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军事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朱德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朱德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军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是其具有突出特色的内容之一。本文对此做些研究和阐述。
一、深知军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大量同盟者
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下与敌对阶级的军队建立军事统一战线，似乎是不可思议。但是，朱德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敌我友诸方面的实际出发，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理论于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对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卓越军事天才的朱德，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军事形势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多次指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1〕“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2〕这就是说，军阀间的混战，不仅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且为建立军事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性。而军事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军事斗争，朱德运用这一思想理论，利用一切机会，获得了许多军事同盟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深刻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朱德更加强调要使“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3〕呼吁“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4〕“以便使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有效地配合作战，以便援助解放区的各种军队，更有力地去打败日本侵略者。”〔5〕同时要求“共产党员，要与军界中的一切民主分子和军队，实行广泛的军内合作与军外合作。”〔6〕当时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队由他统帅。他不仅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当一些国民党将领对坚持敌后抗战失去信心时，他教导和激励东路军和国民党官兵认真与八路军配合作战，抗击日寇。
朱德的军事才能和卓越品格深深地吸引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使他们力戒偏见，共赴国难。1938年1月，朱德利用去洛阳参加战区会议机会，对国民党上层军事人员做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真诚友好相处。此次是朱德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并同车去洛阳。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并发展起来。卫立煌对朱德的由衷钦佩，使其不仅接受朱德建议，和八路军一道“坚守华北，决不退过黄河”；而且为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袭扰力量，从他部下抽调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直接表现对八路军的友好和信任。朱德则指示我军，使用卫立煌部队时要给以必要的照顾，使其尽量避免敌人袭击。当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进驻洛阳后，同意八路军将洛阳通讯处改为办事处，公开开展工作。其后在八路军重庆、西安以外办事处被关闭的情况下，卫立煌面陈蒋介石保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1938年，卫立煌率众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拜年，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去工作。这些对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具有直接作用。
朱德还利用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机会，沿路做国民党上层军事人员的统战工作。8月上旬到山西垣曲会晤卫立煌，长谈两天，卫立煌答应救济枪支、弹药和炮弹。朱德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给云南省主席龙云写信，希望他在动员西南、西北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做出更大的页献。朱德一行到达洛阳时还拜会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又到山西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同时和他的部属以及各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开展统战工作。
1940年，朱德回延安准备召开“七大”时，同样是一路走一路做统战工作。朱德到129师暂编新旅时指示说：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朱德还向47军军长李家钰介绍晋东南的敌情，谈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由于朱德态度诚恳，有理有据，收到良好效果。在西安又会见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等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对其施以影响。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时，强调团结中间分子的重要性。朱德举例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有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存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毛泽东非常赞同朱德的这个意见。朱德指出：我们的对策就是巩固和发展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汉奸、投降分子和磨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7〕
内战爆发后，朱德对军事统一战线问题仍有论述，他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一文中指出：“尽管国民党当局正在用一切方法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还是要争取和国民党内一切爱国的力量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国民党内有很多人不赞成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他们在精神上和在物质上是一样的痛苦；就是被迫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是如此。”〔8〕呼吁广大国民党官兵退出内战，拯救祖国。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不咎既往，用和平的谈判和他们解决一切问题”〔9〕。
朱德的军事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也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38年4月给朱德的信中说：“在我离开中国武汉之前，我不能不给你说几句话，以表示我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为着，中国的自由，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中国的同志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对同志炽灼的热情”，“这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是无法得到的。”〔10〕史迪威将军在1946年逝世前几个月曾对女儿说，“我真想掉手巾的铁锨，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福枪，和他并肩作战。”〔11〕史迪威将军被迫离开中国前曾写信给朱德，诚恳地表示：“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12〕
二、洞悉军事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巧妙利用敌人的裂痕，解革命之危机
蒋介石新军阀建立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中国后，存有嫡庶之分，其扶植亲信，排斥异己的政策使其和地方实力派存有芥蒂，矛盾复杂。朱德紧紧抓住这一敌人营垒的突出特点，巧妙地利用敌人的一切裂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南昌起义的第三天，朱德率领南下先遣队先行出发前，致电原抚州护国军部属，国民党27师师长杨如轩，动员他拉起队伍参加革命，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杨虽未动，但在起义军南下路过抚州时，杨让道，使起义军顺利通过。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赣南三整”后，面貌焕然一新。但仍然面临极大困难，除蒋介石的“清党”围剿外，给养和弹药更无法解决。官兵常常饿肚子，衣衫褴褛，时至隆冬仍穿着单衣、短裤，甚至连草鞋都没有。如何克服困难，保存这支革命火种，是摆在朱德面前急待解决的尖锐问题。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并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后，决定利用同编入国民党军、深受蒋系军阀歧视与排挤、与桂系军阀也有矛盾的滇军将领范石生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13〕按着双方协议，起义军被编入16军74师140团，隐蔽起来。
实践证明，和范石生搞军事统一战线，是正确的、成功的。首先，达到了“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的目的；其次，开创一种崭新的军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再次，生动地体现了军事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策略的灵活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统战理论，是党和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具体化。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范石生搞军事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4〕1962年朱德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明，我们“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15〕离开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16〕并写信表示其诚意：“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17〕
离开范石生属地后，朱德仍沿用国民革命军16军140团的番号，实行“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方针，并于1928年1月，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在攻取宜章时，朱德采取由倾向共产党的当地豪门“五少爷”胡少海，以副团长名义，打着范石生军长“移防宜章，以保护桑樟”的旗号，率领先遣队先期入城，一举智取宜章城，并重创了前来进剿的许克祥部，壮大了革命声威，发展了革命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担任阻止红军南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系原粤军将领，编入国民革命军后曾参与反蒋活动，一度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在红军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朱德运筹帷幄，敏锐地抓住陈济棠同蒋介石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毅然亲自给陈济棠写信，提出同其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愿望。说明：“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璧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保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朱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18〕同时，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谈判，并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19〕。由于红军和陈济棠建立了军事统一战线，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可以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道封锁线，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打开了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由于朱德同卫立煌军事统一战线的作用，卫在表面敷衍蒋介石调兵进攻八路军命令的同时，指示嫡系将领按兵不动，并派人送信给朱德，望其适当让步，以免事态扩大。不久，朱德开诚布公地同卫立煌商谈了制止磨擦、合作抗日问题，很快达成划分作战区域的协议。同时卫立煌允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八路军扩编，增饷等要求。同时查明并下令释放100多名在反共高潮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
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在朱德军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展革命力量，对革命军队的成长和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在同范石生部合作时，起义军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即“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20〕在此期间，照样召开党的会议和布置党的工作；照旧打土豪、杀恶霸；在军事斗争中自作主张补充装备等等。自主行动，不受限制。红军在和陈济棠搞军事统一战线时，也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战争之初，朱德就任八路军总指挥。他强调由于斗争的需要，红星帽可以改为青天白日帽，番号可以和国民党统一，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始终身体力行，出色地贯彻执行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此外，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时，取得卫立煌的支持，在司令部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吸收进步青年。他每到卫部，都要抽时间听取我地下党关于战地工作团的汇报，并在政策等方面给予及时指导。促进了卫部士气的提高，军民关系的改善，战斗力的加强。1939年4月，朱德还举办了东路军政治工作训练队，帮助友军提高做抗日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战略战术水平。
朱德在实践军事统一战线思想时，十分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在友军政策、俘虏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有伟大的建树和贡献。他对友军真诚团结、和衷共济，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赢得友军的尊重和信任。不仅有力推动了相互配合，团结抗日，而且对国民党一些将领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政策感召下，在朱德军事统战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国民党将领纷纷起义：自1945年10月起，有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起义，新11旅曹又参将军在安边起义，6路军郝鹏举将军在台儿庄起义，38军55师孔从周将军在巩县起义，60军184师潘朔端将军在海城起义，空军第8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B—24型飞机起义飞延安，陕北保安队副指挥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蒋介石兵力的百分之二。不当美国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不当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的仆从，就是他们的共同要求。”〔21〕其中潘朔端将军在海城起义，是朱德亲自安排部署的。朱德电贺他们“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对其反对内战，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的精神表示嘉勉。此后，在争取国民党第60军（滇军）军长曾泽生部起义，解放长春的斗争中，潘朔端等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德在对俘虏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井岗山时期，就“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22〕又如1930年国民党26路军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12月16日部队刚开到苏区，他就去看望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效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和红区两重天呀！”〔23〕12月30日，朱德和王稼祥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24〕26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未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倍感敬仰。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朱德还指出，我们对伪军的政策也不能简单化。“伪军之中，成分复杂”，在“八十万伪军中，其中五十万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国民党内反动派‘曲线救国’的荒谬指示下投降敌人的。”“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告无效的伪军，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民族意识，但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蒙蔽而投敌的一部分伪军官兵，则要宣传争取，把他们从万恶的泥潭中挽救出来，重回祖国的怀抱。”〔25〕
朱德对民族、宗教政策也十分重视。红军长征途经藏区时，他提出“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坚信党的民族政策可以化解民族隔阂。1935年11月，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时值隆冬，部队几万人的口粮、棉衣无从解决，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伤病中多达上千人。当地藏民受土司和国民党当局的煽动，躲到深山里。朱德针对这种情况，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并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他指出，粮食是红军的生命，政策是党的生命。经过努力，红军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在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以及红军“解救穷人”政策感召下，白利寺活佛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还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并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支持红军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藏族人民政府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注释：
〔1〕〔2〕〔7〕〔10〕〔11〕〔12〕《朱德人生画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第5页、第153页、第185页、第187页、第189页。
〔3〕〔4〕〔5〕〔6〕〔8〕〔9〕〔13〕〔14〕〔15〕〔16〕〔17〕〔18〕〔20〕〔21〕〔23〕〔2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99页、第199页、第125页、第125页、第395页、第396页、第396页、第17页、第395页、第191页、第127页、第174～175页。
〔19〕《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23〕《朱德传》，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277页。
〔24〕《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1辑，第276～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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