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性别商品化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性别商品化的界定与特征
要对“性别商品化”做出明确的界定，首先必须区别社会性别（gender）与性（sex）两个不同的概念，性别是社会构建的（social construction），而性是天生的。无可置疑，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是普及化的（universal），男女的气质即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却是受制于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culturally and socially bound），（注：T.Briton,etal,Introductory Sociology,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126。）性别这个词具有心理和文化的含意（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注：R.Stoller,Sex and Gend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New York:Science House.1968.）如对女性性别的产生，德·波伏娃曾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现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注：[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角度对性别商品化做如下界定：性别商品化（gender commoditization）是指社会上的一些团体组织或个人以“性别消费”为形式，把性别（gender）纳入到整个经济活动中，与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中进行流通和交换，从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商品化后的性别具备一般的商品属性，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性别商品化、性别消费具有以下特征：性别消费其本质是一种经济行为，组织者和性别出卖者以获得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及最终目的，性别消费者付出一定的报酬交换对性的消费权利；性别商品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与一般的商品有所不同，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如外貌，身材和身体，也可以是抽象的性别特征，如气质，语言，情态等；性别商品的价值凝结在一般的人类劳动中，即社会人有意识地按照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要求塑造自己的性别特征（包括身体，更包括性情）时所付出的抽象劳动，与此同时，在性别商品化的过程中，组织者和性别出卖者会付出更多的心血强化性别的特征和魅力，以增加性别的价值；性别商品化包括性的商品化如卖淫，但同时也包含许多其他形式的性别消费，如三陪、选美、色情电影、黄色网站等，对性的消费与其他形式的性别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与它们相伴而行。
二、转型时期性别商品化的社会根源
多种多样的性别商品化行为实质上构成了“性（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包括性别文化与性别意识也在转型。如今“性（别）经济”或“性（别）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虽不便于公开承认却无法视而不见的一个部分；性别成为消费市场和流行文化中一个优先的考虑因素；性别还构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主要源头，也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部分。中国正处在一个性别转型时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宰的性别主义（sexualist）形态的过渡期。（注：吴小英：《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中国报道周刊，www.mlcool.com。）性别商品化行为是中国性别转型时期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一）政治革命：对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的矫正
与欧美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进行至今的争取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不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是社会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男女完全平等的政策，客观上给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些实惠，比如赋予妇女政治上的选举权和平等参与权，并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使妇女就业率在很长时期内高于其它国家，并且较早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虽然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平等政策的实施，使人们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观念上的许多转变，男尊女卑的传统至少在表面上已被划归为“封建残余”而成为批判的对象，男人和女人在革命和建设的旗帜下成为并肩作战的“同志”。
但这次运动也埋藏着诸多隐患。首先，对妇女解放主要是从阶级解放的角度上去理解的，在实践上，妇女解放的重点是她们作为劳动力的解放，所谓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尺度为参照体系的男女等同，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树立了许多无性化的“铁娘子”形象，从而将性、性别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引向畸形发展。导致性别与任何其它个性化的特征一样，消失在那个时代国家利益、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且，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国家意志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倡导的。由于没有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本身始终没有成为那个时代作为个体的男性和女性的自觉意识，一旦这些外在的环境和因素发生变化或者消失，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经过市场包装以赢利为目的的性别商品化行为之所以为人们接受甚至推崇，就在于它是以对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进行矫正的姿态出现的。经历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禁欲时代的中国人，在开放的过程中将性和性别文化作为人性复苏的重要内容加以颂扬，从而为市场经济时代性别商品化提供了土壤。
（二）经济运作：市场与传统性别文化的结盟
影响性别话语的因素主要来自三种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性别问题上只是延续了以前的政策，除了“扫黄打非”等强行措施，对新出现的现代性中的性别问题基本上无所作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逐渐上升为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因素之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商品形式，包括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成分——性和性别。企业家、商界和特定消费人群共同创造着一个带有传统性别文化特征的流行时尚。它鼓吹“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贤妻良母”式的女性美德以及美丽、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强化了。
市场势力之所以能与一度销声匿迹的性别文化传统结成同盟，在于它反映了操纵着市场的主流群体的需求和利益。这个群体以男性为主，他们手中掌握的财富足以创造和引领整个市场的取向，甚至足以购买整个市场，因此女性被最大限度地商品化，成为被观赏、被利用的对象，也成为财富和权力场上普遍的交换品。这种性别的商品化或交换化迎合了市场和掌控着市场权力的男性的口味，他们将男性和女性看成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
（三）家庭“危机”：寻找逝去的无偿付出与关爱
虽然女性商品化是传统性别文化在现今社会的延续与重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女性商品化行为如女性陪聊等具有一定社会功能：填补了一部分男性情感交流与互动的空缺。在激进的女性主义派别中，有一部分人持“女性领域”（female sphere）观点的学者特别强调女性文化，即女性特有的文化如关爱忍让和争取协调一致，不崇尚暴力等。（注：参见鲍晓兰著：《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0—211页。）这些文化价值对男性崇尚的竞争与暴力的文化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古至今，男性已经习惯了只接受，不付出，高高在上，可以出外将他的竞争力发挥到极致。而女人则一直留在家中，随时准备包容疏离感和暴力；当男人回家时，她得抚慰他，让他恢复元气。
种种迹象显示，当今社会，有相当部分女性已不再无条件地施展她们的女性文化的魅力，接受那种以单向付出为基础的爱情关系，也越来越不愿在毫无反馈的情况下提供感情的支持。这是性别转型的又一表现。因此，越来越多的男人觉得家庭崩溃了，觉得他们“怎么也回不了家”。对他们来说，再也无处寻得“母亲”的怀抱可供慰藉。（注：[美]雪儿·海蒂著：《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林淑贞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男性的文化丧失了共生的对手。男性从一个被宠爱的极端陷落到令一个被冷落的极端，至少是得付出同等的精力与情感才有可能逃离冷落的极端，有一个适应过程。
（四）文化力量：性解放运动思想的广泛传播
最近几年，在60、70年代西方由女性主义所推动的性解放运动思潮在中国人特别是在易于接受新鲜思想与事物的大学生中间悄然传播。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地模仿着。（注：李银河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性别转型时期的“性革命”就是性解放运动思想传播的产物。
这次性革命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许多女性身上，就是她们不再过于注重失身。性和爱情、婚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原始社会是有了性才有了婚姻和爱情，传统社会是爱情和性成为婚姻的附属物，当代社会是爱情至上，有爱情才有婚姻和性，而现在出现情况是，性与爱情、婚姻是分离的。（注：李木盾著：《中国正经历第三次性革命》，《新闻周刊》，2002年08月29日。）性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正面意义在于它体现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造成了更为宽松的社会气氛。但它同时又为女大学生陪聊等性别商品化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持：性别商品化是解放自身寻求性（别）自由的途径，更是彰显个性走在人类思想前列的表现。
事实上，鼓吹女性去和男性交往以及建立性关系，作为掩饰个人和世界疏远的一大绝佳借口，将生活中公私领域加以二分，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划分。只要女性继续接受这种区分，便无法主动参与整个社会的情势发展。同时，性爱的商品化也将生活变得愈来愈私密，遮掩了性爱对每个人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事实上，女性至今仍未经历性解放运动的洗礼。（注：李银河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综上，从国家意志的性别同化到市场取向的性别商品化的转型，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性别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是社会的主宰因素，而总是依附于其它外在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起作用，其作用方式取决于所处时代权力的控制主体和运作方式。即性别是与阶层、财富、权力、文化等因素交叉起作用的，单从性或性别的角度并不能准确而有效地解释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转型只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性别意识依附于市场背后财富与权力的走势，受市场操纵，也是服从这个规律的。中国当今的性别文化历经国家意志的扭曲和市场力量的强化，正堕入传统性别文化与西方性解放浪潮相混合的时代，因此性别的商品化作为其基本特征在市场发育的相当时期内还会继续盛行，可以预见，女大学生陪聊等性别消费现象还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性别商品化的结构性失衡与女性解放
性别商品化是中国社会性别转型时期的产物，让人无法回避。但让人们疑惑的是从古至今，从中国到世界，只要是存在性别商品化的时空，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被商品化，而非相反。虽然对男性的性消费也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但其数量和规模都远远低于妓女。而其他形形色色的性别商品化中几乎没有男性被消费的例子。可见，男性和女性之间性别商品化程度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失衡。
这种失衡的根源必须从性别政治来思考——是男性占据社会优势，是两性关系不平等使然。谁是消费的主体，谁是被消费的客体，取决于谁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
对男权社会的形成和女性受压迫的起源女性主义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在此不做探讨。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仍然由男性主宰，男性占有更多的资源优势，男性是女性身体、性、精神的消费者。社会默许和承认了这种性别间的消费与被消费、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关系格局，两性间的主与从、看与被看、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通过这种默许和承认，巩固和强化了。于是，女性被商品化了，男性在性别消费过程中，消费的是女性的身材、相貌、知识和品位，乃至性。
男权社会总是竭力阻碍女性彰显性别以外的力量获取成功，但从总体和历史来看，这种阻碍是有效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男权一步步压抑女性的同时，女性也一步步走向自身的解放。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抵制在权力问题上从来没有居于局外位置，而是始终处于权力“之内”。（注：李银河著：《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参见[英]阿兰·谢里登著：《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权力问题更接近福柯和他的推崇者所说，权力不是一元的，而它的行使也不是二元的。男权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行使方式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微观权力和权力关系无穷复合的网络，因此它也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最细微之处的抵制而千疮百孔。反抗就像权力一样，而且与它结下不解之缘，通常也发生在无数的、易变的、暂时的点上。虽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性别商品化的结构性失衡无法避免难免使人感到悲观，但回顾历史我们惊喜地发现，女性的主体力量不但没有屈从于权力限制的过程，反而却是服从一个被刺激不断增长与创新的机制，解放女性的实践也不是不越雷池一步，而是顽强——虽然是通过各种曲折甚至错误——地走到了现在。
今天，作为“社会人”的女性，经过对自我的认同和性别的反省，从被动学习，适应与追随已有的社会角色规范开始，在实践中日渐提升了自己，日渐积累起足够立身世界的经验、知识与技能，也越来越明确并强调自己内心的真实诉求；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空间也逐步宽阔，使女性，尤其是一部分知识女性在社会生涯中得以拥有更丰富的机会与选择，拥有更多驾驭命运及事业的信心与实际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人职业层次和社会地位的起点，是决定起一生进取和发展的基础资源。文化和素质越高，社会层次就会越高，相应的，女性商品化的现象就会越少。原因在于：
（1）女性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后，不用在经济、 社会地位上依附于男性，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资源的条件，因此不存在商品化客体化的问题。
（2）成功女性克服了由于生理现实和社会传统造成的心理上的自卑感， 她们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亲身体验和她们在社会与生活中获得的他人的肯定使她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3）按照马斯洛人类需求金字塔，人类有不同层次的需求， 因此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追求。两性满足只是其中之一，处于较底层次，人随着自己欲望的满足会不停的向上需求。按照“社会层次相同的人交往频率高”的规律，处于社会上层的两性交往与同性之间交往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因为其交往需求都超越了两性满足（起码不是以两性满足为最主要的目的），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例如名望，被尊重的需要，自我满足感等等。
（4）成功女人拥有独立的社会经历与社会资源，也有独立的精神世界。 那些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的行为，比如辅助所爱之人的事业等等，虽然也有将自己客体化的倾向，但在本质上区别于性别商品化与客体化。就在于两者“主动与被动”，“经济需求与精神需求”之分。女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女性主体化的表现。
由于“权力”是多种多样且普遍存在，因而反对权力的斗争应当是局部性的……因为这些斗争都处于一个网络之中，所以每一次局部斗争都对整个网络产生影响。斗争不可能是总体化的——由单一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组织去夺取单一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权力；相反，根据一个斗争点与另一个斗争点的联系，它倒是系列性的。我们的社会需要无数个斗争的知识女性个体，有时他们比某个单一组织的力量要更为强大，更无法抵抗，我们希望她们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也用敏感的社会性别眼光分析政治，参与政治进程，改变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中国转型时期的女性商品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但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仍要保持自立与自强，才有可能赢得女性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