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人论文,小字论文,演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是一个约比嘉靖本早二十年的刻本。汤宾尹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所依据的原本也是一个早于嘉靖壬午本的刻本。但《初考浅论》中尚未论及《三国演义》的小字注问题。近十余年来，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问题，可说得上是整个《三国演义》中的热门话题。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发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在《出版说明》中就已经提到了该书中的地名注问题，但未作过多的论述。一九八○年，章培恒先生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嘉靖本为底本排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前言》时，又从地名注入手来作考证，并由此得出结论，即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人罗贯中的原作，其成书时间在元天历二年以前。可见小字注问题事关重大。章培恒先生此说一出，马上又有人提出疑问，1983年，王长友同志撰文质疑：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倘若不是，又怎能以这些小字注来考定其版本与成书时间呢？他列举了六方面的材料来证明小字注非作者所加。认为“这些注文恰恰证明作注远在小说刊行之后。”①争论既起，章氏为证明己说不诬，遂于1985年又作《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②，针对全文作答，后袁世硕先生在《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作》③一文中也曾用小字注作证据以立说，张国光先生是坚持《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的，他也认为小字注“是该书作者抄录旧籍时随手所加”④。这些探讨，不管是持何种观点，应当说都对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有一定启发意义，但稍加思索，又不难发现，他们在探讨方法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即只谈嘉靖本而忽视了其他版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来解决该书的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这未免期望过奢。
我们以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现存《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作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分析。这里我们只谈小字注问题，暂不涉及其它，且是谈我们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小字注情况，而不仅仅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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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拙文《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⑤中已经出具了不少证据，证明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乃今所见《三国演义》诸本中的最早刻本。那么这个刊本中的小字注有多少呢？笔者通检全书，只发现有四条注文。这里不妨将这几条注文同嘉靖本的有关内容对勘一下：
第一条注见于黄正甫刊本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一节，正文“孟德乃曹参廿四代孙，曾祖曹节字元伟”下附小字注一条云：
有邻家失猪，与节猪相类，邻人认去，节不与争，后数日，失者自归，邻惭，送猪还节，笑受之。这条注以小字双行排印。到了嘉靖本中，却将其改为正文了。嘉靖本卷之一的有关叙述是：
（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节，字元伟，仁慈宽厚。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服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这件事原载司马彪《继后汉书》：“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黄正甫本当是据此作成注文，到了嘉靖本，改为正文，但文意未变，只是叙述更连贯一些了。
第二条注见黄正甫本卷十六《孔明祁山破曹真》一节，在正文“遂拜曹真为大都督，王朗为军师”下有注曰：
朗字景兴，东海阜人也，汉献帝时举孝廉，出仕时年七十六岁。嘉靖本此处无注，亦将此注的内容改为正文作了叙述，有关文字是：
遂拜曹真为大都督，赐节铖；命郭淮为副督，王朗为军师。朗字景兴，东海郯人也。自汉献帝时，举孝廉入仕。此时年七十六岁。显然，黄正甫本的注文说王朗“出仕时年七十六岁”，与《三国志·魏书》中有关王朗的记载不合。故嘉靖本据《魏书》作了相应的纠正，并改为正文，叙述较黄本更为详明了。
第三条注文见黄正甫本卷十九《姜维弃车大战》一节，在正文“姜维曰：‘今承国舅之言，正与愚意相合。’”下有注曰：
为何呼夏侯霸为国舅，原来张飞昔日在乱军中收得一女子，正是夏侯霸亲房之妹，飞甚爱之，待为己女，后将此女配与后主刘禅为皇后，因此霸降与蜀，满朝皆称为国舅，人甚敬之，因此倾心事于蜀相。
嘉靖本卷之二十三《姜伯约弃东大战》一节在正文“今仲权国舅之言，与我暗合”下有类似的注文，云：
仲权，霸之表字也。昔日张翼德于乱军中获一女，乃霸之亲妹也。后长成，益德宠之，生二女，皆配后主刘禅为后，霸因此降蜀。后主呼为国舅，满朝文武甚敬之，霸乃倾心事蜀，只欲恢复中原也。
按《三国志》于夏侯霸无传，张飞二女皆配刘禅为后则有其实。故此黄正甫本注云张飞以一义女配刘禅，显然与正史不合，然而此女即为夏侯霸之妹，配与刘禅，自然可称国舅。而到了嘉靖本中，考虑到史实记载，改此女益德宠之，生二女，配刘禅为后，显然是更接近于史实了。
第四条注文见于黄正甫本卷二十《蜀后主舆榇出降》一节，叙及蜀汉“君臣而传左右扶舆榇出北门十里而降”，下有注曰：
舆，丧车也，榇，棺也。其意待诛不望生也。嘉靖本亦有此注，且同黄正甫本文字。从以上四条注文看，只有最后一条，在这两个版本中是相同的，前三条中，嘉靖本将其中的两条改为正文，另一条仍作注文出现但文字有异。黄本第二第三条显然与史实有悖，因此到嘉靖本中都又作了合理的加工。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只能是黄正甫本早出，嘉靖本在后。如果是相反，即黄正甫本晚于嘉靖本，是黄正甫本将嘉靖本中的四百余条注文删去，只保留了这几条注文的话，便不当如此。这一点已无庸赘述了。
那么黄正甫刊本中的这些注文为谁所加？以理推想，它是最初整理加工该书的人根据俗说故事参以史籍在行文过程中随手所注的可能性最大。该本卷七题为“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卷之七”，下面有一行小字云“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这样的文字应当说也有注的性质，且应为整理者所作，一般说来，其它人是不会留意这一点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这个粗朴的刊本中的这几条注文乃是整理者的手笔。而嘉靖本中的小字注绝大多数都非原书所有而且绝不可能出自作者之手，这一点也由这个早于它的黄正甫刊本的存在而完全可以断定。
在另一个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即汤宾尹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⑥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小字注存在，据粗略统计，有二百余条。该本前几卷中的注文之前，大都标有发明或参考字样。同样，由更早于它的黄正甫刊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断定此本中的大多数注文都不是作者本人所加甚至不是最初的整理写定者所加。从发明和参考这两个词来看，如果说“参考”这样的词还有可能是作者自己使用的话，那和“发明”这样的用词，则绝不可能是作者自己所作。哪有为自己的书作“发明”的作者？其实，“参考”和“发明”都不可能是作者本人所加。宋明时期，理学盛行，故朱熹所作《资治通鉴纲目》也倍受推崇，于是有许多人替《纲目》附加上许多花样，如尹起莘为《纲目》作“发明”，汪克宽为《纲目》作“考异”等，汤宾尹本中的“发明”、“参考”字样很可能就是他在“校正”“古本”时模仿理学信徒批注《纲目》的样子加进去的，而决不会是他所依据的某一“古本”中原来就有的，即便是有，那数量也当如黄正甫本一样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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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嘉靖本中的小字注是怎么来的呢？有人以为作注者主要是抄录《三国志》裴松之注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此说颇具说服力。后来李伟实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夹注和诗文论赞均为主持该书刊刻的关中修髯子张尚德所加⑦。就文章本身而论，亦颇具说服力，此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引用了宁继福先生从音韵学角度来探讨嘉靖本中的一百七十余条音释小注的作注时间和作注者的生活地域。他对该书小字注中的音释作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这些注音有三个特点：其一，入声已消失；其二，无闭口韵；其三，近代汉语的庚清韵部与钟东韵部合流。据此三项推断，“音释的时代远在《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之后，而距万历不远，或许是正德嘉靖年间。”并从中找到了几个特殊的音释，发现它们“既非元明两代的中原旧音，也不是浙江方语，在今天关中方言里倒能找到它们的踪影。”而嘉靖壬午本的刊刻者正好是张尚德，所以“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音释作者即关西张尚德。时间：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或可定欤！”至于这个结论是否“可定”，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却无可辩驳，即这类音释小字注决不会作于元代，决不是罗贯中所作。循着这个思路我想作点补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而明初周德清作《中原音韵》时，已经发现中原一带的语言由元入明，发生了变化，即所谓的“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但这种变化只是在中原以及邻近的一些大城市中如长安等地才有的，有些地方入声并没有消失。如山西一带（当然也包括太原）的方言中，其入声韵至今还保留着，这是研究方言学的人所共认的。罗贯中是太原人，他怎么能注得出入声已经消失的音呢？当然这只能说明音释注文非罗贯中作，那么嘉靖本中除此而外的其他注文是否都是该书的作者所注呢？
嘉靖本中的小字注，前几年王长友同志曾与章培恒先生有过争论。王长友同志以为该书中的小字注不可能是作者所加；章培恒先生则坚持说小字注只能出自作者之手。就二位的文章本身而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因为都是就嘉靖本作思辨性的推论，没有实据，所以也就很难断定孰是孰非。现在，有了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可查，这问题就很容易澄清了。下面不妨就章培恒先生与王长友同志讨论过的几条嘉靖本的注文，同早于它的黄正甫本以及汤宾尹本作些对勘，以明其真象。
嘉靖本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一节，王粲劝刘琮降曹的说辞中有“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之语，这三句下有注曰：“已上三句，皆张骘虚伪妄作，非王粲本文，此裴松之所贬也。”王长友同志认为“这当是小说作者抄了《文士传》，而作注者看出了破绽，特为注出的。”章培恒先生则以为“他（指作者）在保留这段说词时，对此三句既难于删改，则原文照抄而加以说明，”“所以，这不能作为作者和注者非一人之证”。但现在我们看黄正甫本，此处并无注，王粲说辞亦不同于嘉靖本，其辞曰：
某闻曹公有神算破敌之计，乃当世之豪杰。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主公若听粲言，应天顺命以归操，曹必重待主公，以保全家，长享完全之策，臣蒙主公父子重用，敢不尽言。其中并无“驱孙权于江外”等三句，自然也就不会有这条注。到了汤宾尹本中，此处仍无注，王粲说辞亦不尽同黄本：
某闻曹公乃人杰也，败袁绍于官渡，驱孙权于江东，逐刘备于新野。今日之事去就可知。将军若听粲言，卷甲倒戈以归曹公，曹公必重等将军，长享福祚，万全之策也。粲遭乱世流落，诧命此□□将军父子重用，敢不尽言。将军聪听，勿使后悔。
由以上可见，黄正甫刊本中的王粲说辞，虽是参照了《三国志·魏书·传二十一》注引《文士传》，但并未照抄原文；汤宾尹本中的说辞较接近于《文士传》，但其中并无“破白登于乌丸”一句，亦无注文。到了嘉靖本中，基本上是全抄了《文士传》，但它明显是在汤宾尹本或接近于汤本的另一个版本的基础上抄的。因为《文士传》中的王粲说辞并无“将军聪听，勿使后悔”二句，汤宾尹本中有此，到了嘉靖本中亦有此二句，且在这段话中加了条注文。由此对勘，不仅使我们看清了小字注的由来，也看清了在版本演变过程中，文字由粗朴至精严的变化过程。
嘉靖本卷四《董承密受衣带诏》中有一条注：“董承乃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也。此献帝之老丈也。盖上古无‘老丈’之称，只称为国舅。”王长友以为此注“与原文的思想也是不合拍的”。章培恒先生却以为此注“与‘原文的思想’毫无不合拍之处’”，所以它仍然是出自作者本人手笔。二位对此都颇为精到的论述，但看黄正甫刊本与汤宾尹本，此处均有国舅之称，却都无注文。可见此注也只能是嘉靖本的整理刊刻者所加。那么作此注者为何要在此处加注，此注又是据何而加的呢？原来《三国志·蜀志》卷二“先主”刘备的传中，叙及刘备在许时，董承以“衣带诏”事告诉刘备。此处有裴松之注云：“臣松之案，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胡谓之舅也。”嘉靖本作注者显然是照抄此注。可怪的是，章培恒先生怎会有此疏忽，连《三国志》也不看一下，就发了那么多议论呢？
嘉靖本卷七《曹操决水淹冀州》中写道：“楷出马，操曰：‘许仲康安在？’只见阵中一骑马，从侧首便出，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斩于马下。余众奔溃。”下有注云：“原来许褚未闻曹唤，先已出阵。”王长友以为此注也不是作者所加，因为原文并无“未闻曹唤，先已出阵”的意思。但章培恒先生却以为此注仍为作者罗贯中所加。我们现在看黄正甫本，此处却无注释，且正文叙述也很简略：“操引兵来攻尹楷，楷出马，与许褚战，被褚斩之。余军败走。”描述得很平淡。到汤宾尹本中，同样无注，不过正文却修改得比黄本生动了：“操自引军攻尹楷。楷引兵出马；操曰：‘许仲康安在？’许褚跃马而出，斩尹楷于马下，余军溃散。”但相对来说，此处描述许褚动作仍不及嘉靖本迅捷。嘉靖本作注者显然是出于这种感受，作注以说明之。此注与原书作者又有什么相干呢？
嘉靖本卷九《长坂坡赵云救主》叙及“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上马，夫人不肯上马。四边喊声又起，云大喝曰：‘如此不听吾言，后军来也！”
氏听得，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下有注云：“后来子龙不得入武臣庙，与子胥把门，盖固吓喝主母，以致丧命，亦是不忠也。”王长友以为“小说作者对赵云是极为推崇的，”所以不会指责赵云“不忠”。但章培恒先生却认为“赞为‘忠臣’，是就赵云救阿斗而言，这并不妨碍他在对待夫人方面尚有‘不忠’之处。”所以这条注仍是作者所加。此注究竟是否为作者所加？我们看早于嘉靖本的黄正甫本和汤宾尹本于此均无注文，而且正文叙述也有些出入。可见此注也只能是嘉靖本的整理刊者所加的。
上文已经指出，黄正甫本中只有几条注，汤宾尹本中的注文有二百余条，而嘉靖本中的注文有四百余条。王长友与章培恒先生在争论中作为证据所引用的小字注是黄正甫刊本中几乎都没有。现在，只要看一下这两个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就会知道，关于嘉靖本中的小字注是否为作者所加的争论实属无谓。
那么，是否可以因以上所举几例注文都是到了嘉靖本中才有的，就断言嘉靖本小字注皆是其刊刻者张尚德所加呢？答曰：否。因为早于嘉靖本的汤宾尹校本中已有不少注。这些注文多被嘉靖本承袭下来（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断定它是承袭汤宾尹本而来的，还是承某一接近于汤本的版本而来）。举一个例子，嘉靖本卷十《关云长义释曹操》中写关羽于华容道截住曹操去路后，有这样一段叙述：
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云长闻之，低首良久不语。当时曹操引这件事，说犹未了。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云长思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如何不动心？于是把马头勒回，与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这段话中，在“低首良久不语”之后，有一条长达三百五十二字的注文。章培恒先生以为是“作者在写正文的过程中，随手加注的。”其实，这条注在早期的黄正甫本中并没有，且正文亦简略得多（见该书卷九），此处只引曹操求情之后的叙述：
云长听罢，低头不语。曹操引此故事，云长乃重义之人，又见操军皆垂泪。云长思旧日受他之恩，今岂不动心。把马头勒回，把曹军尽放过去。但到了汤宾尹本中，其叙述已基本如嘉靖本，且已经有了这条长达数百字的注。可见嘉靖本的小字注，有一些是它承袭旧本而来的，另一些则是其刊刻者张尚德增入的。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章培恒先生在其大作《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之第一部分中为了证明“嘉靖本《演义》的小注实当出于作者罗贯中之手；而且，他是把正文和注文夹杂起来写的”这个结论，所举的几个例子和分析，就文章本身看，似乎是无可辩驳。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章先生一个最大的疏误，就在于他以为嘉靖本就是罗贯中的原本，以此为前提来证明该本中的小字注为何人作。孰不知，嘉靖本根本就不是罗贯中的原本，在早于它的黄正甫刊本中，不仅这些注文基本没有，而且连正文也不尽相同。
嘉靖本中还有一些注文是另一种原因造成的。这大概也出人意料之外，仍拿章培恒先生分析过的例子来看一下。嘉靖本卷十五《黄忠馘斩夏侯渊》中有这样一段；
（黄忠与夏侯渊）两将交马，战至二十余合，曹营鸣金收兵。渊慌回阵，被忠乘势杀了一阵。渊问拨发官：“缘何鸣金？”官曰：“某见山凹中有蜀兵旗幡数处，恐是伏兵，故招将军回。”渊信其说。原来孔明令刘封、孟达引三千兵，散于四下里虚作疑兵，因此渊怯，不敢出战。夏侯渊听得，坚守不出。章先生就此分析说：“为什么在‘渊信其说’之后还要画蛇添足地来一句‘夏作渊听得’？”“此当是罗贯中在写‘渊信其说’后，接着就写了这段注文，然后再续写正文。在叙写正文时，因思路已被写那段注文所打断，忽略了上面已有‘渊信其说’，遂又来了一句‘夏侯渊听得’。在复看时，因‘渊信其说’和‘夏侯渊听得’之间隔着一段注文，连注文一路看来，也就不容易发现问题”。所以这样的注“只能是作者在写正文的过程中随手加注的。”
这一分析确实精到，但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看黄正甫本，原来上面这条注文在黄正甫本中却是作为正文以插说补叙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一整段文字读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夏侯渊听得”并无蛇足之嫌。在汤宾尹本中，此注也是作正文出现的，只是文字略有出入（汤本作：“元来却是刘封、孟达那两个散在四下里，虚作疑兵，因此夏侯渊不敢出战”）。这样的例子实不啻一二。看来章先生还是没有估计到嘉靖本的刊刻者张尚德会把早于嘉靖本的版本中的正文降为注文这一点。
行文至此，我们似可将嘉靖本中的小字注的来源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承袭早于它的版本中的注文而来，但有所加工；二是将它所依据的原本中的某些正文的字句改为注文；三是它的整理刊刻者张尚德据史籍或传说等新增入的注文。所以必须承认，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拿嘉靖本与早于它的黄正甫本和汤宾尹本比较，嘉靖本从语言到小字注以及诗文论赞等各方面都有后来人修饰和加工的痕迹。给嘉靖本作整理加工和增订注文等工作的是张尚德。但也必须看到，在整个《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中，他并不是为该书作注和作其它方面的润饰加工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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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作了一些考察，证明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注文并不始于嘉靖本，早于嘉靖本的刻本上已有小字注。那么，晚于嘉靖本的刻本的情形又怎么样呢？这只要看一下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即可了然。嘉靖以后诸刻本，无论是从嘉靖壬午本出，还是依据嘉靖以前的刻本重刊的本子，只要不是据旧版重印，这些版本大都对原本有因有改，有增有删，并以此相标榜。如万历辛卯周曰校刊本，它大体是承嘉靖本来的，书名却标作《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夏振宇刊本更标作《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这些书商为了抬高声价，也大都乐于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周曰校刊本封面上的识语就极能说明问题，周曰校云其“辄购求古本，郭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这显然是公开声明他重刻此书，是并不完全遵依以前的哪一个版本的，而是多方参照，加以校雠，在难字注音、地理释义、典故考证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而这些又都是以小字注的面目出现的。这也恰好说明《三国演义》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始终都有人在为其做加工、提高的工作。书商们在翻刻重印时，并不拘泥于某一古本，这也正是《三国演义》一书能由俗而雅、由粗朴而臻于完美的一个前提。
由《三国演义》各本小字注的情况，正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该书的衍变过程。这一点古人也早已看出，不过他的说法却不大能让人接受，清遗香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梦藏道人序云：“罗贯中书遭一剞劂即遭一改窜。”这可说是一个泥古者的牢骚，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岂不正是“罗贯中书遭一剞劂即得到一次加工提高吗（是不是“罗贯中书”姑且不论）？这种加工提高可以说到清毛宗岗父子的《三国志演义》出现，才告结束。而此书中的小字注也正是到毛氏父子手中才将其全部刊落，对全书重新加工，自作评论。
概而言之，在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一书曾被不断翻刻，有许多版本流传。过去，当人们没有条件较全面地看到这些版本时，看到嘉靖壬午本就以为它是最早的刻本并且误以为它是元人罗贯中的原作，进而误以为该书的作字注也出自罗贯中之手，产生这样的错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们既然还有条件看到这些明清时期的大部分刻本，就应当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本文只就该书中的小字注问题所作的考察尽管还不够详细全面，但已经可以说明这些小字注既不是出自罗贯中之手，也不全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它们实际上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这些小字注的存在，也为我们窥视《三国演义》的形成乃至于最后定型的嬗变轨迹，提供了一个线索。
收稿日期：1994年4月25日
注释
①《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所刊王长友文《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下引王长友文均出此。
②《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三期。下章培恒文不注音者均出此。
③《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④四川省社科院1986年版《三国演义研究集》所收张国光文《嘉靖本成书于明中叶辨》。
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⑥今存北京图书馆。
⑦《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所载李伟实文《〈三国志通俗演义〉夹注及诗文论赞何人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