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应为”与“可为”———流大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义论文,大学论文,可为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07-0040-06
一、大学制度创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瓶颈
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近现代中国这样，多方位地师法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模式了。1904年1月颁布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以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的教育制度为摹本，成为中国第一个付诸实施的近代教育制度。从1912年、1913年先后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11月公布实施的“壬戌学制”，中国教育由师法日本转向学习美国。虽然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曾经模仿法国的教育体制，一度实行大学区制，但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是移植美国的模式。特别是1929年相继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院系调整，基本构建了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制度。1978年改革开放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模式，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就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5年以来，我们始终将体制改革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20年来迭经改革，我国已在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在高等学校自身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方面却至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尚未消除，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仍然交错混杂，分割不清；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遵循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的体制和机制还未形成，因而严重束缚了高等教育的生产力，使得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尽展所长。大学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瓶颈部位”。
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曾经写过一首七绝，明写峡江奇景，却蕴含深刻哲理：“峡锁群山十万魂，山花四月未缤翻。前林晓忽花全放，多为溪雷一夜奔。”我国现在的大学制度，就是这种“峡锁群山十万魂”的瓶颈部位。只有尽快打通，才能迎来“前林晓忽花全放，多为溪雷一夜奔”的繁盛景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中国的高等院校改革如同8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一样，进退维谷，需要一个突破，尤其需要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设计方面有一个突破瓶颈、打通‘卡夫丁峡谷’的过程。”[1]
笔者认为，要在大学制度创新方面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两个难得的契机。一是借助“985工程”的实施，结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借鉴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在诸多民办高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为创建现代大学制度提供鲜活的经验。本文将着重探讨旨在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在现代大学制度创新方面的“应为”与“可为”。
二、一流大学建设：大学制度创新的契机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实施以来，我国高教界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主题的研究和讨论正在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我们先后讨论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相互关联且逐步深入的问题。围绕第三层次的问题，教育行政官员、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又在探讨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共性与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若干共识。
1.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首先解决“见识”问题
所谓“见识”问题，亦即对大学教育思想、一流大学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认识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合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合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一流大学必须将“科学价值”与“应用前景”，“大学使命”与“国家目标”，“追求卓越”与“战胜贫穷”，“重视效率”与“保证公平”恰当而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和目标。
2.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创新性投入，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维持性经费投入
实施“985工程”，应该从三个维度，或者说三个视角考虑相应的战略与设想。
一是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将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核心竞争力。“在现时代，无论从科学的角度、技术的角度，还是制度的角度、观念角度、文化角度，大学都是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2] 因此，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紧密相关，互为因果。从历史上看，如果不是洪堡和费希特等创建了柏林大学，如果不是19世纪的德国“用现代方式重建了大学”①，德国就不可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而美国之所以在全球政治、军事和经济贸易领域以超强态势出现，甚至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咄咄逼人，也正是因为其拥有哈佛、MIT、斯坦福等数十所世界顶尖大学②。因此，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若干所“既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于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因而堪称“伟大”的大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3]
二是高等教育是一个昂贵的事业，大学是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之地，研究型大学更需要持续的、重点的投入，以便形成人才高地、学科优势，保持较强的核心竞争力。由此论证对创建一流大学给予重点而持续的经费投入是必要的。
三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对创建一流大学的投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有限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而且百端待举。由此确立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限性，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选择有限目标，形成局部优势，取得重点突破”的战略。北大、清华、南大、浙大、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大和哈工大等9所高校就是被遴选出来的首批“有限目标”，它们获得国家和地方的重点投资，旨在形成局部比较优势，缩短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3.大学制度的创新，是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瓶颈所在
一流大学的理念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保证。大学的理念，包括“学术自由”、“追求卓越”、“民主科学”、“适应、服务和引导社会”等等，需要制度性的保证，需要落实到体制、机制和程序上。否则，再好的理念和设想都只是纸上谈兵，或者被束之高阁。研究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英国学者科班(A.B.Cobban)曾经专门探究过，为何同在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能够延续至今，而萨莱诺大学却未能如愿。他的结论是：“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索提供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架构才能得到。”[4] 中世纪的大学尚且如此，现代大学更有赖于制度设计的科学、开放与灵活。
经过三年左右的斟酌和权衡，中央决定继续推进“985工程”建设，在2005年下拨了第二期建设经费。教育部也适时地提出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作为“985工程”二期的核心任务。有关高校在组建“创新团队”、构筑“创新平台”和部署“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时，也深切感到，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保证。否则，重点投入的大笔资金，会因为缺乏相应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和公开透明、高效灵活的管理机制，而导致配置的不当和资源的浪费。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专家主张将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提上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甚至有学者认为：“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日益表现为对人才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大学制度的竞争。”这一观点，在2005年5月于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获得了共鸣。与会的9所大学的校长一致认为：“必须紧密结合‘985工程’二期建设，把制度创新作为突破口，以便更快、更深入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5]
将创建现代大学制度作为新一轮“985工程”建设的突破口，与将一流大学的建设作为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契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见解和观点。由于进入“985工程”的高校，不仅与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对哈佛、斯坦福、剑桥等一流大学的制度和机制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都把“国际化”作为提高学术水准、教育品质和办学绩效的重要举措和途径之一，因此，它们借助多个参照系，比较高下、斟酌取舍，有可能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带动其他高校的改革。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首批进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能借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方面深入探讨，整体设计，多校联动，以提供改革思路，产生示范效应，营造竞争氛围，带动全国的高等学校突破瓶颈制约，打通“卡夫丁峡谷”。
为了使研讨富有成效，不尚空谈，笔者主张应当既探索我们在大学制度创新方面之“应为”，而且要研究我们在大学制度创新方面之“可为”，既要务虚，更要务实。因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三、“应为”研讨：大学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的依据
大学制度本身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也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富于弹性。”[6] 我们要研讨现代大学制度，就应当厘定现代大学制度整体设计和机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1.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一流大学的组织特征
(1)大学是学科共同体
到目前为止，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学校，仍然被视为“学科共同体”。“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7] 正是这些掌握了“高深思想”、“高深知识和方法”的学者教授，组成了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学科专业。尽管近年来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整合使得传统的学科界限有日趋模糊的倾向，但学科的实力、水准和特色，依然是高等学校竞争力的主要标志。
作为“学科共同体”的大学，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学科间的差异性。不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技术学科迥然不同，即便同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也可被视为“鸿沟阻隔”。这种学科差异性延伸出大学的另一个组织特性，即结构松散，各学科专业发展目标的自主、清晰与整个组织系统目标的模糊。有人将之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混乱的有序”。而驾驭这种“混乱的有序”的基本管理策略，就是“利用夸大的超级目标作为倾倒各种不同问题和目的的容器”。[8]“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我们的“超级目标”，就是足以涵盖目标不同、状态和水准不一的各学科专业的“超级容器”。高明的管理者应借助这一“超级目标”整合各学科的力量，同时又给予各学科专业自主发展的空间，以驾驭这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仍然是“学科共同体”，那么，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就应当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严格区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切忌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第二，坚持以学术管理为主而非行政主导。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我国高校改革初步解决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那么，新世纪的高校改革与发展在加强学科建设以增强学科的现代性和综合化的同时，应当着力解决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区隔与分工问题。笔者赞成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建立的过程，因为学术是内生的。学术评价只能是同行评价，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9]
(2)大学是群英荟萃地
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指出的：“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10] 大学是“学科共同体”，学科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经费等物质条件，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人，在于高水平的学者教授。能否吸引学富五车的大师，能否吸引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才俊，已经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主要指针。一流大学的制度创新，说到底就是增强高校对办学流动要素，特别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大学制度设计的重点是教授聘用制度和人才评鉴制度。办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人才难得，高素质创新人才尤其难得。一切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都要服务并服从于吸引和稳定优秀的人才。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吸引和重用杰出人才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典型。有学者在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产用差”的概念，即“该校培养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与该校雇佣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的差额”。截至1998年，斯坦福大学的“产用差”为—13，即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中仅有3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斯坦福大学却有16位教授是诺奖得主，如果加上获奖后到斯坦福大学工作的教授人数，其“产用差”超过了—20。人们因此惊呼：“斯坦福大学如同一个诺贝尔奖的‘黑洞’，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举世无双！”[11] 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向综合性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的转换，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其所著《在华五十年》中赞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说：“他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他们引进新学，开创学派，如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熊庆来创建近代数学系，秉志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胡刚复引进近代物理学，茅以升扩充东大工科……[12] 不仅使得当时的东大“以科学名世”，而且形成了后来的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深厚的学科底蕴和学术优势。而20世纪70年代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将业已办理退休手续的程千帆教授聘来南大，将“叛徒”帽子尚未摘除的剧作家陈白尘聘为中文系主任……遂造成南大中文系“名家云集，英才辈出”的大好局面，同样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对“群英荟萃地”的大学管理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即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非线性”、非均衡性，以及人才培养的诸多特性：群体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结合，可计量与不可计量的交叉，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兼有等等。二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特性。近年来许多高校盲目引进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推崇计量评估和“重奖制度”等等，将大学教授等同于工厂流水线上的“计件工”，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挫伤了大学教师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对于这诸多弊端和问题，要像清扫“奥吉亚斯牛圈”一样进行反思、清理，除旧布新。
2.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一流大学的使命与功能
事实上，现代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三项：其一，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的原创基地，以及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知识的机构；其二，培养与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尤其是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让他们终其一生不断地追求真理和正义，引领社会向前发展；其三，服务国家目标，促进地区发展，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大学的使命和功能既制约着它的运行方式，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制。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位，主要就在于未能准确把握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使命和功能，或者将其等同于从事物质生产的“企业”，或者将其模拟于意识形态的“阵地”，或者将其功能泛化，赋予它太多的社会职责。
在为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方面，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学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当年阐述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几个观点：
(1)既防止所说的“社会滞后”(social lag)的弊端，又不简单地迎合时尚。现代大学不能“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不能“落后于它们所表现和推动的生活”。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运行方式必须因时而变，从而成为“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但这种适度而明智的变化不是无原则、无限度的，必须是“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所做的变化”。“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
(2)大学不应脱离社会、孤芳自赏，而应“与社会保持接触”，并“以自己的实力和声望”对科学和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与对策产生影响。
(3)严格区分大学所应当做好的事和“不应涉足的事”。大学应当“产生理论”，应当勇敢地探究和传播真理而不计得失，应当分析动荡世界和冲突社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影响社会采取明智、正确的行动，避免“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
(4)大学向社会提供的服务，应当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式的服务，是真正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作为一名化学教授，当法国受到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的威胁时，他放下手中的基础研究工作，投身于应用研究，帮助果农、养禽户和酿酒商度过了难关。难能可贵的是，随后他又回到了大学实验室。“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农户当顾问，他没有开设养蚕、酿酒或养鸡方面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这种服务适可而止。”[13]
综上所述，大学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它所掌握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是“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因此“学术主导”应当取代“政治主导”、“经济主导”和“行政主导”，成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轴，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轴。
四、“可为”建议：多校联动以引领现代大学制度创新
2005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笔者曾提出“整体设计，有序推进，多校联动，引领大学制度创新”的设想和建议。即首批进入“985工程”的北大、清华等多所大学，在共同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协调大学制度改革创新的步伐、节奏，注意相关政策的相互衔接和配合，做到既有共同的改革取向和推进次序，又鼓励各校在制度设计上的创新，相互交流，相互呼应。
1.多校联动，引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这种多校的联动，第一，有利于形成改革的氛围，有利于及时交流，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因而能够促使改革不断深入。很显然，比起一校、两校单兵独进、“鼓不成列”的改革，多校联动将更具针对性，更加富有成效。
第二，许多大学制度的改革举措，如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科研管理制度的设计，以及教师聘用及评价制度的改革，包括教师考核与评聘中的“同行评价”，“非升即走”和“本校的博士基本不留”以及“免试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等，只有在同类大学同步实行改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足够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
第三，大学制度的变革创新，有赖于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舆论，有赖于大学组织文化和氛围的改变。犹如当初国营企业的改革一样，如果光有点的突进，没有面的呼应，改革就可能会欲进而退，难以深入。由于进入“985工程”的高校，都是我国顶尖的有影响的大学，因此，它们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必然引起全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性质高等学校的关注和思考，带动它们迅速跟进，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好局面。
2.多校联动，引领制度创新的可行性
旨在跻身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联动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和层面展开。
例如，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的改革、创新，可以根据研究型大学对人才的要求，设计新的大学入学联考制度，增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测试和创新能力的考察，并为具有特异禀赋和才能的青少年的脱颖而出提供可能。
在重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制度方面，可以试行“资深教授给大一新生授课制度”，实行跨校的课程互选和学分互认，统一建立三学期制，利用暑假的小学期让学生“游学”、名教授“巡回讲学”，既让优质的教师资源得以共享，又让优秀的本科生转益多师，卓然成才。
再如，同步完善保送研究生制度，在首批进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的相关学科专业之间交换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以避免近亲繁殖和思维定势。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多所高校之间实行匿名评审，定期公布评价结果，以鼓励创新，防止粗制滥造或者抄袭、造假现象的发生。
在教师评价制度革新方面，也可以多校率先实行评聘分离，坚持“以聘为主”的原则，淡化身份管理，强化岗位管理；统一建立专家人才库，实行同行评价制度。不仅在教师聘任上实行国际通用的“六回避”制度，而且对于重要岗位、重要职务的聘任，还应逐步实行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双盲评审”的制度。北大、清华、南大、复旦等校还可以统一行动，尝试推行终身教授制和“非升即走(转)制”。[14]
3.建立中国的“常青藤联盟”
在美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的历程中，由美国东部8所著名大学组成的“常青藤联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北大、清华、南大等高校的领导，也有将“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发展成为“九校论坛”的设想。设想中的“九校论坛”除了继续深化关于创建一流大学的理论研讨之外，着重协调各高校的改革步伐，出台共同的政策建议，形成一流大学建设和制度改革的“策略联盟”。笔者理解，就是要形成中国的“常青藤联盟”。
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牵扯，这一设想至今仍然束之高阁，未能付诸实施。阻力主要来自有关政府官员的担忧，既怕牵扯到“一流大学”的名分而引起其他高校的意见，也惟恐难以平衡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其实，如果我们将其界定为志同道合的大学的“协作”而淡化其行政色彩、“官方色彩”，如果我们将这一“策略联盟”开放而不自我封闭，则情况就简单明了，行动就挥洒自如了，许多“应为”之议也就容易转为“可为”之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就可以计日成功了。
注释：
①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19世纪给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重大变化，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纪用现代方式重建了大学。”而德国大学在多个方面突破了传统大学的模式，进而影响了俄国、日本甚至美国大学的发展，使大学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机构”。参见菲利浦·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3页。
②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等人2003年的研究，“美洲(主要是美国)的大学具有明显的优势，占世界大学学术排行前50名的74％，前100名的61％”。参见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建议》2003年第5期(总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