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共创共享-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例论文

融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共创共享-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例论文

融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共创共享
——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例

周 凡,尚媛媛

摘 要 “学习强国”是由中宣部推出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型平台。此平台通过构建红色文化为主氛围的在线知识交流社区,以共创和共享两种作用机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尝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式,为媒体融合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新的可能。

关键词 媒体融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共创;共享

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把切实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要坚守新闻传播的规律和道德。对于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制也随之演变出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以满足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需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传统路径,是由早期的口口相传发展为后期的广播、报纸及电视等传统媒介,多以政府喉舌的身份传播权威信息,而忽视大众自身的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逐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新媒体的出现使人民群众从过去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和制造者。因此,为了在新时代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需求,构建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共创与共享的实践产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应运而生。

动态性的实现利用可视化动画来实现的。Java程序中需要连续设定出一系列的帧来实现动画的应用,这就是实现动画的原理。其中,有两种实现的方式,一是创建一系列的图像和图形,在固定的时间间隔顺序地显示帧数,二是创建一系列的图像和图形,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在不同的位置显示帧数。第一种方式由于需要显示整个区域,会产生一定的闪烁效果。由于插补的算法、插补的方向和位置已知,因此,采用第二种方式比较合理,能够使得动画稳定和连续。

1 融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

互联网出现以来,众多传统媒体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开始逐渐尝试和拓宽自己的媒体形态,全行业通过竞争、整合等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新旧媒体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媒体融合是一个阶段性、层次性的发展过程,其中战术性融合、结构性融合和形态融合是三个重要步骤[1]。通过各媒体的不断融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调整创新传播机制的机遇同时,也要完善管理机制、协调主体和环境之间矛盾等问题。

1.1 管理制度缺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

相应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对保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良性传播有重要意义,在近年的突发性事件发生时,部分媒体为了保持自身的利益而丢弃作为传播者的职业道德,也刻意忽略人民大众的客观需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苦任务,要在坚持网络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网上宣传方式,弘扬社会主旋律,激发红色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加快完善自身建设,适应新时代下的传播形式和传播机制,以进行有效的思想宣传,赢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管理机制、技术手段等,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媒体融合是正在进行的发展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等特点,长期以来基于传统媒体所积累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短时间内无法快速适应和满足媒体融合时代的要求;第二,媒体融合的发展时间较短,实践经验也比较匮乏,有关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正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具体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时,传播效果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

1.2 传播主客体与传播环境之间的矛盾多样性影响传播效果

第一,“共创”机制。有学者[4]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共享价值可以通过构建媒体社区实现,让公众在社区内参与信息的披露和交换。“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以全国各层次的人民大众为传播对象构建的媒体社区,发布内容的媒体主要由新华社、央视网、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与各地方政府的官方平台所组成。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现之前,人民大众关心新闻的主要方式是电视、报纸或者各大媒体独自的新闻平台;但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人民大众创造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官方学习交流社区,公众可以在要闻和新思想板块进行点评互动。

在融媒体环境下,传播主客体的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等人口特征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传播信息的内容质量不一;也有学者[2]认为,造成传播主客体与传播环境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传播主客体和传播环境二者的交互作用,需要从源头进行监督,若传播主客体的自身素养偏低,势必会对传播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反之,若传播环境遭到破坏,也会对传播主客体的是非判断产生负面影响。

2 应运而生:“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时强调顶层式媒体融合的重要性,要求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和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让党的声音不仅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为了积极响应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现实需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媒体融合的快速发展,大量新媒体平台开始改变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其中微博是领军性新媒体平台之一。《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微博用户规模约3.4亿人,较上一年增长大约2 000万人,约占全国网民数量的42%。微博平台的发展在满足大众“人人都是发声者”的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例如虚假信息的扩散、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等。微博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表观点、拓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同时全民的关注也带动了边缘人士的从众心理。以微博平台的发展因素为基础,分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主要作用机制,发现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

2.1 新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二,“共享”机制。“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为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提供共同开拓发展的机会外,也鼓励人民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了解和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从根本上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精神观,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

1.3 心功能分级 依据2009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美国心脏学会(ACCF/AHA)心力衰竭指南[4]分为四组:心功能Ⅰ级组,心功能Ⅱ级组,心功能Ⅲ级组,心功能Ⅳ级组。

2.2 新环境下人民大众精神文明生活的主观需要

是由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需求决定的。在面临媒体融合的挑战时,有限的资金、较大的投资风险和大众需求的压力,让许多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雪上加霜。有学者[3]认为,把传统媒体的内容“聚合”起来,打造“最强的内容平台”,才能与“最强的商业新媒体平台”平等对话,推进“内容最强”与“平台最强”的深度融合。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要活动和会议精神等内容为主的主流媒体仍紧紧主要依靠于传统的《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等传统传播方式,而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为人民大众主动发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出现,是新时代下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深入人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也为不断提高人民大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提供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保障。

是由全面从严治党的建设要求决定的。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党性教育、党风整顿都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清正廉洁、优良作风的建设需要。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风雨中,党坚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为主线,不断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努力。如果不及时要求党内党员顺应多媒体时代发展的要求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监督党外人民大众主动接受和学习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那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建设将会停滞不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将持续激化,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创新了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学习方式和监督机制,也为媒体融合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是由“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的要求决定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出现,是党和国家推进“四个意识”的具体实践措施。在新环境下,信息的爆炸性传播容易误导公众听信并扩散谣言,丧失自身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念,甚至影响社会风气的良性走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产生负面作用;在此背景下,人民大众急切需要一个宣传社会主义正能量的官方学习平台。因此,“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党和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为公众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创造了可信度高、监管力强的良性学习环境。

笔者以国外学者Belk[5]提出的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构建媒体社区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反应现实的虚拟情境,并在此情境中以结构化理论和实践社区理论为参照,通过调整技术、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建立线上的知识社区[6]。“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由政府主办建立,与其他新媒体平台相比,具有较高的威信力和号召力,此平台的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各个层次的传播有直接推动作用,通过建立网上交流社区,丰富了人民群众学习红色文化的途径,在积极向上的红色文化氛围下,潜移默化的说服和改变人民群众的态度,从而由心及行,最终做到知行合一。

3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作用机制

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媒体融合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明建设的实践产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应运而生。此平台主要传播党和国家的重要思想和即时动态,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学习机会的新型优质平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融媒体环境下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要,遵循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的发展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主客体和传播环境两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当传播环境适合传播主客体的活动时,有利于良性传播;当传播环境不适合传播主客体的活动时,则有利于恶性传播。

(3)加大政策在资金方面的倾斜力度,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提供间接支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需要和实际出发,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购买服务等工具手段和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补贴,探索多种形式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保险制度,增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形成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利益导向机制。同时,完善具体配套措施,协调有关部门,简化相关手续,建立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绿色通道,为返乡大学生提供税务知识培训服务,对就业创业初期予以税收、行政事业性费用减免,间接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指导路线,在面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矛盾时,应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指导地位,着力引导人民大众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因此,“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党过创新传播理念、传播形式和传播载体等,立足于时代要求的智慧结晶,是传播社会正能量、引导社会舆论风气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人民大众共创幸福生活、共享社会资源的重要方式。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一个信息分享社区。国外学者Alavi和Leidner[7]认为,当信息可以在分享过程中帮助个体有效开展行为时,即为信息分享行为,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信息分享行为以此为理论基础具象化为公众分享平台内容的积极行为。有研究发现,人们在进行信息分享行为时会考虑到收益与成本,例如时间、精力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等因素[8];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通过设置具体的积分规则以及定时更新的排行榜,激励公众努力完成任务获得回报,满足他们为了获得好的名声、取得排行榜靠前名次等心理补偿需求。

一听这话,雨心突然站起身来,愤然说道:“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学生?你就不怕老师咒骂?我有女儿照顾,用不着你操心!”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也是一个公众可以在此学习交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知识的在线知识社区。公众在此社区中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共同努力行为,形成一种社会群体规范,后来加入的个体为了更好的融入社区中,可能会通过模仿参照群体的行为促进自身的改变[9]。因此,“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通过分享等功能,促进社区内正向群体规范的建立,从而发散性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平台中设置的评论、点赞等功能,让公众看到同一条新闻的所有评论,并可以进行回复交流,直接促进交流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进步。平台也通过学习模块中每周一答、专题考试等形式,直接检验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知识内化于心。

参考文献

[1]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J].国际新闻界,2006(7).

[2]李春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素运行的矛盾[J].广西社会科学,2016(8).

[3]张延平.媒体深度融合要有“顶层设计”[J].青年记者,2019(4).

[4]张福平,张云平.共创共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模式选择[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5]李华敏,崔瑜琴.基于情境理论的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研究,2010(3).

[6]Howard Rosenbaum.,Pnina Shachaf.A structuration approach to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The case of Q&A communitie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9):1933-1944.

[7]AlaviM.,LeidnerD.E.Review: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J].MIS Quarterly,2001(25):107-136.

[8]李静,杨晓冬.社交媒体中“医疗众筹”信息分享行为研究:转发还是不转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

[9]Jassen,M.A.,Jager,W.Stimulating diffusion of green products:co-evolutionbetween firms and consumers[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2(12):283-313.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21-0041-03

作者简介:

周 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研究生在读。

尚媛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一般以村集体干部(比如村支书)或村能人牵头,成立村民俗旅游合作社,有闲置宅出租但是又不便自己打理(或者没有能力自己打理)的村民自愿加入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了托管协议书,合作社对入社的房屋统一经营管理。托管期间,房屋卫生、旅游接待、日常看护等均由合作社负责,村民拿出游客住宿费用的一定百分比(比如20%)作为托管费,支付给合作社。这种形式既统筹利用了房屋资源,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这种模式在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村、穆家峪镇、陕西咸阳袁家村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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