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统一中国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中共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D6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2—0016—05
一、毛泽东的战略思考
毛泽东是国际主义者，但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他认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必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台湾问题上，他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即战略上台湾必须收回，政策和方式上则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时进行调整。
建国初期重点是准备武力解放。毛泽东强调革命必须彻底，其著名诗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自渡江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以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解放台湾问题。1950年即进行了军事部署，例如：成立前线指挥部，由粟裕将军担任总指挥，并制定具体的解放台湾计划；培训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二八”起义退到内地的台籍干部和部队中的台籍士兵集中起来，参加“台湾训练团”学习；征集了一批准备渡海的民船民工进行训练，还选拔和调集了一批年轻和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准备支援前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岛。美国政府公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使我国解放台湾工作受到干扰和阻挠。
50年代中期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当时国内外形势有两大变化：一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月至7 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二是海峡两岸形势亦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新中国政权愈加巩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美国的对华侵略、封锁和遏制政策破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和紧张关系随而趋于缓和。
正是在上述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阐明我国政府对台政策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随后不久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同样，这些政策、主张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阻挠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一个中国”原则下的“联蒋抗美”政策。1954年9月，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一次金门炮战，那是针对美蒋勾结以及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这实际是国共内战的继续，也是对美国继续援蒋干涉中国内政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958年8月， 又有第二次金门炮战，即著名的“八·二三”炮战。这一次炮战，是针对美国的，却又有支持蒋介石对抗美国“划峡而治”的政策的一面。当时美、蒋在要不要撤出金门、马祖问题上是有矛盾的，美国企图压蒋撤出金马，以便实现其“划峡而治”、分割中国的图谋。蒋介石顶住了压力，坚持不肯撤离，这说明他是有“一个中国”意识的。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以炮火支持了蒋介石，形成“一个中国”原则下“联蒋抗美”的政策。此后，只要美舰参与护航，祖国大陆这边就开炮，否则就网开一面，不打炮或隔日打炮，以便于国民党军队进行后勤补给。
当年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 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两次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文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纲四目”政策。1963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并加以发挥，概括地提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政策。这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四个基本政策：第一，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第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 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第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说，只要台湾当局能守住台湾，不使之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大陆就不改变对台政策和对台关系。
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互通信息，并有人员来往。台湾方面先后有曹聚仁（记者）、宋宜山（“立委”）等来大陆；大陆这边，毛泽东、周恩来曾两次派章士钊赴港，与台湾保持联系。章士钊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此特别欣赏，但认为“遥望南天”的“天”字不妥，改为“遥望南云”。毛泽东还通过章士钊，风趣地转达他的想法：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周恩来也通过章士钊向蒋转达说：台湾一旦统一于祖国，蒋先生既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在台湾只做一个小头目、仰外人之鼻息而又迟早要被他们换掉好吗？
在周恩来把我党对台方针归结为以上“一纲四目”，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台湾以后，在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蒋系势力为主的台湾当局确已心有所动，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平解放台湾本已出现曙光，可惜的是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和“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中断了（注：参见《人物》1996年第4期；《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
二、邓小平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是对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他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也是“一纲四目”这一和平统一思想的直接参与者和制定者。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本来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后因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已提上日程，时间更迫近，故而首先用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实践。在解决港澳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回答了许多实际问题，从而更加明确和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和平统一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即已开始探索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实践和加以完善，并且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工作为邓小平所继承，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和平统一思想比较起来，有以下新的特点：
（一）毛泽东、周恩来说的“和平统一”是指“和平解放”，而邓小平讲的“和平统一”，则尺度更宽，根本未提“解放”二字。
（二）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以“一国两制”为前提。“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核心内容，显然更科学、更切实可行。
（三）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一纲四目”的发展。如果说，“一纲四目”已经是“一国两制”的雏形，而“一国两制”则是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四）原来的“和平解放”是作为“武力解放”的补充手段，实际是以武力手段为主，而“一国两制”则正好相反，实际是以和平手段为主，所称不承诺放弃武力，是作为不得已情况下的补充手段提出的。
（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经过“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以及其他一系列阐述，特别是在港澳的实践，已使其成为一种完整的有理论基础、有政策方针，有实践经验的内容丰富的科学。
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提出的：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伟大的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台工作自然必须服从于这个转变，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也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海峡两岸人民都是骨肉同胞，两岸的矛盾可以通过“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平解决，化干戈为玉帛，这对海峡两岸人民，对中华民族都有好处。
（三）衡量一个社会和它的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两岸的现实状况是历史遗留下来，两岸的社会生产力也是大体符合各自的生产关系状况的，目前只要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谁也用不着人为地去改变谁，而应和平相处，合作共存，互补互利，共同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四）继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不断加强，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环境和条件。
总之，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中国，是着眼于人民，立足于人民，其基本出发点，是要把台港澳特别是两岸在统一问题上处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有益于台港澳人民，有益于全体中国人民，有益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千秋功业，当然也有益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现在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都已根据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获得合情合理解决，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性质虽不同，但一样适用于“一国两制”原则，相信终将会按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来解决。
三、江泽民的战略思考
江泽民作为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三代领导人，他继承、发挥和亲身实践着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以党的总书记身分，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
江泽民受任于艰难之际，奉命于非常之时，在国家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便以更多精力致力于对台工作。1994年至1995年初，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之后，江泽民于1995 年1月30日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简称“八项看法和主张”。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第一代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挥。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总的说有三个基本点：
（一）立足于“统”。这是全篇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分裂，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指出，所谓“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本质上都是分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
（二）立足于“和”。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明确指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他们在台湾的代理人，一群死硬的分裂主义分子。这样做，正是为了排除和平统一的障碍，保证和平统一的实现。
（三）立足于“化”。就是多做工作，化解矛盾。通过相互访问、交流往来、高层接触，以及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对话，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共识，以便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逐步完成。
江泽民的这篇讲话，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具有新意的：
（一）关于如何对待台湾与外国的关系。江泽民明确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坚决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认为台湾当局进行这种活动，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且会助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
（二）关于两岸各党派参加和谈问题。讲话谈到：“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这里，未再提到“国共谈判”和“第三次国共合作”，显然是根据台湾内部形势变化所作出的政策调整。二是提到的“两岸各党派”，虽未指名台湾民进党，但显然又包括了它，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不过，允许民进党内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和谈，绝不等于同意它的“台独党纲”。
（三）关于和平统一谈判的内容和步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第二，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一是立足于为台湾人民着想，二是充分尊重台湾主政当局，三是采取分步骤的渐进做法。
（四）关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讲话从“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特别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是为适应新形势而提出的新概括、新精神和新原则。讲话不仅表示希望两岸尽早实现直接“三通”，并且郑重提出“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
（五）关于保护台湾同胞的权益问题。讲话强调说：“他们（指台胞）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还特别指出说：“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他们解决困难。”这实际上是对原来提出的“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两个寄希望”的进一步发挥和落实。
江泽民接班后，正好是两岸关系最热络的时代，民间性的经贸文化交流往来十分密切，但同时也是两岸关系最紧张、斗争最激烈的时代。自1949年隔海对峙以来，已经四五十年了，不能再久拖下去，双方都希望按自己一方的要求，打破目前这种僵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祖国大陆这边，在解决港澳问题以后，自然把视线转向台湾，希望早日实现两岸的政治接触、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尽快解决和平统一问题。江泽民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就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重大步骤和行动。然而在台湾方面，以李登辉为首的当权派，却越来越背离前两代领导人蒋介石和蒋经国所信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骤和行动，使两岸关系多次出现紧张态势。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更露骨地抛出“两国论”，即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从而把两岸关系推向新的更尖锐的对立。
有鉴于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权派一心分裂祖国的图谋和野心不死，江泽民不久前正式提出“时间表”问题，认为台湾问题决不能久拖不决。在江泽民所发表的讲话和一系列部署中，有两点是很明显的：一是“两个不变”，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不变，两岸民间性的经贸文化交流往来政策不变；二是“一个准备”，即不要对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分裂势力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既要力争按“一国两制”原则和平统一台湾，又要作不得已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和平手段的准备。万一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台湾海峡的和平。
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遇到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和干扰，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究竟如何对应？我觉得江泽民的做法也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对美国，所采取的方针是既联合又斗争。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两面性，并且是不稳定的。对其所承诺的“一个中国”和“三不支持”（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政策，应表示积极的欢迎和赞赏态度；然对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不支持的做法和行动，包括对台军售在内，则应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进行了以上探讨和研究后，笔者认为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战略思考，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集中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一百多年来，外国侵略势力或反华势力，它们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华制华”，“分而制之”。历史的教训绝不可以忘记。
（二）他们关于统一祖国的战略思考，由于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也各有不同特点。对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在一个时期主张以武力解决为主，但从不排除在可能条件下以和平方式解决；邓小平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但也始终不作放弃武力解决的承诺；江泽民则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态势，把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方针加以深化，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对策和做法。
（三）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后期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邓小平使之走向完善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江泽民则是使之走向实践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江泽民在台湾问题上，还回答了未实现统一前的过渡时期“怎么办”的问题。
（四）关于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的具体运用问题。“一个中国”是战略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进程中，又必须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政策和策略上灵活地加以调整和运用。在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时，毛泽东曾推动“联蒋抗美”；在现今美国承诺“一个中国”和对台湾“三不支持”时，我们同样可以推动“联美制独”。这个推动本身也包含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