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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与控制，及时纠正了经济运行中的目标偏差，为我国社会经济三十年来快速平稳增长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宏观调控，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实际应用中常常被误解为行政部门违背市场规律对经济运行的人为控制。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都是一国协调经济运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国家职能。
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为首出台的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美国经历了十几年历史罕见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社会经济繁荣。当然，在市场体系完善的国家，宏观调控中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更多；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国家，行政手段可能较多。其内容会随着一国市场制度的完善而更趋灵活和间接，但不会改变宏观调控作为一国，尤其是大国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地位。
我国近三十年来6次大的宏观调控，其中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
——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上还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
——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次年，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
——“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
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十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不少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
——“软着陆”、通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的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
——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说比任何一次都好。
本次调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 ）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关专家认为，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CPI在5%以内比较正常，是绿灯区；CPI在5%～9%之间，是黄灯区；9%以上属于严重的通胀，是红灯区。
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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