20日，邓小平、贺龙联名致电毛泽东，电文直截了当写道：“为了打击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决心“发起昌都战役，求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在请求中共中央同意后，邓小平、贺龙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命令十八军迅速集结，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昌都一战，消灭藏军主力5700人，彻底打破了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幻想，西藏上层人士在解放军重拳出击下发生急剧的政治分化，感到除接受和平外别无选择，邓小平组织昌都战役“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的预想变成了现实。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回到祖国怀抱，西藏的历史从此揭开全新的一页！站在历史潮头领导这一伟大事变的邓小平，在西藏走向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