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上海文坛：以《太太万岁》的批判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个案论文,战后论文,上海论文,万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谓“战后”，是指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若是全球范围言，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文坛，从1937年淞沪战败，上海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后又全部沦陷，到1945年光复，文学史有关上海文坛的主流叙述，是受消费主义、颓废主义等文化思潮支配下的通俗文学全面占领文坛。或说，日人治下的上海文坛，零落凋敝，乏善可陈。少数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1980年代前，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1980年代初期，在新启蒙运动中，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最典型的莫过于被视为废墟上长起来的奇葩张爱玲。张氏以清末民初贵胄子弟、豪门纨绔、洋场阔少的传奇人生为对象，精心织就了一幅旖旎多姿、斑斓耀眼的文学图景，赢得文坛内外满堂喝彩，也给日据时代的上海文学/文化界，平添些许生气和热闹。
然而，广受大众追捧，大雅大俗的张爱玲，“战后”却悄悄地为读者所遗弃。曾经洛阳纸贵的《传奇》，虽然重印，但沉迷其中，表现出兴趣的读者已非昔日可比。不仅如此，由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票房价值尽管出奇地好，但却很意外，遭到了来势汹汹的挞伐。张爱玲意欲从小说创作转向电影编剧，尽情挥洒个人艺术才情的念想，一时成为泡影。
《不了情》是1946年底，张爱玲应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之约而编写的电影剧本。后由桑弧导演，陈燕燕、刘琼主演。首次“触电”的张爱玲，恰巧荣任文华影片公司处女作的编剧。本来只想小试牛刀，谁料，竟“一片”走红。极好的票房价值，叫好又叫座的轰动效果，给了张爱玲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同时，文华影片公司越发信任张爱玲的才气和能力，相信她不仅能聚人气，还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观众一片喝彩和追捧呼声中，张爱玲随后又为文华影片公司呈上第二个电影剧本《太太万岁》。
《太太万岁》继续由桑弧执导，蒋天流、石挥、上官云珠、张伐主演。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电影院同时献映，整整两个星期，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好评如潮。《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各大新闻媒体，赞誉之词，不绝如缕①。张爱玲的聪慧和超拔的艺术天赋，再次获得世人认可。文坛奇才一跃而为影坛“怪杰”，腾空出世，可谓正当其时。
难以逆料的，是战后上海，长养过张爱玲的土层，似乎被刨去。“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通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②。张爱玲后来的遭际，仿佛就是有意要坐实她的预言，宣告属于她的时代已然逝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弥漫上海文坛多年的“张爱玲的风气”烟消云散。
和电影市场普通市民对《太太万岁》的狂热追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界、文化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否定《太太万岁》，并且一味贬斥与讨伐，不留任何情面。巨大成功的面前，张爱玲丝毫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相较于胡兰成的背叛，《太太万岁》的受挫，带给她的创伤更加深重，甚至比被人暗地里怒斥为“汉奸”还要不堪，一如被掐住了死穴。且不说她和她的朋友们始料不及，便是所谓“圈子里”的人，都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详考《太太万岁》冰火两重天的际遇，或可勾勒出战后上海文坛的一个侧影，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
一 《题记》起事与胡珂“抒愤”
先从张爱玲的《〈太太万岁〉题记》说起③。
《太太万岁》公映前夕，张爱玲专门撰写了一篇随笔——《〈太太万岁〉题记》，载于《大公报》副刊《戏剧与电影》。《题记》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影片主人公“太太”陈思珍的身份略做解释，她说“《太太万岁》是关于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二、简要发表自己对“太太”的评价，其意大概为避免被读者误解、曲解，着重强调“太太”作为都市平民的世俗性——“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性格“狭窄，小气，庸俗”，为了顾及自己和家人的体面，处处委曲求全，尽责克己，尽量做出大贤大德的样子，“虽然也煞费苦心”，却仍不免受气。编剧对于陈思珍这类小市民，深表理解与同情，并将他们的烦恼与不幸，名之曰“浮世的悲哀”；三、借《题记》向观众表明编剧对“太太”的态度，即不对“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并说，“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四、明确晓谕观众，编剧的艺术追求，是在日常生活的平实叙事中，“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剧情和人物的整体构思，是“冀图用技巧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剧的无魇的欲望”④。
《题记》贴近原著，文采飞扬，才气淋漓，写得非常之好，无疑可以加深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作者在自信中，还略带几分自得地提醒观众，《太太万岁》不以“情节”摄人心魄，“技巧”取胜，才是本片的追求，编剧的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引导“太习惯于传奇”的电影消费者，将观片的趣味转向对电影“技巧”和叙事语言的欣赏。因激赏张爱玲的文字，竟忍不住手痒的编者，还特意为《题记》加了简短的《编后记》。另一方面，字里行间似乎又隐隐约约、飘飘忽忽地散发出难以言说的某种不祥预感，“高兴之外，有一种凄然的感觉”。影片《太太万岁》一如《题记》，扑面而来的，是典型的张爱玲风——绕开“人生飞扬的一面”，走自己的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⑤，不避平庸、凡俗，在“苍凉”、“悲哀”的市井生活、人情世态中，展露最本真、最原初的人性内涵。尽管张爱玲依托的艺术介质，由文字转向电影，可她颠覆男/女两性权力关系，挑战男权中心既成秩序的叙事话语，却是一以贯之，她一向不隐瞒自己重构两性权力关系的文化企图。
发表《〈太太万岁〉题记》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此时的主编，是戏剧界与欧阳予倩、田汉并称“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的洪深。我相信，这位前辈，是想有意引导读者特别关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编后记》：
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作家中的一人。
《大公报》的读者定位，是在大学校园、知识文化界富有家国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读书趣味偏向于市井阶层的张爱玲，素来与《大公报》没有交往。而今，她的《〈太太万岁〉题记》，突然出现在报纸显要位置，内容如何姑且不说，事情本身就耐人寻思，值得玩味。
其时的《大公报》，在业界，以不党、不私，持论公正著称，一直坚持走“文人办报”的路线。以言论取胜，是其广为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相较于《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名噪一时的大报、名报，《大公报》的商业气息，最为稀薄，是1940年代沪上最不愿为消闲文化浪费版面，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之一。特别是1947年，国共政争达到白热化之际，《大公报》正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呐喊，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大公报》同仁，大概不至于仅仅从娱乐休闲和商业目的考虑，将报纸珍贵的版面，用来发表张爱玲的随笔。更何况，还有郑重其事提醒读者关注的《编后记》。
更为意外的，是在《题记》发表之后第8天，《太太万岁》正式公映前两天，即1947年12月12日，《时代日报·新生》发表署名胡珂的文章《抒愤》，首先对张爱玲——不是对影片——发难，主编洪深也受了当头一棒。胡珂的文章，不是针对影片而写的评论，也没有表现出对张爱玲《题记》的热情和兴趣。真诚的批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是胡珂为文的用意。他所愤的，是媒体公然吹捧张爱玲，还为《太太万岁》摇唇鼓舌。兹录《抒愤》，以飨同好：
大概爱伦堡吧，告诉过我们一个食客爱吃臭野鸡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一定要把新鲜野鸡挂起来，让它发臭，发霉，腐烂，烂到肉一块块掉下来时，他才闻到扑鼻香气，取而食之，其味无穷，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它。作者的用意好像是讽刺某种人对某种臭野鸡式的文化的酷爱，但就故事本身说，我最初觉得有点奇怪，不近人情。不过后来仔细一想，也就恍然大悟了：在中国，不是也有人爱闻女人的小脚吗？如果这发散着奇臭的“粽子”，不是人的脚而是什么鸟的脚，则它的热衷者也会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吧？
世上一切好坏东西都是发展的。这种臭癖发展到现在，在外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但在中国，好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了。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
不过我这一回的感觉，不但奇怪，而且悲愤。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 com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我想不通！
《〈太太万岁〉题记》突出强调，且又是编剧用力追求和探索的电影美学，在此，被讥为欣赏女人小脚的“臭野鸡式的文化”，一种病态的表现。“荒芜艺园”的“奇花”张爱玲，在胡珂的笔下，分明是“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言辞之刻薄、尖利，情绪之激越、悲愤，令人惊悚。与此同时，也给洪深所作的《编后记》，扣上“歇斯底里的绝叫”和“疯狂喝彩”等恶名。
二 《太太万岁》的是是非非
《抒愤》发表的第3天，《太太万岁》正式公映。随后见诸媒体的评论，正面肯定影片的，几乎没有。贬抑、抨击之声，此起彼伏，仿佛欲置作者于死地。仅就笔者所见，与《太太万岁》相关的评论，按发表时间次序，列举于后：
1.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
2.胡珂《抒愤》(《时代日报·新生》，1947年12月12日)
3.东方蝃蝀《〈太太万岁〉的太太》(《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3日)
4.方澄《所谓“浮世的悲哀”——〈太太万岁〉观后》(《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4日)
5.徐曾《张爱玲和她的〈太太万岁〉》(《新民报·夜花园》晚刊1947年12月15日)
6.沙易《评〈太太万岁〉》(《中央日报·剧艺》，1947年12月19日)
7.王戎《是中国的又怎么样？——〈太太万岁〉观后》(《新民报·新影剧》晚刊，1947年12月28日)
8.辛薤《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个太太看了〈太太万岁〉》(《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8年1月7日)
9.洪深《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8年1月7日)
上述评论文章，只有东方蝃蝀的《〈太太万岁〉的太太》⑥，评价较为中立。他说，影片的故事常见于报纸的社会新闻，主人公“太太”陈思珍，日常生活中会“天天碰到”，只因其过于普通，大家往往视而不见，故未能引起深入思考并给予应有的关注，现在“给张爱玲一提，又叫我们想了起来”。针对胡珂的酷评，东方蝃蝀指出，“这是一出high comedy，稍为给你笑了之后，你会发觉你的笑是苦味的”⑦。影片的意义和社会价值，或许就在这里——让观众在轻松的笑声里，反观自身，开出自省的药方。才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有深度，而不故作深沉状，总是尽力营构妇孺同好，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神韵。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各得其所。张爱玲颇得好莱坞电影趣味的美学神韵。东方蝃蝀不啻是张爱玲的知音，言说评价，切中肯綮。
其他评论文章，主要从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而不是从表演、摄影等电影本体的立场和视角进入，并展开批评。归纳起来，要点大致如下。影片主人公陈思珍是一位没有原则、不辨是非，丧失了“人的尊严”的小市民典型。作为“太太”，陈思珍对家庭、丈夫、公公、婆婆和小姑，可谓尽心尽责，确是一位持家有方的贤惠太太。但作为“人”来考量和评判时，年轻美丽，聪明能干的“太太”，始终未能挺直腰杆，拿出做“人”的勇气，努力改变眼前可悲、可悯的境况，向广阔的社会寻找新的生路。尽管“整天嚷着委屈，却开口‘大局’，闭口‘牺牲’”，被平庸、琐屑的凡俗事务，捆绑住了手脚，沉溺在个人和家庭的小天地里，迷失了自我，忘记了一个女人，妻子之外，还有作为“堂堂的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勇于讨好，乐于妥协，以‘敬夫教子’为欣幸，以保守与维持现状为聪明”，“对于世事无甚憎亦无甚爱”，文过饰非，苟且偷安，“一切不太认真，一切无可无不可”，是太太性格的主要方面。“太太”身上未能体现出时代气息，而是纯然一副“哈巴狗”和“傻奴才”的嘴脸，根本“不像民国以后出生”，“如片中出现的不到三十岁”的现时代的女性。表面上看，太太的“本事大得很，有主意、有决断”，骨子里实际上仍不过是在婚姻的“城”里听任“丈夫摆布的乏货”，一个丧失了是非感与生活目标，满足于在世俗的泥淖里，夹着尾巴讨生活的“饱含小市民气质的庸俗女人”。
陈思珍这个形象，不能带给观众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当然就谈不上积极的社会文化效用。由于编剧“对太太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度的怜悯”，缺少“健全与清明的批评”。“太太”的形象，反而可能起“鼓励观众继续沉溺在小市民的愚昧麻木无知的可怜生活里”的负面作用。故此，“这是缺乏理性的自误误人的毫无原则的感情用事，这是十足的‘生的门答尔’(Sentimental)”，“够不上是真正的喜剧”，充其量不过是“迎合小市民的礼拜六小说的”电影版，乃是与张爱玲编剧的第一部影片《不了情》，一路货色。
批评者进而从作家的人生观、艺术观、价值立场及其与艺术生产之关系等不同方面，指出影片的严重缺陷，认为剧中人物不问是非对错，只想息事宁人的苟且心理，暴露出编剧罔顾“未死方生”的严峻现实，缺乏改造社会，推动变革的参与热情。面对急遽变动的时代，没落贵族出身的张爱玲，虽然才华超群，却全然丧失了应对能力，唯有顾影自怜，“画一个安慰自己的梦”。受病态心理支配，编剧不可能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站在时代的高度，发掘对大众有教育、指导作用的重大题材，仅仅“凭借聪明的技巧，赚取了小市民的眼泪”，以娱乐性和票房收入为诉求，忘记了文艺和文艺家所肩负的教育人、改造人，把大众“带往高处走”的严肃的社会责任。个别批评者，对编剧卓尔不凡的才华，高明的艺术技巧，虽然也略表赞许和“钦佩”。但就影片而论，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媚俗趋时，思想和艺术价值都“非常低下”，只为迎合小市民欣赏趣味的“失败”之作。
究其原因，是编剧的感情出了问题，未能以正确的“爱”和“憎”作思想指导，对于大众的疾苦，时代与人民的呼声，血与火的考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故此，有人质问：“死去的尸骸是否还应该迷恋？拦路的活尸是否还能活一万年？时代是在‘方生未死’之间，反动的火焰正图烧灭新生的种子，袖手旁观的人儿是麻木无情呢还是别有用心？”⑧
围绕《太太万岁》而展开的这场讨论，持续一个多月，适逢影片公映前后，发表评论文章的媒体，主要是时效性强的报纸，而非杂志。批评者的调子，大体一致。首先从影片的取材和表现对象上，否定了作品的价值，不承认生活在弄堂、石库门房子里的小市民们的“泪与笑”也有创作艺术品的潜在价值。
三 论争渊源考论
一部新片上映，竟然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搅动了整个上海文坛。沸沸扬扬的争议，犹如疾风暴雨，既突然，且密集。来去匆匆，神秘而诡异。反顾历史，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上海的一次文化事件，值得深入追溯这场风波的渊源，讨论其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
如前所述，《题记》发表之前，张爱玲未曾给《大公报》写过稿子，据给张爱玲发文章的编辑洪深说，这是“出其不意地收到”的自然来稿，决定刊用后“欣然”写下《编后记》，确是因其写得实在太漂亮，太有才气了⑨。此话虚实，暂且不论。之前，洪深与张爱玲，彼此并不认识，却是实情。《〈太太万岁〉题记》及影片《太太万岁》的风波之后，张爱玲经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介绍，才有缘得见大名鼎鼎的洪深。某日，吴性栽领着一拨人，在无锡太湖游玩，张爱玲也在其中，巧遇洪深，彼此之间，初识庐山真面⑩。
张爱玲是一个敏感人物，“战后”上海的大报、杂志几乎都拒绝了她。《〈太太万岁〉题记》是中共接管上海前，张爱玲在上海主要媒体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熟谙世情的洪深，混迹沪上，深知山头林立、派系绞缠错综，政坛与文坛、商场和战场，没有清晰的边界，一不小心，可能就把自己搭进去，以致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因此，洪深主动向张爱玲约稿的可能性不大，尤其在政局动荡，国共战事正炽之际。当然，傲气凛凛的张爱玲，轻易将自己的文章寄给一个素昧平生的编辑，可能性似乎也不大。根据《大公报》的一贯作风，大体可以断定其发张爱玲的稿子，并非出于商业利益。那么，张爱玲的为文，及交由洪深发表，洪深还谨慎而有限度地在《编后记》中褒奖年青编剧，大概是风雨欲来之际，知情人暗中授意的结果，意图是先为《太太万岁》定调，希冀引出更多的正面评价。
就整个事态来说，《〈太太万岁〉题记》怎样到得洪深手中，其实并不紧要。关键是，为什么电影还没公映，胡珂却首先发难，而且，针对的是人，而非电影。起事的《时代日报》，便值得格外留意。
《时代日报》是时代出版社办的一种报纸。时代出版社创办于1941年8月，以“苏中友好协会”(简称“苏商”)的名义登记注册。出版的刊物有《时代》、《时代日报》等。出版社负责人，即《时代日报》的发行人，是姜椿芳——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重要骨干。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时，姜是上海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要成员。姜椿芳的公开身份，是职业报人、记者，和夏衍、姚溱等联系频密。再者，此时，《时代日报》副刊主笔是楼适夷。由此，基本可以认定，由《时代日报》挑起围剿《太太万岁》的事件，幕后的操盘手，极有可能就是上海地下党中的文化人。
再说参与其事的《大公报》和《新民报》(晚刊)。这两种报纸，都是当时著名的民办报纸，以大胆立言闻名，在业界口碑极好，广受读者欢迎。《大公报》虽然高举中立旗帜，秉持“文人办报”宗旨，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诩，但她与《新民报》(晚刊)日趋“左倾”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此时，上海版《新民报》(晚刊)，主持人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总主笔赵超构，副刊编辑有吴祖光、李嘉等。这个编辑群体，思想“左倾”，反内战，争民主的意识强烈。上海地下党，在报社内安插不少“自己人”。1949年5月，解放军进驻上海，军管会下令上海所有报纸停刊，须经重新审查核准登记后，才能正式出版发行，唯有《新民报》晚刊是个例外。
《中央日报》虽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媒体，但是，据夏衍说，上海地下党，常在报社“塞进”“党的人”(11)，依此可以推知，挞伐《太太万岁》的文章，由地下党的人见诸《中央日报》版面，恐怕也易如反掌。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太太万岁》公映之初，《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赞不绝口，称其“精彩绝伦”、“万众瞩目”，是“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等等(12)。然而，当声势浩大的突袭、诘难到来时，申、新两报始终隔岸观火，不替任何一方说话。申、新两大媒体，向来嗅觉灵敏，老成持重，或许，他们早就从胡珂咄咄逼人的檄文，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蛛丝马迹，又或者，内部早已互通情报。
至此，围剿《太太万岁》的起事路径及走向，大体清晰可辨。上海地下党中的文化人，首先在“自己人”姜椿芳主笔政的《时代日报》点火，抨击《〈太太万岁〉题记》。之后，并不浇油，而是让其他媒体一个接一个陆续跟上。首先起事的《时代日报》，则取金蝉脱壳之计，意在避免被人窥破秘密。另一方面，还要造成一种错觉，不使受众觉察到挞伐《太太万岁》与一般的论争，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而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玩法，与军事较量的游击战，如出一辙。
推定这场风波的幕后操盘手，是上海地下党中的文化人，还可以从参与围剿事件的作者群，得到印证。作者之一王戎，抗战期间曾流亡大后方，在重庆文化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开始接触、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年，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两部剧作，在重庆文艺界，曾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论争中，王戎和从延安到重庆传播《讲话》精神的何其芳，有过激辩。随后，尊奉胡风文艺观的王戎，进而自我反省，转向认同《讲话》的观念和精神。战后，吴祖光、丁聪从大后方回到上海，主编文学刊物《清明》，登载过王戎的报告文学《十万人逃亡——黔桂撤退纪行》(13)等。此文叙写国土沦丧后，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战乱时期，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流亡、逃难途中，惨不忍睹的血腥景象。《清明》于1946年春创办，夏衍是他们的积极支持者，并且，还曾经给该刊写过两篇文章。《清明》杂志，原定月刊，开始两期，出版比较正常，后两期都不能按预定时间出版，同年10月，出完第4期，由于未能获准国民党宣传部的登记注册而停刊。
夏衍、邓初民、郭沫若、袁水拍、陈白尘、戈宝权、田汉、骆宾基、师陀、绀弩、靳以、徐迟、茅盾、郁风、李一、刘火子等等，都在《清明》发表过作品。据吴祖光回忆，《清明》的出版费，全靠热心报人龚之方，向各方面的关系筹措得来。最后一期刊物，付了印刷费之后，杂志社再无力支付作者稿酬，事后，也没有一个作者向编辑部要稿费(14)。
《清明》杂志作者群，主要是“战后”从大后方回到上海的文化人，王戎的文章，在《清明》第3期和第4期，各登一篇。可见，他和《清明》的关系，非同一般。否则，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有丰富投稿经验的作者，不大可能贸然给一个未经合法登记的刊物投稿。
另一作者辛薤，实实在在的是一位“太太”，不到30岁，又是影剧爱好者。洪深主编《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她常写稿，对洪深执弟子礼甚恭。洪深也颇为赏识这位年轻的作者，有心栽培，正是人情之常。辛薤的文章《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了〈太太万岁〉》和主编所撰《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发表在《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的同一天，作为总结。洪深的安排，颇为用心，亦见出其对辛薤的偏爱。辛的评论，避开电影艺术不谈，对张爱玲文章中一再论及的“人性”弱点，更是不置一词。讨论的重心则是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洪深的文章，则是自打嘴巴自我检讨，一改先前的激赏姿态，以被骗“上当”为托词，给自己铺台阶，推翻了原先的说法，认为《太太万岁》算不得高级喜剧。洪深和辛薤，一唱一和，为这场风波画上了句号。
总起来看，东方蝃蝀的异质声音，最为另类，大概只能理解为来自个人偏好的声援。1947年12月3日，《题记》见报之后，胡珂给张爱玲挥来一阵闷棍，此时，偏爱她作品的东方蝃蝀，有机会抢在影片公映之前先睹为快，并不满胡珂扣帽子、打棍子的傲慢宣战，配合《〈太太万岁〉题记》的调子，写了一篇相对实在、稳健的文章——即《〈太太万岁〉的太太》，赶在公映前交《大公报·大公园》(《大公报》的另一个副刊)先期发表。其用意或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试图借此缓和胡珂想将张爱玲与《太太万岁》一棍子打死的紧张气氛；二则以普通观众的理性态度，讨论影片的是非得失，为争鸣注入平等、民主的空气，唤醒影评人回归电影本体，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故此，《抒愤》一文出现的第二天，东方蝃蝀绵里藏针替张爱玲辩护，铺台阶的文章就顺势见诸《大公报·大公园》。东方氏的为文，显然具有一定的反击性，它与后面发表的其他影评，也大不一样。小说家兼影迷的东方蝃蝀，著有《绅士淑女图》等。为了自办刊物，他曾经上门向张爱玲当面约稿。他们之间，显然具有某种精神联系。此时，他的思想开始向左转，与冯亦代、袁水拍、袁鹰等人颇为接近，一起轮流主编《世界晨报》副刊。然而，他毕竟不是“党的人”，也未必知道打杀《太太万岁》的内情。
回到事件本身。洪深最后总结性质的文章，对胡珂言不及义的批评不置一词，挨了一顿辱骂之后，丝毫没有反击的意思，反倒非常客气地说“言者的用意与友情，我是感激的”。继之，又闪烁其词检讨自己的不妥。说是因“期望看到一部严肃的批评人生的文艺作品，却不免上了《题记》的当”，完全颠覆了《编后记》中，曾经对张爱玲的奖掖。最后又说：
但我仍不能不有老年人的幻想，——“人老先从哪里老？”先从“头脑”老！——我以为一个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是不可能的。我至少此刻不急欲执持剧坛中某某人的“从前”与“今日”，完全否定他或她的“以后”。我还在幻想着，他们会得慢慢地懂得重视每个人自己的戏剧工作的教育作用与社会效果的！(15)
这段话，意味深长，值得仔细玩味。洪深一是说自己“落伍”，以长辈寄望年轻人的姿态，祈求各方谅解，谨慎区分一个人的“前世”和“今生”；二则表明自己不会以老眼光看人。洪主编的检讨和表态，显见是为张爱玲“减负”。同时，又在暗示，站在张爱玲对立面的批评者，给“剧作家”留一条“自新”的路。洪深尽管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但立场与态度，话语范式和最后结论，却分明有代表“组织”的深意在。
四 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生产范式
经过前面的梳理，结论显而易见。因《〈太太万岁〉题记》及电影《太太万岁》而起的风波，基本可以推知，这是上海地下党中的文化人在“战后”用心策划的一起文化事件。因此而发的评论文章，大多避开艺术和电影本体不谈。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文艺“写什么”，为什么人服务等，否认写普通人的艺术价值。具体而言，是对“如何写”、“写得怎样”(就电影而言，则是“如何演”、“演得怎样”)之类更纯粹，更贴近艺术本体的深刻命题，不做深究，或未曾展开。倒是“民族”、“国家”、“阶级”、“大众”、“社会教化”、“现实需要”等，与文学可近可远的话题，成了这场讨论的关键词。直截了当地说，文艺如何服务政治，为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才是此次论争者最急于阐明的题旨。
根据以上所述，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批判《太太万岁》及其编剧张爱玲，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战后上海的一次具体的话语实践。张爱玲被选作靶子，其作品的思想、题旨并非主要原因。沦陷时期，张爱玲大红大紫，犹如废墟上长起来的一朵迷人的罂粟花，受众多，文化市场所占份额大，容易激发群体性、大规模的围观热情，才是最主要的因由。中共“笔部队”，在延安整风中，积累了独具特色的“打笔仗”的经验，其特点是，抓住大众拥戴、喜爱的对象，作为目标，集中打击。在程式上，是组织发动，层层动员“抓典型”，自上而下，步步落实“搞运动”。于是，张爱玲的命运，就有点像当年延安的王实味、丁玲等人。更远一点的追溯可知，《太太万岁》及其编剧张爱玲遭受重拳打击，绝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上承重庆文艺界关于茅盾《清明前后》和夏衍《芳草天涯》的论争，下启《武训传》批判及其后一系列的文化整肃和思想清理，也和全面否定钱钟书的《围城》，在时间链条上大体叠合。而这，恰是中共全面夺取文化领导权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易言之，《太太万岁》惹起的风波，其实，就是延安整风一剧转移至上海后的改版试演，其总体目标，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范“战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构建新的话语秩序及其生产范式。
适值国共党争白热化之际，其时，中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迫切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赢得政权。因而，建立新的话语生产机制的欲求，不得不暂时为夺取政治和军事的全面胜利让路。再者，上海地下党主管文化工作的负责人，恐怕也不支持抱团批判张爱玲。前述“洪深老人”对年轻编剧持有幻想的表白背后，未曾言明的隐情，大概或在于此。张爱玲与“太太”，此时此刻，虽然躲过了一劫，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仅在两年之后，打杀《太太万岁》的升级版，很快出品——这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出演者换成了孙瑜、赵丹等另一拨人。此时，他们却没有张爱玲幸运。在批判《武训传》的声浪中，夏衍也被迫公开检讨。此后的升级没有止境，直至“文革”达到峰顶。“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竟然一语成谶。
注释：
①陈子善：《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98页。
②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全集·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③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有时简称《题记》。
④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第59期。引自《张爱玲全集·流言》，第276－278页。
⑤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全集·流言》，第185页。
⑥东方蝃蝀，即是海派小说家李君维，著有小说《绅士淑女图》。
⑦东方蝃蝀：《〈太太万岁〉的太太》。引自李君维：《人书俱老》，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32、134页。
⑧上述引文，无特别注明者，均出自上文所列举的有关《太太万岁》的评论，为免繁琐，不再分别标注作者、题名等文献信息。下同。
⑨洪深：《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8年1月7日。引自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第100页。
⑩龚之方：《离沪之前》，《金锁沉香张爱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1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74页。
(12)陈子善：《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说不尽的张爱玲》，第98－106页。
(13)王戎：《十万人逃亡——黔桂撤退纪行》，《清明》，1946年7月16日第1卷第3期。
(14)吴祖光：《三月说〈清明〉》，《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357－364页。
(15)洪深：《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