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未来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将如何变化？人口再生产潜力如何？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多久？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否过快？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应该如何引导人口发展？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借助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等资料，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状况进行了多方案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了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1 预测的初始数据
本次预测的初始年份是2011年，截止年份为2110年。预测采用了分年龄、分性别的队列人群年龄移算法，故需要确定初始年份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初始年份生育水平、初始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初始年份死亡水平。
1.1 确定2011年1月1日0时分年龄、分性别初始人口数
我国六普分年龄、分性别人口调查资料质量比较好。六普1号公报报告，2010年11月1日0时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其中现役军人230万人，其他人口461万人。后来的资料又给出了户籍人口和现役军人的年龄性别结构。假设其他的461万人的年龄性别结构与户籍人口相同，则可将该批人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性别年龄组中，得到2010年11月1日0时全部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
再假设2010年11月1日0时与2011年1月1日0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同，根据2012年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0年年底，人口总数134091万人，其中男性68748万人，女性65342万人，可以得到2011年1月1日0时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本次人口预测以此为基础，推算以后年份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
1.2 确定初始生育水平和初始出生人口性别比
本预测以总和生育率作为生育水平的指标，因此确定初始年份总和生育率水平十分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我国总和生育率的统计资料准确程度不高。专家的认识有比较大的分歧。一些专家认为近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左右。六普资料也显示，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生育水平果真这样低吗？是否可以把1.2作为初始年份的生育水平？确定这项初始指标相当重要，也有相当的难度。好在六普除0岁组以外各年龄组人口数字(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1]都比较准确，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验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的机会，见表1。
表1数据主要来源于六普资料。由于六普调查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0时，因此各年龄组人口的出生时间都分属于两个公历年度。如0岁组人口约有5/6在2010年出生，1/6在2009年出生。1岁组人口约有5/6在2009年出生，1/6在2008年出生。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出1990-2009年各年出生人口的尚存人数，见表1第1项。再除以出生年份至2010年的累计留存率，得到表1中各年度出生人数。本文引入了生育基数(姚翠珍、韩京清，1995)[2](具体意义见生育基数部分)，用各年度生育基数去除出生人数得出该年总和生育率，见表1第5项。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8，21世纪零零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52，都在1.5以上。表1的各年度尚存人数是根据六普调查的实际结果推算的，应该是只少不多，累计留存率只高不低。因此计算的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比实际只低不高。由此可见那些认为近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5以下的超低水平的观点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考虑到六普调查资料并没有2010年全年出生数据，因此我们根据2012年公布的2010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得出2010年出生人口数为1591.869万人，进而推算出总和生育率为1.501，综合考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我们以1.5作为初始年份的生育水平，并以1.5水平下的年龄性别生育率作为初始年份的生育模式。
六普分年龄人口性别比的调查质量比较好，我们以0岁组性别比117.94作为预测初始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
1.3 确定初始年份死亡水平
本预测以预期寿命作为死亡水平指标。统计部门根据六普资料中高年龄组和低年龄组死亡人数存在一定漏报的现象，对普查资料的分年龄死亡数据进行调整，得到2010年全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男性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平均为74.83岁)及死亡模式。
根据2012年统计年鉴，得到2011年粗死亡率为7.14‰，以及死亡的男、女人口数，据此反推出2011年的预期寿命(平均为75.15岁，其中男性为72.95岁，女性为77.53岁)以及该年的死亡模式，以此作为预测各年死亡模式的初始数据。
2 预测参数的假设
本次预测主要参数包括生育水平、死亡水平及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
由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比较复杂，未来生育水平变化具有不确定性。本预测在综合分析未来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三种生育水平参数的假设；对死亡水平参数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参数各做出一种假设。
2.1 生育水平假设
人口预测首先是对生育水平的假设，在以往的人口预测中，无论是按不同生育政策来确定生育水平参数，还是用随机方法来确定生育水平参数，都对未来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考虑不够。本预测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国家对生育可能采取的政策调节、人们的生育意愿等方面，做出三个在未来可能条件下生育水平的假设。因此可以把本预测的生育水平参数假设视为条件假设而非政策假设或随机假设。
第一个假设：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称为低方案，这是国家经济发达、生育抚养成本比较高的假设方案。各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证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如果生育抚养孩子的家庭成本过高，总和生育率可能下降到1.5以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等必然会进一步加大，总和生育率也可能下降到1.5左右，甚至更低水平。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生育水平可以避免长期超低。从近期讲，现在生育水平在1.5以上，随着限制生育政策的放宽，生育水平还会有所升高。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家庭抚养成本并不很高，人们生育愿望还比较强烈，生育水平不会明显下降。从中远期讲，国家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引导生育水平，不至于过度走低，故可以把低方案视为未来生育水平的下限。
第二个假设：总和生育率为1.8，称为中方案，这是国家有效分担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假设方案。假设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是1.5，至2020年上升至1.8，以后维持在这个水平，为了应对未来家庭抚育孩子成本过高问题，国家可以在孕产期保健、婴幼儿抚育、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生育补偿等多方面制定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维持该方案的生育水平。根据六普资料2010年45～49岁妇女终身生育率为1.84，这部分妇女基本是在现行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度过整个育龄期的，她们的生育水平是生育政策制约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综合结果，终身生育率已经是中方案的水平。如果今后限制生育政策逐渐取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再附之以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水平可以继续维持在1.8左右，故中方案是未来人口发展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假设。
第三个假设：总和生育率为2.1，称为高方案，这是参照现在人们生育意愿而做的假设方案。假设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也为1.5，但2020年上升至2.1，以后维持在这个水平。2002年北京零点公司在部分省市组织过一次社会调查(张世琨，2003)[3]，其中包含有生育意愿的内容，这次调查样本分布均匀、调查质量比较好。调查结果显示，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下，人们希望终生能够生育的孩子数，农村为2.23个，小城镇为1.78个，城市为1.7个，平均为2.04个。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我们有理由认为，中远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不可能高于2.1个孩子，故高方案是未来人口生育水平的上限。
2.2 死亡水平及死亡模式假设
本预测以预期寿命作为死亡水平指标，以各年预期寿命下的分年龄、分性别死亡概率作为死亡模式，用以计算各年死亡人数及粗死亡率。考虑到未来健康知识逐渐普及，生活方式明显改善，在癌症等常见致死性疾病防治、长寿基因研究方面都将有所突破，预期寿命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假设第10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90岁。
按照预期寿命越高、增长越缓慢的原则，以及根据预期寿命增加服从Logistic分布的规律(Buettner，2013)[4]，利用联合国开发的E0LGST程序，对未来寿命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得到未来每10年预期寿命的假设方案，见表2。
表2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增加0.16岁，增加的幅度比较小。100年后增加到90岁，在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情况下是可以达到的。联合国对我国的人口预测也采用了类似的死亡水平参数。
预测各年度的死亡模式是采用布拉斯提出的Logit变换(曾毅等，2011)[5]的方法确定的。假设2020年与2011年的死亡模式的曲线形状相同、水平不同，则对应的β值为1，不难计算出α的值。在得到2011年和2020年的死亡模式后，线形内插得到2012-2019年各年的死亡模式。类似方法可以求得2021-2110年的死亡模式。
2.3 出生人口性别比假设
一般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稳定，在103～107之间，即平均出生100个女婴对应出生103-107个男婴。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和B超等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普及，造成出生性别比升至120左右(陈胜利，2008)[6]，近年有所回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逐步淡化，加之有关部门加强了对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出生婴儿性别比有可能恢复自然平衡。本次人口预测所使用的出生婴儿性别比，2010年为六普0岁组性别比，以后逐年下降，2030年将降至106的正常水平，以后保持不变，见表3。
2.4 国际迁移假设
根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国外华人华侨约有3300万人，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国人外迁累积的结果。它说明了每年的净迁移率很小，对国内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影响不大。因此，本预测不考虑我国人口国际迁移。
2.5 对照标准假设
本预测可以得到两类数据，一类是绝对数，如人口总量、出生总数等；另一类是相对数，如总抚养比、老年比等。对于反映人口数量是否合理的评价，需要联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进行综合分析；而对于反映人口结构的各项指标则可以通过人口静止模型进行比较。后者的道理很清楚：在一定的预期寿命下，人口结构以静止人口最佳，因为静止人口出生人数稳定，年龄结构均衡，有利于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是理想的人口结构。本研究以预期寿命为自变量、以人口结构指标为因变量建立一个静止人口模型，计算出静止人口总抚养比、静止人口老年比作为标准值，用于对预测结果的评估。静止人口模型的总抚养比、老年比标准值见表9和表10。
3 主要预测结果
本次预测测算了50余项人口指标，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态势。本文只就几项主要指标加以阐述，大致理清未来人口发展的脉络。
3.1 人口总量
人口总量是反映基本国情的重要指标，是人口预测的首要结果。本次人口总量预测按照生育水平低、中、高三种方案分别进行，结果见表4。
根据预测结果，低方案人口总量最高年份出现在2026年，达到14.14亿人。以后人口转入负增长，人口总量逐渐下降，但在2052年以前仍然在13亿人以上。2110年下降到7.50亿人。低方案的前50年，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不会减少。后50年，人口总量明显萎缩，最后不足当前人口数量的56%。100年以后，人口总量还将继续减少。
中方案人口总量最高年份在2030年，达到14.52亿人，然后人口转入负增长。2067年回落到13亿人。2110年降至10.87亿人。未来100年，人口总量始终保持在10亿以上，可以避免人口过度萎缩。100年以后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将下降到10亿以下。
高方案人口总量没有最高峰，但有一个波动。波峰出现在2050年，人口总量达到15.21亿人，经小幅缓慢下降后再次升高，2110年达到15.24亿人。高方案人口总量长期在15亿以上，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始终很大。100年以后人口总量还将继续增加。
未来我国人口总量以多少为宜，这应当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占世界人口的必要份额。如果人口总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社会难以可持续发展，故承载力决定着人口总量的上限。如果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份额过小，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被削弱，故占世界人口份额决定着人口总量的下限。适度的人口总量应该在上下限之间。众所周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近年有10%的粮食需要进口；人均淡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有70%的大中城市淡水资源短缺；我国能源不能完全自给，一半以上的石油靠进口；近年空气水体土地污染渐趋严重，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雾霾困扰，种种现象都说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很大。即使考虑到未来科技进步使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增强，我国人口总量也不宜长期超过15亿人，这与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主张是一致的。另据联合国预测数据，2110年世界人口将达120亿，为了保持我国必要的综合国力，届时，人口总量应大体与我国土地面积、主要资源占全球份额相匹配，不宜低于9亿人。综合以上因素，未来我国适度人口总量应以12亿左右为宜。从初始年份开始的高方案和低方案，人口总量变化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不宜长期维持。中方案经适当调整后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理想。具体地说，近50年我国人口发展应该维持在中方案水平，后50年国家可以通过人口政策引导总和生育率上升到更替水平，以保证22世纪我国人口总量能长期稳定在12亿左右的适度规模。
3.2 出生人口数量
年度人口出生数量是形成人口年龄结构的基础，是决定人口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未来100年各年度出生数量的变化见图1。
图1 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变动趋势
低方案的出生人数100年间有两个波动，第一个波峰出现在2014年，出生1667万人；第一个波谷出现在2034年，出生1069万人，波幅为598万人。第二个波峰出现在2040年，出生人数为1087万人；2040年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至2110年下降到497万人。
中方案的出生人数100年间有三个波动，第一个波峰出现在2017年，出生1835万人；第一个波谷在2036年，出生1300万人，波幅为535万人。第二个波峰出现在2045年，出生1414万人；波谷出现在2063年，出生人数为1172万人，波幅为242万人。第三个波峰出现在2072年，出生人数为1195万人，以后逐年下降至2110年的981万人。
高方案的出生人数100年间有四个波动，第一个波峰出现在2020年，出生人数为2099万人；第一个波谷出现在2034年，出生1506万人，波幅为593万人。第二个波峰在2047年，出生1828万人；第二个波谷出现在2062年，出生1610万人，波幅为218万人。第三个波峰出现在2076年，出生人数为1775万人；波谷出现在2091年，出生人数为1683万人，波幅为92万人。第四个波峰出现在2105年，出生1769万人，以后逐年下降至2110年的1754万人。
以上三个假设方案的各个出生高峰，都是20世纪80年代高出生率周期性影响的结果。三个假设方案的第一个波动都比较大，波幅在500万人以上。如果2015年以前不再出现年均2000万人以上的出生高峰，那么21世纪中后期的出生波动将大幅度减小。这将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妇幼保健、医疗教育、劳动就业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有序发展。
在分析出生人口数字时，各个年代的年均出生人数往往要比其中某个年度的出生人数更为重要。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年代的出生人数足可以对二三十年以后的出生数字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视为人口再生产的潜力。而某个年度的出生人数不会有这样的作用。如我国20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700余万人，已经具有一定的人口再生产潜力，从而形成了50年代的生育高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人数上升到1041万人和1668万人，具有比较大的人口再生产潜力，进而形成了六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2215万人，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再生产潜力，导致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零零年代的更大的生育高峰。好在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抑制了八九十年代的生育水平。20世纪90年代，人口出生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平均每年出生1900万人。21世纪零零年代平均每年出生1495万人，大体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水平，有效地减缓了21世纪人口再生产的压力。本次预测给出了三个假设方案下各年代的平均出生人数，结果见表5。
表5数据显示，低方案在21世纪40年代以前平均每年出生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人口再生产保持着一定的潜力。22世纪零零年代平均每年出生532万人，低于20世纪30年代水平，人口再生产潜力明显下降。中方案未来多数年份出生人数都在1200万人以上，人口再生产具有比较大的潜力。高方案的大部分年份出生人数都在1700万人以上，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潜力。
观察静止人口模型可以发现，如果预期寿命为90岁，当每年出生人数大于1666万时，未来人口总量将超过15亿人；当每年出生人数小于1000万时，未来人口总量将不足9亿人。由此可见，低方案和高方案的出生水平都超出合理范围，不是理想的人口发展方向。中方案各年代年均出生人数基本在1000万～1666万之内波动，是一个经适当调整可供选择的人口发展途径。前面讨论了我国适度的人口总量在12亿左右，故每年出生人数应该在1300万～1400万之间。中方案从2053年开始，每年出生人数下降到1300万以下，届时总和生育率可以从1.8逐渐提升到更替水平，保持每年1300万～1400万的出生人数，最终可形成一个各年龄组人数均衡、人口总量为12亿左右的适度人口。
3.3 生育基数
生育基数是衡量生育能力的标准尺度，是分析人口发展态势的利器。具体地讲，生育基数是指总和生育率等于1时的妇女生育人数。一般是用人口普查中的分年龄妇女人数和总和生育率为1的标准生育模式作为基础，用年龄移算法推算其他年份15～49岁育龄妇女在总和生育率为1时的生育人数，它反映了某地区某年度人口总体的生育能力。生育基数一般有三个用途：一是在分析统计资料中，根据某年的出生总数和该年的生育基数计算总和生育率；或者根据预测的生育基数乘以假设的总和生育率得到假设水平下的出生人数。二是预报近年可能出现的生育数量波动情况。三是用于比较不同地区或不同年份人口总体的生育能力。
我们根据六普0～49岁女性人口数字，以及估计的2011-2015年出生的女婴数字，推算出2011-2030年各年的生育基数，这段时间的生育基数在预测时业已确定，不受三个假设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见表6。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前10年，我国生育基数保持在1000万以上，人口总体具有极高的生育能力。在后10年，生育基数骤然下降30%，总体生育能力有所收敛。2026年生育基数为801万人，也就是说该年以后低方案每年出生人数可能不足1200万人，出生水平亟待提高。有关部门可以根据表6生育基数的变化，制定逐步取消限制生育政策的时间表。由于2026年以前，生育基数都处于800万人以上的较高水平，因此取消限制生育政策的步骤需要缓和渐变，不可一步到位。现在国家已经决定从2014年开始，允许“单独”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可以再从2018年开始，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最后从2022年开始，完全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2026年有望基本结束因取消限制生育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生育。这样可以确保出生水平不至于大起大落。2026年以后，人们生育行为回归自然，生育率很可能回落到低方案水平，此时生育基数又逐年下降，年出生人数将不足1300万人。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引导生育率稳定在中方案水平，年出生人数保持在1300万人至1400万人，为未来形成12亿人左右的静止型人口奠定基础。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全国生育基数20世纪40年代平均为191万人，50年代平均为299万人，60年代平均为396万人，70年代平均为555万人，80年代平均为900万人。1988年首次达到1000万人，直到2000年生育基数都在1000万以上。2001-2008年虽然生育基数不足1000万，但也都在960万以上，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09年和2010年生育基数又重返1000万以上，生育能力进一步加大。我国未来100年生育基数变化情况见表7。
表7预测结果反映，即使是低方案，未来100年人口生育基数也还在300万以上，仍然高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总体生育能力。中方案100年后期的生育基数相当于我国20世纪70年代水平，人口总体有着比较强的生育能力。高方案后期的生育基数与80年代前期相近，人口总体的生育能力很强。由此可见，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无论归于哪种方案都不存在人口总体生育能力不足问题。
但是，生育能力并不等于生育结果。某年出生人数等于该年生育基数乘以该年的总和生育率，据计算从2053年开始，中方案的出生人数将不足1300万人。届时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引导生育率逐渐上升到更替水平，并且长期保持下去，以维持年出生人数在1300万～1400万人的目标。
观察1970～2030年我国人口生育基数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见图2)。
图2
1970-2030年我国生育基数变化情况
图2显示，生育基数上升最快的时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90年代达到峰值。1973年我国生育基数上升到500万人，1976年上升到600万人，1979年上升到700万人，1982年上升到800万人，1985年上升到900万人，1988年上升到1000万人，在这个水平上一直持续到2000年。由此可见，80年代和90年代是我国人口过度膨胀的危险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几位杰出的软科学专家利用当时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对未来100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测算(宋健、于景元，1985)[7]。根据当时人口规模已经很大、育龄人群还在不断扩大、抚养孩子的成本很低的状况，他们发出警报：人口正面临过度膨胀的危险，只有把总和生育率控制到2.0以下，才有可能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局，权衡了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公开信，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总和生育率控制到更替水平以下(蒋正华，1996)[8]，顺利度过了这一段人口增长的危险时期。2000年以后，生育基数虽然还很高，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抚养成本不断升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明显改变，人口增长的压力大为减小，初步形成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
生育基数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2026年以后生育率必须维持在中方案水平，2053年以后生育率必须逐渐上升到更替水平，以保证每年出生人数在1300万～1400万人之间，最终形成12亿人左右的适度人口规模。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3.4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本文中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整体上没有发生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登记结果，劳动年龄人口1953年为3.37亿人，1964年为3.95亿人，1982年为6.17亿人，1990年为7.63亿人，2000年为8.88亿人，2010年为9.95亿人。每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都有过剩表现，如20世纪50年代被喻为“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六七十年代大批知青上山下乡，80年代大量企业下岗人员待业，90年代以来，2亿多农民工游走于城乡劳动力市场，近期每年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等。虽然也有部分地区和某些行业出现过劳动力短缺问题，但这是在经济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不代表总体劳动力短缺。
三种预测方案测算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结果见表8。
本次预测的前50年，三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6.5亿人以上，高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本预测的后50年，低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减少，2110年为3.82亿人，不足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40%。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460万平方公里海域。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有多大规模，才能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假设未来我国在形成现代产业结构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中第一产业人口占2%，第二产业人口占20%，第三产业人口占78%，劳动参与率为65%。我们可以分别从三个产业从业人员需求数量，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三种估计。第一种估计：2012年我国自产和进口粮食共6.5亿吨，未来每年粮食需求应在7亿吨左右；按照美国现代农业生产水平，生产这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未来需要有780万第一产业劳动者，要比目前减少97%；根据前面假设推算，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至少应有6亿人。第二种估计：人社部2013年统计，2012年年底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有2.32亿人；本着我国未来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业人员应大幅度减少、电气水从业人员增加的原则，制造建筑业从业人员减少2/3，有7500万人，电气水从业人员增加50%，有1000万人；因此，第二产业共需8500万人；根据前面假设推算，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需有6.54亿人左右。第三种估计：未来我国第三产业将快速发展，参考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变化过程，未来我国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可维持在现有1亿人的规模，住宿餐饮和科教文卫体等行业从业人数至少将增加50%，将达到8000万人；信息金融租赁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从业人员可增加3倍，有8000万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从业人员需求量至少增加5倍，达到7000万人；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维持在2000万人左右；因此，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共需3.5亿人；根据前面假设推算，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应该在6.9亿左右。以上三种推算结果说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应在6亿～6.9亿人之间，不能低于6亿人。低方案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过小，许多行业可能应招人员短缺，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前50年，每年出生人数必须保证在1300万人以上，以确保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不少于6亿人。
3.5 总抚养比
本文中总抚养比是指14岁以下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用百分数表示。其值低表示抚养负担比较轻，反之抚养负担比较重。为了客观比较总抚养比水平，本文给出静止人口模型的标准值。具体数据见表9。
总抚养比预测结果显示，在低方案中，2048年以前低于标准值，之后高于标准值并逐年加大，2110年达到96.4%，比标准值高15.4个百分点。中方案2047年以前低于标准值，之后开始高于标准值，2110年达到85.5%，比标准值高出4.5个百分点。高方案2044年以前低于标准值，之后超过标准值，至2058年升至最高，然后缓慢下降，2070年以后在标准值上下波动。简而言之，从2010年开始总抚养比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前30多年，三个假设方案总抚养比均低于标准值。后60多年，低、中方案和高方案多数年份总抚养比都高于标准值。
总抚养比水平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其值低则劳动力资源充足，并且有利于高储蓄、高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其值高，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社会人口负担较重，影响资本积累，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经济体人口的总抚养比比较低，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当人口发展模式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时，都会出现一定阶段的人口红利。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过一段“婴儿热”，形成了高、低、高的人口增长模式。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转变成低、低、低的人口增长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抚养比明显下降，最低年份下降到45%以下，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重要的人口基础。
对于如何界定人口红利时间，存在不同的主张。有的认为应以总抚养比低于50%的时间为准；有的是指从下降开始到降至谷底的时间；有的借助出现刘易斯拐点或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时间进行判断(蔡昉，2012)[9]。这些主张见仁见智，各有一定道理。总抚养比是一个人口学指标，其高低也应有人口学标准。本文以预期寿命为自变量，用静止人口模型计算出总抚养比标准值。前30多年时间虽然总抚养比呈现缓慢攀升趋势，但相对比较低，与后60多年总抚养比比较，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故仍可以称为人口红利期。而后60多年时间，总抚养比长期高于标准值，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可称之为人口“负利”期。从表9数据可见，总抚养比低于标准值与高于标准值的最大幅度大体相当，但高于标准值持续的时间更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我们在看到人口红利时必须还要看到人口负利，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分析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静止人口总抚养比标准值与预测值相比较，绘出图3。
图3 1980-2050年我国人口红利时期
由图3可见，我国人口红利期从1988年开始，标准总抚养比为54.4%，实际总抚养比为53%，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我国人口红利期将于21世纪40年代结束，其中，低方案2047年总抚养比为68.7%，标准值为69.3%；中方案2046年总抚养比为68.6%，标准值为69%；高方案2044年总抚养比上升至标准值，为68.5%。这些年份均为红利期的最后一年，下一年将走出人口红利期。由此可见，我国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50多年时间，尤其在1998-2021年的24年间，总抚养比都低于45%，属于人口红利的“暴利”期。21世纪前10年，总抚养比平均为38.45%，属于极低水平，是促成同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预测初始年份后的30多年仍然是人口红利期，继续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把握好这个机遇，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进行研究。
从21世纪50年代开始，低、中、高三种方案总抚养比都高于标准值。意味着人口发展进入负利期，人口的抚养负担加重，而且要持续60余年，对经济社会发展将起负面作用，需引起高度重视。为缓解人口负利的影响程度，未来50年，生育水平不可过低，每年出生人数不能低于1300万人。也就是说，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5的时间不能超过2025年。21世纪50年代，人口发展进入负利期已是既定事实。届时只能依托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克服人口负利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3.6 老年比和老年人口数量
老年比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指标，老年比过高是未来主要的社会问题。本文老年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用百分比表示。为了比较老年比水平，我们仍然引入静止人口模型作为比较的标准。测算结果见表10。
人口学一般以7%的老年比作为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标准，这是因为，当老年比达到7%时，人口预期寿命一般会在70岁以上，这意味着社会进入了长寿时期。表10显示，无论哪种方案，未来100年我国始终为老年型社会。更确切地说，我国未来是一个长寿国家。
老年比高于7%时，是否表示社会的老年人口过多？这应该与静止人口模型比较而定。静止模型拥有最佳的人口年龄结构，其老年比应是衡量预测值的标准。高于标准者为老年人口较多，低于标准者为老年人口尚少。低方案老年比在2034年以前低于标准值，老年人口的比重较低。2034年以后逐渐高于标准值。直至2110年超过标准值10.2个百分点，超出的幅度比较大。中方案老年比在2035年以前均低于标准值，2035年以后超过标准值并缓慢上升，直至2110年超过标准值4个百分点。高方案老年比在2037年以前均低于标准值，2037年以后与标准值相近。纵观未来100年老年比，近20多年是偏低的，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宝贵时间。21世纪40年代以后老年比长期偏高，老年人口问题更加突出。为了缓解未来社会的老年人口问题，同前面劳动年龄人口、总抚养比一样，每年出生人数应该保持在1300万～1400万人。也就是说低方案的持续时间不能超过2025年。国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利用15年左右时间，引导总和生育率调整和稳定在中方案水平，并要长期保持稳定。后期再上升至更替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老年比不至于过高。
研究老年比固然重要，分析老年人口数量也不容忽视。历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1953年和1964年都为0.25亿人，1982年为0.49亿人，1990年为0.63亿人，2000年为0.88亿人，2010年为1.19亿人。50多年增加了3.76倍。未来的65年，各年度的老年人群现在都已经出生，老年人口数字已经确定，2075年以后，三个预测方案的老年人数才有了差别，见表11。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哪种方案，都是2058年老年人口数量最多，为4.31亿人。中、低两种方案，2040-208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每年都在3.6亿人以上，为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的3倍多。这已是既成事实，与各假设方案无关。2110年中、低两种方案，老年人口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在3亿左右，是现在老年人口的2倍多。高方案的老年人口数量更多，2110年达到4亿以上，是现在老年人口的3.5倍。这些数字说明：未来100年、尤其是中间4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养老问题将是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筹集足够的养老金和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是未来社会两大难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我国离退休领取养老金人数有6911万人，平均每人每年领取2.03万元，共计1.41万亿元，参保职工人数与离退休人数之比约为3︰1。到2110年参保人数与领取养老金人数之比将只有1∶1，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和养老金发放标准，每年所需养老金总额将达5.85万亿元。届时，社会筹集和支付这笔资金将相当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数量很多，从事家政服务人力有限，成本很高，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服务也是一大难题。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国家正在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社区在不断扩大养老服务职能，公众在增强积累养老资金意识。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43万亿元，用于养老是重要目的之一，有人称之为第二种人口红利。但是解决养老问题任重而道远，国家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拓宽养老资金来源，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障机制，逐渐形成以社会养老为主的现代养老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社会的养老问题。
本次预测结果十分丰富，以上仅就6个方面略加概述。未来我国人口总量一般不会低于7.5亿，也不会高于17亿。在前50年中，无论哪种预测方案，人口总量都比较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都要增加。中、高方案和低方案前期，每个年代年均出生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可以保持适宜的人口再生产潜力；低方案的中远期，人口再生产潜力不足。未来前50年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后50年，高方案劳动力数量过剩、中方案尚可、低方案短缺。现在的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30多年时间，205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利时期，过高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负面影响。未来我国属于长寿型国家，老年比在近20多年内仍然比较低,2040年以后无论是老年比还是老年人口数量都明显增高，老年人口问题将更加突出。如果前50年实现中方案，后50年再将总和生育率升至更替水平，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小幅度不大，总抚养比升高程度可以接受，老年比不至于过大，最终可形成12亿人左右的适度人口规模，彻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那将是当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4 人口安全隐患
在诸多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人口安全问题最为紧要。所谓人口安全隐患是指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发生的群体性安全问题。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重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育水平长期超低、空巢老人规模过大、农村鳏夫大量增多、农民工过度流动等，都会导致群体安全问题。本文只讨论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人口安全隐患，不讨论如战争、瘟疫、灾害等其他安全问题。
4.1 自然资源过度消耗
我国自然资源相对有限，人口发展与自然资源承载力之间矛盾将长期存在。我们可以从耕地、淡水、能源三个与民生密切联系的方面进行观察。
我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6.5%，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而人口却有13.45亿，占世界人口达19.2%。即使到2110年，我国人口总数所占世界人口比例也要在8%以上。由此可见，我国人均拥有的耕地资源始终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这样少的耕地资源每年还要减少几百万亩，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建交通设施。高速公路、高铁和新建机场都占用了大量耕地。二是城市扩建和房地产开发。1980年以来所有城市的市区均向周围扩大了若干倍，原来北京二环以外还有许多耕地，现在五环内外都很难找到农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一些城镇之间几乎连成一片，分不清哪些地方还是农村。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现有耕地大量使用化肥，缺少有机肥料，导致土壤板结、酸碱失衡。据报道，东北黑土地的腐殖土层在变薄，内蒙古大片草原在退化、西北华北沙漠在不断侵蚀农田，等等。如此下去，土壤环境逐渐恶化，将严重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总数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2012年年底的13.5亿。为了解决增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家大力发展农业。63年间，粮食年产量由1.1亿吨增加到5.9亿吨。即使这样2012年还要进口6000万吨粮食，占世界粮食市场供应总量的1/4。根据本次人口预测结果，我国未来50年人口总量不会低于13亿，人口发展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民以食为天，我国对粮食及食品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需要长期稳定。未来耕地面积减少、土壤环境恶化，一旦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或国际市场粮食供应短缺，将严重威胁我国的人口安全。
我国属于淡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有2.8万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0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为中度缺水国家。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局面。由于人口增加、城镇化速度加快，我国北部和西部农业用水长期短缺，城市水源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新建了一系列大中小水利设施。全国年用水总量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000多亿立方米，提高到现在的6000多亿立方米。即使做了这样大的努力，在我国600多个大中城市中仍然有400多个城市缺水，严重的有110多个。如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人均水资源不足200立方米，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都十分紧张。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高，但是可以开发的淡水资源有限，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对人口安全将造成严重威胁。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能源进口国。2012年我国能源消耗36.2亿吨标准煤，其中第一产业占2%，第二产业占73%，第三产业占14%，居民生活占11%(林伯强，2012)[10]。很显然，居民生活所占比例偏小。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这部分能源消耗将会有大幅度上升。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一、三产业也会同步增加。也就是说，我国能源消耗增加的势头还很强劲，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以民用汽车保有量为例，2012年达到1.21亿辆，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加了30倍。虽然拥有小汽车的家庭比例已经超过20%，但是由于居民购买能力增强，购车热情高涨，现在年汽车生产销售量仍在2000万辆以上，汽车保有量还将继续攀升。每年民用汽车消耗的成品油在8000万吨以上，增加的势头难以遏制。我国能源生产不能自给自足，进口需求量很大，2012年原油开采2.05亿吨，进口2.71亿吨。天然气开采1000亿立方米，进口400亿立方米，成品油消费2.5亿吨，一半以上靠进口，其中80%要途经马六甲海峡。一旦运输不畅，将立即导致国内能源供应紧张，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同时也必然要影响到人口安全。
由于人口规模大和无节制的索取，还有许多自然资源也在过度消耗，如森林、草原、矿产、水产等，一旦这些资源濒临枯竭，必然会给人口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4.2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在未来人口发展中，人口总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要继续扩大，资源消耗会进一步加剧。如果人口继续向大中城市集中，这些城市的物质供应、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废物处理等必然更加困难，会加重能源消耗和环境的污染，这个问题正在发生，且渐趋严重，将给人口安全带来长期影响。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耗中占68%，造成了多种污染，2012年由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0亿吨以上。二氧化硫排放2100多万吨，氮氧化物排放2300多万吨。煤炭对大气的污染是全国各地雾霾频现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酸雨成灾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煤炭储量丰富，生产成本比较低，在短期内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不现实的。相反，由于人口总量增长和人们对能源需求增加，今后每年煤炭产量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在能源结构中比重不会明显下降，煤炭导致的空气污染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善。
机动车产生的废气是空气污染的另一重要来源，近年全国机动车排污超4600万吨，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我国城市空气开始呈现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局面。近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一直居世界首位，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汽车对大气污染，尤其对城市空气污染前景堪忧。
据监测，我国没有达标的工业废水排放量每年有10多亿吨，广泛污染着江河湖海的水质，太湖、鄱阳湖、滇池等大的天然湖泊都不同程度受到污染，一些河流成了黑水河、臭水河。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企业每年产生不能再利用的工业废料有7亿多吨，长期污染着土壤，破坏着自然环境。
近年来，各种污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肺癌等癌症发病率明显上升，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等与污染有关的疾病的发病率都在上升。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公害，直接危及人口安全。
4.3 生育水平长期处于超低状态
一般地讲，反映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2.0～2.2之间，总和生育率高于2.2时称为高生育水平，低于2.0时称为低生育水平，低于1.5时称为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超低状态，人口规模将迅速衰减，只要七八代人、200年左右时间，所剩人口不足原来的10%。可以相信，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希望自身发生这种情况。人口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口规模过大不行，过小也不行，长期超低生育水平将破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正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边缘，人口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超低水平。据统计，本世纪以来，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在1.5以下，这些地区人口总数有8亿多人，占世界总人口12%以上(美国人口咨询局，2013)[11]。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澳门、新加坡都在其中。这些地区生育水平超低的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庭抚养孩子成本过高。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占父母收入很大一部分，而且还要有机会损失。如妇女在怀孕、生产、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错过很多发展机遇，甚至损失掉原有的优势，因此人们普遍希望少生孩子。第二，家庭形式多元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从“高高低”转变成“低低低”人口增长模式后，出现以家庭形式多元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导致同居、婚外恋、丁克家庭、离婚家庭、单身家庭、同性家庭等增多，不孕症增多。这些家庭生育率很低或者不能生育。第三，科技进步减少了意外怀孕生育数量。生殖医学的发展可以为育龄人群提供多种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避免发生意外怀孕，对少数意外怀孕者，还可以提供安全、方便的终止妊娠服务，基本可以杜绝意外生育。在以上三个原因综合作用下，很容易形成超低生育水平。
我国也有超低生育水平的地区，根据我国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和后来的几次质量比较高的生育率调查资料(陈胜利，1993)[12]，全国城镇人口从1979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持续在1.5水平以下，上海市、北京市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相继下降到1.5以下，天津市在80年代下降到1.5以下，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等省在90年代下降到1.5以下，如果今后取消了限制生育的政策，这些地区总和生育率是否还会继续超低？根据韩国、中国台湾取消限制生育政策的经验，回答是肯定的。从全国情况来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将导致生育抚养成本如何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对我国影响如何？听凭人口自然发展会不会走入超低生育水平的路径？这些问题尽管现在还难以确切回答，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育水平向超低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长期超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安全的无形杀手，会对种族繁衍构成巨大威胁，对此应该保持足够警惕。
4.4 空巢老人家庭数量过大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已迈入老龄社会，成为长寿国家。在这种社会中，老年人口比重比较大，老年人口问题比较突出。所谓空巢家庭是指家庭中只有老人，而没有其他人经常与老人同居的家庭。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60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有4013万户，占全国家庭总数的9.99%，占有60岁以上老人家庭总数的32.64%；有60岁以上空巢老人6202万人，占全部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34.92%。对空巢家庭老人，除了需要有必要的养老资金和物质供应外，更需要多方面的生活照料，这部分家庭数量比较大、困难比较多、问题比较突出。
空巢家庭形成原因主要有：老人与子女分居，常年不在一起生活；老人子女夭亡，多发生于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离婚或丧偶，子女不在自己身边；老人终生未曾生育，多发生于丁克家庭，不孕症的家庭；老人终身未婚，也没有领养子女。
空巢家庭老人比一般家庭老人要面临更大的风险。首先求救风险大，空巢家庭老人往往身边没有其他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求救行动比较迟缓，容易错过救助的有利时机。其次患病风险大，空巢家庭老人往往需要事必躬亲，一些活动超过自身能力范围，容易突发急症或加重原有疾病。三是家中应急风险大，在家中遇到电源短路、火源失控、煤气泄漏等意外情况时，老人单独难以应对。四是行动风险大，空巢家庭老人经常需要外出，老年人多有骨质疏松、反应迟钝，容易跌倒损伤，导致骨折，甚至危及生命。空巢家庭老人在生活中真正遇到的困难和承受的风险还要多得多。克服这些困难需要社会伸出援手。但是由于被帮扶的对象比较分散，需要帮扶的事情相当繁杂，帮扶的难度很大，空巢家庭老人安全问题堪忧。
未来家庭形式多元化趋势将加大空巢家庭数量。如同居家庭生育率很低，容易形成空巢家庭；离婚率比较高，造成后来空巢家庭增加；丁克家庭增多，可以形成更多的空巢家庭；同性家庭被社会承认，出现一批新的空巢家庭；终身不婚者增多，年老时成为空巢家庭，如此等等，未来空巢家庭老人势必进一步增多，完全可能从现在占老人总数的34.92%增至40%～50%，空巢老人人数将长期在2亿以上。这样大的有待社会援助的群体，所需的养老资金和必要的养老服务，社会何以承担？他们的安全何以保障？
4.5 农村鳏夫大量增多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2010年35～64岁未婚男性人口有1191万，其中66.7%在农村；未婚女性人口有200万，其中只有7.6%在农村，可见男性择偶、尤其是农村男性择偶比较困难。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出生性别比逐渐升高，根据六普资料，2010年0～14岁人口性别比为117.99，比正常值高出十多个百分点。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1827万，平均每年多出122万。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均每年男婴比女婴应该多出生5%左右，平均每个年龄组只应多出30多万人。由此可见，每年出生男婴非正常多出80余万，累计达到2000多万人。这些多出的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将形成庞大的鳏夫群体。
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传统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影响，一些人愿意生男孩，他们认为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顶门立户、光宗耀祖。第二，传统的农业生产需要强壮的体力，农民希望有男孩分担体力劳动。第三，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如多数单位领导是男性，盼望子女光宗耀祖的人们多想生男孩。第四，现代科学技术能很方便很准确地鉴定胎儿性别，一些人借机在怀孕期间选择孩子性别，剥夺了母腹中女婴的生存权。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已有30多年，从2020年开始，农村男青年择偶会更加困难，将陆续有3000余万男青年找不到配偶，不能组成家庭。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情况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现行养老体制以家庭为基础，鳏夫增多必然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农村鳏夫大量增多还将对传统道德规范、社会治安、人口安全造成影响。
未来农村鳏夫数量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取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能否尽快恢复平衡。现在出生性别比仍然很高，选择胎儿性别的引产和溺弃女婴等违法行为还在暗中进行，由此引起的人口安全问题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4.6 农民工过度流动
人口城镇化是人口发展的重要过程。经济发达国家从19世纪开始，历经100多年时间，人口逐渐向城镇集中，非农业人口普遍达到90%以上。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加快了人口城镇化步伐。根据六普资料，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虽然上升到50.46%，但按户籍统计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70.86%，很显然，我国人口城镇化方兴未艾，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民工是指农民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城镇打工谋生的群体。我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成为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镇，扬长避短自谋生计，绝大部分人都能找到工作，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其中多数人，每年需要一次或多次寻找工作或者变更居住地点，流动性很大。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往往从西部向东部流动，流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但是由于城镇户籍管理的限制，农民工的全部家庭成员往往难以迁入务工地区。每逢年节或家中有事，农民工需要长途跋涉，从务工地区返回家中。近年春节，1亿多农民工回家过年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农民工的流动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可以避免。比如他们找工作的流动，如果社会能够向农民工全面提供招聘信息，可以避免许多人四处奔波往返徒劳。再如他们春节回家的流动，如果务工地区能够放宽迁入户口的限制，多数人可以把全家迁入务工地区，则不用再长途跋涉回家。
农民工的不必要流动和过度流动带来许多问题。从资源环境角度讲，过度流动既浪费能源又增加了碳排放；从微观经济角度讲，过度流动既影响了生产又减少了个人收入；从个人风险讲，旅行中可能罹患疾病，携带财物不慎遗失，遭遇交通事故，有的还要危及生命；同时，大量的人口流动还增加了社会治安难度。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口安全。
5 对策建议
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笔者根据研究结果，对有关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进一步加大保护资源环境的力度
保护自然资源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耕地是重要资源之一，食品主要来源于耕地，如果耕地面积大量减少，食品生产将难以保证。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食品应该自产自足，国际市场只能作为少量的补充，如果耕地不足，不能有效生产供应食品，那将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国每年有大量耕地被占用，保护耕地需要下更大的决心，要有更坚决的措施，要确保耕地不低于18亿亩的红线。有关部门要对食品的生产、运输、储存、供应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确保食品安全。
人口发展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要高度重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污染问题，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对污染事件要严肃处理，常抓不懈。治理空气污染更要从源头抓起，要有严格的废气排放标准和有效的责任管理，责任要落实到单位和个人。从长远角度讲，要大力发展核电、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5.2 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节约自然资源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未来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需要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以适应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我国人口总量多，消耗的自然资源相当巨大，但是全社会并没有形成节约资源的共识，很多方面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大量浪费着宝贵资源。比如一些制造业企业产能过盛，市场同类产品堆积如山，仍然大量生产。又如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9平方米，但是苦乐不均，大量住房在闲置。据报道，2012年北京市有380多万户空置房屋，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许多城市高档饭店，大型场馆利用率不高，经常闲置大量客房和设施。现在商品包装越来越讲究，用料厚重、印制精美，但难做他用，往往被人一扔了之，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更不要说四处空驶的小客车、不夜城闪烁的霓虹灯、餐饮业倒掉的美味佳肴等，人们早已熟视无睹。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资源被挥霍浪费的问题，全社会要树立以节约为荣的风气，确保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5.3 高度重视人口安全问题
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人口安全隐患，必须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尤其要关注一些特定人群的困境，帮助他们排除安全隐患。社会对空巢家庭老人要给予必要的关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不能自理、求救就医难等安全问题；有关部门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母腹中女婴的生命安全，要设法解决农村鳏夫的生活困难问题，维持社会安定和良好秩序；要为农民工创造必要条件，减少不必要的流动，消除安全风险。社会应该把维护群体安全作为重要目标，制定规划、认真落实，努力消除弱势群体的安全隐患。
5.4 国家要尽早研究制定新人口政策
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已经有20年时间，《公开信》提出的任务已经完成，人口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为了妥善应对新时期的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国家需要未雨绸缪，尽早研究制定新人口政策，新人口政策不是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而是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新形势下新的发展，是国家引导人们生育行为的新举措。
新人口政策要着眼于解决低生育水平时期的新人口问题，其核心内容是鼓励结婚怀孕和生育，要健全养老机制、完善养老服务，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与公正，稳妥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新人口政策要加强计划生育、孕产期保健、婴幼儿护理等工作，协调有关部门把新材料、新技术、新成果及时引入到计划生育服务中。新人口政策要进一步推动人口理论研究，加强对人们生育意愿变化情况、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做好新人口政策平稳起步十分重要。在逐步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时，要确保出生水平不能大起大落。同时，要进一步出台对以往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政策，尤其要关心患有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和独生子女夭亡的家庭，要把有关政策落到实处。还要认真做好计划生育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现在是限制生育政策的结束阶段，信访工作进入尾声，要重视收官之笔，留下一个完好形象。
由于人口政策产生效果的周期比较长，调整人口规模或人口结构都需要几代人时间，因此解决人口问题需要有足够的运作时间。也就是说科学的人口决策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国家要尽快启动前期工作，要有主管机构负责、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把握人们生育意愿变动趋势，统筹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研究制定有利于人口发展的各向政策，组织专家科学论证并进行试点，确保新人口政策适时出台。
综上所述，在正确人口政策引领下，未来人口总量可以适度，人口结构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同时必须认识到：近50年，我国人口总量仍然比较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仍会增加；耕地减少、草原蜕变、土壤环境恶化、淡水严重短缺、能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都将威胁人口安全，生育水平长期超低将导致人口总量过度萎缩、人口结构畸变，更是人口安全的无形杀手；在人口发展过程中，空巢家庭数量过大、农村鳏夫大量增多、农民工过度流动都可引发群体安全问题，等等。针对这些情况，国家要尽早研究制定新人口政策，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领未来人口健康发展，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良好的人口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