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比较优势的转化与农业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当日本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发生摩擦时，日本农业的封闭性都要受到抨击。当日本的贸易盈余持续增加时，要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外部压力便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一、农副产品保护的加强
80年代中期，日本农副产品的平均名义保护率为102%， 大大高于当时欧共体的22%的水平。依据名义保护率这一标准，日本属于世界上农业保护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955年，日本农业的名义保护率只有18%，相当于欧共体35%的一半，而后才有高速增长，1960年达到欧共体的水平，1965年与瑞士持平。
1955—1970年平均名义保护率上升是工业化国家共有的现象。这一期间，由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谷物出口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国际农业贸易条件极为不利。1970—75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随着农副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工业化国家的名义保护率都大大下降。名义保护率和农副产品贸易条件的反向关系反映出工业化国家试图使农副产品的国内价格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传递的影响，以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为代价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但在危机中，日本的农副产品保护程度却提高了。
1、农业保护的商品结构
日本农业保护的商品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其对谷物的保护率高于家禽，欧共体刚刚好相反。日本的谷物保护是双层结构，粮食作物，尤其是谷物的保护率极高，但饲料如玉米等的进口则没有任何贸易障碍。日本的农业保护对粮食偏重，原因在于传统上粮食和饲料间缺乏替代性，故可以在对谷物实行支持价格的同时，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口饲料。在欧洲国家，如果自由进口廉价的饲料便无法维持粮食作物的高价，因为二者之间的替代性很强。同样，欧洲国家也很难将粮食作物的保护提得太高，因为它无疑将提高国内家禽饲养业的成本。
在日本，粮食和饲料间缺乏替代性使得对粮食的高度扶持可以和国内家禽饲养者的低饲料成本并存。但有迹像表明日本畜牧产品的名义保护率上升快于谷物，1955年，它为负值，而1980年，则已基本达到欧共体的水平。
日本的农业产品生产结构由比较优势和保护政策同时支配。相对于劳动力和资本来说，日本的土地资源匮乏，所以其相对优势不是土地密集作物如谷物和豆类，而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蔬菜、牲猪和家禽等。但由于强有力的保护，谷物中的大米生产维持在超过自给的水平之上。同时，畜牧产品中的牛肉和奶制品也受到严格保护。更进一步，无骨鸡的关税也高于有骨鸡的关税。
这样的保护结构显示了当前食品政策的基本战略，对可直接消费的食品维持高自给率，初级农产品则主要依赖国外。这一方法类似于日本工业化的战略，进口初级原料，进行加工，同时禁止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以保护国内制造业，尤其在发展的早期更是这样。这一保护结构无疑与澳大利亚的牛肉、欧共体和新西兰的奶制品、中国和韩国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品发生冲突。日本农业的这一结构得到了饲料出口商，尤其是美国的有力补充，但日本和美国在高品质牛肉、橙子、西红柿产品和大米方面仍存在矛盾。
2、比较优势变动的原因及其影响
农业保护的加强和食品自给率的下降，其根本原因是农业比较优势的极大削弱。日本经济由于工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形成的高增长率，大约从5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5.3%，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大致相等， 但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 大大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其结果是，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日本农业的比较优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从而导致了肉、奶等高值食物消费的增多，食品和饲料的进口大大增加了。这也使农业保护成为必要，因为如果农业和工业比较优势的迅速转化所产生的部门间资源的重新分配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农业居民将不得不完全承担城乡收入剪刀差、农业人口下降等调适成本，而这是农业所无法承受的。为将一部分工业化成本转嫁给全体公众承担，农民组织了要求实施保护政策的政治团体。
比较优势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刺激了日本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这给市场受到日本工业产品冲击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工业调整问题。这些国家很自然地就对日本提高农业保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要求日本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同时实行国内工业保护。
二、高成长经济中的农业问题
日本农业的高度保护基于引进技术的工业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从而极快地削弱了农业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其他工业化国家农业比较优势增强了也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呢？为什么相对于工业化国家失去农业比较优势的国家不实行保护政策？这种鲜明的对比表明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保护有共同的原因。
1、农业调整问题的根源
大致说来，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保护是“农业调整问题”的一种显示。由于经济发展，农业产品需求相对萎缩而产生了将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由农业部门重新分配到工业部门的困难，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阻止了曾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报酬率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下降。
农业调整问题的一个共同根源是，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形成的生产能力相比，粮食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在富裕经济中，人口增长是缓慢的——总体上低于1%，且人均粮食消费的增长也慢， 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低。但是，粮食供给的增长率却很高，因为用于农业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很大，其结果是国内粮食需求长期低于供给。
当过度的粮食供给面临缺少弹性的需求结构时，农业收入和农业资源的报酬率就将下降，除非资源能以有效的高速度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实际上，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过程是缓慢的，它包含了代与代的变化。将人口以足够快的速度从农村重新分配到城市以达到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公平是困难的，这就出现了“农业调整问题”。
在日本，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产生的农业调整问题，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为严重。
2、粮食问题重要性的下降
农业保护程度的快速提高源于农业生产者为将农业调整成本的一部分转移给非农业人口的政治努力。但如果遭到非农人口的强烈反对，保护政策也无法出台。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萎缩降低了非农人口人均承担的农业保护负担。由于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小，消费者对农业保护的抵抗也减弱了，粮食价格上涨对日常支出的影响也变小了。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食品支出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销售和加工服务，国内生产的粗粮消费则越来越小。
随着粗粮价格对日常生活费用影响的降低，农业保护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也变小了，所以不仅是消费者，商业从业人员的抵抗也不如以前强烈。在战后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工厂主和贸易商对食品支出的抵抗下降得极快，因为日本工业迅速变成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对低工资的依赖很小。高收入、低食品消耗经济中的“农业问题”与低收入、高食品消耗经济相比，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了。
当食品的过度需求遇到缺乏弹性的供给时，食品价格将迅速上场，并常常上升到扰乱城市贫困者生活的程度。从长期来说，生活费用的上涨将推动城市工人工资的提高，由此提高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其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食品问题并非农业部门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问题。像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所担心的那样，这一问题的激化在经济发展早期可能扼杀其发展。
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二战后工业高速发展之前，粮食问题一直是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业调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在这一阶段，就像经济一直为食品问题所困扰一样，农业保护政策受到工业、商业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只有当战后工业迅速发展时，国内对农业保护的抵制才消失，农业团体才成功地倡导了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农业保护。日本高度的农业保护可以说是其政治市场上的一次均衡。
三、农业保护的措施及结果
战后日本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以高效率快节奏地重新分配到非农业部门，以维持部门间的收入平衡。同时，如果听凭市场机制调节，农业调整成本将主要由农业生产者负担。但由于农民组织了政治游说团寻求农业保护，以将部分调适成本转嫁给公众。当他们的要求与非农业人口反对力量的下降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日本就实行了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农业保护。
1、农业保护的工具
农业保护政策是，通过政府干预生产和投入市场来提高农业的产出和收入。属于保护政策的政府投入仅限于可在集市上交易的私有货物，而不包括由许多农业生产者共同利用的“公共货物”。日本主要的农业保护工具包括：（1）边境保护；（2）直接的农产品价格支持；（3 ）农业生产投入方面的资助。
（1）边境保护
对日本农业保护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对农产品进口的数量限制。80年代中期，日本有22种农业产品和海洋产品实行进口配额，多于法国的19种，而法国是当时欧共体成员国中实行农产品进口配额最多的国家。此前，日本实行配额的农业商品品种更多，1970年为58种，再往前的1962年则高达102种，为此，日本承受的国际压力极大。
除了进口配额限制外，很多农产品的进口是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垄断的，如大米、小麦、大麦由食品经销处、牛奶和奶粉由畜牧业开发公司，丝绸由丝绸和糖价稳定公司，卷烟由日本烟草公司垄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日本依赖政府贸易作为农业保护的方法，因为政府贸易并未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原则，也就不必受制于激烈的双边谈判。在日本，只有猪肉、丝绸和糖等少数农产品实行差价税，而很多农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商品则通过关税配额体系保护，对其在某一数量下的进口实行基本税率，当进口超过数量配额后则提高税率。
日本市场对进口饲料实行开放政策。但用作饲料的玉米和高梁只有在由海关监管下的饲料工厂购买时才能免税。这一规定保护了国内饲料工厂，这些工厂多为农协所拥有。所以，这是农协牺牲家畜饲养者而获得的利益。
另外还有很多非关税壁垒。例如，除了桔子和桔子汁的进口配额限制外，一项推动国产红桔销售的政府计划要求，所有进口的桔子汁必须兑入40%的红桔汁。进口活牛不像牛肉一样受到进口配额限制，但动物检疫实际上限制了进口。
（2）价格支持
日本对许多农产品实行直接的政府价格支持，其中最为复杂的是对大米实行价格支持。国内生产的小麦和大麦的市场价格如果低于保护底价，则由日本农林水产省下的食品经销处收购。肉、奶制品和丝绸的“价格稳定工程”包括，为将国内批发价维持在保护范围内而持有的缓冲储备。这种“价格稳定区”一般比市场均衡价格要高，由此而产生的亏损一部分通过进口征税来弥补，一部分则转入公共财政预算。该政策同样适用于政府在保护低价时收购甘蔗、甜菜和制造淀粉的土豆。这种价格支持和稳定工程由畜牧产业助长公司和丝绸及糖价稳定公司实施。
日本实行亏损补偿的一个变种是“价格稳定基金”，由政府和生产者捐助资金，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生产者将获得补偿。这一计划适用于小牛犊、蔬菜和加工用的水果。
（3）政府资助
日本的农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资助。日本农业属于小农经营，因此巨额投资不可能由农户自己来积累，而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提供补助金和长期低息贷款，即依靠国家的财政投资和金融政策。日本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中的农业补贴和长期低息贷款两条渠道对农业给予财政支持。50年代，日本农业的总投资已占国民经济投资比重的20%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投资呈增长趋势。其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1960年为23.4%，到1975年为43.3%。
与财政扶持政策相配合，日本的农业金融为解决农业资金短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制度贷款”的建立。这类贷款是国家、地方及公共团体按照国家法律、条例及纲要，通过利息补贴、补偿损失、债务担保以及其他优惠措施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利率一般为5%左右）。 它最早于1950年前后建立，通过多种措施使各种金融机构向农民大量贷款。这基本上直接满足了农户为增加农业投入、发展农业生产、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日本对农业的资助很多，但农业生产者的税收负担却比非农业人口要低得多。1970－78年间获得可税收入的比率，即可供税务机关征税的真实收入的比率，农业生产者只有20－30%，而非农自营业主的比率为60－70%，雇佣工人的比率为90－100%。农业居民1983 年农业收入的税率只有非农业收入的一半。对农业的净资助（资助减去税收负担）为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35%。
2、大米价格政策的目的和结果
大米是日本农业传统的最重要的产品，也是日本人最重要的食物。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如何控制大米的供给以最好地解决农业问题，一直是日本农业政策的主要议题。80年代以来，大米成了农产品中保护程度最高的品种。
（1）价格支持机制
根据1942年《食品统制法》，二战后，大米一直在日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起初，该法是用来配给战时严重短缺的所有国产食品的。随着食品供给的恢复，1952年后，大米成了唯一由政府直接控制分配的食品。
最初，大米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所有的交易过程都由食品代理处直接控制，从农户到零售业的价格都受到控制。后来这种控制逐渐放松。1972年，零售价放开，从那以后，仅仅对大米从农户到批发市场的市场网络进行直接控制。
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对大米分配的直接控制也从保护消费者转而通过价格支持以保护生产者。60年代，在制定了确定大米价格的生产成本和收入补偿公式后，大米价格迅速上涨，很快脱离了国际水平。高水平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支持是与食品代理处垄断下大米的进口限制结合在一起的。60年代后，日本大米进口实际上为0。
60年代，日本的米价不仅高于世界价格，而且高于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均衡价，结果国内生产超过了消费，导致政府的大米储备急剧膨胀，从而增加了食品控制特别帐户的现金支出。另外，由于大米库存时间太长，大米的质量下降，不得不处理作国内食用之外的产品。更麻烦的是，由于大米出口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还不得不限制大米的出口，结果大部分剩余大米被用作饲料。随着剩余大米的增加，导致其处理资金迅速增大。
为控制剩余大米的积累，1969年，日本实行了大米种植面积控制。80年代中期，大米生产能力估计为1400万吨，但消费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按正常年份每公顷年产5吨左右计算，有7000－8000 万公顷（日本稻田面积的1／4）必须停止种植。随着大米产出的增加，剩余处置和面积控制成本使日本大米控制工程的赤字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60年代后，日本政府迫于农民的政治压力提高了政府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大米的价格（又称生产者价格），但由于消费者的抵制，销售给批发商的价格（消费者价格）并未以同样的速度上升。以1986年为例，政府收购价（311000日元／吨）比销售价（310000日元／吨）高1000日元／吨，加上政府的管理成本（61000日元／吨）， 食品代理处交易大米的亏损为62000日元／吨。由于存在着交易亏损， 只要所有的大米都必须经过政府渠道，大米产出和可交易剩余的增加就会自动导致食品控制赤字的膨胀。1969年，日本政府设计了一套减少此类赤字的机制，即在已经存在的“政府大米渠道”之外，再开辟一个“自主大米渠道”，每个生产者通过自主渠道或政府渠道销售大米的总量，根据面积控制工程确定的每亩配额加以限制。为增加自主米的份额，日本政府为自主米提供资助。1987年，“自主大米”份额已接近“政府大米”的一半。
（2）价格支持的社会成本
由于生产者价格剧涨及大米产出和可供交易剩余的增加，食品控制成本在60年代上升得特别快。1960年，其在全国赤字总额和农业赤字中的份额尚不足2%和20%，1970年，则已分别超过了5%和40%，从那以后，通过推动面积控制和自主大米交易，这一份额有所下降，但1985年仍有7000亿日元，约合40亿美元。这还只是社会为大米价格支持所负担成本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必须由消费者负担，因为他们要支付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
也并非价格支持的全部社会支出都转给了生产者，有一部分被浪费在了生产和交易过程中，据估计，日本1980年社会经济福利的净损失为7810亿日元，占社会总成本的40%。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废止了物价统制令对大米售价的制约，允许新的零售业主进入大米零售领域。这一措施实施后，大米销售价的提高快于收购价，政府购销“倒挂”减少，1987年，首次实现购销“顺差”（交易盈余）。
3、保护政策的困境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繁多而复杂。最典型的是大米政策，当市场反应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问题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强。当出现新的问题后需要另外的干预时，而既定的干预政策又难于废除，因为其与制定者的利益集团紧密相连。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力量对日本农业保护程度的提高加以限制。一个是国外，主要是食品出口国的强烈反对，另一个是国内市场的反应。支持价格的提高刺激生产达到难以再提高价格支持的程度，因为价格支持成本已达到了财政预算的极限。由于贸易自由化而迅速增加的加工食品的进口在80年代已开始危及日本国内加工产业，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很多食品加工产业将被迫转移到可获得廉价原材料的国外，使已经下滑的国内产品需求进一步缩小。
除开内部“声音”（政治反对），消费者的“退出”（市场反应）与国外的强烈反对成了日本农业保护进一步加强的制动器。且税收岁入增长的减缓，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所导致的国家财政赤字累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限制。
还有，政府干预、市场力量和利益集团间相互作用的加强，使农业保护政策日趋复杂。同时，提高日本农业生产力所需要的结构调整也几无进展。大量低效的、与节省劳动力的现代技术不相容的小农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大米和牛肉等保护程度最高的部门。农村居民教育和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太小，因为政府预算的大部分都被保护政策吞噬掉了。渐渐地，日本农业进入了停滞状况，这是其保护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