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伟大复兴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3-003-07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责任。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坎坷和曲折，都与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体会和经验，都与民族的利益水乳交融。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缘由及其历史环境
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它创造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奠定了历史公认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在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在十多个世纪里，中国“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注：［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页。）。西方一些历史学家经常以公元15、16世纪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认为此前是东方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此后则是西方影响着整个世界。伴随这一位序变化而来的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的衰落。
江泽民指出：“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6页。）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暴露中国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挤向衰落的途程。一部挨打受辱的中国近代史，充满了中华民族难以忘怀的百年创伤。民族的复兴问题由此而提出，它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夙愿而梦寐以求。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民族经历由盛而衰的大起大落，这样的现象并非罕见。曾与中国齐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都经历了与中华民族同样的衰落遭遇。因此，在西方近代新崛起的国家以迅猛的发展速度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古代文明领先的国家能否重新振兴，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题。19世纪末，有一个名为卡彭特的英国作家，写过一篇《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济》的文章。他认为，凡是历史上极盛之民族，都难逃由“炎热最高之度，寝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似乎由盛而衰是必然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衰落的民族不可能有重新崛起的希望，断言“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注：转引自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207页。）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的说明，卡彭特的断言是否正确暂且不必评说。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宜说得太死，尤其是涉及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对于衰落的民族能否重新复兴起来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还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
认识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缘由，必须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因素。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的古文明国家相比，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传承没有因为民族的衰落而中断。延绵不绝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民族创造的东方文明避免了毁灭消失的厄运。这个特殊历史因素，为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复兴的愿望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和不竭的实践动力。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为中华民族衰退落伍的耻辱而痛心，又有多少人矢志振兴中华而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并有成千上万的先辈为复兴中华民族而挥洒热血和献出生命。这个基本的事实蕴涵着民族勃发的无限生机，一旦捕捉好机遇，中华民族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衰落民族的复兴奇迹来，从而为人类社会增添一道亮丽风景。
当然，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十分艰难的。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自身的社会沉疴和历史负荷构成民族前进的羁绊，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常常压制、阻挠和破坏着民族复兴的事业。从外部条件看，外国侵略、封锁、压制和竞争的险恶世界环境，给中华民族复兴不断制造着窒息性的障碍。内外部的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9世纪中叶，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21世纪初，一个半世纪多点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生存的社会环境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国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其间，中华民族复兴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时代不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环境也截然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环境有如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的起点低，生产力破坏的程度严重，贫穷状态恶性循环，给中华民族复兴遗留下十分严重的后遗症。中国迈入近代社会本来就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落后了一大截，滞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这种距离更加拉大。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失却了社会稳定的保障。1840年以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再加上国内频繁的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使中华民族备受灾难，步履艰辛。连年不断的战争动荡，兵荒马乱的社会昏暗，造成农田荒芜、工业凋零，经济无法正常发展，生产力受到沉重打击，人民生活的贫穷日积月累。与此相反，世界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依靠殖民掠夺使其资本积累加速膨胀，另一方面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迅速发展生产力，扩大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距离。这样一种落后与先进两极发展的态势，构成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环境中严峻的现实。
其次，中华民族长时期处于不利的外部条件之下，缺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互动的可能性。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丧失完整主权的国家，与世界的交往始终处于依附的地位。西方世界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在中国争夺各自的利益，使中国实际成为他们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资源掠夺性侵占暂且不说，即使是提供的资金贷款、物质援助以及投资置业，也均出于利益盘剥或政治意图的需要，根本无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长时期的政治压制和经济封锁，迫使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割断了联系。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造成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嗅觉失灵、信息闭塞、反应滞后、行动迟缓，难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主动地位。
第三，社会转型和制度选择的过程使中华民族的复兴长时间限于初始的斗争阶段。在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多年里，中国社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选择中，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前提条件的斗争严重牵制了中国人民开展经济建设的精力。历史可以证明，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并进行了社会初步整合以后，才开始具备有计划地建设国民经济的条件。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是个标志。而真正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还要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历史环境的实际情况是革命的时间长，建设的时间短。
第四，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探索使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付出一定的学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从世界范围看，先期进入现代化探索的西方国家奠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有了几百年的成熟历史，而后期追赶型的现代化探索国家由于时代条件和国情因素的制约，完全仿效西方国家先期模式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志士仁人就觉悟到中国的现代化难以袭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既定模式。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这样一种新模式缺乏成熟的经验，探索中必然会遇到没有可供参照的新问题，必然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数。与西方国家成熟的现代化建设模式相比，经验性因素而导致的失误可能就会发生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曲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达20多年的弯路，使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上几方面的历史环境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困难很大、任务艰辛、道路坎坷。惟其如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和庄严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展
就大的轮廓而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段。一是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大的时段中经历了80年的奋斗，既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又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进展。
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终点，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就以振兴中华民族为职志，寻求着中华民族能够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希望。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就讲过这样的话：“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上年而霸图定矣。”（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24页。）其复兴民族的急迫愿望跃然纸上。20世纪初孙中山以“振兴中华”为号召发动革命，力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潮流。他动员说：“大家同心协力来救国，中国就可以反弱为强，反贫为富，可以同今日之列强，并驾齐驱。”他终生期盼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强国”，“使我中华民国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注：王耿雄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61页。）表达了努力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的志向。他们从这样的愿望和志向出发，组织发动了改良和革命运动，试图扭转顽固僵滞的封建制度，使中国社会纳入西方模式的强国发展轨道，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实践打破了他们复兴中华民族的良好愿望。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夭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取得一些微弱的进步之后就陷入困境之中。1912年中华民国的制度转型并没有为中华民族复兴展现灿烂的前景。相反，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却表现出一幅官僚政客污浊腐败、西方列强瓜分豆剖、军阀混战遍地而起、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黑暗凄惨画面，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中沉沦得更深。
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出现了转机。1921年，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希望。虽然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显得十分弱小，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一支队伍在偌大一个中国很不起眼，但是，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征，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活力。它超越在它之前的其他政党和胜过在它之后的各种党派，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使命的最合适的担当者。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风浪，在荆棘遍地的道路上十分艰难地前进，但始终不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从开展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到土地革命时期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从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到进行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目标就是将中华民族带进新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离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根本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不负历史使命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它以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显示了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从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独特之路，并以成功的实践和胜利的结果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这一雄壮的声音回荡整个世界，它宣告了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终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包括初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两个阶段既有密切联系，又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在初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领导人民胜利地完成社会变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从而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引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完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还有一个转型的过程。这样一个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伴随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成功实现这场社会变革，向人民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的道理。1956年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当时中国引起的反响是热烈的。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对待经济成分和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存在机械、单一等片面性的历史局限，但是，它确实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
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中，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曲折，有过一些重大失误，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表面在：其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巩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确立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历史征程向社会主义历史征程的转换。其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了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信念，并在60年代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使中华民族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其三，形成了通盘考虑生产力的发展，将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发展轨道的有序格局，使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劳动力安排等经济运作符合人民的要求，有益于促进人民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适应，从而在价值理念上将中华民族的追求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四，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在国际上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压制的环境下，建立和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正确认识这些方面的意义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时期中发生的失误而忽视或否定中华民族为伟大复兴所付出的努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文革”危害时所指出的：“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这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6～817页。）客观地说，在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走了一段时间曲折的弯路，但民族的进步仍然不能抹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前后相接，共同铸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辉煌，从而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始终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邓小平指出：由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民族是不相承的。他强调：“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7页。）他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搞建设；他关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维护和提高中华民族的世界形象；他指示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精心设计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描绘出美好的前景。江泽民指出：“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将基本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完成这个宏伟任务，必须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坚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和人民，是勇于和善于进行创新的，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2、253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并号召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论述，反映了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使命感和高度责任心。
20世纪最后20年里，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最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将民族复兴事业切实地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经济腾飞的明显效果扬起民族复兴的风帆。其二，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中国人民从僵化的思维定式下走出来，极大地焕发了广大人民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创新的精神。其三，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论创新，指导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党和人民认准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准则，从而树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价值标准。其四，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党贯彻落实这一思路的基本路线、基本制度和具体步骤，使民族复兴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和有力保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最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以强有力的措施，解决改革攻坚阶段的各种难题，进一步坚定了党和人民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其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其三，稳健地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的实践，并以此为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形成了运作机制的框架，为民族复兴找到了充满活力的创新之路。其四，将从严治党与有序治国结合起来，高度注重执政党建设，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成果，提高了执政党的威信，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其五，把创新提到决定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突出位置，大力倡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从思想上为民族进步树立起以创新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其六，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强调维护生态环境、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民族复兴之路与现代潮流相吻合。其七，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广泛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注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声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20年形成的“盛世伟业”，成为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进步的里程碑。我们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率，我们实现了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我们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我们实实在在地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我们以经济腾飞的业绩空前地凝聚了整个民族，我们以发展的成就让世界对中国感到惊奇，我们胜利地加入世贸组织、成功地举办APC会议、取得申奥和申博的成功，等等。尤其是在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注：江泽民：《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6页。）更需要指出的是，这20年里，世界变动纷繁，政治剧变迭起，经济风浪不停，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失去了政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滑入低迷，国际环境险象丛生。这种氛围下，中国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活力，使我们倍加珍惜这中华民族复兴的20年。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经验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在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不断推动民族进步、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基石。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鸦片战争迄今的历史中，前80年的奋斗是由其他阶级力量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后80年的奋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同的领导形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同命运。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它的先进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是其理论科学性的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党性质是其组织代表性的体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制定政策宗旨性的体现。这些方面构成的先进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庄严使命的基本要求。实践层面上的历史检验和理论层面上的价值认定都向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揭示了一个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庄严使命的保障。
第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不仅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问题。其一，民主革命时期，不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有志之士，由于没有旗帜的指导，不能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提出和实验过各种民族复兴的方案，如军事强国、经济富国、教育兴国、实业救国、民主和科学救国等等，但都不能改变中华民族继续沉沦的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复兴之路。其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偏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机械照搬别国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磨难，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这两个事实印证了一条规律：当举错了旗或者举歪了旗时，当走错了路或者走歪了路时，社会就不能前进，民族就要遭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正确可靠的民族复兴之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认准这条路走下去，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事业，万众一心是这项事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民族复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发动和组织民众的乏力，孙中山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还犹如“一盘散沙”的症结。而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获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心的向背集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党正确的路线政策起到了凝聚整个民族的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用以检验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尺度就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弱。能够最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力量，党的先进性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凝聚民族的主要法宝是：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坚持将满足人民利益作为一切路线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始终保持全体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齐心协力，共同为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
第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衔接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长征程决定了其梯度式发展的特点，各个阶段有相应的目标，完成前一个目标是迈向后一个目标的台阶。完成了前一个目标，才能使民族复兴站到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成熟经验。毛泽东指出：党的任务“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看，梯度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环环相扣、循序推进的历史链。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前提的历史征程，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再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步伐一步步向前迈进。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设计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20世纪末，胜利完成了前两步，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预期目标。21世纪刚揭开扉页，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实施第三步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六大正式确定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清晰的计划和明确的步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制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经验的成熟运用。
第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传统的民族；但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容易滋生不求进取的惰性和自闭保守的陋习。中华民族之所以对古代人类社会作出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就是因为创新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华民族之所以从进入近代历史后衰败落后，与不求进取、自闭保守不无关联。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12页。）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飞速发展的社会，不思创新的民族就只能等待被前进着的历史所抛弃、被翻滚着的时代潮流所淹没的结局。与时俱进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与时俱进的逻辑结果。中国共产党80多年奋斗中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胜利，是独创性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结果；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又是前无古人的新实践产生的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创新。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重要经验。
第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注入现代性的新鲜活力。对中国而言，民族复兴显然是要再现中华民族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光辉夺目的璀璨，是要再作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超群出众的贡献。但是，这不是原点的回归，而是顶点的攀登。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已经流入现代文明的大海。无论是文明的蕴涵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已经更新换代。因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与现代性相融合，必须不断注入新鲜活力。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以电子高科技、信息网络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在以古代社会难以想象的速度促使生产力突飞猛进。这一切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现代性为坐标。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这一要求。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江泽民的“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论述，都是立足于现代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验的宝贵在于它架通了从历史到现实的桥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从开始提出到胜利实现，伴随的是整个民族的热切期待和不懈追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两个一百年。他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这两个一百年，包括了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包括了目前正在经历的现实，也包括了即将进入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是新世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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