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帝国的贸易扩张及其三系国际贸易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其三论文,国际贸易论文,贸易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15-09 约公元30年，中亚大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30-80年在位)崛起，领兵统一诸部，建立了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此后百余年间，贵霜帝国南征北战，不断扩张，其疆域在迦腻色迦(Kanishka I，127-149年在位)时期达到鼎盛，囊括了阿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几乎全部土地①。当此之时，贵霜与东汉、帕提亚(Parthian)、罗马并为四大强国。 在同一时期，为了避开帕提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垄断，罗马商人积极开展印度洋贸易，寻求同印度海岸的直接交往②。罗马—印度海上贸易不仅对印度的西部州(Western Ksatrapas)和百乘王朝(Sātavāhana dynasty)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起到重要作用③，而且对崛起之中的贵霜帝国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推动了贵霜商业的发展。罗马商人在印度海岸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诱导贵霜商人参与到远洋贸易中，刺激了贵霜帝国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的全面贸易扩张。 尽管贵霜并未直接控制印度西北海岸的港口和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但是贵霜与西部州、塔里木盆地之间曾维持着长时间的互惠贸易关系，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们允许贵霜商人扮演着欧亚海陆贸易网络里的中介者角色。贵霜人因此得以有效地参与到长途贸易中，从事各种物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贸易，例如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田的玉石、阿富汗北部的青金石以及佛教“七宝”中的诸类物品④。 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公元1世纪末，贵霜人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崛起，他们同西印度洋、东南亚以及帕米尔以东(主要是指塔里木盆地至中国内地)均保持着相当规模的长途贸易，建立了一套以婆卢羯车—犍陀罗(Barygaza-Gāndhāra)一线为轴心的国际贸易网络。其中，婆卢羯车是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的重要港口，犍陀罗是贵霜的都城和陆路交通枢纽。总体上看，西印度洋地区是其贸易体系的下游的东方物产出口市场，东南亚和帕米尔以东是其上游货源市场。 一、贵霜商人在西印度洋 贵霜商人参与到西印度洋地区的远洋贸易中，这已经由最近在索科特拉岛霍克洞(the cave Hoq on Socotra)发现的婆罗迷文(Brāhmī)、佉卢文(Kharosthī)和巴克特里亚文铭文所证实。索科特拉岛是同名群岛的主岛，位于亚丁湾与印度洋的交界处，西南距非洲之角240公里，北距阿拉伯半岛380公里，行政区划上属于也门共和国。该岛处于红海、波斯湾、东非、印度以及阿拉伯半岛之间多条航线的交汇点上，是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枢纽。2001年，一支比利时考古队在霍克洞取得重大考古收获，他们在洞穴深处的壁面上发现了近250处铭文和刻画图案⑤。其中，大部分铭文用印度的婆罗迷文书写，少数用南部阿拉伯文(South Arabian)、古埃塞俄比亚文(Ethiopian，即阿克苏姆文/Aksūmite)、希腊文、帕尔米拉文(Palmyrene)、佉卢文和巴克特里亚文写成。这批铭文的解读工作已经由斯特劳奇(I.Strauch)率领的古代语言学专家小组完成，成果收录在近期出版的《索科特拉岛上的外国水手：霍克洞的铭文与图像》一书中⑥。根据该书的研究，这批铭文和图像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世纪，是到访该岛的外国水手们留下的。它们无疑为研究这一时期印度洋贸易网络提供了宝贵线索。从铭文字体和内容来看，铭刻的创作者主要是来自印度古吉拉特海岸的商人。其中，有两处铭文提到州长(ksatrapa)头衔，它们的创作者应当是西部州政权官方资助的商人。另有巴克特里亚文和佉卢文题铭各一处，这两种文字都是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暗示了西北印度的贵霜商人也曾从古吉拉特的港口启航，来到索科特拉岛。 多种早期文献也记载了在西印度洋地区有印度商人出没。不过，在“印度商人”这一总体名称之下，其具体人群构成随时间的发展有所变化。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我们只能笼统地了解到这些“印度商人”来自印度西海岸，如南方的利米里克(Limyrikê，即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和北方的婆卢羯车⑦。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即贵霜帝国进入鼎盛时期之后，从印度海岸扬帆前往西印度洋地区的船员中还包括了贵霜商人。换言之，来自西北印度的贵霜商人开始参与到西印度洋的贸易中。考古学首先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在阿曼的罗里湾(Khor Rori)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一枚贵霜王迦腻色迦的铜币⑧。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两条古典文献材料中窥测到这一变化。第一条材料来自希腊作家克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120年)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所作的一次演讲，其中一段提到了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 我刚才关于这座城市的言论是想要说明，你的任何不当行为都需要承担责任，要知道，你的言行并不隐秘或只是展示在少数人面前，而是展现在全人类面前。因为我发现在你们中间，不仅有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以及邻近的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西里西亚人(Cilician)，也有来自更遥远地区的埃塞俄比亚人和阿拉伯人，甚至还包括巴克特里亚人、斯基泰人(Scythian)、波斯人以及一些印度人，所有这些人都是你们剧院观众的一部分，每场都坐在你们身旁。因此，也许当你聆听一位熟知的竖琴师的演奏时，你自己也被无数不认识你的人所倾听；当你观看战车御者的表演时，你本人也被无数希腊人和蛮族人所观察。⑨ 克里索斯托姆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布鲁萨(Prusa)，是一位出色的雄辩家。他只到过亚历山大里亚一次，于公元102年来到这座城市并发表演说，次年旋即返回布鲁萨。因此，上述引文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公元102年的情形。这位辩论家在演讲中谈到了出现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各种外来人群，其中包括来自遥远地区的巴克特里亚人。而且，他将巴克特里亚人与印度人并举，说明二者在他眼里是有区别的。克里索斯托姆在此罗列各色人群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意在突出亚历山大里亚是一座异域人荟萃的大都市，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他在这座港市亲眼见到过巴克特里亚人等异域人的可能性。他所谓的巴克特里亚人是指来自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贵霜人；印度人则指印度半岛的居民，他们可能来自贵霜帝国的印度疆域，也可能来自南印度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等贵霜控制之外的区域。我们还注意到这次讲演的时间点也很重要，此时正处于贵霜王维马·塔克图(Vima Takto，80-110年在位)统治的晚期。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对贵霜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我们认为，抵达印度沿海甚至深入中亚腹地的罗马商人及其商品是形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媒介。现在我们又认识到，贵霜商人也曾主动跨越印度洋，深入到罗马帝国本土开展贸易，他们是罗马文化影响贵霜帝国的另一载体。由此看来，印度洋的远洋贸易是双向的，罗马与贵霜商人都曾参与其中，依托于这种贸易的文化交流无疑也是双向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215年)提供了第二条相关材料。他在其传世作品《杂记》(The Miscellanies，or Stromata)中讨论哲学的发展时，列举了世界各地的哲学家派别，其中再次同时提到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 哲学拥有至高之功用，很久以前它在蛮族中兴盛，其光芒传播到各族，后来又渗入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是埃及人中的预言家，亚述人中的占星者，高卢人中的德鲁伊教士(Druid)，巴克特里亚人中的沙门(
)，凯尔特人中的哲人，波斯人中的麻葛(Magi)(他们曾预言救世主由一颗星星引导而降生在犹太之地)，印度人中的裸形智者(gymnosophist)，以及蛮族中的其他哲人。⑩ 克莱门特将“沙门”归为巴克特里亚人，将“裸形智者”归入印度人，而在他之前的古典作家将这两个术语都用来指称印度的禁欲主义教派，特别是指佛教徒。可见，他认识到了巴克特里亚佛教和印度本土佛教的分化。巴克特里亚人的沙门指的是贵霜境内的犍陀罗—迦毕试(
)佛教，而印度本土的佛教则归属到裸形智者这一名称下面。克莱门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亚历山大里亚，在这里他很容易遇到来自印度洋彼岸的东方商人，并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东方哲学的有关情况。这些东方商人里面有印度人，也有来自巴克特里亚的贵霜人。克莱门特《杂记》的写作时间在公元2世纪末，这比克里索斯托姆的讲演晚约一个世纪。由此可知，贵霜人在整个2世纪一直活跃于埃及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 二、贵霜商人在东南亚 南传佛教巴利语《本生经》(Jātaka)里有一则本生故事表明，在贵霜人之前，印度西北海岸的婆卢羯车与东南亚地区之间便已存在着海上交往。巴利语佛经的经藏编集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但某些部分的形成时间可能更早。《本生经》的形成时间比较复杂，印度俗语专家辛渔伯(O.von Hinüber)认为其偈颂比散文部分要古老得多，可以早至佛陀甚至佛陀之前的时代，散文部分比较古老的文本一般以“很久以前”作为故事的开头(11)。此处所要讨论的《须逊提本生经》(Sussondī Jātaka)即以“很久以前”作为时间状语引出，因此年代比较早，反映的是公元前1世纪或更早时候的社会情况。这则本生故事讲述的是贝拿勒斯(Banaras)丹波(Tamba)王的王后失而复返之事。王后名叫须逊提，是一位绝色美女。尔时菩萨生为迦楼罗(
，汉译金翅鸟，天龙八部之一，为半人半鸟形象)王，住在龙岛，曾至贝拿勒斯偶遇须逊提而起爱意，遂做法将她摄往龙岛住所。贝拿勒斯王因此派遣一位名叫萨迦(Sagga)的音乐师寻找王后的下落。我们对萨迦的搜索过程很感兴趣，援引如下： 王不知王后之所踪，呼彼音乐师谓曰：“汝往陆海两道各处搜索无遗，寻找王后之行踪。”王遣其行，于是彼携带盘缠，由都门之外搜寻，到达婆卢羯车。此时，某些婆卢羯车商人正欲乘船去往金地(Suvannabhūmi)。彼往商人之处云：“予为一音乐师，请免船资，予将为汝等演奏音乐，请携予同往。”商人应允。船只启航，商人命音乐师奏乐。彼云：“予将演奏，然予演奏时，鱼类将出而骚动，破坏我等之船。”“汝只奏凡乐，则鱼类将不出骚动。请与演奏。”“然则，请勿责怪。”音乐师遂弹琵琶，弦音不碍歌声，所奏之乐，音色美妙，使鱼类骚动。一只海怪跳落船上，船被破坏。音乐师卧于船板之上，任风漂行，竟至龙岛……(12) 故事的结局是，萨迦在龙岛遇见了失踪的王后，于是返回贝拿勒斯汇报了此事。迦楼罗王悔悟，最后将王后送还贝拿勒斯。《须逊提本生经》与《伽伽蒂本生经》(Kākātī Jātaka)(13)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但前者因穿插了这段有关婆卢羯车海陆交通的情节而更具史料价值。音乐师萨迦首先从贝拿勒斯由陆路来到婆卢羯车。贝拿勒斯是印度东北部城市瓦拉纳西(Varanas)的旧称，位于恒河中游，往东顺恒河而下约200公里即是大都市华氏城(Pātaliputra)，这表明当时婆卢羯车与印度东北之间存在着通畅的陆路交通。然后，萨迦在婆卢羯车搭乘前往金地的商船。金地是印度文献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神秘地名，东西方学者对其历史地理做过大量研究，最近，钱江对它的地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考证，认为这一名称是古代印度人用来泛指包括马来半岛北部、中南半岛南部在内的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之东南亚地区(14)。萨迦的行程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婆卢羯车与东南亚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而且来自印度内地遥远地区的人们也会选择这条航线。 公元1世纪往后，中亚和西北印度的贵霜商人同样活跃在印度—东南亚贸易中。《太平御览》引康泰《吴时外国传》曰：“加营国王好马，月氏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羁靽，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15)孙权黄武五年(226)，康泰以中郎奉命出使扶南等国，归国后著《外国传》，此书已佚，仅于《水经注》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可见其断简残篇(16)。关于加营国之地望，学界颇多争议，但以伯希和之考证最具说服力，他认为这一名称为梵文地名Kalinga之对音，其地在今马来半岛以南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17)。引文中的月氏贾人显然指贵霜商人。月氏以产良马著称，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18)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注解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19)万震乃三国吴丹阳太守，著《南州异物志》一卷，已佚。这段文字是现存不多的有关贵霜国情的珍贵记载，其中“骑乘常数十万匹”一语，极言贵霜马匹之多，这与上引康泰《外国传》的两处文字相呼应，其信息应该来自康泰使团。此外，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到达洛阳的歌营国(即加营国)沙门菩提拔陀的事迹，拔陀在追忆南方风俗时声称东南亚国家与印度、安息及罗马之间存在海上交通往来(20)。 前往东南亚加营国从事马匹贸易的贵霜商人有可能是从婆卢羯车出发的。关于这一点，著名的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为我们提供了有力佐证。这部史诗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其内容虽然是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的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该书《赌骰篇》在描述各个国家献给婆罗多族的礼物时写道：“大王啊!婆奴迦车(Bharukaccha)呈送的贡品全部是犍陀罗马。”(21)其中，Bharnkaccha即婆卢羯车；犍陀罗马，英译本作阿富汗马，均无疑是指贵霜的月氏马。婆卢羯车人以月氏马作为贡品，正说明了婆卢羯车是月氏马的汇聚地和出口港。由此看来，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贵霜商人以婆卢羯车为主要出海港，参与到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远洋贸易中，他们向东与东南亚地区保持着海上贸易关系。 贵霜商人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同样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海(L.Malleret)率队发掘了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的澳高(Oc Eo)遗址，这里曾经是古代扶南国的一处贸易港口，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罗马和中国的文物。马勒海在该遗址的第一期文化遗存(公元1-4世纪)中发现了多枚贵霜钱币，包括维马·塔克图和阎膏珍(Vima Kadphises，110-127年在位)发行的铜币。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遗存中还出土了一尊犍陀罗式印度女神雕像(22)，与咀叉始罗的西尔卡普城址(Sirkap site at Taxila)第二文化层(公元30-60年)出土的一尊雕像几乎一模一样。她的脸呈圆形，表情严肃，头发梳成两条辫子，身披纱丽，但近乎半裸，戴有手镯与臂钏，右手持一朵荷花，左手下垂，轻提衣摆，双脚并拢微屈，衣纹体现出犍陀罗艺术风格。这尊雕像表现的可能是布色羯逻伐底(Pushkalavati)女神，在艺术风格上明显受到了希腊爱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Venus)造型的影响。西尔卡普第三层(公元前1世纪)也出土过一尊该女神更早期的雕像，但完全属于印度本土风格(23)。可以肯定，澳高遗址的这尊雕像来自犍陀罗地区，制作年代为公元1世纪中期，应该是在公元1世纪中后期由贵霜商人携带至此的。澳高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中还出土了一些小饰件——锡质印章、垂饰以及金叶，有的上面带有婆罗迷文，其语言为印度俗语，从字体上看属于公元2-4世纪(24)。我们知道，表达俗语和梵语的婆罗迷文是贵霜帝国的三种主要文字之一，而东南亚在古代是锡的主产区，因此，这些小饰件可能是贵霜商人和工匠在东南亚的作坊里制作的。另外，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西岸的空统(Khlong Thom)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初的地层中发掘出一批印度风格的凹雕玛瑙印章，其中几枚也带有婆罗迷文，表达的是梵语(25)。它们也可能是由在东南亚的贵霜工匠制作的。 贵霜同东南亚的贸易，我们知道主要是售出月氏马，那么他们进口什么？东南亚是香料的产地，另外这里的市场也可能有从中国南方运来的丝绸。其中至少有部分产品被贵霜商人转口出售到西印度洋地区。其证据是，在埃及红海岸边的港口遗址贝勒尼克(Berenike)发现了一件产自东南亚爪哇的宝石珠子(26)。该遗址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印度船员的遗物，带婆罗迷文刻划的陶片等等，表明来自印度的商人曾在这里进行贸易。可以推测，这枚东南亚的珠子很可能是同西印度洋和东南亚均有贸易关系的贵霜人带到这里的。 三、贵霜商人在帕米尔以东 月氏人在建立贵霜帝国之前就已经与塔里木盆地乃至中国内地之间保持着一定规模的贸易关系。敦煌悬泉汉简中有17枚提到月氏使者和普通的“大月氏客”(27)。这些简牍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即西汉中晚期。这一时期，月氏人主要是与中原进行朝贡贸易，并与塔里木盆地保持一定规模的民间贸易。贵霜与帕米尔以东的贸易在公元2世纪之前一直处于较小的规模，到公元1世纪晚期开始快速增长，到公元2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其标志是汉佉二体钱的发行以及一批贵霜钱币流入于阗等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赫恩雷(A.F.R.Hoernle)、斯坦因(M.A.Stein)、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法国德兰(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在和田收集的钱币当中，总共有41枚贵霜铜币(28)。在和田以外的地区发现的有：1983年，在楼兰出土1枚阎膏珍钱币(29)。2003年，新疆博物馆文物征集组在阿克苏地区征集到2枚贵霜铜币(30)。2012年，笔者随荣新江先生考察北疆文物古迹时，发现吉木萨尔县博物馆和北庭西大寺遗址博物馆陈列有3枚贵霜铜币，为该县考古工作人员于1982年在当地征集所得。2012年10月，宁夏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的农民在雨后取土时掘出17枚贵霜铜币。这批钱币磨损严重，图案漫灭不清，每枚重约在2.4～3.7克之间，直径约1.2～1.5厘米，厚约0.25厘米(31)，从这些直观数据来看，它们可能属于阎膏珍的减重德拉克马钱币。 在这所有63枚钱币中，可以鉴别出来属于丘就却的有7枚(其中6枚又二次打压为汉佉二体钱)，维马·塔克图的2枚，阎膏珍的4枚，迦腻色迦的31枚，波调(Vasudeva I，190-230年在位)或其后继者的1枚(32)。从中可见，迦腻色迦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流入中国的贵霜钱币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在地域上，多数发现在于阗，从时间上来讲绝大部分属于迦腻色迦；另外，它们基本都是铜币，贵霜主要发行金、铜两种钱币，但中国境内来源可靠的只见铜币——上文论及，在阿曼的罗里湾遗址和越南的澳高遗址也发现有贵霜钱币，也均为铜币，因此可以谨慎地推测，贵霜商人在对外贸易中使用铜币。这些钱币反映了贵霜帝国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向帕米尔以东的贸易扩张，是贵霜商人参与东方贸易的结果。 到了公元3-4世纪，贵霜商人在楼兰、尼雅的活动既由这两个地方出土的汉文简牍所提示(33)，也被相关的佉卢文文书所证实(34)。粟特文古信札进一步表明，在这一时期，贵霜商人曾经和粟特商人一起活跃于印度—中亚—中国内地一线。这批书信约写于公元313年，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葛乐耐(F.Grenet)、魏义天(
.de la Vaissière)等人整理和解读了其中的第1、2、3、5号古信札，毕波将第2、5号古信札的解读成果转译成中文并添加了注解(35)。值得注意的是，2号古信札在谈及西晋末年洛阳的动乱情形时说道：“当商队离开姑臧，阿呼[沙迦]……在那里，当他们到达洛阳，不论那里的[……]，还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36)关于这里提到的“印度人”，恒宁(W.B.Henning)认为是指居住在鄯善国境内楼兰、尼雅等地操尼雅俗语的印度人(37)。我认为，不必将这些在洛阳活动的印度人局限为居住在鄯善境内的印度人(38)，它们当然也可能是贵霜沙(Kushanshahs)统治下操西北印度俗语的本土印度人。辛姆斯—威廉姆斯就曾推测，在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也可能接触到来自印度本土的商人(39)。 公元3-4世纪，贵霜商人在印度—中亚—中国内地一线的活动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证实。1988年，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户农家新建房舍，在房基下发现了一件鎏金银盘。1990年，初师宾首先对这件银盘作了报道，并对纹饰内容、制作工艺、铭文简况以及产地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推断(40)。根据他的报道可知，此盘呈圆形，矮圈足，直径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其内壁满饰浮雕花纹并鎏金，纹饰分三层，最外层为勾联葡萄卷草纹，中层为奥林匹斯山十二神之像，内层为焊接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浮雕像；外壁素面抛光，有加工遗留的弦纹。值得注意的是，其外壁圈足与弦纹之间有一行錾出的虚点状“婆罗迷文”铭刻。另外，此盘的出土迹象、共存物均已湮没失散。 1992年，石渡美江对这件银盘的装饰图案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其年代和传播过程作了详细考证。她首先准确辨识出盘子上的铭文是巴克特里亚文，刻写年代为公元3-4世纪。关于其传输过程，她作了如下推断：这件银盘于公元2-3世纪在罗马帝国的北非或西亚地区制造，然后出口到巴克特里亚，在这里于公元3-4世纪被刻上巴克特里亚语铭文，最后于公元4-5世纪被带到甘肃靖远(41)。这些推论基本上是合理的。1997年和2012年，辛姆斯—威廉姆斯两度对银盘上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进行了解读。在较新的解读中，他认为该铭文由5个萨珊时期的草书巴克特里亚文字母构成，读作υαρ′ο′η′，释作“重178”(42)。其中，υα意为“重量”，后面跟数量词178。需要指出的是，最近，辛姆斯—威廉姆斯访问中国时借机观摩了这件银盘的实物，他在盘子的外壁另发现了一行粟特语铭文，为一个粟特人名，但这一重要发现的细节尚未发表。这一新发现表明，这件银盘从印度—中亚—中国内地流通的全过程并非由贵霜商人单独完成，而是和粟特商人共同完成的。 总体而言，公元2-4世纪初，贵霜(包括贵霜沙)与帕米尔以东的贸易处于较大规模的稳定阶段，贵霜商人在东方甚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从塔里木盆地一直延伸到中国内地。到公元4世纪初，贵霜人的国际贸易开始衰落，由三个因素共同造成：贵霜本土自身的衰落，特别是公元4世纪寄多罗人(Kidarite)的入侵；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导致其下游市场的衰落；公元4世纪初，中国中原陷入战乱，贵霜人和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贸易网络崩溃。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贵霜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崛起之后，在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的刺激下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同西印度洋、东南亚以及帕米尔以东地区均保持着相当规模的长途贸易。西北印度与印度西北海岸之间的便捷商路通畅之后，贵霜商人可以顺利参与到前往西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远洋贸易中。印度洋贸易的发展造成对东方货物特别是丝织品需求的增加。为了获取更多丝绸来源，贵霜帝国同塔里木盆地的贸易也必然扩大。贵霜商业活动的关键地区在西北印度至印度西北海岸一带，以婆卢羯车—犍陀罗一线为轴心，由此引出三条长途贸易路线：向西到达西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西洋航线，向南向东到达南中国海的南洋航线，以及向北到达中亚和中国的陆地路线。这张庞大的三系国际贸易网络一直维系到公元4世纪初；此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贵霜人的国际贸易逐渐走向了衰落。 收稿日期：2015-09-01 注释： ①《后汉书》卷八八《大月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1页；N.Sims-Williams,"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A New Readi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8,n.s.,2004[2008],pp.53-68；罗帅：《罗巴塔克碑铭译注与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35页。 ②有关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的情况，参见E.H.Warmington,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rev.ed.in 1974); R.E.M.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London:the Camelot Press,1955. ③罗帅：《印度半岛出土罗马钱币所见印度洋贸易之变迁》，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8页。 ④J.Neelis,"Passages to India:
and Kusāna Migration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n:D.M.Srinivasan(ed.),On the Cusp of an Era:Art in the Pre-Kusāna World,Leiden:Brill,2007,pp.90-91; idem,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Mobility and Exchange within and beyond the Northwostern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Leiden:Brill,2011,p.144. ⑤C.Robin & M.Gorea,"Les vestiges antiques de la grotte de
(Suqutra,Yémen)(note d' information)",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46/2,2002,pp.409-445. ⑥I.Strauch(ed.),Foreign Sailors on Socotra.The Inscriptions and Drawings from the Cave Hoq,Bremen:Hempen Verlag,2012. ⑦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 by L.Cass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55,59,63,65,67,69,71,73.这部书成书于公元45年左右，是一位佚名的操希腊语的埃及水手写的印度洋航海与商业指南。 ⑧A.V.Sedov,"New Archaeological and Epigraphieal Material from Qana(South Arabia)",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3/2,1992,p.126. ⑨Dio Chrysostom,Dio Chrysostom,III.32.40,tr.by J.W.Cohoon & H.L.Crosby,London:William Heinemann,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1979,pp.209-211. ⑩Clemens Alexandrinus,The Miscellanies,I.15,in:The Writings of Clement of Alexandria,Vol.I,tr.by W.Willson,Edinburgh:T.& T.Clark,1867,p.398. (11)O.von Hinüber,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0,p.56. (12)Sussondī Jātaka,in:E.B.Cowell(ed.),The Jātakta.Or,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Vol.III,No.360,tr.by H.T.Francis & R.A.Nei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7,pp.123-125.译文参考了元亨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35册《小部经典十·本生经五》，1995年，第34-37页。 (13)Kākātī Jātaka,in:The Jātaka.Or,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No.327,pp.60-62；元亨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34册《小部经典九·本生经四》，1995年，第281-283页。 (14)钱江：《金洲、金地与耶婆提：古代印度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余太山、李锦秀主编《丝瓷之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6-354页。 (15)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1650页。 (16)余太山：《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2页。 (17)P.Pelliot,"Quelques textes chinois concernant l' Indochine hindouisée",
asiatiques,publiées à l' occasion du vingt-cinquième anniversaire de l'
francaise d' Extrême-Orient par ses membres et ses collaborateurs,Tome 2,Paris:G.Van Oest,1925,pp.243-263. (1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0页。 (19)《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1页。 (20)杨衒之原著：《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3-175页。 (21)毗耶娑撰：《摩诃婆罗多》(一)，II.47.8，金克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The Mahābhārata,Vol.2,tr.& ed.by J.A.B.van Buitene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117. (22)L.Malleret,L' 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ékong.Tome 2.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 Oc-èo,Paris:
d' Extrême-Orient,1960,pp.231-232. (23)西尔卡普的两尊雕像见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陆水林译，张超音摄影，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图10-12、10-13。 (24)L.Malleret,"L' art de la métallurgie de l' étain dans la culture d' Oc-èo",Artibus Asiae 11,1948,pp.274-284. (25)M.Veraprasert,"Khlong Thom:An Ancient Bead and Manufacturing Location and an Ancient
," in:SEAMEO Project in Archaeology and Fine Arts(ed.),Seminar in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T-W11):Bangkok,Surat Thani,Phangnga,Phuket and Krabi,Thailand,January 12-25,1987:Final Report,Bangkok:SPAFA Coordinate Unit,1987,pp.323-333. (26)P.Francis,Jr.,"Personal Adornments",in:S.E.Sidebotham & W.Z.Wendrich(eds.) Berenike 1999/2000: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Berenike,including Excacations in Wadi Kalalat and Siket,and the Survey of the Mons Smaragdus Region,Los Angeles: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7,pp.254-255. (27)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7页。 (28)大谷收集品见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第29页；其他见J.Cribb,"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Kushan Chronology(Part 1)",Numismatic Chronicle 144,1984,p.147,n.80,p.151,n.87-89,92. (29)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20页；小谷仲男：《关于在中国西域发现的贵霜硬币的一些想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1页。 (30)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新疆博物馆馆藏古钱币述略》，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31)见新华网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2-10/16/c_123826650.htm (32)这些数字是笔者根据以下文章统计而得来的：J.Cribb,"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p.151; 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4,p.33；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第20页；李吟屏：《和田历代地方政权发行货币概论》，《新疆钱币》2005年第2期，第23页。 (33)有三枚汉简提到“月支国胡”，见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87页，673、699、701号。 (34)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2页。另外，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流行本身就暗示了曾有月氏人在这一带活动。 (35)N.Sims-Williams,"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in:A.L.Juliano & J.A.Lerner(eds.),Monks and Merchants: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New York:Harry N.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2001,pp.47-49; N.Sims-Williams,F.Grenet &
.de la Vaissière,"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2,n.s.,1998[2001],pp.91-104.汉译文见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第73-97页。1号信札的完整汉译文和3号信札的部分汉译文，见辛姆斯—威廉姆斯：《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Emma Wu译，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2-87页。 (36)N.Sims-Williams,"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p.49；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第83页。 (37)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1948,p.603,n.3. (38)恒宁所谓“居住在鄯善境内操尼雅俗语的印度人”的含义本身并不明确，如同入华粟特人包括兴生胡和著籍胡一样，这些印度人既包括短暂流寓在鄯善的印度人，也包括定居在此的印度人。而且，他们都来自佉卢文流行的犍陀罗及其邻近地区，即贵霜帝国或贵霜沙统治地区。 (39)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pp.49,52. (40)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第1-9页。 (41)石渡美江：《甘肃省靖远出土鎏金银盘の图像と年代》，《古代オリェト博物馆纪要》13号，1992年，第147-165页。 (42)F.Baratte,O.Bopearachchi,R.Gyselen & N.Sims-Williams,"Un plat romain inserit en bactrien et pārsīg",Objets et documents inscrits en pārsīg,éd.R.Gyselen,Bures-sur-Yvette:Groupe pour l'
de la Civilisation du Moyen-Orient,2012,pp.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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