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甘宁边区论文,抗战时期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对边区历史的研究中，只注重了政权变革与建设以及土地政策的演变的研究，而其他方面如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 边区的人口流动
抗日战争八年是边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
移民和难民是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边区境内人口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发动地少人多的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垦荒地。如绥德分区人口512071人，仅有耕地1209702垧（注：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4页。）（每垧约3亩），人均耕地只有2.3垧。而在边区有3000多万亩（注：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1页。）可耕地分布在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却缺乏劳动力开垦。于是边区就采取措施将绥德的劳动力调剂出来，迁移到有荒地可垦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分区1942年移出417户，1483人；1943年移出1836户，4961人。（注：《陕甘宁边区的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二是来自邻近边区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主要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如1943年进入边区的难民河南沦陷区约900余人；陕西国统区约2200多户，6000余人；甘肃国统区500余户，1500余人；宁夏国统区约1000余人。（注：《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6-647页。）1944年因日本军队扫荡，由山西逃来吴堡的难民524户，2567人。（注：《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山东、河北等沦陷区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入边区，如1943年定边安置“由山东、河北及邻区近边区地区迁来之移难民27户，共130人”。（注：《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
内部人口迁移和外部人口迁入构成了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1937年至1945年边区移民难民人口流动统计如下：（注：《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移民难民达到了63850户，266619人，占当时边区总人口（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数字为1424786人（注：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页。））的18.7%。
边区移民难民的流动方向主要是有大量可耕地的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就拿1943年边区安置移难民的统计来看：（注：《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5页。）
可见，延属和关中分区是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流向地。在个别地区，移民和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如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人口是33705人，可是1942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其中极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全县五年增加户口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而人口5年中共增加31587人，其中就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注：《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这就是说，在延安县移难民是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抗战时期边区的军事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1936年底，各路红军齐集陕甘宁，使边区军事人口骤然增加，截至抗战时期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4.2万余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96页。）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边区的军事人口减少了许多，只剩下由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一二○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和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三八五旅七七○团组成的边区留守部队，共9000余人（注：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即有3.3万军事人口离开了边区。1939年随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进行整编和扩大，10月，三五九旅奉令返回边区，军事人口大大增加，1940年底，边区军事人口增至3.1万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4页。）1943年，为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将三五八旅、独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抗大七分校调回边区，次年4月，教导一旅、教导二旅亦奉命返回边区。1943年至1944年4月的军事人口流动虽然无具体数字可查，但军事人口激增是肯定的，据估计当在6万人以上。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三五九旅、三八五旅七七○团、警一旅、独一旅、教一旅、炮兵团先后离开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又减少了，继续驻守边区的是警一旅、新四旅、教一旅、教二旅，共计3.2万余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5页。）边区的军事流动人口还有应征入伍的边区青年，以及随军队出征的由边区农民组成的支前人员。这两项军事流动人口尚无确切资料，但其确实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
抗战时期，大量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从海外、沦陷区、国统区奔赴边区，他们大多数是拥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因此，成为流向边区的文化人口。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于这部分流动人口很难作出详尽的统计，只能就现有资料说明事实的存在。据不完整统计，“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约有600人左右”。（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将700余人送往延安（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1938年5月至8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280人去延安（注：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输送2288人去延安（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辅助陈列说明》，1979年铅印，第8页。）；抗大举办第五期时，总校与一、二、三分校共有学员13390人，其中外来知识青年10403人，占总数78%，其中河北807人，河南683人，山西632人，陕西441人。（注：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这只是有资料可查的。实际上，流向边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比上述统计多得多。流向边区的这些人口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如1938年7月抗大全校学员有4269人，其文化程度分别是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出身11人，留学归国人员25人，文盲仅有152人，其他57人；在657名教职员工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其中有留学回归者14人，外来教授12人。（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附表。）迁入边区文化人口主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艺、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青年训练班等学校学习，他们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后，有的留在边区，绝大多数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成为骨干力量。
总之，抗战时期边区流动人口主要是移民与难民、军事人口流动和文化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人口流动增加和调济了边区发展生产所需用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以及边区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二是给边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动。抗战期间边区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并开展了科学技术研究，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这些都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进入边区的结果。三是改变了边区的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加强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对改变边区农民保守的思想观念起了良好作用。
二 社会意识的变迁
陕甘宁边区处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黄土高原，加之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很少受到近代新文化的影响。因此，抗战前边区农民虽进行了强烈的反封建斗争，但绝大多数农民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烈，民族意识淡漠。
抗战期间，边区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开展旨在提高民众素质的社会教育。边区教育厅在颁布的《社会教育工作纲要》中指出：“社会教育不仅是教育民众识字，而主要的是给民众以民族革命意识，民族自卫战争中所必需的理论和技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争取抗战胜利。”（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因此，“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3页。）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教育的目标，边区在社会教育中注重知识、技能和生活的训练。知识训练方面“……2.灌输民族意识，救亡知识；3.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4.出版墙报；5.练习国防歌曲；6.表演国防戏剧”。技能训练方面，“1.男子参加自卫军训练、军事管理；2.妇女学会简易的医药看护；3.灌输军事常识；4.练习防卫技术：如逃避、防空、防毒等方法；5.战时工作训练：如构筑战沟、救护慰劳、交通运输、侦探敌情……等工作”。生活训练方面，“在集团生活中训练民众的行动纪律，使其参加救亡活动，能为大众服务”。（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63页。）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民族意识，正如林伯渠所说：“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边区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抗战时期，边区群众踊跃参军，保家卫国。边区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据1941年初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人之多，有12%是妇女。（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4页。）自卫军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1938年春，日寇偷袭黄河，逼近边区，“固临、延长、延川有四千多自卫军，一千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配合主力开赴前线，而且曾冲过黄河，扰乱并钳制敌人，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六十万斤，受伤战士全由他们抬回了”。至于剿匪战斗，“差不多没有一次没有自卫军参加，而且常起着重要作用”。（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4页。）不仅穷苦农民参加自卫军，富农、地主也参加了自卫军，如1944年陇东分区16212名自卫军中，富农266人，地主129人（注：边区民政厅《边区普通自卫军人员武器统计表》，1944年3月28日，《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67页。），地富占2.4%。除参加自卫军外，边区群众踊跃参加八路军，边区的每次征兵运动，都是超额完成任务。1937年10月，边区保安司令部给各级政府发出指示信，决定分别充实保安队人员4000人和驻陕北八路军2500人，要求12月中旬完成（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由于人民踊跃参军，边区超额完成任务。1938年冬，边区政府决定1939年3月以前动员3500名新战士参加八路军，事实上不到3个月就完成而且超过了。个别自卫军工作好的地方，在自卫连长号召下整班整排的加入，前后有500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5-186页。）从抗战开始到到1938年底，边区“总共动员了三万壮丁，开赴前线，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总之，在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自愿参军，父母送子，妻子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
抗战时期边区群众民族意识的提高，还表现在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战争。边区向来是个贫脊的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常常不能解决，但在抗战时期，“一提到军队需要，没有不把他当做头等事的”。（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抗战八年，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01.39万石。（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每年实际征收“都超过了预定数目”。（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尽管农民负担加重了，但毫无怨言。1940年边区粮食欠收，征收9.7万石公粮增加了农民负担，农民却说：“九万石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好打仗？就要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农民在交纳救国公粮时普遍说：“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不能保卫咱们这块自由幸福、丰衣足食的地方。”（注：《解放日报》1943年7月23日。）1943年征收夏粮时，群众说：“早点送去给军队吃，他们吃了新麦，好去出力保卫我们的家乡。”（注：《解放日报》1943年8月22日。）边区妇女在“一切为了前线”口号的鼓舞下，省吃俭用，把粮食送给八路军，她们说：“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战，我们宁肯自己吃稀一些，也不能饿着战士”。（注：《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5页。）足见农民认识水平之高。除踊跃交纳救国公粮外，边区农民给军队运送粮草、做军鞋、送慰劳品、出工修路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表现，都说明了向来保守、闭塞的边区农民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意识的变迁还表现在社会习俗的变化，而社会习俗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表现在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劳动自由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特别是北方农村，女孩子从七八岁起开始缠足，成年后便为三寸金莲，又尖又小，不能走远路、参加田间劳动和社会活动，不仅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妇女的自由。边区政府把反对缠足和推动放足当作边区妇女工作的重点来抓，但阻力很大，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辑，第43页。）为推动妇女放足，禁止缠足，同年12月3日，边区发出《训令各县突击进行妇女缠足工作》的指示（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37，庆阳地区档案馆藏。），促使边区各县区成立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突击队，到各乡村进行宣传。经过宣传，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的顾虑逐渐消除了，“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62页。）在婚姻方面，婚姻自由代替了包办，买卖和童养媳。1939年4月4日，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40页。），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原则，使妇女不再是男子附庸，而在家庭表现出来的是男女平等。正如一位妇女说：“过去作媳妇，须等公婆丈夫吃完饭，才能吃其残余，常被打骂，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妇女管理家里事；衣服制得比男子还多；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93页。）取得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和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来，“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子，都卷入了生产运动的热潮。”“从1938年到1945年，有20多万妇女参加纺织，共纺纱600多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6-457页。）妇女还参加了边区的自卫军，据1938年统计，女自卫军人数达46000余人；1939年双十节大会上，千余名女自卫军战士参加了军事表演。（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5页。）妇女参政议政在边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边区参议会到各县区参议会都有妇女代表参加，正如子长县群众自编的《乡选歌》所唱的：“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嘹，妇女觉悟到，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68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习俗和观念在边区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三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抗日战争前，由于封建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战争的破坏，边区农村经济凋弊不堪。一方面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土地集中普遍存在；一方面农村手工业破坏殆尽，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因此，农村经济结构只剩下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战期间，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农村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
首先，在农业经济中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边区植棉面积不断扩大，1943年至1945年棉田面积占边区耕地总面积达到1.1%、2.2%和2.4%。（注：1943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分别为1377.4、1220.5和1425.6万亩，植棉面积分别为15、29.5和35万亩。（《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5-87页。）因此，棉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1944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斤棉花值1.3石小米，每斤棉花4500元（边币）（注：《解放日报》1944年2月14日。），当年的棉花产量是3044865.2斤（注：《卅三年二十七县（棉花）统计》，《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7页。），这样棉花一项收就相当于395832石小米，或等于137亿多元边币，是1944年粮食产值的21.8%。（注：1944年边区粮食产量是181.7万石（《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3页）。特别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半数以上。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蚕桑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1941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45000斤左右，可产丝3000斤，价值约45万元（法币）。（注：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年1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55页。）1943年，蚕桑业得到较快发展，和1942年相比，绥德、清涧、吴堡、米脂、绥西、葭县养蚕户、养蚕量、出茧量分别增加了29.37%、87%和46.87%。（注：《绥德分区四三年养蚕工作总结》，《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66页。）蚕桑业在产蚕地区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蚕桑生产成为吴堡农村一个重要的副业，在清涧东部几区和绥德枣林坪等区域蚕桑生产也占农村副业的一部（分）地位”。（注：《绥德分区四三年养蚕工作总结》，《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63页。）边区畜牧业也得到发展，主要分布在陇东、三边分区和绥德、关中部分县区，在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中牧畜业地位相当重要，许多农民以养牛羊为生，出售皮毛换取日用品及必要的粮食。皮毛成为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仅1944年皮毛出口价值约11万万元。（注：《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93页。）可见，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其次，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村工商业的兴盛与边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经济封锁，外面的工业品进不来，这就要求边区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内部商业贸易体系，以达到自给自足的需要。
边区的工业是白手起家，到1944年时，边区在当时条件下已经建立起大部分工业产品可以自给的工业体系。边区的公营工业包括了纺织、食盐、石油、煤炭、造纸、印刷、化学、炼铁、被服、机械和军工等十多个行业。公营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军用和供边区党政机关之用，很少拿到市场上当做商品出售。而在边区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作坊。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较快，1939年政府提倡大力发展工业合作社，1942年就“由10个生产合作社增至50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199人增至563人，股金由11130元增至2491600元；每月生产总值，由6万元增至230余万元”。（注：《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6页。）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591个，占各种合作社总数的67%，每月生产总值达32.2亿余元（券币）。（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年，《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485-486页。）为了自给的需要，农村乡镇个体手工业发展也很快，而且行业比较齐全，主要有家庭纺织、毡坊、鞋铺、成衣铺、毛口袋坊、皮坊、染坊、木工坊、铁铺、掌铺、铜匠坊、麻绳铺、粉坊、油坊、豆腐坊、磨坊、纸烟坊等，而且从业人数较多。1944年，边区对延川、固临、鄜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环县、华池、庆阳、镇原、曲子、合水等14县市的调查统计，1942年有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数656人；1943年发展到作坊1108家，增长了2.8倍，从业人数2047人，增长了3.1倍。（注：《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481-482页。）在素无手工业基础的三边、陇东分区手工业也成为主要产业，如1944年三边分区有作坊506家，从业1426人；陇东有作坊302家，从业517人。（注：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概述》，1948年2月19日，《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96页。）在某些地区，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居于支配地位，如绥德分区，“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户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靠纺织生产收入，交换粮食，解决穿衣及补充其他生产的不足。所以中农以下的家庭，积极参加纺织的目的，不仅为了穿衣自给，而且是为了交换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注：《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4页。）在绥德以纺织业为主的村子是很多的，比较典型的如枣林坪乡福乐村，有45户人家，全部从事纺织，布匹产量三分之二出售；再如农民韩玉英全家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48.79%，纺织收入占51.21%。（注：《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4页。）这些事例虽然典型，但在当时的边区却带有普遍性。
在对外贸易被封锁的情况下，边区各地产品的调剂只有靠内部市场来进行，而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在边区这种联系的纽带则是消费合作社和农村集市贸易的普遍建立。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始创于苏维埃政权时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边区的县、区、乡均建立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发展边区农村贸易的重要环节，它真正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与帮助群众调剂交换，互通有无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每年由合作社供给农民犁、铧、耕牛、籽种等，在工业生产中帮助各工厂收购皮革、羊毛等农副产品。
抗战开始，边区就建立了一些集市贸易点，特别1942年后，随着边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工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边区发展起了集市贸易。边区的集市主要建立在县城或区、乡所在地，平日，这里公私营商店营业，也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每逢集日，周围农民和商贩赶集。集市有三天一集、四天一集或五天一集的，在一个地区内的各集市日期相互错开。绥德、关中是边区经济发达地区，集市分布也比较密集，绥德有43个集点，关中有22个集点。（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版，正文前插图。）一些历史文献记录了农村集市的繁荣，如延安1938年有商店90家，1939年有149家，1940年为320家，“每逢集日，百货云集”，“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熙来攘往，俨然都会”。（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399页。）陇东的“曲子县与三岔镇都是以逢三、六、九为集期的。每逢集日，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合水西华池“逢集的日子（五天一集），四面大路上，人群不断向这里蠕动着、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塞满了街道，潮水般地涌来涌去。”（注：《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久而久之，一些集市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如西华池1937年“除了两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馆外，整条街道还没有十家铺面”。1943年时已发展成为“有30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18家皮货店（卖皮带、牲口鞍子的），5家木器铺，4家铁铺，3个理发店，大小饭馆16个、3架压面机，镶牙社1个，染房4个，中西医诊疗所1个，公私客栈18个，各种小贩75个，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注：《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西华池市场货物吞吐量是很大的，据1942年4月份贸易情况统计，“输出方面有：食盐每日平均4万余斤，牛32头，驴30头，羊95只；输入方面：码子土布60匹，四○码青白洋布20匹，棉花2200斤，其次火柴、毛巾亦有输入”。（注：《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西华池集市贸易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商业贸易发展和繁荣的一个缩影，从这个缩影中可以看出农村集市贸易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足见工商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引起了边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四 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动
陕甘宁边区一部分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一部分地区未经过土地革命。笔者从两类不同地区入手来分析边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动的趋势。
（一）经历了土地革命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边区有半数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由于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下面是绥德延家川三保土地革命前后土地关系变动情况：（注：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2年，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原资料说明：1、本表系根据青委考察团延川经济材料制成，与当时实际分地情况有出入，此处只为推知历史演变之迹，故无大碍。
2、地主分出土地若干，原调查只说：“地主土地被分了，也给本人留一点。”此处九百垧系估计数字。
3、土地革命时期，阶级划分的标准是：“靠（地）租过活的为地主，自己地多雇人受苦为富农，中农是有地种又够吃，贫农是租地种，雇农是揽了三、五年工的。”
从上表看出，革命前少数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大多数贫雇农只有少量土地，土地集中非常明显。经过土地革命后，地主、富农和少部分中农共分出土地1481.5垧，分配给了222户贫雇农，贫雇农增加了1531.5垧。就户均而言，地主由314.8垧减为14.8垧；富农由91垧减为29.3垧；中农由15垧减为14.7垧，基本持平；贫雇农分别由5.8垧和0.8垧增加为11.6垧。这种土地关系的变革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继续看绥德延家川三保从土地革命到抗战时期各阶级户口增减情况：（注：《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05页。原资料雇农增减率为43%，改之。）
成份
革命前户数
1942年户数
增减户数
增减率
地主 3
1
减2
减67%
富农 8
4
减4
减50%
中农 85
236
增151
增180%
贫农 178
125
减53
减30%
雇农 44
1
减43
减98%
可以看出绥德地主、富农的户口减少了50%以上，中农户口大大增加了，而雇农则因分得土地基本上消减了。贫农相当一部分上升为中农，空缺由雇农填补了一大部分。绥德的情况是这样，边区其它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各阶级的变化如何？下面我们看对安定、延川、延安三县的部分乡村调查：（注：《解放日报》1941年9月22日。）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边区凡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边区各阶层变化的趋势是：1.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地主经济基本上被消灭。2.富农亦然存在，有些地区有上升趋势，而抗战时期的富农大多数属于经济发展了的中农上升为富农的。3.中农是边区占绝对优势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分得土地的贫雇农上升的，也有极少数地主、富农被分了土地而下降为中农的。4.边区原来的贫雇农绝大多数分得土地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了，而抗战时期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贫雇农大多数是从外地迁入边区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享受边区的优惠政策，开垦荒地，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便可上升为中农或富农。
（二）未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不象经历了土地革命的地区那样剧烈，但它总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而引起的，一方面，在减租减息斗争中，使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如绥德杨家塔，13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619亩，占地主地土全数的37%，有的卖出则占65%。（注：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年3月15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348页。）地主卖地，农民买地，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使许多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另一方面，在租佃法令的保护下，实行二五减租，地租被限制在375‰以下，利息被限制在1分或1分半以下，多年以前的欠租被勾销了。租佃法令还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租佃经营权，地主不得抽回土地。这种改良主义政策的实施，促使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阶级关系发生了变革，其趋势是：1.地主阶级虽然没有被消灭但其经济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有的地主因减租减息的实行而出卖土地转入其它经营，如经商，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则是地主户数逐渐减少。2.广大的贫雇农因减租减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诚如邓小平所言：“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都大大增强了。”（注：《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广大贫雇农积极生产，摆脱了贫困，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了。即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富农、中农阶层逐渐增多，而地主、贫雇农相对减少。
通过我们对边区两类不同地区阶级关系变化的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抗战时期土地集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地主阶层或被消灭或受到极大削弱。第二，富农经济是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势头是良好的，表现在阶级关系上贫雇农逐渐减少，而富农中农则成边区主要的阶级成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下，其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其趋势而言是良好的和进步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因此，对抗战时期边区社会变迁的研究对推动我国边远山区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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