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美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敕”， 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根据盟军发布的一号受降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任命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和香港的受降官。由其所辖新一军和十三军执行香港受降事宜。同一天，英国首相艾德礼电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支英国海军正启程开往香港”去“恢复香港的行政机关”（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2卷， 1945 年， 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版，第504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1945.P504（下同）。）由此引起了战后中英对香港的受降之争。冲突甫起蒋介石态度强硬：香港属于中国战区，根据盟军一号命令由战区最高统帅派兵受降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此前美国态度明朗，支持中国收复香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杜鲁门政府在这场争执中一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初衷，明确表示支持英国恢复在香港的行政权。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下令撤回受降部队，战后乘胜收复香港的良机就此痛失。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一周年之际，分析美国战后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仍然不无现实意义。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转折点。其突出的变化是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势力的衰落，美国战后迅速崛起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英美国际地位的交替更迭早在大战期间即已开始。
当1942年2月23日，美英缔结租借总协定之际， 美国国务卿赫尔即坚持要英国在协定中承诺战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该协定第7 条的第二部分明确规定，两国“还要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尽管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愿放弃英帝国的特惠制，但为了顺利获得战时亟需的租借物资，英国政府还是接受了协定的这项条款。美国则乘机初步奠定了自己战后世界战略目标的经济基础。此外，罗斯福总统也多次表示希望战后对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实行国际托管，以取代战前老牌帝国主义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为了全面实现美国的战后世界战略目标，赫尔还主张成立一个普遍性的世界组织以奠定其政治基础。罗斯福政府拟订的战后世界战略，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政府理想主义外交的继续。它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力图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废除战前的区域经济圈和既存的殖民势力范围，确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要实现这项战略，就必须打破英国在远东的既得殖民势力范围。太平洋战争虽然摧毁了英国的远东殖民体系，但英国作为盟国的主要成员，战后迟早要收复其远东势力范围。为此，罗斯福政府刻意加强中国的政治地位，以便战后牵制英国。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正是美国为实施其战后战略所采取的一项具体策略。
1942年1月1日，在美国提议下，中国根据“在自己国内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当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原则（注：罗伯特·E·舍伍德：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 Sherwood:Roosevelt and Hi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1948年版，第448页。）， 与美、英、苏共同作为26国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起国，第一次跻身于四大国的行列。
美国之所以刻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除了上述战后牵制、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影响的因素外，还基于美国本身的战略利益。美国预感中国在盟国帮助下同日本作战，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逐步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等到中国凭藉军事实力要求跻身大国行列而导致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不如提前给予中国以大国地位的礼遇。这无疑是保持中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最佳途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未来的世界也注定会成为一个大国。而“一个感恩戴德、友好依附、受到保护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有一个牢固的席位，这种前景对于美国人一时所起的豪侠之情和对于他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然而，顽国坚持殖民帝国主义立场的英国对美国的刻意安排十分反感。1942年10月21日丘吉尔首相在致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表示：“至于中国，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是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当然，这大概是美国方面企图取消英国海外帝国的更换财产名义的选举票。”（注：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50年版，第504页。）英国虽对美国的做法无奈，却始终不肯爽快地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至1944年，丘吉尔多次发表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抗议的讲话，刻意贬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弦外之音实为抵制美国对大英帝国的侵蚀。为此，罗斯福曾多次地批评英国在中国采取的“典型的帝国主义立场”（注：克里斯托弗·桑：《如此盟国：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Alliesofa Kind:The Uin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伦敦1978年版，第132页。）。1943年3月，艾登访问华盛顿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与美国政府交换意见，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分歧。艾登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注：艾伦·坎普比尔——约翰逊：《安东尼·艾登爵士》Allan Canpbell-Johnson,Sir Anttony Eden，伦敦1955 年版， 第186页。），对美方敦促英国对中国表示善意、战后归还香港的提议则装聋作哑。（注：艾伦·坎普比尔——约翰逊：《安东尼·艾登爵士》Allan Canpbell-Johnson,Sir Anttony Eden，伦敦1955 年版，第187 页。）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切实贯彻利用战争瓦解英国传统殖民势力范围的战略目标，又在1943年11月的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期间，私下建议蒋介石战后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地区，然后宣布香港为世界自由港。同期与会的史迪威则拿出了“由美圈和中国军队收复广州、香港、上海……”的作战方案。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收复香港当然求之不得，但惟恐美国的建议是空谈，使中国徒然与英国发生对抗，便表示“在进一步考虑以前，可由总统（罗斯福）先与英国当面讨论此事”（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6 卷，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FRUS volVI1943,The Conferences of Cairo and Tehron，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324页。）丘吉尔闻讯怒不可遏，称 “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为了讨好国内那些悲观的商人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人而淡化或玷污这个格言”（注：威廉·罗根·路易斯：《绝境中的帝国主义（ 1941 ～ 1945 ）：美国和英帝国的非殖民化》（William Roger Louis,Imperialism at Bay,1941～1945,The United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sn of the British Empire），牛津1977年版，第433页。），并且气冲冲地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6卷，1943年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FRUS volVI1943,The Conferences of Cairoand Tehron，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54页。） 丘吉尔的这番发作实际上堵死了美英之间讨论香港问题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在当年12月13日战时内阁第169次会议上， 就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所涉及的战后领地问题作了最后决议：“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注：战时会议（1943年）第169号结论，会议记录2内阁65／40（War Meeting,1943.169thConclusions,Minute 2,Cab.65／40）。）由此明确了战后重占香港的既定方针。
1944年初，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之际，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溃不成军。加以蒋介石政府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不得人心，英国政府更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不以为然。当年11月3日， 熟悉中国事务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即直言不讳地向即将辞职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英国政府及他本人均不赞成美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他预计中国由于国共两党的冲突将会长期动乱，不可能实现统一。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成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将意味着未来年代里在东方消灭帝国主义，而白人在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注：卢萨尔·D·勃哈特： 《帕特里克·赫尔利和美国的外交政策》（Ruseell D.Buhite:Patrick Hun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科比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 241页。）但是， 美国政府此时扶持中国， 并且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政策已包含了更深的用意：由于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中提出要在中国北方的大连享有“优越权”，美国担心这会成为苏联在远东扩张势力的开端，便企图通过使大连和香港都成为自由港，以便同时打破苏联和英国对大连和香港的独占权，实现其传统的远东门户开放政策为了启动国际自由港计划，罗斯福先于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表示，他希望英国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然后由中国宣布香港为国际化自由港；继而又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于4月5日飞赴伦敦会晤丘吉尔，希望英国遵循《大西洋宪章》精神，放弃重占香港，以便迫使苏联也放弃对大连的“优越权”。结果遇到丘吉尔的断然回绝，他宣称“决不会放弃英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并且讥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伟大的美国幻想。”（注：利韦利恩·伍德沃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第4卷（Liewellyn Woodwo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5年版，第539～540页。）
美国政府慷别国之慨，收利已之益的国际战略虽然在英国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却给了惟美国政策马首是瞻的蒋介石政府以错误的信息：既然美国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更遑论支持中国军队去香港受降了。然而事隔数月，杜鲁门政府却在中英香港受降之争中给中国大泼冷水，更淡不上支持中国收复香港。
二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中英香港受降问题上转变了态度，并不仅仅是杜鲁门总统个人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政策，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从客观战略形势的变化看，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使中国战场在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中丧失了原有的战略价值。
早在1943年3月，美国军方即草拟过一项对日作战计划， 其核心内容是由中、美、英联合发动海陆两栖钳制攻势：美军将横渡太平洋跳岛作战，攻占中国大陆南方海岸；中英联军负责肃清缅甸的日军，然后在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进行骚扰性袭击；与此同时由美国负责提供物资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空军；中国军队从大陆发动攻势，将日军压缩至香港地区予以全部肃清，美国海军和中国陆军会师于香港后，盟军便从香港地区对日本本土发动最后攻势。（注：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 Samuel
Eliot Morisou: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Operatims in World WarⅡ），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48年版，第7—8页。）但在5月的美英军政首脑“三叉戟会议”上， 英国由于在缅甸战场连遭挫败，竭力主张将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美国遂倾向于先集中力量在华南沿海地区修建空军基地，以便增加对华空运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同时为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准备条件。当时美国无论是派史迪威来华训练中国陆军，还是装备陈纳德的空军“飞虎队”，都立足于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作为未来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这一战略核心。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丧失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注：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使美国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也逐渐缺乏信心。为了缩短对日作战进程，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项补救措施：一是建议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训练全部中国军队，以便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项措施旋即因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而宣告落空）；二是加紧敦促苏联对日作战，以便保持盟军在远东对日本的军事压力。1944年10月，美国军事代表团长迪恩（John Deane）在莫斯科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苏军60个师提供足以保证两个月、总额超过100万吨给养的要求。同时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苏军对日作战任务转交给了斯大林。此后，美军开始在西伯利亚勘查机杨新址，准备在俄国的远东本土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以便取代原拟的香港、华南空军基地。但是，美国在西伯利亚的筹备工作并不顺利，在苏联的拖延策略下，美军飞机一架也未能在苏联的远东空军基地起飞。
主观上，美国基于战后军事战略的需要，拟长期占领美军所攻占的日属太平洋岛屿，遂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对欧洲旧有殖民属地、领地实行国际托管制度的立场。
继1943年罗斯福和赫尔所提改战前旧有欧洲殖民属、领地为战后国际托管的计划由于英国的抵制而暂时搁置以后，1944年美国军方也对政府的这项战略目标计划提出质疑，其中海军特别坚持占领原属日本的太平洋岛屿，以保持美国战后对太平洋的战略控制能力。基于战后的实际战略需要，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4月25日开幕的旧金山会议上， 转而支持对前国际联盟委托统治下的领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轴心国夺取的领土实行托管。放弃了罗斯福政府原先所持的建立广泛的国际托管制度，以便消除旧有的殖民帝国势力范围的立场。旧金山会议所起草的联合国宪章有关托管制度部分，明确不运用于旧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要是英法，它们战后据此恢复了原来在香港、印度和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规定旧有的欧洲殖民帝国可以自愿将殖民地置于新的托管制度下。作为对原国际托管计划的补偿，旧金山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73条规定了适用于会员国治理的各殖民地区的一般原则，即“以领地居民之福利为至上”，“发展自治”，“对各族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适当之注意”，为拥有属地的国家应尽的义务之一。（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15页。） 美国战后控制日属太平洋岛屿的战略计划，也改变了战时美国政府对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批评态度，其必然结果就是改变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政策。
此外，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也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香港问题的政策。1944年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欧洲战争结束后对日战争大致还要持续18个月，美军将会付出60～80万人的伤亡代价。为此，美国迫切需要强大的苏联红军在远东投入对日作战。但随着1945年2月以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成功地实施了跳岛作战， 以及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美国很快即可以优势兵力全力对付日本，苏军的参战已无足轻重。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扬言， “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注：威廉·D·李海：《我在现场》（William.D.Leahy,IWas There），伦敦1950年版，第412页。）24日，美军放弃了利用西伯利亚空军基地的计划，并决定苏联对日宣战后，美国海军将不再保证运送军需物资给远东的苏军。因此，苏军于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放第二枚原子弹的同时对日出兵作战，不但不是对美军的支持，反而构成了美苏在远东的战略竞争态势。而对未来苏联在远东不断扩张势力的趋势，美国更倾向于保持美英合作关系以便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为此，杜鲁门政府一改罗斯福总统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的初衷，转而表示“我们依然遵守我们承认既定权利的原则”。（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88页。）8月18日， 就在中英香港受降之争发生的那一天，杜鲁门在回复英国首相艾德礼的电报中明确表态偏袒英方：“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1945年（FRUS Vol.V Ⅱ）， 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4页。）同时，他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要寻找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 1945 年（FRUS Vol.VⅡ），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9页。） 当蒋介石和宋子文在随后的几天内多次致电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要求援引一号受降令，确认香港属于中国战区，应由中国方面受降时，杜鲁门在8月21 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方辩护：“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我的理解，你不应该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我认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是，你应当与英国当局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以确保香港日军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1945年（FRUS Vol.VⅡ），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5页。）杜鲁门政府在香港受降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以及他在中英香港受降问题之争上对蒋介石政府施加的压力，是英国得以重占香港保持战后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的关键因素。
最后，大战结束时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也使美国战后支持中国成为远东大国伙伴的既定政策成为疑问。在重新抉择对华政策之际，美国政府不可能在香港问题上以损害美英盟国合作关系为代价，支持中国与英国对抗。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为迅速恢复对全国的统治，一面电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面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维持社会治安，等待国民党中央军前往受降。同时，又请美国帮助空运、海运军队，以抢占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市。而在八年抗战中迅速壮大的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则坚决反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反动政策。中国的政局再度处于动荡的前夕。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随之处于重新抉择的关头。为了继续贯彻1943年初罗斯福政府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的既定政策，以便使中国战后“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注：《艾登回忆录》中译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87页。）， 杜鲁门政府最初的对华政策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中国的政治统一恰恰又是英国历来坚持的归还香港的政治前提。在中国政局尚未明朗、蒋介石政府亟待依赖美援统一中国之际，杜鲁门政府也不可能“因小失大”，以损害美英稳固的盟国合作关系为代价，支持尚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蒋介石政府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与英国对抗。
综上所述，美国在二战后期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推行战后理想主义国际战略体系背后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利己性质：大战初期，为确保战后远东的门户开放，美国在口头上和道义上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并使之成为国际自由港，以便削弱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势力范围，确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远东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大战后期，为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美国又慷别国之慨以国际自由化的香港为筹码，企图换取苏联放弃在大连的“优越权”，保证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大战结束时，由于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又出尔反尔，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以便维护美英的盟国合作关系，共同在远东遏制苏联。因此，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政策变化的真正原因，归根结蒂是适应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它自我标榜的国际“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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