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毅[1]2012年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与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其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生存依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的时候，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凸显。频繁上涨的世界粮食价格，告诫人类：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论何时都不容忽视。同时，农业具有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和风险高等特点，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相比，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偏低，生产决策缺乏足够的市场敏感度，难以充分吸纳各种生产要素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因此，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在发达国家，农业支持和保护不仅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农业法规。其中，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可谓其中的典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以来，其在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强欧盟各成员国农产品竞争力、稳定欧盟农产品价格体系、促进欧盟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推动欧盟经济市场一体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历程当中，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也经历了数次的调整和改革。具体而言，包括1980年代之前的改革、1980年代改革、1992年改革、2000年议程、2003年改革和2008年改革。概括的说，共同农业政策所经历的每次改革，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内在的驱动力以及外在的压力因素。1980年代之前的曼斯霍尔特计划、1980年代的牛奶配额和稳定器政策主要是欧盟出于缓解内部的预算压力的动因对价格支持政策进行的调整；1992年改革及之后的两次大的改革，则主要是在其他农产品出口国的外部压力之下，欧盟做出的削减农产品出口补贴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2000年议程与2003年改革都着重强调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等新的目标，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体系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在数次的改革中，各成员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都得以综合考虑，价格支持体系也得到有针对性的调整，欧盟的预算压力也因此逐渐缓解，这些变化都使得共同农业政策的功能不断增强。不容忽视的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市场机制扭曲、资源配置导向偏误、财政预算负担过于沉重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原因上说，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共同农业政策制定上的偏差所导致的。如何弥补政策偏误带来的效率损失，如何实现共同农业政策绩效的帕累托改进乃至帕累托最优，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者们永恒追寻的主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历史回顾、原因分析、跨国比较、案例考察、经验提炼和实证检验等相结合的形式，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在开篇的绪论部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一章分析了共同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农业支持理论以及环境政策理论分析，这些也是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进行具体分析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对欧盟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期共同农业政策最初框架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加以介绍，并且对其实施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概括；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对欧盟农业政策在欧洲共同体时期和欧盟成立以来的改革加以阐述，具体分析了每次改革的背景、内容以及效果，从而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改革历程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并对下一步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五章落实到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绩效的研究，先是对作为农业政策核心的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加以分析，然后采用标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共同农业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对共同农业政策给出客观的评价；第六章结合中国的农业经济调整历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探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于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最后用结束语总结全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在我国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连续九年将中央一号文件定格在“叁农”问题的今天，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合理做法，以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马英达[2]2004年在《全球化与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项研究旨在评价经济全球化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特别是非种植农业的影响。在考察过去四十年影响农业全球化的关键因素及其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因此,首要的目标是评价作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一项可能战略的农业全球化的效果。本项研究也是建立在思想特定的目标基础上,例如测算全球化的影响与贸易开放、农业领域的外资、技术转移、新农业品种的引进、进口等关键指标的一致性,评价理论基础、斯里兰卡经济和农业全球化的政策与规划,评价影响和潜力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项研究有七章,包括文献回顾和评述。本项研究的关键方法是建立在检验与农业全球化相关的六项假设,如贸易通道、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密集度和劳动力移民、经济发展和技术趋同、发展本国农业和加强食品安全的效果、对农业工业化的影响、假设检验给予两种经济模型即索洛的新增长模型和由中国人建立的农业全球化指数模型。本项研究也测算增长和发展指标,如利率、贫困指数、农业密集度、自给自足比率和基于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本项研究清晰地揭示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过程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因此,对六项虚拟假设的检验的结果是,两项被拒绝,四项没有被拒绝。与关键的全球化指标有关并且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技术进步的H1和H2被拒绝,意味着斯里兰卡的农业全球化前景光明。其它的假设与减少贫困、提高产出和非种植农业的效率、保证食品安全和发展以工业为基础的农业没有被拒绝,这意味着全球化对这些方面没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尽管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措施,它对经济持续发展的总体影响上不确定。本项研究突出了全球化的六点影响,应引起政策制定这的充分重视。包括低生产效率,恶化相对劣势,降低食品安全,削减劳动力吸纳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和小型农业部门的影响。建立在总体影响基础上的扩展的SOWT分析法揭示了在制定战略规划既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又要考虑其挑战。
王晓妍[3]2012年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冯冠胜[4]2004年在《农业风险管理中政府介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风险日益显现，并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及农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而农业风险管理的主体一直处于低效率与缺位状态，使农业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迫切性。 农产品与市场价格之间扩散式的蛛网波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引发的市场风险，信息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的供给缺陷以及制度创新过程中缺乏成本分担机制等等，都是市场机制在农业风险管理中失灵的体现，这些都产生了对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内在需求。 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风险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动趋势。加入WTO目标的实现，在强化原有农业风险的同时，又滋生了新的风险源，而原有的政府介入方式尽管针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农业风险状况在战略选择上进行了不同的组合和侧重，但实践证明，政府的这种介入是不成功的。如何在对风险进行正确识别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风险管理战略，做到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将是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国外政府雄厚的财政实力及其农业政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方式是高度的财政补贴型介入；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介入的方式只能是有限的支持型介入。在WTO框架下，构建以产权介入的新型农民合作保险为主，政府灾害救济为辅的自然风险管理机制和以政府提供信息服务为主，保护价格、收入支持等手段为辅的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则是基于政府有限支持型介入理念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适宜的政策选择，将决定政府介入行为的效果。 全文内容共分七章： 第一章 引言。包括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简要述评，研究的方法和分析的逻辑框架以及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等部分。 第二章 在理论上阐述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农业风险管理。主要从蛛网理论、信息缺陷理论、制度创新理论等角度，阐释政府介入的必要性。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业风险管理中政府介入问题研究 第叁章对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背景作深入的分析。首先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风险概念进行重新诊释，把风险的内涵界定为损失或获利可能性对特定主体的福利效果，在此基础上，对农业风险的概念、类别、形成机理分别阐述，然后运用变异系数等指标对当前我国农业风险现状进行度量和分析。 第四章对农业风险管理中政府介入的现状与绩效进行评价。回顾了不同风险时期政府在自然风险管理和市场风险管理中介入战略的不同组合与侧重，分析了政府介入政策的运行机理与局限性。 第五章归纳总结了国外政府在自然风险管理和市场风险管理中介入的实践经验，指出国外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政策基点是高度的财政补贴型介入，这是与其农业发展政策相适应的。 第六章构建我国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运作机制。在自然风险管理机制构建中，首先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保险的本质进行重新审视;然后基于若干案例的分析，指出当前农业保险运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保险组织制度缺乏对保险费产权的认定:最后指出农业保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基于产权介入的新型农民合作保险组织制度的创新。在市场风险管理机制构建中，指出政府的有效介入在于构建一种以信息服务为主，保护价格、收入支持等手段为辅的风险管理机制。 第七章提出我国政府介入自然风险管理和市场风险管理的相应政策建议，强调通过政府恰当的政策选择来推动新型农民合作保险组织的发展和促进以信息服务为主导的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的确立。
陈风[5]2012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保险与农业科技、农业金融一道,构成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叁大支柱。运用农业保险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提高农民收入,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也是WTO允许其成员国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之一。实践已经证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模式是失败的,采取政策性的经营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普遍做法。但我国的农业保险尚处于“需求不足、供给有限”的尴尬阶段,专门立法尚付阙如,制度建设长期缺位,亟待反思与重构。本文尝试从法治逻辑与规范进路的视角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法律问题,以期为相关立法建策献言。除去引言与结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部分沿着“保险—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逻辑线索,旨在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提炼其特异之处,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类型化解释。在此基础上,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界定为“政府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对于种植业、养殖业在生产过程中遭受特定事故、自然灾害或其他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给予补偿的政策性金融活动”。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福利功效以及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决定了农业保险惟有采取政策性经营模式才能成功。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市场失灵理论、“绿箱”政策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能够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自足性的理论解释。第二部分遵循“主体——内容——客体”的法学分析路径来探究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的制度构造。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其中,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相互制保险公司、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等,政府应根据国情合理选择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政府的职权和职责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在明确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政府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配套扶持、建立巨灾基金等方面的作用,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强调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最大诚信义务,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业风险保障权。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权力)和义务的指向对象,主要表现为各种法律行为,包括政府经济行为、农业保险经营组织行为和农业生产经营者行为。其中,财政补贴、建立农业保险巨灾准备金和提供再保险是叁种最为常见的政府经济行为。第叁部分站在比较法的角度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过程,指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建构要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实现从“政策主治”到“法律主治”的转变,将“政策法律化”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构的路径取向。通过比较美国、日本、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等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本部分还提炼出了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的理性共识,指出健全的法律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前提、强有力的政府扶持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当勇于移植带有普适性的经验规则,加快立法进程。同时,由于我国与外国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异,不能照搬国外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而必须立足于实践理性,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第四部分建构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制度,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共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技术的复杂性以及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正当性。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的利益理论、法律理论和权衡理论能够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提供正当性的逻辑基础。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应当树立包容性的监管理念、社会化的监管理念与治理型的监管理念,并将安全、效率与公平设定为监管目标。在监管机构的选择方面,我国应当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专业性的监管机构,并从资质监管、条款与费率监管、结构与行为监管、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监管等方面重塑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权内容。第五部分从具体制度设计的角度审视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希冀为立法提供可资参酌的经验共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首先应当解决基础性命题,准确定位立法宗旨和立法原则。其中,立法宗旨宜确定为：维护农业基本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和促进农业保险的规范、健康发展；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优化农业金融资源配置,实现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国家扶持原则、总体报偿原则以及自愿、强制与诱导相结合原则。立法视野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叁项具体制度,即法律监管制度、组织运营制度和国家扶持制度。其中,组织运营制度应重点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选择、保障范围的确定、保险合同的优化与创新等问题,国家扶持制度则应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巨灾风险基金、农业再保险等问题上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蔡东宏[6]2005年在《热带区域农业信息化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把“大力推进信息化”作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通过“信息化”促进“叁农”工作,已成为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信息化,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我国地大物博,农业生产环境千差万别,区域特色鲜明。热带区域面积占华南地区8省区的267个县(市),共48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9486万亩,宜种植热带作物的土地面积达3亿多亩,其中农业人口达1.16亿人。我国已成为世界热带农产品生产贸易大国。 加入WTO、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泛珠叁角合作全面启动,在为我国热带区域农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由于国外热带作物优质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且受绿色壁垒限制和国外严格的技术标准、复杂的质量认证以及名目繁多的包装、标识、卫生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我国热带农产品生产、出口受到严重威胁,热带农业面临考验,热带区域农业信息化路径和策略的研究迫在眉睫。 海南省地处中国最南端,是全国最大的热带宝地,是热带区域农业典型代表。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能较好地体现热区农业信息化研究中应有的特色。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大力发展“信息农业”和“绿色农业”。近年来,通过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与当地自然条件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在热带农产品新优品种选用、田间耕作、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对农民进行指导,农业信息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通过以海南为例的分析来研究热带区域农业信息化问题,借鉴国内外农业信息化理论与经验,并结合海南省省情,努力探索热带区域农业信息化的新途径新方法,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更新换代,促进农业资源的最佳配置,提高农业生活质量与劳作环境,为21世纪热带区域农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信息化的理论建设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为海南省政府的农业信息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江军[7]2011年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天然橡胶资源供给安全研究》文中提出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一样,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中国天然橡胶消费量2000年超过日本,从2001年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作为世界上消费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天然橡胶的依赖,使得天然橡胶自给率逐年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问题必须在全球视野下来考虑,必须种好天然橡胶,尽量多生产天然橡胶,努力缩小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差距,将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控制在合理的限度。本研究从世界和亚洲的天然橡胶生产、消费、贸易和库存现状入手,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现状,进而对影响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接着分别运用比较优势和Vague适应性优选法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叁大天然橡胶生产优势区的比较优势和品种优选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天然橡胶的供给安全对策和政策建议。本研究内容分为六大部分,一是天然橡胶的生产、消费、贸易和库存现状,包括世界和亚洲主要产胶国的生产现状,世界天然橡胶消费、贸易和库存状况,指出世界天然橡胶生产及消费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是相对而言,消费增长的速度略大于产出的速度,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天然橡胶供需呈现紧张态势。二是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现状,指出中国还将保持世界第一天然橡胶消费大国的地位。叁是影响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的因素分析,指出自然因素、科技创新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天然橡胶的生产和质量,价格波动、产业政策等刺激天然橡胶生产,粮食安全、争地的热区经济作物等制约天然橡胶生产。四是对与天然橡胶争地的主要热区作物进行比较优势分析,海南和云南优势区的天然橡胶比较优势非常明显,广东优势区缺乏天然橡胶比较优势。五是应用Vague适应性优选法对天然橡胶的品种进行筛选,指出中国国产的优良品种资源在不同天然橡胶生产优势区表现不凡,适于在中国植胶区大规模推广种植。最后提出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对策,并提出中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政策建议。本研究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天然橡胶库存快速减少,供需呈现紧张态势。虽然面对各种制约,但中国又必须走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给同时进口必要的橡胶作为补充的道路。在与天然橡胶争地的主要热区作物进行比较优势分析时,发现海南优势区的天然橡胶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云南优势区的天然橡胶比较优势次之,广东优势区的天然橡胶比较优势缺乏。在对国内外主要种质资源进行Vague适应性优选时发现,中国国产的优良品种资源表现不凡,适于在中国植胶区大规模推广种植。
杨江帆[8]2011年在《福建茶叶企业有机茶生产决策行为与政策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环境问题的关注,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悄然兴起,全球有机农产品市场与日俱增。而作为世界叁大饮料之一的茶叶,有机茶的消费量和需求量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福建是中国的茶叶主产省之一,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也存在着诸如产品同质化明显、技术壁垒影响大、茶叶生产率低等问题,茶产业遭遇发展的瓶颈。因此,抓住国内外茶叶消费者的需求趋势,通过又好又快的发展有机茶,实现全省茶产业的有序转型,提升茶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对福建茶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有机茶生产主体的企业,其有机茶生产决策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又如何?企业有机茶生产的成本收益又如何?这些都需要系统的研究加以分析。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确有机茶作为未来茶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企业有机茶生产的影响因素,利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企业有机茶生产的经济效益,利用净现值法估算了企业有机茶生产的生态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茶叶企业属性对有机茶的生产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运用实地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采用茶叶企业管理者年龄、企业的类型、企业拥有的茶园面积、企业基地的生产模式和企业的品牌强弱作为基本变量,通过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茶叶企业主要管理者年龄越大,生产有机茶的倾向越高,相对年轻的管理者也愿意尝试生产有机茶,并且更有信心;二是由于生产有机茶需要更为复杂、严格的生产加工工艺和雄厚的资本,加工型的企业由于具有较雄厚的资本和更高的生产加工水平,更加倾向生产有机茶;叁是拥有茶园面积越大茶叶企业,越倾向于生产有机茶,主要原因是用其拥有茶园的一部分种植有机茶,不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四是半原生态模式的原料基地相对人工生态的原料基地,更倾向生产有机茶;五是具有品牌优势的龙头企业更倾向生产有机茶,因为着名品牌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2、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投入对于茶叶企业有机茶的经济效益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论述茶叶企业生产有机茶的经济效率,结果表明,当前福建茶叶企业有机茶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主要投入,都对有机茶的产出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福建茶叶企业有机茶生产中,技术的进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规模效益上来看,福建茶叶企业有机茶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说明在现有情况下进一步扩大企业的有机茶生产规模,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3、有机茶生产推广与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从宏观视角分析了茶叶企业有机茶的供给困境--对于福建来说,虽然有机茶经济效益可观、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市场认知度不高、生产管理要求严格、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监管难度大而导致了有机茶生产的供给困境。尽管如此,本研究指出,茶叶企业生产有机茶的社会效益具有“正外部性”,主要原因是有机茶的生产需要全程质量监控,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施用任何的农药、人工合成化肥、化学除草剂和任何食品添加剂,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带给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因此,有机茶作为现代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具有以下经济效益:一是发展有机茶产业可以带动茶叶产业升级,实现由低效粗放式生产方式向高效集约式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增加经济效益,推进福建省茶叶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有机茶提升茶叶产品质量和企业形象,增加企业茶叶品牌的含金量,提升茶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叁是有机茶农残、重金属和有害微生物含量极低,出口市场更加广阔。4、应当从政府、市场和生态环境多个层面系统制定政策,推进福建有机茶产业发展。探讨了推进福建有机茶产业发展采取相关政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分析比较了政府、市场和生态环境叁个层面不同政策手段的效果,提出了推动福建大力发展有机茶的系列政策建议和路径选择。从政府层面看,需要完善农业土地政策、推广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规范有机茶行业的认证管理、制定行业发展长远科学的规划、建立完善严格的有机茶质量监控体系、拓宽茶叶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常规茶园向有机茶园的转换成本。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准确定位有机茶市场、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力度、大力推广有机消费理念、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努力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从生态层面看,需要做好有机茶园内外生态环保护工作、借鉴国外先进的有机农业环境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
[1].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与绩效研究[D]. 徐毅. 武汉大学. 2012
[2]. 全球化与农业发展研究[D]. 马英达.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3].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4]. 农业风险管理中政府介入问题研究[D]. 冯冠胜. 浙江大学. 2004
[5]. 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法律问题研究[D]. 陈风. 武汉大学. 2012
[6]. 热带区域农业信息化路径与对策研究[D]. 蔡东宏. 武汉大学. 2005
[7].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天然橡胶资源供给安全研究[D]. 江军. 海南大学. 2011
[8]. 福建茶叶企业有机茶生产决策行为与政策选择研究[D]. 杨江帆. 福建农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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