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部分工、制度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性_复杂度论文

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度论文,制度论文,质量论文,产品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以及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将“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实现了对外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这一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所谓“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然而，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劳动要素相对过剩、资本要素供给相对不足、企业制度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家资源的高度稀缺、国家在教育以及研究开发方面所进行的投入非常不足等约束，由此决定了中国产业在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只能采取“低端嵌入”的弱势者竞争方式，走出一条“血拼”式竞争道路（金碚，2012）。因此，伴随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断优化和升级，但总体而言，中国产业发展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多数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附加值较低的粗放型特征依然十分明显。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一般认为，中国出口贸易“只赚数字不赚钱”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这种粗放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备受诟病的焦点所在。

      不可否认，采取“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的“血拼式”发展策略及其所表现出的粗放型特征，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毕竟是高代价和不可持续的。尤其是伴随着更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竞争中来，以及中国已进入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集中上升时期，再加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外需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等，中国出口贸易所依托的“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粗放式增长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作为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重要内容之一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面临的紧要课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伴随中国人口红利日渐衰竭，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包括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应转向依靠制度红利（聂辉华等，2012）。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从依托“人口红利”为主转向依托“制度红利”为主，因为能够将人口资源优势真正转变为“红利”，离不开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即适应性的制度变革才是包括人口资源在内的任何资源物尽其能的动力引擎。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户籍管理的二元体制松动，以及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动摇等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得以实现的制度性保障。

      针对制度质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热潮，较早研究可追溯到Williamson（1985）关于企业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选择决策分析，其研究指出，在一个合约实施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企业尽可能地拥有“控制权”所带来的益处是较大的，因此，企业更多地会选择将交易“内部化”，而从跨国交易的角度来看，这会影响到一国贸易结构和模式。正如Antras et al.（2004）在力图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显著的全球公司内贸易现象时所指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制度质量不佳时，更确切地说，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敲竹杠”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交易置于企业内部进行，以抵消合约不完全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困境。Grossman et al.（2005）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产业和产品之间存在特征性差异，某些产品生产需要的投资具有显著“专用性”特征，因此，投资一旦形成，在一个不完全契约的制度环境中，企业面临“敲竹杠”和“反敲竹杠”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反之则反是。据此，制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是否将产品生产“外包”于他国，从而对贸易模式和贸易量产生深刻影响。Levchenko（2007）将制度质量差异化引入不完全契约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包括契约执行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等在内的制度质量，的确可以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在实证研究方面，Corcos et al.（2009）分析了法国制造业企业公司内进口贸易现象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公司内贸易规模与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样地，Bernard et al.（2010）对美国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管制和企业执行等制度质量，对公司内贸易具有决定性影响。

      此外，还有部分文献从产品要素密集度视角，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出口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并得出了一些较为深刻的洞见。例如，Acemoglu et al.（2007）的研究指出，制度质量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使得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出口较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选择最终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贸易模式。Nunn（2007）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同样发现，具有较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会在契约密集度较高，或者说对契约质量依赖度较高行业上具有相对优势，从而表现为相对较多的出口。类似地，Ara（2013）将制度质量和企业异质性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分析南北贸易的李嘉图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质量引致型的比较优势，在制度质量更为依赖性的产业部门表现得更为凸显，从而制度质量更高的北方国家会在制度质量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占有更大比重。其他诸如Bernard et al.（2010）以及Shon（2013）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极为类似的结论。

      国内也有少量零星文献针对制度质量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朱希伟等（2005）的实证研究认为，经典国际贸易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国内市场分割这种外在扭曲制度所致；类似地，张杰等（2010）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分割确实激励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并且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省份和地区，生产效率越低，创新能力低以及资本密集度高的本土企业更偏向于出口；金祥荣等（2008）基于中国省际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对省际地区间出口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张杰等（2010）利用中国省际层面4分位行业的经验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研究发现，在制度越是完善的省份，越是制度依赖型的行业越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

      既然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着深刻影响，甚至影响着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那么沿着上述研究思路，我们所提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便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大背景下，由于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制度质量是否成为影响价值链区位配置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对于我们深化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鲜有文献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对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所处全球分工地位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据此寻求能够加快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效政策的关键。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力图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拓展：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与现有文献主要考察制度质量与最终产品贸易之间关系不同，本文以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现实背景为切入点，对制度质量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进行拓展。虽然现有研究中部分文献探讨了制度质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但鲜有从分工演进尤其是产品内分工的视角进行专门探讨。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直接研究制度质量、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可能影响。这一做法不仅试图明晰分工演进所产生的可能影响，而且力图考察上述各关键因素对一国（地区）“整体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第三，在经验研究方面，本文借鉴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利用1996—2010年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测算了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别运用OLS法以及系统GMM法，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实证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不仅与理论假说具有逻辑一致性，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说

      伴随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固然能够获取源自各国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技术差异、需求偏好差异以及规模经济等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生产成本节约的好处，但分工细化同时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上升，而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为包括市场完善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法律法规完善程度等制度质量。产品生产分割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纵向上分解出许多不同层次，从而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从价值链的不同区间来看，处在较低分工层次上的横向差别变得越来越小，即技术复杂度较低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的资产专用性会逐步弱化为通用性，而“通用性”特征意味着其对制度质量决定的交易成本相对而言不太敏感；与此相对应，处于较高层次上的劳动横向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即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劳动要素异质性和专业化逐步增强，专业化知识在分工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基本生产要素的职能日益专业化而逐渐成为专用性资产，而“专用性”特征意味着其对制度质量决定的交易成本相对而言会越来越敏感。总之，处于较低层次即技术复杂度较低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主要依托要素价格优势，对制度质量并没有太高要求，而处于较高层次即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生产环节或阶段，更多地取决于制度质量所能带来的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的降低程度，而对要素价格依赖性相对较弱。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已有文献中已经指出了制度质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所具有的不同影响，但我们认为，与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和贸易模式相比，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由一系列中间生产环节和投入品所“构成”，因此，存在着各环节的匹配问题，而任一环节的贸易出现诸如质量或者违约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顺利进行进而最终产品的生产完成，由此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是难以找到适当措施进行弥补；与之相比，对于最终产品的贸易而言，需求者可能通过降低价格等方式进口由于制度问题导致诸如质量下降或交货延迟的产品。由此，我们提出理论假说1：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制度质量对于一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从而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影响。

      当前产品内分工发展的实质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保留核心的，外包其余的”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普遍战略。显然，一方面，“保留核心”意味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可能更专注于产品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从而不断地将中、低端环节外包出去，或者配置于其他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地区），这种更为高端专业化的过程，从发包方所在国家（地区）来说，必然意味着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从“外包其余”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不断“外包”出来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相对于承接国（地区）现有的专业化生产环节和阶段来说，可能是更为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显然，从全球生产过程的一个流转环节来看，如果把承接更为高端部分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看作是承接国（地区）专业化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的话，那么这一扩展边际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对于承接国（地区）来说，通过不断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包出来“其余部分”，由于提高了其边际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助于其在整体上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不断进行“发包”的经济体来说，还是对于不断承接“外包”的经济体来说，作为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是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深化的表现，都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于是，我们提出了理论假说2：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或者说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一国（地区）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

      Johnson et al.（2007）的研究曾指出，开展分工和贸易，不仅能够带来比较优势利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还提供了改进和完善一国（地区）制度安排的可能，即开展对外贸易是改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重要途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贸易开放可以通过包括减少寻租、强化产权保护、提升契约执行效率以及增加部门改革投入和支持等途径，改善一国（地区）的制度质量（Rodrik et al.，2002；Acemoglu & Robinson，2008；Dang，2010）。那么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融入产品内分工程度会对制度质量的完善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Gereffi et al.（2011）的研究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缺乏成本优势（此处的成本概念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要素成本，也包括由制度质量所决定的投资和税收激励、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行政管理负担、契约履行成本等商务成本）而难以加入全球生产网络，被排除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外。这一发现背后的逻辑思想是，制度质量的完善显然有助于一国（地区）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也可以说，制度质量的完善有助于一国（地区）更为深度地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可见，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和制度质量完善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推动的作用。于是，结合前文的假说1和假说2，我们提出了理论假说3：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一国（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重要影响。

      三、变量选取、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上述关于制度质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说，主要还是停留在逻辑上的推演，缺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践经验验证。本节及以下部分，旨在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模型的推演结论进行经验验证。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制度质量是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不言而言，出口技术复杂度（记为ES）即为被解释变量。针对如何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Hausmann et al.（2005）较早提出了两步计算法。第一步先测度每一种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TSI），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S即为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为该国商品k的出口额，X为该国出口总额，

为商品k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在此基础上，此后虽然有很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对上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方法进行了各种改进，例如，Xu（2006）根据产品质量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了调整；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而不是以产品的总出口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姚洋和张晔（2008）则进一步区分了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问题，等等。总体而言，各种方法仍各有利弊，有鉴于此，本文采用Hausmann et al.（2005）的测度方法。

      2.解释变量及其测度。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着重关注制度质量（记为INST）和产品内分工（记为SP）。针对制度质量，其量化往往比较主观而且难以测量。目前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多种测算制度质量的方法。例如，Knack &Keefer（1995）使用的世界银行跨国治理指数，Acemoglu et al.（2001）等采用产权保护指标，Johnson et al.（2000）区分的法律制度，Glaeser et al.（2004）提及的民主和威权衡量方法，以及国内学者王小鲁和樊纲（2004）开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等。显然，不同学者往往因为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而设计了不同测度方法。然而，正如North（1989）的研究所指出，制度质量是一个涵盖包括政治、经济等多维层面的体系，它涉及市场有效运行所需要的规则、管制、契约、知识产权保护、金融规制，以及界定和实施“游戏规则”的程序等。本文使用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数据库中的政治风险指数（记为PR）、经济风险指数（记为ER）以及金融风险指数（记为FR）三种指标，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以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三种指标的指数值越高，表明制度质量也就越高。由于上述三种风险指数实际上由于涵盖了影响市场运行的更为广泛的指标体系，从而也就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不完全合约理论中与专用性投资阻塞相关的交易成本。正因如此，这三种指标也是目前学界使用较为普遍和公认的作为制度替代变量的相对可靠指标（Hein，2012；Cristina et al.，2013）。至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测度方法，学术界使用相对较多的方法主要包括Hummels et al.（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标，以及Koopman et al.（2008）提出的分拆投入产出表方法。实际上，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不仅表现在垂直型国际分工上，同时也存在着水平型国际分工。而国际生产分割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因此，使用中间产品贸易的相关统计数据来间接度量一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更具直接性，也具有合理性（Yeats，2001）。而自Yeats（2001）提出使用中间品贸易数据作为产品内分工的替代变量后，这一方法越来越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方法（Athukorala et al.，2012）。据此，本文也借鉴Yeats（2001）的方法，并进行适当改进，即采用一国（地区）中间产品进出口额在本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作为该国（地区）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替代变量。此外，由于开放条件下一国（地区）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可能会与制度质量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到一国（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我们将制度质量与产品内分工程度变量的交互项（记为SP*INST），作为基础解释变量之一纳入计量模型。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综合现有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Hausmann et al.，2005；Schott，2008；王永进等，2010），考虑计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纳入以下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利用外资存量额（记为FDI）、人力资本变量（记为HU）、人均GDP变量（记为PC）、创新能力变量（记为RD）、人口规模变量（记为POP）以及基础设施变量（记为INF）。

      据此，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INST分别为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以及金融风险指数表示的制度质量替代变量，Z代表各种控制变量，μ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v为国家（地区）的固定效应变量，ε为误差项。考虑到不同变量水平值的巨大差异，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我们对被解释变量（ES），以及解释变量中的制度质量（INST）、利用外资存量额（FDI）、人均GDP变量（PC）、人口规模变量（POP）取了自然对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计算了1996—2010年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使用到的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原始数据库中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人均GDP数据则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于COMTRADE数据库中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下的中间品贸易数据（intermediate goods）；作为制度质量（INST）的三种替代变量即政治风险指数（PR）、经济风险指数（ER）以及金融风险指数（FR）均来自于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数据库；利用外资存量额（FDI）、人口规模变量（POP）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人力资本变量（HU）采用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创新能力变量（RD）采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基础设施变量采用每百人中因特网使用人数，上述三种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OLS估计结果

      考虑到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而进行研究，因此，对上述计量模型（3）的估计，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虽然面板数据模型容易避免时间序列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白仲林，2008），但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必须注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通过观察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发现除了各制度变量之间以及人均GDP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相对较高外，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一般都在0.5以内。而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是将各制度变量分别而非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因而各制度变量之间相关度较高并不会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为了在整体上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将人均GDP变量从控制变量中剔除。表2报告的估计结果是使用OLS回归分析所得。

      表2中第一至第三列报告的结果，是仅将本文最为关注的制度质量变量、产品内分工程度变量及其二者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显示，无论是以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还是以金融风险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其回归系数值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作用下，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就越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结果与现有关于制度质量能否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经验研究（Nunn，2007；Martincus，2009）所得结论也是相一致的，即制度质量对于贸易模式的决定具有显著影响，而本文的研究则进一步补充印证了制度质量对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作用。融入产品内分工程度变量（SP）的系数估计值也为正，并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应地也就越高。实际上，在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大背景下，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一国（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从而使得一国（地区）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可能的学习效应，进而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并最终表现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高。换一个角度来说，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犹如前文理论分析所指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在深度融入国际分工过程中而不断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之，本文的计量结果验证了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就制度质量与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量的交互项来看，第一栏至第三栏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其系数估计值为正，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制度质量和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可能交互作用及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其对外贸易活动越少，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越低，尤其是在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制度质量低下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和地区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障碍，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制度质量的提高会有助于贸易开放的发展；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同样会有利于制度变迁（Lanz et al.，2011；Baldwin et al.，2013）。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文的计量结果不仅与现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说明了二者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重要正向影响。

      

      表2中第四至第六列报告的结果，是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所得回归结果。容易看出，纳入控制变量后，作为本文最为关注的关键解释变量，其系数估计值大小虽有所变化，但其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相关关系并未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外资利用存量额的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示为正，且至少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现有关于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研究文献所得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Rodrik，2006；Wang &Wei，2008；Harding & Javorcik，2009）。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各列报告结果均显示其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了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作用。这一结果也在我们的预期之中。作为创新能力替代变量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之比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点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而作为衡量一国（地区）可能内含的规模经济因素的人口规模变量（POP），表2中各列估计结果不仅在系数值的正负性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不具备显著影响。当然，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口规模可能并不能如实反映一国（地区）真实的市场潜力和可能具有的规模经济因素，其典型表现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其大国的意义还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而非体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口规模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所具有意义可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处于高级发展阶段而言，人口规模因素可能意味着富含更多的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而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而言，人口规模因素可能更多地意味着在初级要素上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由于本文样本同时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上述可能原因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估计结果不仅没有表现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一致的相关性，同时也不具备显著性。总而言之，无论可能的原因是上述哪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均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着“门槛效应”，当突破某一临界值时就会表现为正向作用，而当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可能就表现为负向作用。当然，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并非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需要专文进行探讨。基础设施变量（INF）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高各国（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点与现有文献研究所得结论也是一致的（王永进等，2010）。

      （二）系统GMM估计结果

      面板数据的OLS估计方法，通常会面临扰动项自相关问题以及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而是先决变量等问题的困扰。此外，企业的出口往往具有持续性特征，从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因此，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纳入计量模型（3）后，相应地就有了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显然，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4）中，由于解释变量含有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从而与扰动项相关；与此同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其他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得一般的最小二乘法容易带来“动态面板估计偏误”的不良结果（Roodman，2007）。因此，接下来我们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方法分为一阶差分GMM（DIF-GMM）估计法和系统GMM（SYS-GMM）估计法。多数情况下由于变量滞后值并非是一阶差分方程的理想工具变量，因此，我们选择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犹如Blundell et al.（2001）所说，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系统GMM估计法可以克服普通GMM估计法中许多令人失望的特性。系统GMM估计法包括“一步法”和“两步法”两种类型，相比而言，“一步法”系统GMM估计更为有效（Bond，2002），因此，我们选择“一步法”系统GMM进行估计。此外，由于本文设定的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还包括其他控制变量，因此在系统GMM估计过程中还需对这些变量进行类型选择，即哪些变量属于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我们将制度质量、产品内分工以及二者交互项视为内生变量，而将其他控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的影响，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均采用稳健估计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4）进行估计，所得结果报告于表3。其中，表3最后几行列出了主要的模型设定检验结果：AR（2）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这些模型没有发现水平方程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判断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的Sarga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整体上是有效的。

      

      与表2呈列回归结果的逻辑一致，表3第一栏至第三栏给出的结果，是仅考虑基础解释变量时进行回归所得，而第四栏至第六栏的回归结果则是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所得。从表3报告的各列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在所有各栏的回归估计结果中，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当前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面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确存在“持续性”特征。第二，在第一栏至第六栏的回归估计结果中，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无论是政治风险指数，还是经济风险指数，抑或是金融风险指数，其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统计特征，大体而言，均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这一结果意味着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面影响，换言之，制度质量越是完善的国家（地区），相应地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就会越高。第三，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量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言而喻，从分工的互利性原理及其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角度来看，当前产品内分工是比较优势潜在能力的进一步释放，以及各国由此可能产生的比较优势“升级”，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制度质量作为一国（地区）比较优势的可能重要来源，会有助于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而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又会促进制度质量的变迁，从而二者的相互作用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第四，各列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利用外资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实际上，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而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FDI的方式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由于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而言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无疑会对接受FDI的东道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可能的积极影响，再加之FDI企业产生的诸如“溢出效应”等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升东道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第五，人力资本变量、创新能力变量以及基础设施变量，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了这些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统因素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六，在各种组合的回归结果中，作为衡量一国（地区）可能内含的规模经济因素的人口规模变量，与前文表2所得回归结果一致，均没有迹象表明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况且，在不同组合的回归结果中，人口规模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甚至出现有正有负的反转变化，从而说明了人口规模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不确定性。

      

      （三）稳健性分析

      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接下来我们再利用基于产品异质性测算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其中，考虑产品异质性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本文借鉴了Xu（2010）的测度方法，即在前文公式（1）中，利用每一种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指数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调整，然后再根据公式（2）计算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所得结果见表4。

      与表3呈列回归结果的逻辑一致，表4第一栏至第三栏给出的结果，是将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变量、制度质量变量、产品内分工程度变量及其与制度质量变量交互项作为基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而第四栏至第六栏的回归结果则是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所得。将表4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当我们将考虑产品异质性所测度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各制度质量变量、产品内分工变量以及制度质量变量与产品内分工变量的交互项，均与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保持了高度正相关。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说明了前述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至于其他控制变量而言，表4中的回归结果与前述回归分析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从而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简要结论及启示

      在前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主要依托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优势，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实现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奇迹。但与此同时，也由此决定了中国出口商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高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定位于“低端”的事实特征，这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备受诟病的焦点所在。尤其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以及要素成本不断高企等内部约束，更面临着外需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等外部约束。在此背景下，正如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要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因此，如何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以此谋求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新地位，已经成为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的重要课题。对此，现有研究已从本土要素升级和培育高级要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程大中，2008；安同良等，2009；张幼文，2010；江静和刘志彪，2010），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本文理论分析认为，相比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由于价值链中越是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制度质量的要求也就更为“敏感”，从而制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价值链的区位配置，从而影响一国（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同样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重要影响。

      借鉴Hausmann et al.2005）提出的方法，利用1996年至2010年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本文测算了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别运用OLS估计法以及系统GMM估计法，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制度质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说进行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即更为完善的制度质量会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同样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利用外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基础设施等传统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影响，而作为衡量一国（地区）内含的可能规模经济因素的人口规模，则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出口所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且对如何加快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谋求全球分工新地位，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接近尾声之际，在进一步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中不断完善制度质量，有助于增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在制度质量的完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和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市场完善程度、政府行政效率、社会信用体系、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况且，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各地区具有明显的开放次序和程度差异，从而影响着各地区制度发育和发展进程，使得不同区域制度质量存在很大不同。更为确切地说，对外贸易相对发达的诸如长三角地区，制度质量的发育和发展可能同样走在全国前列，而对外贸易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制度质量的发育和发展可能相对缓慢。因此，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完善制度质量，不仅存在着巨大的进步空间，同时有助于在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过程中打造整体对外竞争新优势，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外贸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而提升制度质量则是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举措，甚至是必然选择。为此，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着重在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遏制官员腐败、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契约关系、推进法治进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等方面做足做好功课，从而打造出更适宜的贸易、投资、创业、创新、人居等综合软环境，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贸发展的制度质量。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的“要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加快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战略目标，显然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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