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文人与都市文学——清末民初上海文学建构中的报人小说家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人论文,民初论文,文学论文,清末论文,小说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报人小说家是指身兼“报人”与“小说家”双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伴随着近代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而成长的新型文人群体，是中国近代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由本土向西方对接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肩负者。报人小说家作为近代新兴的特殊文人群体，20世纪学界对其鲜有研究，虽然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个案是近代小说研究的热点，但他们的报人身份对于小说创作和文学转型的作用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新世纪以来，“报人”、“报人小说”或“报刊小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报人小说”和“报刊小说”主要探讨近代报刊与小说发展的关系，或是专注于小说报刊的研究，但报人小说家群体作为整体尚未成为研究专题。①“报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界，虽然对于报人小说家群体有所涉及，但他们的文学创作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且所占比重较轻。②因此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专题研究仍较匮乏。 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主要云集在上海。据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等相关资料统计，约有90%左右的报人小说家都是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地。其中，上海本籍③有8人，江苏籍(不含松江府)有32人，浙江籍有15人，广东籍有5人；此外安徽籍有4人，福建籍有3人，湖南、湖北和河北籍各有1人。报人小说家群体是近代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他们以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为平台，通过报刊编创和小说创作，不仅推动了近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兴起和繁荣，迎合和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文学阅读和文化消费需求，而且推动了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中心，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版图结构。由于云集于上海的报人小说家群体是来自不同乡邦地域，因此这些不同地域的乡邦报人小说家是如何形成文人群体圈来推动上海文学建构，各种乡邦群体圈又对上海文学建构分别起到什么作用，面对上海都市社会以及自己推动建构起来的都市文学和文化，他们又是怎样一种文化心态？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近代上海作为多元化的移民社会和新旧交替、中西交流的都市社会是如何建构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学形态、以及这种文学形态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 文学建构的群体形成 报人小说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报》创办，但报人小说家的大量涌现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由于维新人士重视报刊的政治宣传作用，报刊的繁荣为报人小说家涌现提供了必要条件。1902年梁启超《新小说》创办后，直至1911年，形成了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的第一波高潮。1912年民国成立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兴起前后，则为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的第二波高潮。 报人小说家是伴随着近代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而成长起来的新型文人群体，报刊杂志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重要谋生手段，也是他们进行文学建构的重要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报刊杂志的主持者与编者、编者与作者以及编者之间、作者之间得到了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得编者的编辑理念、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读者的接受反应能够有效协调和相互关照，进而促进了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得以形成。具体而言，凭借报刊杂志这个交流平台，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主要通过个人交往、乡邦群聚和同人结社等三种方式来实现。 首先，个人交往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核心手段。梁启超是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核心人物，以他为核心建立了多重个人交往圈。如梁启超与罗普之间的交往。两人同为康有为的弟子，作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罗普参与了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新小说》自第四号至第八号吴趼人和周桂笙出现之前，都是由罗普主持和编辑。1904年，由康、梁与狄楚青共同出资的《时报》创刊，罗普又受康、梁委托，出任《时报》总主笔。梁启超与狄楚青的交往也很密切。梁启超说：“余故交中复生、铁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④两人也同为康有为的弟子。《时报》创刊，狄楚青出任总经理。 陈景韩是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另一位重要核心人物，为《时报》主笔，是狄楚青“最信任的人”，“不但关于《时报》编辑上的事，即业务上，也时与景韩商量”⑤。两人分工合作，使《时报》成为上海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之一，并且首开大型报纸刊登小说的风气，深受读者喜欢。陈景韩与包天笑也关系密切，包天笑因向《时报》投稿，受到狄楚青和陈景韩邀请而加入《时报》，自1906年至1919年，供职《时报》长达14年之久。陈景韩与包天笑两人通力合作，不断拓展《时报》相关业务，诸如副刊《余兴》、杂志《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都因两人鼎力合作而得到创办和发展。此外，陈景韩还与龚子英创编了《新新小说》，成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外最主要的一种。 包天笑是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包天笑跨越清末与民初，在清末时期，不仅是《时报》的主要编辑，而且还担任《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期刊的编辑及撰稿人。1912年，陈景韩离开《时报》加入《申报》，包天笑则成为《时报》的主心骨。同时，还兼任文明书局主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的主编。包天笑自始至终都很重视通过报刊平台来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并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交往关系。如包天笑主编《小说时报》时对作者周瘦鹃大加提携，《小说时报》几乎每期都登有周瘦鹃的译作。当包氏“得知周瘦鹃家贫，又在病中，就去信慰问，并表示以后一收到周的来稿，无论刊用与否，即先将稿件买下，将稿酬立即寄奉，使周瘦鹃感激万分”⑥。因此，“天笑和瘦鹃后来关系很密切，凡瘦鹃所编的刊物，总有天笑的写作，天笑所编的刊物，总有瘦鹃的写作”⑦。又如包天笑主编《时报》副刊《余兴》时有意提携范烟桥，主编《妇女时报》时有意提携毕倚虹，此外还有意提携过张毅汉等诸多作家。这就使得他编辑刊物时有着相对固定的作者群，他后来回忆道：“出版《小说大观》的时候……如叶楚伧、姚鹓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后来又来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因此我的阵营，也非常整齐，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⑧ 严独鹤与李涵秋也是民初一对编者与作者亲密交往的典型。李涵秋《过渡镜》更名《广陵潮》在钱芥尘主持的报刊上发表后引起轰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便力邀李涵秋为其副刊写稿，自1915年4月至1923年5月，李涵秋在《快活林》上发表8篇作品，成为该刊的重要作者之一。贡少芹说：“平情而论，涵秋作品不藉该报(指《快活林》)披露，安有今日之大名。该报脱非载涵秋佳制，更安有如是发达？殆所谓彼此互助相得益彰者耶！”⑨由此，严独鹤与李涵秋成了莫逆之交，严氏为李涵秋多篇作品作序，奖掖李涵秋。 概而言之，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重在报刊主持者及编者内部之间，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重在编者与外来作者之间，且以编者为主要导向。这是因为清末小说报刊编辑者往往也是该刊的主要创作者，外来稿件相对较少；而民初小说报刊编辑者虽然也为其所在刊物撰写小说，但同时又重外来稿件的采编，突出其编辑的职能，因此两个时期的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特点有所不同。个人交往虽然局限于少数报人小说家个体之间，但由于这种个体交往是基于共同或大致相似的理想、志趣和爱好，对于贯通小说报刊的编辑理念，建构文学的时代风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核心手段，铸就了群体圈的主体灵魂。 其次，乡邦群聚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根本方式。以一个或几个报刊杂志为主要阵地，集结一批乡邦人士作为编创人员，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编创小说报刊的突出特点。如《小说林》集结了以徐念慈、黄人、曾朴为主体的常熟籍报人小说家群体，这个群体还在上海创立了“小说林书社”。民国初期，以《小说丛报》《小说日报》《小说季报》为阵地又集结了以徐枕亚、吴双热、徐天啸为主体的另一批常熟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包天笑清末以《时报》副刊《余兴》与《小说时报》为阵地，民初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及后来的《星期》《半月》为阵地，集结一批以范烟桥、周瘦鹃、徐卓呆、叶楚伧、江红蕉为主体的苏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小说新报》则集结了以李定夷、许指严为主体的常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就更大的省籍而言，《绣像小说》集结了以李伯元、欧阳矩源、刘鹗为主体的江苏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小说月报》(前期)则集结了以王蕴章、恽铁樵、许指严、周瘦鹃、张毅汉、程瞻庐为主体的江苏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此外，有些报人小说家群体则不局限于一报一刊而结成乡邦群体，如以李涵秋为主脑，以贡少芹、贡芹孙、俞牖云、冯叔鸾为主体的扬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即是典型群体。这些以乡邦群聚为主要形式而结成的报人小说家群体仍然有核心人物作为主脑。郑逸梅即指出：“当时小说界以扬州、苏州两个系统最饶声誉，扬州的主脑为李涵秋，如贡少芹、贡芹孙(当时称贡家父子兵)、俞牖云等，都经涵秋提携而成名。苏州的主脑当然是包老天笑了，如江红蕉、范烟桥、周瘦鹃等，都经天笑提携成名。”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乡邦群聚为基础结成的报人小说家群体并不排斥他乡人士的加盟。如《小说林》除了常熟籍群体外，还有广东新会陈鸿璧等人；《小说丛报》除了常熟籍群体外，还有浙江蒋箸超和严独鹤等人；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等为阵地的报人小说家群体，除了苏州籍群体外，还有松江的姚鹓雏、浙江的陈蝶仙等人；《绣像小说》除了江苏籍群体外，还有广东吴趼人、浙江夏曾佑等人；《小说月报》(前期)除了江苏籍群体外，更是把福建籍作家林纾奉为座上宾，不但稿费高出许多，而且发表作品最多。同时，各个乡邦群体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人员交流和联系。因此，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乡邦群聚是一种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群体。 如果说个人交往重在理念的贯通，那么乡邦群聚则重在队伍的扩大。在宗族血缘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地缘”是“血缘”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的社会基础。大量乡村人员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结成乡邦群聚走向大都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也是传统士人转为新兴报人小说家的必然步骤。由于都市社会的人际交往更重社会理念和经济利益，这对乡邦群体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具有极大解构作用，所以报人小说家的乡邦群体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的乡邦群聚既有利于报人小说家群体队伍的扩大，又能突破传统的封闭的地缘结构，从而更加适应并促进建立在上海都市社会基础之上的报刊编创和文学建构。 再次，同人结社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辅助形式。同人结社是超越地域界限而具有同人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参与的同人结社主要是南社。南社成立于1909年，其宗旨是抗清反满。南社作为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参与组织，其突出特点是超越了一报一刊的平台限制，超越了乡邦群聚的地域限制。如叶楚伧是《民立报》编辑，王钟麒、范君博是《神州日报》编辑，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是《申报》编辑，包天笑是《时报》编辑，王蕴章是《新闻报》编辑，叶楚伧、胡寄尘、姚鹓雏是《太平洋报》编辑，蒋箸超、刘铁冷、徐天啸是《民权报》编辑，等等。他们都是南社社友，却超越了一报一刊和乡邦地域的限制。整个南社社友也广泛分布于上海各种报刊杂志当中。郑逸梅指出：“当时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11)由乡邦群体发展到同人社团，意味着传统地缘观念的逐渐减弱，现代社团观念的逐渐增强，体现了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过程中群体组织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化观念的涵化更为开放和包融，更有利于上海都市文化朝向现代性发展。不过，由于同人结社还只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一种辅助形式，即便是同人结社也离不开乡邦群聚的地缘基础。如《民权报》由南社成员创办，以反袁世凯为宗旨，被迫停刊后改名为《民权素》，《民权素》出至十七期止，派生为《小说丛报》，之后又派生出《小说新报》。《民权报》系列杂志是南社成员的重要交流平台，但其中的报人小说家群体仍有很强的地缘性。 总之，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交往和乡邦群聚两种手段，尤以乡邦群聚为根本方式，同人结社虽然社会化程度很高，但还只是一种辅助形式。 二 文学建构的群体作用 由于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形成是以报刊杂志为平台，以乡邦群体为主要聚合形式，因此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的建构实际上是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之间借助报刊杂志的平台对其固有的乡邦文化与上海都市文化进行涵化和融合。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涵化作用各有不同侧重，大体而言，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起到先锋引领作用，江浙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承担主体建构作用，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则致力于本地文学倡导。 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上海文学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主要集中在清末时期。这以梁启超为典型，其先锋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说作用的鼓吹和小说报刊的编创上。前者如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以“新小说”来“新国”、“新民”(12)，后者如创办《新小说》杂志。尽管最新研究表明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前已经有了改良小说的社会呼声，(13)但梁氏的理论倡导和办刊实践确实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时事亲历者包天笑就指出，上海出版的小说杂志风起云涌，“一半也归功于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14)。自《新小说》创办后，清末民初在上海创办的小说报刊杂志约有40家左右，并且波及全国。其办刊宗旨虽然对梁氏过于强调政治有所修正，但就总体导向而言，清末小说杂志的办刊宗旨仍然很重视宣扬小说启发民智的教化作用；其办刊体式也多规模《新小说》，报载小说的栏目分类和设置重视模仿《新小说》。 吴趼人是广东籍另一位重要报人小说家。吴趼人先后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的主要编创人员，有着“小说界巨子”之誉。他“以蓬勃的创作热情，创译了17部中长篇小说、12篇短篇小说及5种文言笔记小说，以显赫的创作实绩引领了时代潮流，显示了新小说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独有的艺术魅力”(15)。吴趼人从创作实践对“新小说”提出了一些批评，指出新小说有不少“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此类小说“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所以他认为要重视小说的趣味性和阅读性，才能起到德育教化作用：“善教育者，德育与智育本相辅，不善教育者，德育与智育转相妨”，“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16)。可以说，吴趼人的小说大多都做到了批判教化与阅读趣味的有机结合。如《九命奇冤》大量采用倒叙手法，不仅体现了作者善于学习西方叙事艺术，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好奇心，吊足读者对于小说阅读的胃口。又如《恨海》问世后，受到读者如潮的好评。时人评曰：“是书独出心裁，不落窠臼，一往情深。”(17)所谓“独出心裁”即体现了作者善于结撰篇章，构思情节，更好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如果说梁启超的先锋引领体现在小说理念和小说杂志创办上，那么吴趼人的先锋引领则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并以小说创作实践对梁启超过于政治化和理想化的小说理念作了一定纠正。这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和意义。 此外，由康有为、梁启超与狄楚青共同出资于1904年创办的《时报》也推动了广东报人小说家先锋作用的发挥。狄楚青虽为江苏人，但他是康有为弟子，任总经理。总主笔罗普亦为广东人。《时报》先锋作用一方面表现在该报首开大报登载小说的风气，并创办了《小说时报》等小说杂志，推动了报刊小说和小说报刊的繁荣；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培养了一批重要报人小说家，既有《时报》编辑诸如陈景韩、包天笑等，又有该报刊的作者，诸如范烟桥、周瘦鹃等。可以说，民国初年许多报人小说家都与《时报》及相关刊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广东报人小说家群体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先锋引领作用，与岭南观念开放、敢为天下先和重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基因密切相关。首先，广州自古以来就是重要通商口岸，与外界联系密切，视野开阔。早在唐代，广州就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明清政府闭关自守，实行海禁。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开放海禁，广州为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其他三大通商口岸也被关，仅留广州一关对外通商，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其次，广东民气本就因生存环境恶劣而“锤炼了一种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不受羁束，向往自由的精神特质”(18)，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使得“广东最先感受汹涌东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潮水的猛烈冲击，同时也最先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19)，因而形成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思想。最后，由于广东僻处南服，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桎梏影响，同时自唐代起就接受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的影响，再加上岭南多有异于正统儒学规范的贬谪士大夫，因而其文化精神多表现出异于中原正统儒家文化而更重躬行践履和经世致用。(20)显然，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和创办《新小说》杂志，吴趼人重视小说创作实践，都是岭南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并借助于上海都市生存空间而得以彰显。 相对广东的先锋引领作用，江浙报人小说家则是上海文学建构的主要群体，起着主体建构作用。江浙报人小说家有47人，占全部的67%，其中尤以江苏报人小说家为多，有32人，占到全部的四成五。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不仅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报刊编创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的文艺报刊，特别是小说杂志绝大部分是由江浙籍报人小说家担任主要编辑者，并且是重要的稿源提供者。有的报人小说家因其突出成就甚至成了其供职或投稿所在报刊的招牌。如《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周瘦鹃，《新闻报·快活林》的编辑严独鹤，有“一鹃一鹤”之美誉，成为两家大报副刊的招牌和灵魂人物。又如李涵秋作品多刊载在《快活林》上，贡少芹、李定夷作品多刊载在《小说新报》上。故有语曰：“欲看李涵秋之著作者，必须看《快活》”，“欲看贡少芹、李定夷之著作者，必须看《小说新报》”。(21)这些都体现了江浙报人小说家在上海文学建构中的主体作用。 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办刊理念和创作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由此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文学建构的主色调。 清末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虽然总体上受到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政治导向影响，但他们对梁氏单一的政治导向有所修正，重视报刊杂志的市场接受性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性。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是赓续《新小说》创办的第一本小说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聘请李伯元创办。其办刊宗旨也宣称要“开化夫下愚”(22)，但报馆赢利的性质促使杂志编创重视市场需求，注重作品的民众接受性。所以，《绣像小说》“所载为社会小说居多，且意在揭露社会黑暗与种种腐朽现象”(23)，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又如徐念慈、黄人主编《小说林》杂志，对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多有批评，而重视小说的美学性和娱乐性。黄人说：“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4)徐念慈则指出小说应具娱乐功能：“小说者，文学中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25)所以，杨义先生指出：“《小说林》的理论，具有对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文学思潮的反思性，以及对小说功能和审美特征的进一步发掘。”(26)这实际上体现了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对文学审美性和报刊市场需求性的敏锐把控，因而对梁启超的政治先锋宣扬作了一种反思和纠偏。 民初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更加主动把自己的编刊和创作融入到市场当中，以迎合广大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阅读需求。在文学理念上，他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消遣娱乐性。如沈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曰：“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27)一些刊物，诸如《游戏杂志》《香艳小品》《情杂志》《销魂语》《香艳杂志》《消遣杂志》《消闲钟》，从刊名上就可以看出其明确的消闲娱乐办刊宗旨。如李定夷《〈消闲钟〉发刊词》：“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此《消闲钟》之所由刊也。”(28)在文学题材上，他们往往集中在言情之作上。江浙报人小说家编辑的报刊杂志，如《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小说画报》《游戏杂志》《眉语》等报刊都十分重视言情小说的编辑和刊发。他们根据小说的情调等又将这类言情小说细分为哀情、言情、奇情、艳情、苦情等二十余种，目的在于迎合市民的消闲需要。(29)在文学格调上，他们崇尚趣味，标举“兴味”。如包天笑《小说大观·例言》：“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30)“标举‘兴味’是包天笑一以贯之的小说观念，他始终将作品是否富有艺术美感、文学趣味性，能否为读者喜欢、接受作为小说著、译的第一要素。”(31)显然，这种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是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重视文学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的结果。这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盛的文化大餐，也使报人小说家获得了丰厚的薪资稿酬。 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能够成为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首先是得益于地缘优势。江苏本为近代上海的省属地，而浙江则毗邻上海，因而江浙文人往来上海十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大部分属于环太湖流域区域的文人，而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即是环太湖流域的八府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地缘便利的优势，也揭示了地缘文化一体性的文化渊源。因为江浙沪同属于吴方言区，同时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的江南文化自宋代以来就异常兴盛，尤其是明清时期，其兴盛的突出标志之一即是市民文化发达。如该地区的出版业和通俗小说都很兴盛，其面对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就是市民阶层。这为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承担近代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作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也是他们普遍表现出重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倾向的文化渊源。 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数量不多，但其文学建构多呈现出上海本地特色，是上海文学建构的本地力量。韩邦庆无疑是上海文学建构的本地先行者。早在“小说界革命”兴起前，他就做过《申报》主笔，后又自办《海上奇书》连载其自撰小说《海上花列传》，是近代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报人小说家。韩邦庆文人身份的现代转型，使得他对近代上海文学的关注也别具一格。《海上花列传》所书写的内容虽是传统的青楼故事，但关注的主角已是城市妓女群体，是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城市产物。尤为突出的是，《海上花列传》“专用苏州土白演说沪上青楼情事”(32)，被胡适称为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33)。当同乡好友孙家振建议他改吴语为通俗白话，以使阅者易读，韩邦庆曰：“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34)这体现了韩邦庆对上海本地文学建构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特征”(35)，吴语虽为江浙沪共通之语，但近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36)，成为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小说界革命”兴起后，清末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以周桂笙和陈景韩为突出代表。他们都受到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思想影响，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又都表现出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开放性特征。周桂笙是清末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先后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任总译述。其文学翻译有着“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37)的政治目的，但其翻译的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等文学类型多为我国所无，尤以侦探小说为显著，体现了周桂笙文学视野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更为难能可贵的，他能够把国际视野的文学观念转化为上海本地文学创作，由外国侦探小说翻译转换为上海本地侦探小说创作，撰写了《上海侦探案》之类小说，并且把书写直接对准上海租界从捕快提拔而来的“包探”这类新型人物形象，使外来侦探文学本土化和上海化，这类题材也只有近代上海这个特殊的空间地域才会出现。陈景韩是清末另一位重要的上海籍报人小说家，任《时报》主笔，不但首开大报刊载小说之风气，而且与龚子英创编《新新小说》，与包天笑主编《小说时报》，对清末上海小说和小说报刊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陈景韩小说题材类型以虚无党和侠客小说为突出。这既体现了陈景韩重视小说“开通风气”的社会作用，也显示了其国际视野的文学观念，因为他是从中外文学比较中得出中国“无复仇之风”、“无尚侠之风”而倡导虚无党和侠客小说。(38)作为上海本地文人，陈景韩对上海都市市民的阅读需求也有敏锐把握，认为文学“有益”还得“有味”：“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决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39)如其“侠客谈”系列小说中的《刀余生传》《马贼》都是盗贼救国救民的故事书写，歌颂了下层不入流的盗贼坚贞爱国，批判了上层统治者无耻嘴脸，小说题材新奇独特，情节扣人心弦，情境奇幻诡异，读者在兴味盎然的阅读过程中接受了教育的洗礼。当“小说界革命”退潮后，陈景韩和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又迅速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趣味，重视文学的趣味性和消闲性，成为民初上海都市文学浪潮的先导。 民初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以王钝根为典型。王钝根最突出的文学贡献就是推动了民初上海新型市民文学的发展和勃兴。作为上海本地文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上海现代都市社会按照“星期”这种新型作息时间单位所产生的文化商机和文学需求，因而主编《礼拜六》杂志。《〈礼拜六〉出版赘言》曰：“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又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40)《礼拜六》创办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市民阅读对象。这不仅建构起与上海现代都市社会以“星期”为作息单位相适应的新型市民文学，并且以这种新型市民文学刺激、引导上海市民进行健康的周末文化消费。《〈礼拜六〉出版赘言》曰：“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也因此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聚集了不少当时活动于上海的知名作家，由此亦称为“礼拜六”派。 综上所述，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于上海文学建构具有作用不同的侧重，但他们并不是各自为阵，实际上乡邦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交流与涵化。因此，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学建构既有改良群治的时代政治印记，又有消遣休闲的娱乐文化张扬；既有上海新兴都市文化特质，又有上海之外的乡邦文化基因；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文化新质。由此形成政治与娱乐、乡邦与都市、本土与外来等各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而成的近代上海文学。 三 文学建构的群体游离 尽管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为上海都市文学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为都市市民奉献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大餐，但他们并未真正地融入到上海都市社会当中去，在上海文学建构中有着浓厚而深刻的文化游离性。这一方面表现在文学书写中对上海有着辛辣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人精神皈依中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 上海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在明清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明清时期则偶尔有过。进入近代，伴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据有关资料统计，1840年至1911年，全书主要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小说有54种，零星写到上海的还不算。(41)其中，直接以“上海”或“海上”题名的小说就有18种。(42)前者如《上海大滑头传》《上海空心大老官》，后者如《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等。民国以后，上海更是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文学书写中上海形象的大量出现，表明上海已经成为近代文学关注的焦点，是全国文学中心的标志之一。但是，上海形象在这些报人小说家笔下具有普遍“向恶”的负面批判基调。“他们创作小说时基本上取一种暴露种种‘黑幕’的立场，对上海的人、事、情以及官、商、妓等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从狭邪小说、社会小说、商界小说等以上海为描摹对象的都市通俗小说的叙事来看，作家们对近代都市上海的种种场景充满了悲观主义心态，他们的小说中很少能看到上海都市化进程中正面的、积极的一面，所涉及的官界、商界、嫖界、学界、女界、革命界、司法界等社会各领域无不是罪恶纵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上海“大致被书写成了一个罪恶渊薮、道德沙漠、人情地狱的负面形象”(43)。 例如，李伯元《文明小史》中贾子猷兄弟三人欲到上海去，其老太太表示反对，她说：“上海不是什么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第二四回)其《官场现形记》叙陶子尧由山东到上海，临走时其姊夫叮嘱道：“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又是初次奉差，千万不可荒唐！”(第七回)在外乡人看来，上海就是“坏地方”的代名词。上海作为一座近代繁华的都市，其风气之“坏”主要表现在“嫖”、“赌”、“骗”等方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认为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闭口都在讲“应酬”，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第一回)。“嫖”是近代上海社会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一大批描写上海妓女生活的狭邪小说，如《海上花列传》《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九尾狐》《十尾龟》等。妓院里的妓女有的主动以色相诱利，有的则是被逼为娼；嫖客们也是各色行相，有的被妓女玩弄，有的则玩弄妓女，如《海上繁华梦》里的潘少安凭借自己的倜傥外表，骗吃骗喝骗财骗色。妓院内外一团乌烟瘴气！“赌”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如陆士谔《新上海》第四十回叙述了一位十八九岁的绝色女子被一个五十岁老太婆骗上赌桌，前两天先让不会赌牌的女子赢些小钱，第三天则由女子做庄，不但输光了钱，而且自己的身体也被骗做了抵押。“骗”往往和“嫖”、“赌”掺和在一些，而且骗局无处不在。 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说：“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44)上海作为“吾国第一都市”，“文明”与“罪恶”同时汇聚于此。陆士谔《新上海》也指出上海同时混合了“文明”和“野蛮”，其曰：“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化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45)这可谓典型地揭示了上海都市社会的本质。“文明”是上海都市社会的表征，而表征下面则是“罪恶”和“野蛮”。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寄托和真实反映，报人小说家笔下的上海形象普遍具有“向恶”的负面批判基调，体现了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于上海都市文化具有游离的普遍心态。 作为上海都市文化游离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即是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普遍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虽然工作在热闹喧嚣的都市社会当中，并且在报刊编办和小说创作中主动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具有明显的趋俗倾向，但在生活当中他们却普遍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向往和追求传统士大夫那种恬淡自处、闲适超俗的乡土生活情调和情趣。如周瘦鹃说：“插脚热闹场中，猎名弋利用工作之便，俗尘可扑，脱能急流勇退，恬淡自处，作羲皇上人，宁非佳事？”(46)并且指出：“种树读书，终老岩壑，则为吾生平唯一宏愿，始终不变，但愿其终有实现之一日耳。”(47)郑逸梅也表达了这种乡土情怀：“若得地十亩，必以三亩植梅，三亩树竹石，一亩凿莲沼，而所余三亩，凡筑屋庋藏文史图藉，鼎砚骨董，予偃仰舒啸其中，以度晨夕，此外则无所求矣。”(48)这是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旧文人乡土生活理想，与繁华喧闹的大都市社会格格不入。尤为突出的是，不少苏州籍报人小说家主持参与了具有旧文人结社性质的星社和青社，把旧文人的乡土情怀付诸实践。他们的活动形式有茶话、酒集、持螯会、春禊等，他们的活动内容有吟诗、作画、猜谜、文字游戏等，他们诗酒唱和，优游卒岁，与快速紧张的都市工作节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49)乡土情怀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体现了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游离和不适。 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具有普遍的游离心态，这是因为作为由“旧”而“新”的特殊文人群体，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他们虽然在努力适应都市生存空间和报人新型职业，却也表现出旧文人固有文化心态的失落和无奈。具体而言，产生这种游离心态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谋生与立命的分离。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离开故土来到上海大都市进行报刊编办和小说创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个人生存和养家糊口的谋生需要。虽然他们以此职业而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薪水酬金，但旧文人传统的“传世”“用世”理想却无法得到实现，失去了旧文人一贯倡导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如吴趼人即指出：“窃谓文章一道，大之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寿世而不朽；次焉者，亦可以动魂魄、震耳目，以为救世之助。”(50)而小说只是雕虫小技，“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51)“传世”心态的失落溢于言表。即便是上海本地文人也是如此，如王纯根《小说丛刊·序》曰：“大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截，为国家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徒恃此雕虫小技，与天下相见，已自可羞。”表现出了强烈的“用世”心态的失落。二是乡土与都市的对立。报人小说家群体从文化本源上来看仍属于乡土文人，是由旧文人转型而来，虽然他们有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或是海外游历，但旧文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当他们以传统旧道德旧观念来看待都市社会和书写都市上海，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思想。如包天笑就对上海批评道：“上海不是一个[好]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52)由其书写的《上海春秋》自然也就以揭露上海黑暗为主要思想内容。有的文人甚至在生活上都不能适应上海社会，如李涵秋1921年8月来到上海，次年九月就因不喜社交活动和吃不惯西餐而返回扬州。三是中土与西方的冲突。“上海这一近代中国最发达的都市，并非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西方文明刺激下形成的，带有殖民主义血腥侵略的种种气息”(53)，因此乡土与都市的对立，实质上还潜藏中土与西方之间冲突的文化本质。时人评议道：“未饮黄浦江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54)所谓“抑华扬洋”即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其结果则是中土风俗不转瞬间而为西洋风尚所同化。正是基于上述三重原因，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普遍具有游离于上海都市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既体现了他们固执守旧的一面，同时也有坚守本土反对殖民文化的民族主义内涵。 总而言之，作为一群由“旧”而“新”的特殊文人群体，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在中国文学由“古”而“今”、以“中”融“外”的“过渡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贯通作用。他们凭借新兴报刊平台建构起了适合现代都市市民阅读的新型文学，但文学书写和作家个人的精神皈依又固守着传统文人难以割舍的乡土观念和情怀；他们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借鉴西方艺术手法，拓展中国文学书写的新形态，但同时又以中土传统文化思维进行了“过滤”和重构，虽然坚守了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显得守旧甚至固执。他们在文学上的开拓创新之功非常突出，但其思想观念的保守缺点也十分明显，因此完全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只能留给“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这是时代的因由。 ①此方面研究主要有方晓红《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郭浩帆《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李志梅《报人作家陈景韩及其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杜慧敏《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付建舟《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顾迎新《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文娟《结缘与流变——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胡朝雯《媒介文化视域下的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阙文文《晚清报刊上的翻译小说》(齐鲁书社2013年版)等。此外，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近代报刊小说进行了编年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学术价值。 ②“报人”研究主要著作有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张功臣《民国报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李磊《报人成舍我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③上海原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辖有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七县和川沙厅。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中心，而有别于江苏省其他府县，并最终走向独立的行政区划。本文单独列出上海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即是为了探讨和凸显特定时空视阈下上海文学建构的本地特色。 ④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⑧(14)(5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546页，第482页，第457页，第22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⑥范伯群、周全：《周瘦鹃年谱》，《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 ⑦⑩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第220页，第21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贡少芹：《李涵秋》第1编第4章，第29页，上海震亚书局1928年版。 (11)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前言》，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13)(23)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54—70页，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胡全章：《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探询——吴趼人小说研究》，第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号，1906年11月。 (17)《月月小说》第三号，1906年。转引自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8)(19)(20)钟贤培、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第16页，第13页，第13—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韵香阁主：《随便说说》，《新申报·小申报》1923年2月1日。 (22)《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一期，1903年。 (24)摩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1907年。 (25)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期，1908年。 (26)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上)，《杨义文存》第三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1期，1914年。 (28)《消闲钟》第1期，1915年。 (29)孙超：《民初“兴味”派小说家研究》，第49页，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30)《小说大观》第1期，1915年。 (31)孙超：《民初“兴味派”五大名家论(1912-1923)》，第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32)《申报》1894年5月21日。 (33)(36)胡适：《〈海上花列传〉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80页，第38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4)孙家振：《退醒庐笔记》，第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35)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1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7)周桂笙：《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序》，《月月小说》第1卷第1期，1906年。 (38)(39)陈景韩：《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5年5月27日、6月8日。 (40)《礼拜六》第1期，1914年。 (41)邓大情：《广州与上海：近代小说中的商业社会》，第300—307页，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42)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第476、4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3)(53)吴智斌：《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上海形象与上海批判》，吴秀明：《文化转型与百年文学“中国形象”塑造》，第207—208页，第208页，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第1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45)陆士谔：《新上海》，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6)周瘦鹃：《嚼蕊吹香录》，《永安月刊》第15期，1940年。 (47)周瘦鹃：《紫兰小筑九日记》，《紫罗兰》第4期，1925年。 (48)郑逸梅：《幽梦新影》，《艺林散叶续编》，第24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9)参见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第188—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0)吴趼人：《〈新庵译屑〉序》，《吴趼人全集》第9卷，第16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1)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吴趼人全集》第3卷，第299页。 (54)病僧：《上海痛(一)》，《民立报》191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