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写的情感祛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隐身——对二十世纪红色罗曼司的一种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主体论文,红色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13-07
当左翼文学在1920年代末期出现以后，无论是当时的文坛还是左翼文学批评，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它的“革命+恋爱”的模式。“革命”为什么会与“情爱”同时出现代左翼的本文之中？而且为什么以后两者形成了长久的胶结？也就是说，在研究左翼文学(狭义的)和其后整个20世纪的革命文学(广义的左翼文学)不能不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二者的消长与创作主体情致表达的关系。
关于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 235中国文化的“家国一体”观念使中国人将个人性的情爱观念与国家的、民族的吁求相混合，在文学本文中以情爱话语表达国家意念。中国现代情爱文学承载着现代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念，中国现代作家无论写什么题材都忘不了使其载有国家民族内容，郁达夫写性爱将性爱处理为国家寓言，张恨水写情爱、金庸写武侠也将它负载上国家民族信息，使武侠与情爱故事成为民族神话的一部分。[2] 同样的，现代左翼文学中的情爱文学也尽力承载着革命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吁求。
尽管现代左翼文学① 承载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吁求，但在文学话语中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却是复杂的。情爱力比多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情爱与革命是出于同样的力比多的爆发。文学作为力比多受压抑的宣泄，革命与情爱也应该有着同样的力比多的根源。革命与情爱在文学的关系上，詹姆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察后认为：“伟大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宇宙论与我们西方人的分析方法不同：中国古代关于性知识的指南和政治力量的动力的本文是一致的，天文图书医学药理逻辑也是等同的。西方的两种原则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与私(政治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古代中国被否定了。”[1] 235但詹姆逊只是指出了其中之一的情形。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同样存在着将情爱力比多与“道”的实现和存在对立的倾向。中国古代道教与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禁欲思想就是表征。在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同样并非总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中，情爱与革命虽然在有的时候是相互融合的，但在许多的时候却又被看作是相互制约的，看作是相互抵制的对立关系。在带有新旧文学过渡特征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那里，革命的意识形态(早期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与情爱的力比多是相互促进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罗曼司却是在近代俄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影响下成熟起来的。在俄国的带有民粹派色彩的小说家如普希金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情爱的力比多往往是决然对立的，尽管在表达自己的主体意愿的时候作家不得不借助于情爱话语以实现目标。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左翼文学中的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变的。
再看革命与情爱的消长与知识个性之间的关系。革命是集体意义上的，而情爱则是私人性的，在“五四”以后，它涉及个性权力，并几乎成为知识个性的一个象征。因此，革命与情爱在本文中的关系以及文本量的变化其实涉及知识个性的地位。
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罗曼司文学中的革命与情爱的关系发展进行一次梳理，力图使之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脉络；并试图通过这样的梳理窥视知识个性在现代革命中地位的演变。
一 1920-1930年代：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矛盾共存
1920-1930年代，左翼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中普遍存在着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这样的革命与恋爱双线交错发展的故事被如此多地重复，以致被瞿秋白总结为“革命罗曼蒂克”模式[3]。
关于“革命”，在巴金、蒋光慈和茅盾那里，绝大多数的时候其实都有着切实的指称，即是指一种对于黑暗社会的剧烈的反抗。对于茅盾和蒋光慈则是指北伐革命、农民革命，如《短裤党》、《动摇》、《咆哮了的土地》；当然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或者在城市中用自己的方式剧烈反抗惨厉社会的举动，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但在有的时候，“革命”也指称那些带有冒险性的行为，如曹志方的参与街上的演说，要去当土匪的理想(茅盾《追求》)，王曼英的性报复(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巴金早期小说中的“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冒险行动，如陈真、杜大心的暗杀行动(《新生》《雾》《雨》)②。当然，“革命”还可指称那些在黑暗窒息的社会中不丧失自己生命意志的行为，如《追求》中的王仲昭的对报纸的改革、章秋柳的对于怀疑论者史循的拯救，甚至包括王仲昭的恋爱追求。这时候的“革命”概念则是宽泛的。前者的革命意味着鲜血和死亡，猝烈的鲜血和死亡，如陈真、杜大心、李杰的死亡；后者虽没有可见的鲜血，但也到处可见血色，如王诗陶的为娼、史循的以药自杀。
30年代左翼创作在表现革命的同时还表现着青年革命家的恋爱(即具有所谓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1920-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在书写革命的同时大量地书写情爱以至于性爱。蒋光慈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李尚志与王曼英的恋爱；《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对毛姑、对何月素。胡也频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前》都表现了革命者纯情的恋爱，一种诗情画意的恋爱。
但情爱既可能是胡也频式的纯情，也可能蕴涵着丰富的力比多的冲动，蕴涵着丰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原始冲动。茅盾对女性的身体美有着特别的兴趣。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与其说是革命志向的相互吸引，不如说是男性革命者对有着革命思想的女性革命者身体的迷恋。《动摇》中的方罗兰对孙舞阳；《追求》中的王仲昭对陆女士。作家对女性身体以及性爱情感给予着特别的关注，也有着大量的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情爱力比多的宣泄还表现在对女性复仇者形象的塑造上。在茅盾的笔下，这些女性她们都有着美丽性感的肉体：如苗条的腰肢、红艳的嘴唇、漂亮的脸庞、性感的身体，具有热烈的情欲、毫无顾忌的野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时代的“尤物”。这些都是些“很倔强的人，旧道德观念很薄弱，贞操思想尤其没有，然而有一种不可解释的自尊心，和极坚固的个人本位主义”(《追求》)的女性。她们有着向“善”(革命的或者有意义)的要求，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又跟着肉体的感觉走。她们可以用身体去进行革命行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对资产阶级进行性的复仇，甚至引诱一个十几岁的富家少年，甚至狠毒地要把梅毒传播给所有的资产阶级男人。可以用身体对男性进行性别报复，如《幻灭》、《动摇》中的孙舞阳、惠女士对男性的性报复。《追求》中的章秋柳说：“女子最快意的事，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里去；我只能跟着我的热烈的冲动，跟着魔鬼跑”[4]。当然，这样的身体也在苦闷和彷徨之中寻找着刺激，寻找着异性的刺激，希望在这样的刺激中排遣自己的郁闷，用性爱驱逐苦闷，也获得短暂的温暖，同时在混乱动摇中、在生和死的边缘获得一点切实的把握，在喧嚣纷扰窒息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在自己的同伴中可以有着毫无顾忌的性生活，因此章秋柳甚至想到去做妓女。
而正是通过这些性感的和冲动的女性形象的描写显示了作家的对于力比多的关注和沉迷。就如同作家对于革命的关注和沉迷一样。1920-1930年代的这些革命罗曼司，是在革命的挫折年AI写作下的，郁闷的社会政治氛围，使革命和性爱成为那个时代具有同样力比多根源的宣泄方式。所以革命和情爱是等量齐观的，人们谈恋爱和进行革命是一样的排遣生命苦闷和压抑的需要，本能的需要，一种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性力——力比多”的欲望冲动的需要。“物质的享乐”“肉体的狂欢”与革命的冒险都是为了寻找新鲜的刺激。所以对于章秋柳来说曹志方的去当土匪的理想和自己的性爱玩笑具有一样的理由。这非常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家法郎士的作品如《诸神渴了》(在《动摇》之前茅盾就用了法郎士的《伊壁鸠鲁的花园》中的三句诗作为“题记”)与海明威描写西班牙革命和欧洲战争的作品，如《太阳照样升起》、《丧钟为谁而鸣》、《别了，武器》对革命/战争与爱情的关系的处理。
但是情爱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
在中国现代早期的革命罗曼蒂克文学中，情爱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关系是对立的。巴金是较早的革命罗曼司作家。他曾塑造了一系列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的形象质中，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中的杜大心、陈真、李佩珠等青年革命家，都只把自己的身心献给“革命”，而把情爱的力比多冲动看作是对革命意识形态有害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一种可能将革命者引向私人生活、身体快乐而使他们放弃拯救人民的精神宏愿的东西。尽管《雾》中的陈真希望用爱情来激发“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周如水丧失了的革命激情，但从根底上说，他们都把革命看作是理性的抑制力量，而把情爱看作是对革命行为起负面作用的非理性冲动。也就是说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就是《电》中，承认了吴仁民与李佩珠之间的爱情，但也是基本抽干了其中的情爱成分，而使之成为单纯的意识形态的符号。巴金早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禁欲倾向。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巴金早年对于革命者的情爱关系内涵的理解在若干年之后盛行一时。
但从文本的总体表达上来看，革命与情爱仍然是其作品中青年革命家们惟有的两种生活，因此这些小说所渲染出来的仍然是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相混合的青春话语场。这样的对革命意识与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处理方式，与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前夜》中的主人公英沙洛夫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五四”作家与俄国民粹派在精神血脉上的共通性。同时，巴金的禁欲倾向也是模糊的，而且是不彻底的，这不仅是指他的早期小说在总体上是充满着情爱力比多的青春话语场，而且在他的长篇小说《萌芽》中，工人领袖小刘和死去的矿工的妻子之间的恋爱又是不被禁止的，而且以完满结局。
但在有的时候，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又是共振的。
同一时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如茅盾和蒋光慈就能将革命意识与情爱力比多很好地结合起来。蒋光慈的革命罗曼司《少年漂泊者》、《咆哮了的土地》(1930年11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革命和情爱力比多是和谐一致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主人公王曼英走上革命历程和从肉体复仇的沉沦中能够“冲出云围”，都是爱情的力量。《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和毛姑、何月素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没有丝毫影响到革命的成功，相反，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还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形成和聚集。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7年秋—1928年春)、《多角关系》《三人行》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一边非常革命，一边恋爱，甚至是“性关系非常紊乱”。《幻灭》中的惠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都是同时与多个女性恋爱和发生着性爱关系。《子夜》中甚至写到了女党员之间的同性恋。从当时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来说，那时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情爱利比多是相互激发的，性的能量与革命的能量是一致的。可以看到，正是革命的风潮使新女性走出了性的压抑，同时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身体加入到革命的行动之中去了。《追求》中的王仲昭，当他的“改革”或曰“革命”处于挫折中的时候，他的恋爱对象陆女士一封信就“给他希望，给他力”，他“一想到爱人是如何地信任着他的能力，便从心底里发出骄傲的笑声来了”，正是在陆女士“醉人”的“亭亭玉立的身段”的鼓舞下，他义无反顾地“追求”着。章秋柳也是用着恋爱的手段要“改造”怀疑论者史循。而作者也在高举“浓郁的社会性”的革命大纛，写“性”说“欲”的合法性于焉建立。[5]
不过，与巴金的创作姿态非常相似的是，一方面革命的左翼作家在书写着恋爱，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对这样的恋爱持有怀疑的态度。从《动摇》中，读者可以发现，正是在革命者方罗兰的情感的动摇中，革命走向了失败的边缘。
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力比多的一致性在胡也频《到莫斯科去》、田汉的《丽人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胡也频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描写一个“新女性”素裳，厌恶金玉满堂的资产阶级生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但对当时各种思潮感到惶惑。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出现，使她在迷途中找到了指南，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两人产生了感情，并决定一同到莫斯科去。这时她的丈夫官僚许大齐却捕杀了施洵白，新的仇恨加深了素裳对旧的生活的憎恶，她终于毅然独自出发。而《丽人行》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一个与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相似的故事：革命者章玉良与女知识青年梁若英结婚后，章玉良很快就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杳无音讯。梁若英因为不能经受生活的重压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而与汉奸王仲原同居。因为党组织的安排，章玉良又回家探视，使梁若英陷入了情感和生活方式的两难选择之中，但她最终还是无法放弃舒适的生活，于是和章玉良分道扬镳。但作品的结尾却显示了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就在此时情节却发生了变化：汉奸王仲原另有新欢，没有归宿的梁若英只好自杀，但最终在党的感召之下，她毅然与过去的生活决裂而获得了新生。这个故事的情节相当的复杂，但它借助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将战乱与家庭、国家观念与家庭道德联系起来进行了综合的考察论析。在这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女主人公的力比多的指向具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上海屋檐下》讲述革命者匡复因参加革命而被逮捕入狱，他的妻子杨彩玉在他入狱后与好友林志成同居。在作品，林志成被处理成了一个“二工头”的形象，是受到嘲弄而痛苦不堪的一个人物。当匡复被释放后，杨彩玉与林志成都处于痛苦之中。在这个故事中，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作品的结尾受到弘扬，但它与个人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基本处于对立状态，因为它是革命者匡复所要挣脱的对象。尽管如此，就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文学场境来说，这个“革命+恋爱”的故事所体现的仍然是对立互激的。
从上述可以看到，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是一种矛盾与共振并存的局面。而且，从文本的比重上来说，尽管不乏蒋光慈的《短裤党》式的革命的大篇幅书写，但在大部分作品中革命的比重是小的，或者说文本的大部分是在书写情爱和情欲。甚至有的作品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只是加上一个革命的尾巴，或者如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那样革命只是一个背景。
二 1940-195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整理
但情爱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人性的，它又与革命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有所悖离。因此尽管蒋光慈的小说受到了身份为青年知识分子的读者的热烈欢迎，使他们浪漫的革命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还是受到了左翼意识形态的抑制，从而直接导致了这种革命与情爱的互激模式在创作的当时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就像巴金的主人公批评那些恋爱中的那女青年是“小资产阶级女性”(《雾》)一样，当时的批评者也批评蒋光慈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幼稚”。[6] 从“五四”就已经确立起来的革命与情爱的对立的思维定势在1930年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文本的表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
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和情爱力比多的抑制在1930年代后期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是革命理念的变化。20和30年代的革命带有个性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而进入30年代后期，革命意识形态在激烈阶级冲突和战争形势中渐趋被体制化，个人主义色彩被大大地削弱，并成为体制化革命打击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革命与恋爱尚且可以组成一个罗曼蒂克的公式，但革命从本质上是排斥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情爱内容的。所以当革命即将成功时，革命了就不能恋爱了。1940-1960年代就是这样的既排斥情爱的宣泄而情爱的内容又时时显露的时期，是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情爱和情爱力比多的整理时期。
在丁玲的小说中出现了对欲望的表达和对欲望的最终抑制这样的矛盾和矛盾之后的服膺。丁玲创作于1930年代的小说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带有很强烈的女性个人主义倾向，这些作品对女性的情爱欲望表达的直接，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她到延安初期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也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表达。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夜》更是对情爱力比多的表现进行了丰富的表达。小说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村指导员何华明对地主的女儿清子和对妇联委员侯贵英的性爱欲望。作品对有关何华明的欲望写得生动而真切：清子是“发育得很好的”、“高大的”，这给予何华明“一种奇异的感觉”；而何华明对投怀送抱的侯贵英，“他讨厌她，恨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
从30年代走到延安时期的丁玲的创作，延续了带有精神分析特征的私人情感和情欲的表达的个性。而丁玲以外的其他的作家作品，虽然也讲述情感甚至是情欲，但更多的是带有社会属性的情感。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对牛大水和杨小梅爱情和孙犁的《荷花淀》中夫妻的情感的讲述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最突出的最著名的是闻捷的那部采撷了民歌的汁液而又非常个人化的诗作《天山牧歌》。它把劳动爱情写得感人至深，《苹果树下》很细致地描摹了姑娘情爱心理在劳动中的变化过程：当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小伙子的歌声使姑娘的“心跳得失去了节拍”；当树上苹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姑娘反感小伙子的求欢，说：“别用歌声打扰我”，“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而当苹果成熟的时候，爱情也走向了成熟，姑娘说：“有句话儿你怎么不说”。情爱在革命中成熟，而革命也促进了情爱的成熟。显然，情爱在闻捷的诗歌作品中，成为激发革命——劳动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在这样的情爱讲述中欲的成分被淡化，也就是说情爱中强烈的力比多趋力已经消隐。显然，在一个革命走向成功的岁月中，革命已经不需要借助于个人的力比多趋力来激励革命的进程。
但在这一阶段中，情爱的社会属性上升，但并不绝对地驱逐欲的成分，文学作品往往在非常压制的语境中表现情爱与情欲。这样的情形在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可以得到印证。卫生员白茹对二○三首长少剑波的感情虽然仅仅是很短的一个插曲，但也写得非常的细腻。白茹在剿匪斗争中爱上了年轻能干的少剑波，而少剑波也在这样的过程中爱上了她。这样的情感高峰戏是在少剑波看见白茹“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之时，那样的场景使少剑波“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这样的不可遏止的“思欲”显然已经超出了“精神恋爱”的范畴。但情爱力比多对革命行为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
一方面是革命的话语在那一时期仍然允许在“革命”家族内部挥发情爱的力比多，但另一方面1940-1950年代也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对于革命与情爱的关系进行整理的时代。
“座谈会”之后，丁玲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抑制情欲的倾向。1940年代的何华明在夜里对异性欲望即将要得到发泄时，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干部”身份，从而克服和放弃了自己对欲望的追寻，最终服从了革命的大局的需要。这篇小说的文本虽然极其真切地表达了指导员的欲望冲动，但革命的话语最终显示为一种改造性的强制权力，通过作家的倾向性而显示其威力。丁玲的《夜》中这样的收尾，后来发展为千篇一律的情节模式。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讲述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在朝鲜战场上与朝鲜姑娘崔英姬之间的感情波折。一方面作品写出了小王对崔英姬的爱情的冲动，但这样的冲动却最终是男性主人公的对部队纪律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自觉割断了与女主人公的情感联系。《小二黑结婚》中虽然谈到了小二黑与小芹的恋爱，但是从文学的表述来看，重在表现小二黑和小芹对坏分子的斗争，表现人民政府在恋爱/婚姻自由中的作用。情爱内容在本文中只是革命内容的铺垫。而表现出强烈个人情欲的三仙姑却被丑化，她为了吸引男人而精心作出的打扮，被描绘成了“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而且最后还不可避免地得到了“改造”——花衣服和绣花鞋都不穿了，也就是说她不再风骚，而真正成为一个“母亲”和“长辈人”。在这里，革命化之中不但包含着男权的诉求，而且显示了革命话语对情爱力比多的丑化倾向。假如说丁玲还只是将情爱力比多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对立面的话，而赵树理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情欲污秽的思想与革命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并且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排斥。这样的倾向在后来的文革文学中还将有着进一步的发展。
这样的情节发展模式是具有相当的象喻意义的。它体现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控制和消解的过程。正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才使文学作品出现了这样的“理性战胜情感”的叙述模式。当这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发展为一种文学的审美定势的时候，它就可以行使对已有作品进行修改的权利。著名的歌剧《白毛女》的情节在演出的过程中的不断被“修改”就是这样的权力的体现。贺敬之等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开始时并没有回避爱情的表达，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喜儿与大春情爱关系的设置上。而演出和改编的过程中，爱情的内容逐渐被淡化以至完全被取消，尽管大春与喜儿是青梅竹马，但就是不让他们恋爱；到后来的革命舞剧《白毛女》则将仅有的一点暗示也进行了阶级脸谱化处理。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所讲述的主人公林道静与余永泽和卢嘉川的爱情故事，与丁玲的作品《夜》有着相似的情形，一方面讲述了情爱与情爱力比多的冲动，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创作主体对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关系的矛盾，即：一方面她将情爱和情欲看作是革命的抑制力量，如在林道静参加革命之前与余永泽的爱情就被进行了这样的处理；而另一方面则极力渲染情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正是卢嘉川对林道静的爱情，才诱导林道静最终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尽管如此，无论是《林海雪原》还是《青春之歌》在发表的当时都受到了“诟病”，被指称为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1950年代表现夫妻冲突的著名的短篇小说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张扬了革命与革命对被抑制的夫妻生活/私人情爱的矛盾。“我们夫妇之间”，因为丈夫进城市后看不惯妻子穿着打扮，导致妻子的在革命意义上的对丈夫的反感。而妻子的反感是革命的表现，而丈夫的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的体现。从创作主体的意识导向上，否定了情爱的追求。即使表现爱情，爱情也缺少1930年代的罗曼蒂克的力比多冲动。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情爱成为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这表现在对情爱的表达上往往将爱情与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挂钩，如将爱情与劳动相结合。豫剧《刘巧儿》中的刘巧儿所唱的那句“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几乎成为那时的一句流行语，也成为文学作品的普遍主题倾向。劳动中的爱情在50年代被作为最高尚的情感。闻捷的《舞会结束以后》中的小伙子向姑娘求爱，结果姑娘向他要求“军功章”。同样，《苹果树下》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苹果和葡萄的成熟过程来比喻爱情的成熟过程，讲的还是爱情在劳动中开花结果。在这些作品中，情爱的力比多内涵被“劳动”这一具有革命意识形态指向的概念所置换。
还有一个层面，这就是到了1950年代的末期，情爱变成了与革命迭加在一起的东西了，最典型的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的道路。如果有了个人问题，那就与他决裂，所以革命压倒一切。在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话语的关系上，追求的是革命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而林道静的前夫余永泽因为一心只读胡适的书，而厌恶革命，所以林道静离开了他的怀抱。这就是郭小川所歌咏的“新美如画”的“战士的爱情”[7]。情爱中有着社会志趣的影响，但同样的情爱中也有着大量的非志趣的因素，而这里却将志趣因素作为情爱的唯一内容，那么情爱就不再是情爱了，情爱成为被阉割了力比多内涵的空壳，成为政治话语的代言符号。尽管如此，《青春之歌》还是因其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了批判，革命的意识形态威力正以气势汹汹的姿态向情爱力比多宣战。
三 1960-197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彻底驱逐
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时期，情爱话语尽管受到抑制，但仍然可以是文学表达的话语成分，但到了1960年代，情爱力比多终于完全被驱逐出文学的话语，文学的空间于是完全成为革命意识形态显示自己权力的专有场所，文学也因此成了无情的与无性的文艺。
“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从中心人物，即那些在众多英雄人物中被突出的英雄人物(“三突出”规则之一)的性别来考察，绝大多数是女性，如阿庆嫂(《沙家浜》)、江水英(《龙江颂》)、李铁梅(《红灯记》)、方海珍(《海港》)、吴清华(《红色娘子军》)、柯湘(《杜鹃山》)，还有此前的《洪湖赤卫队》的主人公韩英，《江姐》中的江雪芹。但是这只是一般的性别划分，因为这些女性主人公的性别特征并不明显，一是她们的穿着打扮大多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服饰特征。她们剪着短头发(俗称“二道毛”，是“五四”时期女学生头型的延伸)，腰间勒着军人一样的腰带(或是为了打仗或是为了上工的方便)。二是在她们的行为举止是刚性的，都是举手向前指示方向的造型，如柯湘、方海珍的一手叉腰，一手高举，目视前方，很有自信的造型，都绝对不会有女性的诸如妩媚、柔婉之类的性别特征，更不要说情欲意义上的性征了。三在语言上，都是很豪迈的壮语和革命的哲理，绝不会出现女性的卿卿我我的语言形态。总之一句话，她们都从头到尾被“武装化”，真正像毛泽东在他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她们与男性做着一样的革命的事情/事业，她们满口说的是革命的语言。在设计这些女性主人公与社会的关系时，她们只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发生关系，即她们只被作为革命理念的代表与反革命的理念发生斗争，而绝对禁止她们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接触(尽管她们不可能不与男人接触，但那些男人也不是生物性，而是政治性)，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红灯记》中，家里都是没有亲人的，李玉和没有老婆，李奶奶没有丈夫，李铁梅没有父亲，更是没有未婚夫；《龙江颂》中的江水英、《杜鹃山》中的柯湘、《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都没有老公；《海港》中方海珍则只知道革命不知道恋爱；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华(后被改名为吴清华)只是个童养媳，但给谁做也不知道；《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倒是有着丈夫，但却“跑单帮去了”。上述的一些作品最初是有着情爱内容的，但后来却都被革命化/非性化了。如《白毛女》最初包含了大春与喜儿相爱的内容，但是在后来的“三突出”的改编中这样的内容也就被剔除了。总之，“凡是出现女人的地方，都不许她接近、亲近男人”[8]。
当然，并不是说凡是有男有女的文学作品中就一定要恋爱，但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没有恋爱，或者刻意回避，那就不正常。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个时代对性是持着彻底的排斥态度的。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严密抑制，这些女性主人公形象作为人物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体现革命的理念。在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中，她们的性别特征被抽干，并都实实在在地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码。
革命文学话语排斥革命的女性主人公表露情爱，但并不排斥在某些时候文本情爱力比多作一些挥发，只不过那是反面人物，如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特务的“专利”。如《智取威虎山》中的坐山雕可以有蝴蝶迷做伴；《沙家浜》中的胡司令也可以结婚；电影《黑三角》中的国民党特务更可以有骈妇。一写到地主反坏右的生活总是歌舞婉转，于是性与情成为糜烂生活的代名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证了那个时代对情爱的态度，情爱是腐朽的，甚至是反动的。这比巴金当年把它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要极端许多倍。
文革时期，这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彻底驱逐时代。
四 尾声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左翼文学语境中的情爱表达走了一个由粗变淡的倒三角轨迹。30年代革命语境中的情爱，情感与情欲的成分共存。而到了40年代之后，情爱中的情感的因素上升，而情欲的成分则下降；而且情感的内容减少，且被置换。文革时期则连最后的剩余的纯情感的情爱也被取消。与此相反，革命的因素则在不断的上升，并最后成为文本的唯一元素。
情爱(包括精神性的情感与人本意义上的情欲)，是人的个性的最具有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它是私人的，也是个性的。而中国现代左翼革命，倡导无产阶级革命，倡导阶级斗争，这都显示了它的集体主义的本质。并不是说集体与个人具有天然的对立，但在革命中，更需要对个人与个性进行战时的“征集”，因此，革命中的集体与个性就具有了矛盾与对立的性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红色革命从20年代肇始，一直到文革时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连续的革命，造成了对个性与个人的连续的征用。30年代上海时期的左翼作家，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革命作家虽然意识到了个性对于革命的“危害”，但文学想象的个性却并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在文本上占据了绝大的优势。但延安时期，有组织的体制化革命，使革命有条件对个性进行调整。所以，作为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爱内容虽然受到了压抑，却仍然能够在文本中呈现，但这一时期，最初的文本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文革时期，革命集体主义的极端的提倡，导致个性文本与情爱文本的最终的完全被驱逐。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考察，文人知识分子天然地与情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文化作品中充斥着知识分子的情爱故事。尽管“五四”一开始就把情爱内容交给了鸳鸯蝴蝶派，主流的知识分子社团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不容否定的是，参与情爱事件和书写情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风流”的最重要的内涵。驱除了知识分子的情爱参与，实质就是阉割了知识分子的本质。所以尽管情爱不断地被批判，不断地被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所篡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情爱事件的表现，新文学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且不说张恨水、张资萍、蒋光慈、徐訏、无名氏这些情爱小说专家的创作，就是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也写作了大量的情爱文学作品，甚至毫不比那些情爱小说家逊色。在那些爱情作品中，虽没有那种救民于水火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壮怀激烈，但是却看到知识分子的儿女情长中的人道情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性在情爱书写甚至是带有人本倾向的情爱力比多的张扬中得到确认的。情爱和情爱书写是中国现代知识个性的重要内涵。知识主体与情爱似乎天然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文学本文中的情爱内容的演变过程恰恰显示了知识主体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命运的浮沉变迁。在30年代左联时期，正是知识个性得以张扬的时期，尽管革命的批评话语对于这样的知识个性进行了多次的反复的纠正；40年到60年代中期，知识个性虽受到压抑却没有完全失语；在文革期间，情爱内容被彻底驱逐出文学本文的时候，也恰是中国知识主体的主体性完全湮灭之时。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对文学本文的情爱祛魅，其实质就在于对于知识个性的消泯。当文学中的情爱内涵被消除殆尽的时候，文学的知识个性也就消失了。
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次耦合，并成为革命中的原始动力，则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伤痕文学潮流中出现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小说作品中，革命被作为主导性的表现内容，但是这样的表现内容又是在两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革命者罗群和冯晴岚的恋爱无疑对于罗群抵御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斗争和因这种斗争而产生的自我内心的孤独感受是至关重要的，革命信仰在小说给定的场境中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书写也是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写作重新回归的产物，因为只有知识分子写作的回归，才有知识分子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回归。
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力比多的分裂/悖离是1980年代末期，虽然一大批先锋小说家如莫言、余华、潘军也进行着对革命历史中情爱与革命的表现，但是在他们那里力比多对于革命往往成为一种结构的力量。潘军的小说《结束的时候》就把一个革命者的牺牲与两个革命者之间的情爱与性爱的纠葛，甚至与儿子对于母亲的情人的天然敌视联系了起来。当革命与情爱力比多被作如上处理的时候，中国20世纪的革命文学也就被淹没于现代主义的叙事张力和存在思考之中了。
注释：
①左翼文学在本文中被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包涵30年代的左翼文学而且包括后来延安时期的文学，直到1949年之后的革命文学，它等义于“二十世纪红色浪漫主义”。
②巴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左翼作家，但他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在革命这一点上与左翼革命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由于与左翼文学家的创作具有共同的二十年代末期的文化背景，因此他的创作也具有革命罗曼司的模式和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