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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一词，几乎人人皆知，但包括许多学者在内，却很少有人知道该词是一个“ 忌讳词”。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曾颁布过《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 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该通知说：
“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段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称谓。在目前我国各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 用，可能使满族人民在情绪上引起不愉快的感觉。为了增进各族间的团结，今后各级国 家机关、学校、企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各种文件、著作和报纸、刊物中， 除了引用历史文献不便更改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包括满族自身在内，使用“满清”一词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大 多数都是无意识地在使用这个听起来很“自然”的词汇。因为通常在人们看来，清朝统 治者是满族，那么称这一时期的朝代为“满清”与称元朝为“蒙元”一样，是很自然的 事。尤其是近年来频繁播出的以清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连续剧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这 样的认识。殊不知，从有清一代直至今日，满族从来就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具有单 一均质文化的民族。(“满族”正式作为一个族称使用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 别以后。在此之前主要以“旗人”、“满洲”、“满洲人”、“满人”称之。)清代的 八旗有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之分。八旗的兵将及其家属统称为旗人。除了上 述以族群为标准的区分外，还有帝王、八旗贵族及普通旗人、包衣等阶级区分。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的群体一律被冠上行政性称呼——满族。从此 “满族”便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实体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假象，即它是一个具有 实体性内容的、均质的、既有的存在。
其实，五十年代国家强调不要随便使用“满清”一词，一是为了区分“统治阶级”与 “满族人民”，以便澄清一部分人头脑中“清朝 = 满族”的错误认识；二是考虑到“ 满清”一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使用的语境会影响“团结满族人民”。对于这一点 ，如果我们想到“支那”一词所包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便会很容易理解。
但是，近年来呈现的众多文化表象却恰恰以悖论的方式证明了“清朝 = 满族”这个图 式的正当性。无可非议，这是媒体与公众无意识地共谋的结果。而这些公众当中恰恰也 包含了满族自身。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往往对媒体创造的“清朝 = 满族”图式所持 的态度不是反感，而是自豪感。在这里，多元的满族文化又被勾勒成一种单一的王朝文 化模式。而由地方政府实施的旅游开发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的形成。这 是市场机制使然，也是满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使然。在旅游开发这一时空中，历史与文 化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被开发并赋予经济意义。在此过程中，历史充分体现了它自身具有 的可以不断重构并再解释的特征。
下面我们将通过个案来考察在当代市场机制中，历史与文化在旅游开发的语境中怎样 逐渐被赋予商品的性质，它们又是怎样被阐释与重构的。通过个案，我们还可以清楚地 观察到历史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是中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一六一六年努尔哈 赤在新宾境内的老城(旧称赫图阿拉)登基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由此，新宾被称为满 族及清王朝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爱新觉罗家族在境内修建了永陵，为的是祭祀努尔哈 赤的五位先祖。清朝皇帝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计四人九次来永陵祭祖。
一九八二年全县满族人口九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占人口总数的33%。一九八五年成立 满族自治县之际，满族人口增至十九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人，而一九九○年竟高达二十三 万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3%和77%。显然，这个数字不是人口自然增长 的结果，它跟国家实行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有紧密关联。(据我调查，成立满族自治县 的首要条件是满族人口必须达到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过去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不敢报 满族的人，此时，在政府部门的鼓励和动员下，纷纷自报满族。这些人有的是八旗满洲 的后裔，有的是八旗汉军的后裔，还有的虽是汉人的后裔，但与前两者有姻亲关系。除 此之外，有少部分与旗人无关的汉人也报了满族。)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发展经济成了地方政府刻不容缓的首要目标之一。但是，光靠 农业、林业和少量的种植业来发展地方经济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加上县城不通火车，交 通极为不便，发展商业及工业几乎没有可能。在此状况下，地方政府认为，惟一可利用 的资源就是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从此，“以清前史和满族为品牌”的旅游开发正 式启动。
首先是恢复赫图阿拉城。在仅以数月的时间将原老城村内一百三十八户居民动迁后， 赫图阿拉城在一片民房的废墟上巍然耸立起来了。“恢复”后的赫图阿拉城共分三个部 分：一是由北城墙、罕宫大衙门、正白旗衙门、罕王井、文庙、普觉寺、塔克世故居、 满族农家小院组成的内城。二是在外城建的“中华满族风情园”(以下称“风情园”)， 风情园由人工湖、别墅区、农业观赏区、林业观赏区、满族博物馆(兼满学研究院)以及 满族老街和满族历史文化长廊组成。三是距内城二里的黄寺，主要是地藏寺、显佑宫等 被称为“宗教活动区”的信仰空间。
一九九九年九月，“努力哈赤登基大典”仪式在刚刚建成的赫图阿拉城内开演，它以 一次戏剧性的场面再现了清朝前史的辉煌篇章。二○○一年夏天，城内的白旗衙门内又 举办了“努尔哈赤展”，满族的形象通过与具体人物有关的历史场面的再现而形成并得 到强化。而满族的文化也常常在与努尔哈赤相关的历史记忆中被叙述。在这里，“传统 文化”的概念始终蕴含着清朝前史的谱系。
城内具有典型东北建筑风格的塔克世故居又称满族民俗村，里面展示着从各地收集来 的满族传统家具和装饰，以便使游客们近距离地体验到“满族的传统文化”。此外，人 们还可以在这里观赏到“满族传统婚礼”的表演。在满族农家小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 室内摆设的摇车、幔子、大烟袋、满族被褥等目前已很稀少的生活用品，一边还可以坐 在炕上品尝水豆腐、玉米面饽饽(大饼子)、苏子叶饽饽等东北农村常见的菜肴。只要付 上十元钱，还可在此住上一夜，体验一下朴实无华的乡村生活。
位于外城的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满族老街由许多以“格格”、“勿吉”等命名的店铺 构成。在“肇家祖传铁匠炉”，你可看到身着古代衣装的铁匠正在打制“努尔哈赤使过 的大刀”。在“建州算命第一仙”的黄色幌子下，有三四个算命先生正在为游客算命卜 卦。在此，各种店铺的名称成为展示满族历史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那些具有满族特色 的店名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商品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独特场域。这是一个 过去与现在相互交错的地方，也是一个新的历史记忆即将形成的地方。
此外，向来被国家话语界定为迷信的卜卦，在这里却是以合法的、正当的、传统文化 的身份出现，这里又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各种约束的非日常的空间。
在整个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关于什么是满族文化始终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二○○ ○年九月在新宾召开的“抚顺满族风情游新宾旅游产品展示暨新闻发布会”上也无人提 及满族文化的定义问题。在赫图阿拉城，我曾经问过一位旅游部门的负责人，他认为， 满族的文化就是满族的发展史，生产生活史、后金的发展过程及农业、畜牧业、渔猎等 生活方式。尽管这种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 对于满族文化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整个赫图阿拉城的硬软件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
赫图阿拉城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各种表演活动明确展示了有关满族的历史认识以及历 史重构的过程。重构历史的承担者是政府和精英，而作为行为主体的精英往往深受以往 历史叙述及国家话语的影响，因此，这里的重构又是复数的、多层次的。例如：满族博 物馆的《满族肇兴史进展》(展览设有《满族源流》、《满族的勃兴》、《称汗建都》 、《进军辽沈》、《国号大清》五个殿室)序言这样写道：
……她孕育了勤劳勇敢的骑射民族——满族。从十五世纪开始，满族的先人女真人就 在这里生息繁衍，开发了这块土地。以努尔哈赤为首的一代英杰，也从这里崛起、勃兴 、发展并创造了满族共同体，建立了大清王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统治偌大个中国近 三百年之久，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度辉煌，享誉世界……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满族的几个常见话语。有清一代，清 朝统治者提倡的旗人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骑射”，而在其传统已经消失的今天，“ 骑射”作为满族勇敢的象征再次刻入人们的记忆当中。此外，满族的构成要素是多样的 ，但这里却简单地把满族的祖先与“女真人”直接联系起来。这种叙述显然把“女真人 ”以外的八旗汉军及来自其他族群的满族成员排除在外。而另一方面又使用“满族共同 体”来表述满族，可见对“满族”认识的模糊。而“奠定中国的版图”这句话是一九六 一年周恩来在关于满族问题的讲话时作为肯定清朝一个方面时提及的内容(《周恩来选 集》下卷，361页)。
序言中的短短几句话，囊括了史学家及官方的历史认识和特定的叙述方式，而展览设 计者的人选及其资料选择方式又在历史重构的过程中增加了一道程序。
除此之外，“满族文化历史长廊”(以下简称“长廊”)也是考察历史记忆重构的一个 较好的例子。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长廊全长五百六十米。它试图再现的是从神话时代的 布库里雍顺至入关前的清前史。长廊的头幅画面是描写三仙女下凡衔朱果生布库里雍顺 的满洲起源神话。接着画面急转，进入“历史”时代。先是“满族的先人”挹娄、勿吉 、靺鞨、女真登场，在插入一段“真命天子”努尔哈赤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追赶， 狗和喜鹊(又说乌鸦)救之的民间传说之后，画面再现了努尔哈赤结婚、统一建州女真、 夜读《三国志》、创制满文、萨满祭祀、建都赫图阿拉、迁都辽阳、迁都沈阳、计丁授 田、重用汉官、迁都北京、定鼎中原等共七十五个“历史”场景，最后以清朝十二代皇 帝的画像收尾。
一个少数民族如果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它可以用本民族语言书写并叙述历史。 这时它有可能以“内部视点”来书写并叙述历史，而不是出于国家的政治目的编撰具有 “外部视点”的历史。但满族却不同。清代初期用满文书写的历史资料除了一部分学者 之外，在满文满语作为工具基本消失了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读得懂，更何况用满文 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当代满族自身以及他者对满族的历史认识，都是通过国家公认的“ 正史”及地方史志等汉文历史资料来重构的。虽然如此，通过资料的筛选与调整，并反 过来利用“外部视线”，也可以达成“内部视线”的效果。
在许许多多的神话与传说中，“长廊”之所以选择了起源神话和努尔哈赤被救助的传 说，正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主张王朝正统性的意义。而通常在正史中缺位的神话和传说 ，通过在长廊与其他的“历史”场景共演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满族历史”而获得了“正 史”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唤醒的记忆，也有被忘却了的记忆。比如，在广泛流 传于该地区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中，努尔哈赤作为主人公频繁地登场，神话中被乌鸦所救 的范察(参照宋承绪《满族“三仙女神话”探微》，《满学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辑)在 此被替换成努尔哈赤，而具有神话谱系的范察和孟特木(又称猛哥贴木儿)却在历史记忆 中被忘却。于是，原有的零散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记忆根据现在的需要被筛选、重构，并 作为满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来重新叙述，而这一点恰恰明确了满族与周围汉文化之 间本已模糊的界限。
既然文化与历史是作为商品来消费的，那么商品开发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市场 需求不断开发出吸引游客的商品，以此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在观光场域，商品的 经济性往往要比其真实性重要得多。
重构历史与文化的主角是地方精英和政府权力机构。政府提供硬件，精英提供软件。 赫图阿拉城内的整体工程设计主要由抚顺市园林局承担，建筑的配置及软件设计和指导 主要靠辽宁省文物处古建筑研究部门负责。据说，软件设计主要参考了《清实录》、《 李朝实录》、《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等历史文献。
赫图阿拉城的恢复工程从一开始就成为史学家们议论的焦点。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罕 宫大衙门”(努尔哈赤寝宫兼朝政处)这个八角亭式宫殿建筑以及绿草茵茵、花草树木交 相辉映的现代公园式景观。很多专家们说，史书中记载的罕宫大衙门(这个名称也是后 起的)只是三间硬山式青砖瓦房，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华丽建筑，这里存在一个古城不 古的问题。但是在最大限度追求经济利益的旅游产业中，即使忠实地再现了原有的古城 风貌，如果不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政府还是会采取别的措施，以便实现发 展地方经济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在旅游开发者看来，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因为“ 真实性”并不具有商品价值。重要的是“商品”的销路要好。
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物质生活趋渐丰富，一种返璞归真的潮流正在兴起，人们 开始向往大自然，向往远古那种质朴无华的生活，于是“破旧”、“古朴”、“乡土气 息”成了都市人所追求的时尚。
罕宫大衙门从一九九九年建成以来已经过了五年时间，开发者们开始重视史学家们的 意见。几年来的经验使开发者们逐渐意识到，真实性与经济效益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在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的今天，“真实性”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事到如今，建 筑不可能拆了重建，专家们的批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硬件难拆，软件易改。二○○ 三年八月举办第五届“满族风情节”时，县政府和旅游局计划将博物馆的展览主题由“ 历史”改为“民俗”，在这里，民俗被理解为文化。于是，文化从日常生活和文字记录 当中萃取出来并作为商品来开发，而不同的软件设计者完全有可能开发出不同的商品， 也就是说软件设计者的选择程序决定了文化、历史要素取舍过程必然有它的恣意性。此 外，负责解说的导游们的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从解说词的编写到解说的整个过程 ，同时也是导游参与历史、文化建构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段采访对话中 窥见一斑。(L：笔者，D：导游，括号内为笔者按)：
L：你刚才说的“民俗”是指什么?
D：萨满祭祀、婚礼、葬礼、服装、服饰、礼仪等。
L：你说为了展览要从民间收集文物，是谁收集?怎么收集?
D：我们导游(二十三名)回自己的老家(都住在附近)，有东西收东西，没东西就从老人 那儿打听一些民间故事或过去的生活习惯。另外，自己再看书找一找。
L：看什么书?
D：我们最常看的是《抚顺满族民俗》(徐桂英等编，抚顺市新闻出版局一九九九年)。
L：有没有总的指导方针?
D：基本上没有。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根据自己得到的知识去解说。这次展品展出后， 我们根据展品内容收集解说资料，再让专家看看。因为我们收集的内容有可能不一样， 专家可以判断哪个对，哪个错。然后给领导审查，统一格式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它解说了 。
L：一个故事有可能存在多种版本，对此你们怎么办?
D：都收集。这样解说范围就广了。对不同顾客可以讲不同的故事。
L：从老人那儿收集的故事不经整理就交给领导吗?
D：老人们只知道大概的东西。我们简单做笔记后，要自己查资料补充。比如，满族服 装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听老人讲个大概后，只能根据自己的想像给顾客解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说词也是一种文本，在这个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在起 作用。首先由老人提供原始素材，其次由导游“补充”这个原始素材，在补充过程中又 掺杂了文字资料和导游想像的部分，然后是专家的“审查把关”，领导的“格式统一” ，最后是导游在统一格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发挥。在这里，导游不是被动 的存在，而是积极地参与了文本的建构过程。
关注历史的文本化过程是当代人类学观察历史的重要视点之一。目前在观光场域，满 族的历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重新建构。当年的王朝谱系正在被置换为满族的谱系， 满族的起源在神话中再一次被追溯到“满洲”。历史资料是从“复数变种”的过去当中 筛选并记录下来的，而作为商品来开发的“历史”，又遵循着相同的程序从这些历史资 料中选出若干个“历史事实”作为满族的历史展示给人们。在此，构成历史的主体是地 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历史”的内容受其商品性的左右，而作为该商品的消费者，游客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构成内容，从这一点来讲，游客也构成了历史建构主 体的一部分。此外，还应该提到观光场域所特有的建构主体，那就是在现场直接与游客 打交道的导游。虽说他们有统一格式的解说指南，但是导游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在不同 的场合得到了应用。通过讲一两句从研究者那里学来的满语，“证明满语还没有消失” 的导游们的作用是绝不可忽视的。
历史的文本化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多种偶然性的过程。设计者不同，所建构出来的历史 就有可能不同，而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过程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建构内容的恣意性。
通过种种过程开发出来的历史与文化，对开发方来讲是商品，而对消费方来说，这个 商品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具有恣意性、偶然性的建构要素被游客感觉、认知的那一 刻就是文本被固定的瞬间。
这个原理同样可以用于被开发者称为民俗的传统文化重构的过程。
在赫图阿拉这个观光场域，满族的历史、文化不仅仅属于满族。新宾满族自治县全县 人民都是这次旅游开发的受益者。也就是说，满族的历史、文化是超越族群这个框框的 地区共同财产，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摇钱树。而满族也并不想独占这个资源。我曾经在抚 顺入新宾境内的路上看到过一个非常明显的招牌，上面写着“满乡人民欢迎您”。在这 句话里，县内居住的满、汉、朝、回、蒙等族群界限变得非常模糊，而所有这些族群均 被“满乡”这个概念所吸收。
实际上，新宾的旅游开发与县内满族以外的人不无关系。这里的开发资源选择了满族 和清前史纯属偶然，如果当时有别的选择，新宾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赫图阿拉城了。但是 ，正如县政府的一位领导所说，新宾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惟一的人文资源只有满族和 清前史。
尽管如此，期待产生经济效益的赫图阿拉城正在成为演示满族“历史、传统文化”的 舞台，而对一部分满族来说，历史是象征满族文化的强有力的手段。这种历史认识在新 的经济、政治语境中被重新建构，而包括满族在内的消费者在赫图阿拉城重新认识了满 族的历史和文化，从而，满族已经汉化、消失的话语在这里被击得粉碎。而电影、电视 剧等全国范围内的媒体操作正好与满族的历史、文化重构不谋而合，于是，一个曾经被 忌讳的词汇——“满清”在新的语境下似乎又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