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共产国际论文,中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71-10
俄罗斯历史学家、退休外交官、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曾说过：“在抗日问题上，苏联把国民党当做中国可依靠的主要力量，但苏联并未忘记中国共产党。”①这段话表明了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工作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对中共的认识所决定的。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由担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到对其性质作出严重误判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共（布）主要领导者从联共（布）的情况出发，不顾中国国情，教条地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认为中共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养成了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心存疑虑。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共政策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所占的比例很小，就是在党内工人的比例也很小”，中共的大多数干部是在农村游击战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这种状况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因此，“中国同志到真的需要赶快尽一切可能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积极因素，建立党中央同党员群众、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使党真正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会议决定派王明等“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②10月10日，共产国际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提高战斗力。1939年冬，周恩来在莫斯科疗伤。12月29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及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等作了详细报告。次年1月，周恩来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一些人听后担心中国共产党以乡村为中心，离开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领导人听后不以为然③。为加强中共的无产阶级化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40年3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鉴于中共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未得到履行（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组成中工人只占11%）的状况，执委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中共11年未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考察和提拔干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要求中共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必须提拔经受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来自工人当中的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要更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在关于宣传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在中国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部分著作的翻译工作，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满足党员群众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需要；中共应该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的运动；在中国组织力量编写有关现实问题的通俗小册子；在边区党组织中建立广泛的党员和同情者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研究现行政策问题的小组网，在延安马列学院设宣传系等等。④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赴华担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说，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大大不如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⑤凡此种种，他们作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判断就毫不奇怪。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那样⑥。8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中国时取道莫斯科，在与莫洛托夫讨论中国形势时，莫洛托夫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因此，赫尔利抵达重庆后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当我到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现在他相信苏联政府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真共产党。”⑦1945年7月，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非共产主义者”⑧。莫洛托夫在一次与赫尔利的谈话中也说：中国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还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的改革。”上述情况表明，莫斯科由于拘泥于党的工人阶级成分而对中共的性质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国际、联共（布）是认同的，但对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却不能正确面对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信任，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就开始考虑把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中的王明等几位政治局领导人送回国，让他们回国夺毛泽东的权。事实是，共产国际当时忧虑的是中国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干部成分，惟恐他们难以适应抗战后形势的变化，派王明等人回国“帮助党”而不是夺权。就是王明有此想法而共产国际并未如此交待。季米特洛夫深知王明的野心，曾当着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特别提醒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与中国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当年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讲过，他曾提醒王明：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⑨。另外，王明一行回国时，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他们要夺权也是针对张而非毛泽东，而且王明回国如果真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手，以王明的性格，他不会那么“谦虚”，让毛泽东担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而自己充任七大准备委员会的“书记”。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还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他要求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⑩7月，苏联《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1939年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在报告中代表苏共中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俱优的人物(11)。可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在本国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是认可的，并没有因为王明长期在他们身边而支持他回国夺权。
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曾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12)。中国这样做了，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却不能正确面对。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时期，自毛泽东思想被提出后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从未赞同过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他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既然是列宁的被压迫民族革命理论，那就可以用列宁主义来包括和代替，没有必要“另起炉灶”来标新立异。其二，对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苏联和共产国际从苏联革命的模式出发，对此也持异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曾认为，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和长期脱离城市无产阶级，会改变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性质，担心中共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忘记社会主义的任务，蜕化为民族主义者和农业改良主义者。其三，对中国革命的转变和前途，苏共和共产国际也以苏联革命模式来剪裁。尽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著作中，原则上接受了“不停顿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但他又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出发，强调中国革命转变过程中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如提出民主革命的胜利还将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扫清道路；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革命胜利后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等等。这些观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均不能接受。它们认为，民主革命中已包含了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任务，因此，民主革命的胜利不应该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空间。在上述偏见下，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3)，因而出现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14)的情况。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但苏联党报竟然“只字未提”(15)。以后，对凡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苏联报刊发表时都给删掉了。
三、对中共党内开展的批判王明错误的斗争，共产国际、联共（布）曾存在严重误解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靠山，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屡屡发表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言论，一味强调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而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他的右倾主张受到中共中央的多次批评。王明对中央的批评一直阳奉阴违。为彻底清算王明的右倾错误及其影响，中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开始后，在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时，中共领导层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只有王明不作自我批评，并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攻击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指责《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认为目前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还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妥协，并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针对王明的态度，毛泽东决定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并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但王明却称病拒绝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在整风运动中开展的对王明错误的清算，王明极其不满。1942年6月17日，潘菲洛夫少将和从延安回去的两位苏联情报局工作人员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八路军及党和军队领导的情况。听过汇报后，季米特洛夫对中共“总的看法是，在党和军队的工作和领导中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变状况”(16)。1943年1月，王明通过苏联在延安的两位军事记者，向共产国际领导报告说：“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对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17)。接着又向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告状，挑拨中共领导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并请共产国际、联共（布）出面干预，以避免党的分裂(18)。
受王明告状和在边区工作的莫斯科工作人员带有明显偏见报告的影响(19)，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发生了很大的误解，认为“这场运动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20)。1943年12月22日，他致电毛泽东，谈到他对中共党内情况“感到不安”。其中之一就是他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他提醒毛泽东，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已决定向延安派去奸细，“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发生纠纷，同时还制造一种反对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他还谈了对康生“抢救失足者运动”做法的怀疑(21)。显然，季米特洛夫把周恩来、王明相提并论是有意为王明辩护，把整风运动中进行的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看成是助长反苏情绪。
针对季米特洛夫错误认识，毛泽东于1月2日予以严辞答复： “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使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们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对所谓反苏情绪，毛泽东强调“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1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对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效果作了说明：“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并请季米特洛夫放心。(22)在收到毛泽东的两封电报后，季米特洛夫略感宽慰。1月19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发去密电。3月7日，他收到王明的回电。王明表示，他是“把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的，还声明“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23)。
四、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联共（布）从苏联的利益出发，要求中共无原则地坚持与国民党合作以巩固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极其关注中国抗战。他同情中国，更关心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他认为，如果中国战败，不仅对中国是灾难，而且将使苏联远东地区失去屏障，因此，中国抗战也事关苏联的利益，只要中国抗战能够顶住，就能把日本侵略者“大约100万兵粘着在中国”，确保远东地区的安全。所以，确保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对日作战以“牢牢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成为苏联对华的重点。由此出发，苏联一直担心中共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而造成统一战线破裂，因而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服从蒋的统一指挥，“巩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24)。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王明提出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25)的提议，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肯定。为使统一战线尽快建立，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强调：“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26)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在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醒中共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不要提出过高过左的口号和要求；要坚持以现有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要设想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要树立国共长期合作的思想，不要作一时的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27)。10月，《共产国际》第10期发表《两年来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斗争》一文，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实质上是让中共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将政府和军队交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季米特洛夫也谈到，由于中共力量弱小，在统一战线中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28)。11月11日，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中共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29)。斯大林在接见即将回国的王明时也强调，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共产党不要害怕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至于过去所说的革命呀，夺取政权呀，都是将来的事，目前无须过多地考虑(30)。对莫斯科方面的意见，中共主要领导人也基本接受(31)。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虽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从任弼时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及其向执委会作的口头汇报中，了解到蒋介石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竭力控制、削弱和溶化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也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护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对任弼时的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作出决议，明确地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议还表示赞成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赞成中共“继续用一切力量，在日军后方组织游击队及游击区域”，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还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要求。(32)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是赞同的，同时要求中共“使国共合作的巩固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争取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或成立两党共同委员会，以促使国民党有效地坚持中国抗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反共、限共的态度日趋明朗，由“政治解决”扩大为“军事反共”，不断制造军事“磨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危机。尤其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后，毛泽东预感国共间一场大的冲突即将来临，并拟先发制人，为此请求莫斯科给予指示。在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季米特洛夫多次表明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要求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挑衅行为保持克制。他指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则在于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其诡计，故在政治上应把矛头对准亲日派，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准备。因此，“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33)。皖南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相应措施。在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在发动皖南事变的同时，派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还对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的游击根据地展开大规模进攻，“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广泛进攻”(34)。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认为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35)，还要周告诫苏联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中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36)。季米特洛夫则惟恐中共的自卫反击引起内战，向斯大林建议利用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37)。同日，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即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反对同蒋介石尖锐对立。1月25日，季米特洛夫又发来急电，强调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38)。2月5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39)同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先后面见蒋介石，在提及新四军问题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国共勿起内战”，以免“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方面相信：“日本还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态度。”(40)
1941年7月20日，莫洛托夫向季米特洛夫转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要求他代为询问毛泽东来自重庆的有关八路军和中央军之间发生新冲突的消息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党政府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41)。12月30日，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提出：“应促使中共和蒋介石处理好关系，目的在于为中国军队向日本人发动总反攻提供保证。”(42)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说：“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党驻重庆的办事处要坚持一贯政策，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避免可能使相互关系尖锐化的一切做法，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请把你们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决定通知我们。”(43)季米特洛夫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对中共维护统一战线的努力视而不见，反而要中共不惜代价、无原则地妥协、退让来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并且错误地认为是中共坚持分裂方针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危机。
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仍十分关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12月底，他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苏联人那里得来的情报，以个人名义致信毛泽东说：“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44)对季米特洛夫的看法，毛泽东于翌年1月2日回电作了详细说明：“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相反，八路军的部队在1943年对日本人发动了几十次进攻性的战斗。其成果是夺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丢失的地区。八路军的人数现在约为50万人，1943年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1943年7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武装冲突。(45)1月7日，毛泽东又给季米特洛夫去电，陈述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坚定地表示：“在同国民党相互谅解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46)。对毛泽东的回复，季米特洛夫很满意，并在2月25日、29日连电毛泽东。在29日电中提出：“请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10天给我们一份简报？”(47)3月23日，毛泽东复电就国共关系状况、中共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及进行的努力作了全面回答(48)。
联共（布）、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不要放弃与国民党合作，但合作是双方的事。蒋介石是想利用统一战线消灭共产党。他说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49)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迫使中共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联共（布）、季米特洛夫唯恐国共两党的冲突升级导致统一战线瓦解，失去对日本的钳制，虽对国民党的反共挑衅活动以减少援助、在报刊上揭露等方式加以约束，但更多地指示中共保持克制、不要在言行上刺激国民党。
五、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状况缺乏足够了解，对国共势力的消长和中共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
抗战开始时，中共地处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有军队四五万之众，且装备极为简陋，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并不关心作为兄弟党的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而是关注国共合作“这个联盟在抗日方面到底有多少成效这个具体问题”(50)。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在华顾问和外交人员都要求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加速发展，扩大对日本侵略者打击的力度。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王明、王稼祥谈话时指出：“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队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51)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加强反共活动的同时，还大肆制造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游而不击”、“对日妥协”的谎言。1941年5月，崔可夫向周恩来建议：中国共产党仍应配合国民党的行动打击敌人，并速将行动计划报蒋介石，打击日军后即广为宣传，否则蒋介石会借口我们不配合而将不能反攻的罪名推到共产党身上(52)。1941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进攻下进入困难时期。6月5日，季米特洛夫电示毛泽东：“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并提醒毛泽东：“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53)希特勒侵苏后，为阻止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西伯利亚，斯大林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日采取军事行动以保卫苏联；另一方面则指示其驻延安的代表直接向中共建议八路军迅速集结，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牵制东北日军的手脚。对此，中共中央早就考虑到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次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德国侵略苏联，不仅是反对苏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不仅是保卫苏联，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此援助苏联。7月2日、15日和18日，毛泽东等在致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电中指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方针(54)。在致共产国际电中表示：“将尽全力反对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的决定”，并请求给予武器支援，以便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拟定一个破路计划，以迟滞日军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莫斯科“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却对提供武器“现暂勿做出许诺”(55)，并对八路军的破路行动很不满意，认为过于消极。另外，联共（布）中央通知中共，日本正从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部队单位运到中国，集中在苏联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队向这些地点的集结。显然，这是当时中共力所不及的。在重庆的崔可夫就此质询周恩来：八路军究竟以何种行动援助苏联？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在现有条件下，中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困难很多，我军之配合只能限于情报和破路两个方面，因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56)中共量力而行的做法却招致了莫斯科方面的不满。9月初，日本向关内调兵，苏联统帅部认为是向苏联进攻的征兆，便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军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展开行动。10月7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质问毛泽东：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共究竟如何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采取何种措施在中国战场积极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进犯苏联？表现出对中共的严重不信任和怀疑。
1941年底，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得到情报，日本将配合德军进攻西伯利亚。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火速派一部分军队到长城内外，破坏日军攻苏计划。对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以部队调动困难为由加以应付。1942年5月，苏军最高统帅部获悉中国境内日军又在向中苏边境集结，有进攻苏联的迹象。苏联再次致电延安，要求八路军调兵进入南满，策应苏军和牵制日军。当时延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对苏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毛泽东只得巧与周旋。1943年春，苏联又获悉日本在扩大侵华的同时准备从东部打击苏联，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打算由外蒙向中共军队提供几个师的武器和装备，要求八路军在必要时对从东部入侵苏联的日军予以打击。毛泽东接电后立即指示吕正操、肖华、李运昌、程子华部尽快将部队调到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钳制日本兵力。对派部队去外蒙接收武器一事，斯大林虽迭电催促，毛泽东没有同意(57)。
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的决议中，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指望苏联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还认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妥协是不正确的策略。为此，特派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来延安敦促中共“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孙平对中共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很不满意，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认为中共军队不主动出击就是中共领导人不关心苏联命运，不关心世界革命前途的证明。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无端指责中共采取了减少对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方针(58)。
上述情况的发生，表明苏联对中共的处境缺乏了解，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中共“发扬国际主义”。当其要求不能满足时，便认为中共“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59)，甚至于指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奉行民族主义方针，继续将消极作战的战术强加于党，向各部队发出‘争取时间，积聚力量’的指示”(60)。由此出发，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搞的究竟是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甚至于产生中共是否是真“共产党”的疑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随着中共力量的增长，蒋介石反共意识的加强，共产国际、联共（布）要求中共一味妥协、退让、迁就蒋介石，实际上就是压制中共。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奉行实力政策专注于国民党，因而对中共在抗战中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途缺乏清醒的认识。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代替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另外，“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61)基于此种认识，苏联的天平倾向国民党一方，对延安提供有限的援助，减少派驻延安的人员，仅保持电信联系。1944年10月28日，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国形势时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国民党的权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而特区的影响却有了可观的增长。”“我军人数已从47万增加到57万，在我们根据地控制下的人口由8600万增加到了9000万。”我们已经“加紧开展对各大工业中心和日本人控制的主要交通线方面的工作”，并且“正在把我们的一些部队和多数军事、党务和政治工作干部调往河南、湖南和浙江”。“我党的力量和声望持续增长”，正在“产生一种有深远意义的积极影响”(62)。但并未引起季米特洛夫的重视，斯大林也是如此。1945年6月上旬，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向美国人表示：比之中国共产党人，他倒宁愿准备和蒋介石打交道，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统一中国的承当者。他并不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63)。7月，斯大林对宋子文表示：“支持国民党与蒋先生领导中国……不承认与延安有关，对延安提议之联合政府尤表示反对”(64)。因此，抗战胜利后，莫斯科力促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与此不无关系。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虽然“并未忘记中国共产党”，然其目的主要不是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如何维护苏联在东方的边界安全；虽然保持联系，但由于对中共缺乏应有的信任，很少从中共的实际出发考虑中共发展的要求，因而形成了对中共的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共产国际、联共（布）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重视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惟恐“通过中共起作用的一点点尝试有可能扩大中外反共、反苏分子队伍，并导致他们联合起来反苏、反共”(65)局面的出现，也决定了与中共联系的有限性，这种状况也给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注释：
①〔俄〕А.М.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②《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179页。
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40年3月11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⑥〔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根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斯大林对中共早就存有偏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1927年7月9日，他在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
⑦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7页。
⑧《徐永昌日记》第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手稿影印本，第136页。
⑨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42页。
⑩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德国中共党史学者托马斯卡姆平认为：“说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成为无可争议的党的领导者是不合乎实际的，他的真正领导权开始于六中全会这种说法才令人信服……王明到达延安后，他的权力主要地依靠他在共产国际的职位，而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的胜利，假如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也不可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6期。
(11)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352页。
(12)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1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2页。
(1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中共党史译丛》，求实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16)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8～199页。
(17)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0页。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说，1943年10月，他让在延安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去看望生病的王明，王明向奥尔洛夫口述了电报稿，用他们的电台发给了季米特洛夫（《延安日记》第176～177页）。但根据季米特洛夫日记，1943年10月至11月，他没有收到有关来自延安的电文，而是在2月1日收到王明发自延安的电报。从时间上看正好一致。
(18)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29页。
(19)如果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是真实的，那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肯定会对季米特洛夫产生极大影响。参见该书第21、36、155、381、125，140、214、146页等。
(20)杨云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21)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68页。
(22)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46、247页。
(23)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83页。
(24)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95页。
(25)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26)《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7)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327页。
(28)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330页。
(29)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0页。
(30)徐则浩：《王稼祥研究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31)参见张闻天《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28期）和毛泽东等发出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1937年12月24日）。
(32)《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33)《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4)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页。
(35)《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
(36)《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董、叶电》（1941年1月23日）。
(37)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123页。
(38)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5日）。
(39)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6页。
(40)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377页。
(41)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9页。
(42)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70页。
(43)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98页。
(44)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68页。
(45)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73页。
(46)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74页。
(47)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79页。
(48)参见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88～290页。
(49)《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50)〔苏〕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7页。
(51)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0～61页。
(5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2页。
(53)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2页。
(5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0～313页。
(55)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9页。
(56)《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
(57)〔俄〕尤·米·加列诺维奇、部彦秀、张瑞璇译：《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58)对毛泽东从中共的实际出发采取的正确策略，克劳丁认为：“如果在1941年—43年间，毛屈从斯大林的要求，那么革命军队就会大部分消耗掉，日本一投降，中国共产党人就只能听任国民党和美国人的摆布了。正是由于毛泽东抵制，才避免了灾难后果。”〔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349页。
(59)〔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4页。
(60)〔苏〕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7卷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26页。
(61)〔苏〕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5页。
(62)《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10月28日。转引自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63)参见〔美〕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第525页。
(64)《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136页。
(65)〔俄〕А.М.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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