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号论文,建置论文,规律论文,沮渠氏北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谈的沮渠氏北凉，包括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河西沮渠氏北凉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为所谓五胡十六国之一，由沮渠蒙逊于公元401年建立，其子沮渠牧犍于公元433年继位，公元439年被北魏灭亡。高昌沮渠氏北凉建都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为前者的流亡政权，由蒙逊之子沮渠无讳于公元443年建立，其弟沮渠安周于公元444年继位，公元460年被柔然灭亡。这两个政权四位统治者所建年号，或者与出土文献不合，或者为传世文献漏略，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国内外研究成果甚多，但问题却并未最终解决。本文拟就建置年号规律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不妥之处，尚请专家指正。
一、传世与出土文献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相传先世曾任匈奴左沮（一作且）渠，遂以官为姓。又相传与羌杂居，羌豪曰大，故沮渠之上常冠大字。世居卢水为酋豪。蒙逊先推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在张掖建立段氏北凉。历任尚书左丞，张掖、西安二郡太守，封临池侯。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四月起兵反，五月克张掖，斩段业。至此，段氏北凉灭亡，沮渠氏北凉兴起。
传世文献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不少，但有的记年不记月，有的年月均付阙如，只有《通鉴》登录较详。故以下排列这些资料，均以《通鉴》为首。出土文献引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作传世文献处理。传世文献记沮渠氏北凉年号有六：
（一）永安 “永安”年号的建置，《通鉴》卷一一二系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六月。《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系年同。《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系于隆安四年五月后。《魏书·胡沮渠蒙逊传》、《北史·大沮渠蒙逊传》均系于北魏天兴四年（401年）。《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称是年为“永安元年”，记改元亦在六月。《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五同。
（二）玄始 “玄始”年号的建置，《通鉴》卷一一六系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系年同。《魏书·胡沮渠蒙逊传》、《北史·大沮渠蒙逊传》均系于北魏永兴（409-413年）中。《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称是年为“玄始元年”，记改元亦在十一月。《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六同。
（三）承玄 “承玄”年号的建置，《通鉴》卷一二一刘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不载，但记沮渠蒙逊曾于是年六月、十一月两次讨伐西秦。《魏书·胡沮渠蒙逊传》系于北魏泰常（416-423年）中，蒙逊灭西凉（420年）、克敦煌（421年）后。《北史·大沮渠蒙逊传》亦系于北魏泰常中，但认为在蒙逊克敦煌同年。《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在“玄始十六年”下，接记“承玄”年号，则该年号的建置应在刘宋文帝元嘉五年。《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六系年同。据前引《通鉴》，则蒙逊改元“承玄”，应在元嘉五年（玄始十七年）六月以后，十一月以前。
（四）义和 “义和”年号的建置，《通鉴》卷一二二系于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魏书·世祖纪上》系蒙逊被封为凉王于北魏神
四年（431年）九月癸亥（十六日）。同书《胡沮渠蒙逊传》系蒙逊改元义和于被封为凉王之后。《北史》纪、传同。《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在“承玄三年”下，接记“义和”年号，则该年号的建置应在刘宋文帝元嘉八年。《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仅称是年为“义和元年”。《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六同，但又在夏主赫连定欲击蒙逊，反为吐谷浑王慕璝所擒之后，云：“于是，蒙逊大赦境内，改元义和。”据《通鉴》，夏主赫连定为吐谷浑王慕璝所擒在是年六月，则该年号的建置应在是年六月以后。
（五）永和 “永和”年号的建置，《通鉴》卷一二二系于刘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四月。《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云：“（蒙）逊薨，（子牧犍）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为永和元年。”《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六同。P2005号《沙州图经》“一所怪异”条引《十六国春秋》，有“北凉永和三年（435年）正月”记事。
（六）承和 “承和”年号的建置，《魏书·胡沮渠蒙逊传》系于沮渠牧犍继位并向北魏遣使请朝命后。《北史·大沮渠蒙逊传》同。据《通鉴》，牧犍继位并向北魏遣使请朝命在刘宋文帝元嘉十年四月，则该年号的建置时间与“永和”相同，一般都认为两者为一个年号。《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记跋摩译《毗婆沙》云：“时蒙逊已死，子茂虔（牧犍）袭位，以虔承和五年（437年）岁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于凉州城内闲豫宫中，请跋摩译焉。”《大唐内典录》卷一亦称此经为“承和五年为（蒙）逊子（茂）虔（牧犍）译”（注：《出三藏记集》卷一○《毗婆沙经序》记译经时间始于“乙丑之岁（425年）四月中旬”，至“丁卯岁（427年）七月上旬都讫”，与此大异，此处不取。）。《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云：“沮渠茂虔（牧犍）在伪位七年，年号承和。”
上录年号，前4个为沮渠蒙逊所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年号门记沮渠蒙逊“在伪位三十三年”，注云：“永安十二年，玄始十六年，承玄三年，义和三年。”《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五、九六同。均有三十四年。盖“永安”第十二年即“玄始”元年，重出了一年。由于年号与年号间存在交叉，近现代新编历史年表，一般均记作：(1)永安十二年（401-412年）；(2)玄始十七年（412-428年）；(3)承玄四年（428-431年）；(4)义和三年（431-433年）。这样，这4个年号就完全衔接上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上录年号，后两个为沮渠牧犍所有。这两个年号，由于建置时间相同，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年号。牧犍当政七年，一般也都认为该年号行用了七年（433-439年）。但为何《十六国春秋》、《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作“永和”，《魏书》、《北史》、《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册府元龟》作“承和”？并未见有令人满意的解答。陈垣先生认为“永和”系“承和”之误（注：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当时书体仍带隶味，而隶体“永”、“承”两字确实易混。故学者均从其说。然则，事实是否如此呢？
出土文献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较多，为我们解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但使用这些资料需要注意两点：（一）河西出土的资料，由于距政治中心很近，时间一般都很准确。（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由于距政治中心很远，时间可能会有出入。正因如此，特将这些资料按地区分两类移录如下：
（一）河西出土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
(1)玄始九年（420年）九月十九日□安富斗瓶镇墓文（1985年敦煌祁家湾312号墓出土）（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19页。）。(2)玄始十年八月廿六日张德政妻法静斗瓶镇墓文（两件，均1980年敦煌佛爷庙湾1号墓出土）（注：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3)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年）十月五日马德惠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图版15-4，图7，第183页。）。(4)承玄二（元）年岁在戊辰（428年）二月二十八日丙寅田弘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图11，第56页。）。(5)承玄元年岁在戊辰四月十四日辛亥高善穆石塔铭（1969年酒泉城内出土）（注：《北凉石塔》，图版15-1，图1、2，第179-180页。）。(6)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年）七月上旬白双氐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第56页。）。(7)凉皇大沮渠缘禾四年岁在乙亥三月廿九日索阿俊石塔铭（敦煌出土？）（注：美国克林富兰艺术馆藏品。见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78-3,June 1991,p.128.殷光明认为该石塔应造于敦煌。见《北凉缘禾、太缘年号及相关问题之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下引此文作者观点不另注。）。(8)太缘二年岁在丙子（436年）四月中旬《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题记（本世纪前期吐鲁番出土酒泉写经题记）（注：袁复礼旧藏。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年，图版6-7，图9，第26-27页。本件虽为吐鲁番出土，但据内称：“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安良奴写此经。”知实为酒泉写经题记。）。(9)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六月中旬程段儿石塔铭（1969年酒泉城内出土）（注：《北凉石塔》，图版15-2，图3、4，第182页。）。
（二）吐鲁番出土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
(1)玄始九年（420年）十一月一日佚名随葬衣物疏（S6251号，1915年阿斯塔那2区1号墓出土）（注：熊谷宣夫：《桔师将来吐鲁番出土纪年文书》，《美术研究》第213号，1960年，插图2，第171页。）。(2)玄始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0页，图文壹，61页）。(3)玄始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兵曹牒为补代差佃守代事（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4-66页；图文壹，30-31页）。(4)玄始十二年二月九日失官马责赔文书（两件，均1966年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文书一，35-36、37-38页；图文壹，14-15页）。(5)玄始十二年三月五日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7页；图文壹，32页）。(6)玄始十二年三月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8页；图文壹，32页）。(7)玄始十二年某月廿二日翟定辞为雇人耕
事（1966年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文书一，39页；图文壹，16页）。(8)真兴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9-70页；图文壹，33页）。(9)真兴六年十月十三日兵曹范庆白草（1979年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10)真兴七年正月廿日兵曹差直步许奴文书（1979年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注：上录两件1979年出土文书，见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图4、图版壹：2。）。(11)真兴七年六月廿四日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59-60页；图文壹，28页）。(12)真兴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箱直杨本生辞（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1页；图文壹，61页）。(13)真兴（424-425年）某年正月十五日道人德受辞（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71-72页；图文壹，34页）。(14)义和二年（432年）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73页；图文壹，35页）。(15)义和三年五月廿一日幢赵震上言（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2页；图文壹，62页）。(16)义和三年六月五日兵曹李禄白草（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3页；图文壹，62页）。(17)义和三年兵曹条知治幢墼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4-125页；图文壹，63页）。(18)义和某年五月廿二日员崇辞为眼痛请免屯守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6页；图文壹，64页）。(19)义和某年兵曹行罚部溃五人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36-1
37页；图文壹，65页）。(20)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年）九月五日《大方等无想大云经》题记（本世纪初敦煌出土高昌写经题记》（注：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品（2245号）。见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84页。据说系由敦煌携来，但题记明云：“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此尊经。”“田地”为高昌郡属县。知实为高昌写经题记。）。(21)建平五年（441年）七月廿一日祠□（吏）马受属（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9-130页；图文壹，66页）。(22)建平六年正月十二日田地县催诸军到府文书（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见退翁《北凉文状》，《艺林月刊》第53期，1934年，第10版（附图）。）。(23)建平六年闰（五）月廿八日张世容随葬衣物疏（1975年哈拉和卓99号墓出土。文书一，184页；图文壹，90页）。(24)建平（441-442年）某年九月十二日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31-133页；图文壹，67页）。(25)建平某年按赀配生马帐（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56-157页；图文壹，68页）。（注：上录20件1966、1975年出土文书，出处分别见括注：“文书一”即《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图文壹”即《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26)建平某年写经题记（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曾炳熿旧藏。见王树相《新疆访古录》卷一，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1918年。）。(27)承平三年岁次大梁（445年）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1902-1903年间高昌故城古寺院遗址内出土）（注：原碑旧藏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二战末炸毁，仅存孤拓，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五卷《碑刻拓本一》，柳原书店1994年版，图Ⅶ，第241-242页。）。(28)承平十三年（455年）四月廿一日且渠封戴追赠敦煌太守令（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29)承平十三年岁在乙未四月廿四日大且渠封戴墓表（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注：上录两件1972年出土文物，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图53、52。）。(30)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佛说菩萨藏经》第一题记（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品。见前引王树相《新疆访古录》卷一。）。(31)承平十六年岁在戊戌十二月十八日大且渠武宣王（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1979* 阿斯塔那383号墓出土）（注：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第9期，图3。）。
上录河西出土资料9件，依次记载了玄始、承阳、承玄、缘禾、太缘5个年号。这5个年号，均为河西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上录吐鲁番出土资料31件，依次记载了玄始、真兴、义和、缘禾、建平、承平6个年号。这6个年号，前4个年号均为河西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建平年号亦为高昌阚爽政权奉用的河西沮渠氏北凉的年号（注：参阅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年；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补遗）——〈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四）》，《新泻史学》第25号，1990年。），承平年号为高昌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较就会发现：(1)传世文献所记永和、承和两年号，出土文献未见（注：传世文献所记永安年号，出土文献亦未见。但这是因为这些文献均为酒泉以西地区出土，而在永安年间该地区为李氏西凉所有，不可能奉用沮渠氏北凉年号。所以，这里不涉及永安年号的奉用问题。）；(2)出土文献所载真兴、承阳、缘禾、太缘、建平、承平6个年号，传世文献未收。这8个年号，可以根据性质及时间先后分为四组：(1)真兴、承阳；(2)缘禾、太缘；(3)永和、承和；(4)建平、承平。其中，前两组为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别国的年号（见下），后两组为沮渠氏北凉自建的年号。沮渠氏北凉为何要奉用别国的年号，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以下的讨论就以前两组年号为主；后两组年号问题不大，有关讨论穿插进行。
二、沮渠氏北凉奉用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始末
真兴、承阳两年号，经学术界不断探索和研究，已确定是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大夏的年号。此两年号处沮渠氏北凉自建玄始、承玄两年号间，时间相衔，故为一组。出土文献所见真兴、承阳两年号：真兴六见，起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止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承阳一见，为二年（426年）十月五日。真兴之前的玄始，止于十二年（423年）三月五日；承阳之后的承玄，起于元年（428年）二月二十八日。据此，至少可以确定三点：第一点，这4个年号相互衔接，没有重用迹象，传世文献所记玄始与承玄两年号相衔不能成立。第二点，真兴起六年四月十八日，是高昌奉用该年号最早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远，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晚，沮渠氏北凉改奉真兴年号，至迟也应在年初，甚至更早，也就是说玄始只有12年，真兴却可能还有5年。第三点，传世文献记改元承玄，在玄始十七年六月以后，而出土文献记是年二至四月，酒泉已奉承玄年号，这就是说沮渠氏北凉改元承玄，至迟亦可提前到是年正月至二月间，而此前的承阳不止2年，至少还有3年。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真兴为大夏赫连勃勃的年号，起东晋元熙元年（419年）二月，止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八月，一共7年。承阳为勃勃之子赫连昌的年号，原作承光，沮渠氏北凉改为承阳，起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八月，止刘宋元嘉五年二月，一共4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真兴年号，学术界存在两说：一为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423年）秋至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初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一为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说。穆舜英、侯灿、吴震、朱雷等先生主此说（注：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1975年）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下引以上作者观点不另注。）。白须净真先生根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勃勃改宫殿“西门”为“服凉门”，此事《通鉴》卷一二○系于刘宋元嘉元年，亦即真兴六年，认为与沮渠氏北凉奉用真兴年号始于六年相符，实际亦主此说（注：白须净真：《〈吐鲁番出土文书 第一册〉——その绍介と纪年の考察》，《书论》第18号，1981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承阳年号，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承阳二年（426年）说。吴震先生主此说。一为承阳二年十二月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一为承阳四年三月说。朱雷先生主此说。而根据出土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真兴年号，我同意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秋至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初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承阳年号，我主张承阳三年十二月说。
先谈沮渠氏北凉奉用真兴年号。大夏与后秦从来敌对，沮渠氏北凉与西秦也一向仇视，两秦关系暧昧，夏、凉不得不相互勾结。据《通鉴》卷一一七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记载：是年三月，赫连勃勃“攻秦杏城，拔之”；沮渠蒙逊“攻西秦广武郡，拔之”。由于担心两秦报复，大约五至七月间，“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其弟潢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这是夏、凉第一次结盟，也是唯一的一次平等的结盟。但这次结盟时间似乎不长。翌年二月，西秦王乞伏炽磐与沮渠蒙逊和亲，两国关系暂时缓解；后秦王姚兴卒，国内大乱，对大夏也难构成威胁。而此后义熙十三年，大夏的宿敌后秦为东晋所灭；义熙十四年，赫连勃勃击退晋兵，占领后秦故都长安；义熙十五年，大夏已成中原大国，勃勃更是志得意满，特别改元真兴。此时，沮渠氏北凉已经感到形势落后，希望统一河西，以与大夏抗衡。沮渠蒙逊花了两年（420-421年）时间，终于消灭西凉，统一凉州西部。但在消灭西凉的同年六月和翌年七月，两度攻西秦均大败。而在消灭西凉的同年十二月，西凉遗臣唐契反于晋昌。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四月，唐契逃到伊吾，臣属柔然；八月，柔然侵沮渠氏北凉，凉世子政德战死；十月，沮渠蒙逊唆使南凉降太子暗杀西秦王，结果亦失败。此后三年，沮渠氏北凉西北防守柔然虽然获得很大成功，但西南却年年遭到西秦的入侵。这是沮渠氏北凉臣属大夏的主要背景。而在此背景下，关尾史郎先生认为承阳（光）二年（426年）八月，蒙逊遣使大夏，请袭西秦，大夏立即作出反应，说明此前两者曾有联系。据此，则前一次遣使应在世子政德战死的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423年）八月以后。而沮渠氏北凉奉夏年号，也应始于是年秋至翌年初。此说与出土文献符合，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再谈沮渠氏北凉停用承阳年号。我所以不赞同上述三说，是因为如果赞同承阳二年（426年）说和同年十二月说，则两年后（428年）沮渠氏北凉才改元承玄，中间的公元427年岂不就没有了年号；如果赞同承阳四年三月说，与出土文献记是年改元承玄，不在六月以后，而在正月至二月间也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主张承阳三年（427年）十二月说。史称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虽与仇池氐王杨玄于前一年十二月一同附魏，但其时赫连昌尚未完全败亡，未必敢与大夏马上断绝关系。承阳三年八月，仇乱西秦乞伏炽磐奉献于魏，蒙逊大约感到了威胁。同年十一月，魏封与蒙逊同时来附的仇池氐王杨玄为南秦王，却没有理睬蒙逊，是恼怒蒙逊首鼠两端，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不详。但此举足以使蒙逊进行反省。或许就在十二月，蒙逊终于断绝了与大夏的关系，并在翌年正月改元承玄。《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记蒙逊改元承玄，接云：“神（428-431年）中，遣尚书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贡。”并上表，称：“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未审津涂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说明蒙逊深以北魏不理睬为忧。同表还盛赞北魏太武帝“天纵睿圣，德超百王”，谦称自己为“老臣”、“弱才”。不久又遣子安周内侍。经过这一系列表现，好不容易才获得北魏的册封，但已较仇池氐王杨玄受魏册封晚了数年，这恐怕就是奉用大夏承阳年号直到三年的代价。
最后谈沮渠氏北凉为何改承光为承阳。对于这个问题，吴震先生的解释是：“阳、光二字音义皆可互通。”朱雷先生则怀疑：“史籍所记承光为承阳之误”，或者“承光本不误，是北凉用韵用义近的阳字代替了光字。”关尾史郎先生不同意把大夏作承光、北凉作承阳说成是误写和通用。他认为夏改元承光，北凉是意通为承阳。至于何以用意通，不用音通，难以回答，但恐怕与夏的影响力低下有关（注：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年。）。在此，我基本同意关尾史郎先生的说法，但需要作一些补充。真兴七年（425年）八月，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改元承光，不久即面临北魏的强大威胁。第二年九月，北魏攻夏；十一月，兵临夏都统万，掠万余家而归；十二月，又占领夏的长安。第三年六月，北魏攻克统万，赫连昌成为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第四年二月，赫连昌反攻北魏，兵败被擒。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赫连勃勃卒后，大夏已经开始衰败。而这一点，“有英略”、“善权变”的沮渠蒙逊自然非常清楚。当时，他既需要大夏帮助抵御西秦，又不甘心完全向这个衰败的帝国称臣，采取的办法就是明里奉用承光年号，暗里改为承阳自搞一套。而这个承阳年号，既可以说是大夏的年号，也可以说是沮渠氏北凉自己的年号。下文谈到沮渠牧犍改北魏延和、太延为缘禾、太缘，与此性质相同，可为旁证。这是沮渠氏的“家学”，父死子继，子承父业，一般帝王是想象不出来的。
三、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始末
缘禾、太缘两年号，经学术界不断探索和研究，也已确定是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北魏的年号。此两年号，处沮渠氏北凉自建义和、承和两年号间，时间相衔，也为一组。出土文献所见缘禾、太缘两年号：缘禾三见，起三年（434年）七月上旬，止四年三月廿九日；太缘两见，起二年（436年）四月中旬，止同年六月中旬。缘禾之前的义和，止于三年（433年）六月五日，即沮渠蒙逊卒后两月，这是因为高昌距政治中心很远，当时尚未获得改元消息。太缘之后的承和，据传世文献，起于五年（437年）四月八日。据此，至少也可以确定三点：第一，这4个年号相互衔接，没有重用迹象，传世文献所记义和与承和两年号相衔不能成立。第二，缘禾起三年七月上旬，是酒泉奉用该年号最早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近，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早，沮渠氏北凉改奉缘禾年号，不可能太早。第三，太缘止二年六月中旬，是酒泉奉用该年号最晚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近，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早，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不可能太晚。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缘禾、太缘均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缘禾原作延和，沮渠氏北凉改为缘禾，起刘宋元嘉九年（432年）正月，止元嘉十一年（434年）十二月，一共3年；太缘原作太延，沮渠氏北凉改为太缘，起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正月，止元嘉十七年（440年）五月，一共6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缘禾年号，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沮渠蒙逊开始奉用说。史岩、李崇智、柳洪亮、彭琪、余太山等先生主此说（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刑》1984年第1期；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下引以上作者观点不另注。）。一为沮渠牧犍开始奉用说。侯灿、吴震、町田隆吉、关尾史郎等先生主此说（注：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町田隆吉：《五世纪吐鲁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くって——吐鲁番出土文书の初步的考察》，《佐藤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138-139页；前引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为蒙逊、牧犍父子分别奉用说。殷光明先生主此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太缘年号，却不知由于什么缘故，学术界没有讨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此外，由于在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期间，根据文献记载，沮渠氏北凉又有自建永和、承和两年号，所以，对于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大致存在两说：一为奉用一套年号说。侯灿、吴震、关尾史郎等先生主此说（注：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町田隆吉：《五世纪吐鲁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くって——吐鲁番出土文书の初步的考察》，《佐藤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138-139页；前引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为奉用两套年号说。唐长孺、柳洪亮、彭琪、余太山、殷光明等先生主此说（注：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原载《东方学报》第54号，1982年，现改名《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1页。）。而根据出土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沮渠氏
北凉何时奉用缘禾年号，我同意沮渠牧犍开始奉用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太缘年号，我主张承和五年（437年）四月前说；对于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我同意奉用一套年号说。
先谈沮渠氏北凉奉用缘禾年号。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缘禾三年（434年）白双氐石塔铭开头所记“凉故大沮渠”和缘禾四年索阿俊石塔铭开头所记“凉皇大沮渠”的解释。学者都认为“凉故大沮渠”指沮渠蒙逊，这应该没有问题。但铭文以“凉故大沮渠”开头，并不表示其下所书缘禾年号就为沮渠蒙逊所奉用。因为缘禾年号如果为沮渠蒙逊所奉用，并且为其子沮渠牧犍所继承，那么沮渠牧犍就不可能于继位伊始自建永和年号。铭文以“凉皇大沮渠”开头，情况相同。“皇”是对先人的尊称，与“故”的意思实际完全一样。殷光明先生先认为“皇”指皇帝，也就是说沮渠氏父子曾称皇帝，后认为一作“凉故大沮渠”，一作“凉皇大沮渠”，是为了区别：“前者表明缘禾年号为已故（皇帝）大沮渠（蒙逊）改奉，还用缘禾年号，表明牧犍继承其父志仍奉北魏正朔”；“后者则表明该缘禾已是在位皇帝大沮渠（牧犍）所属年号，表示了奉北魏正朔的一贯性。”却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吴震先生认为：“蒙逊死于缘禾二年四月，此仍用缘禾三年，是撰此发愿文者并不知缘禾年号源于北魏，误以为蒙逊所建之故。”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因为“缘禾”从三年开始，明显不合常理，遂被人误认为是蒙逊所制定。在此情况下，才有“凉故大沮渠缘禾”之石塔铭。我同意这种看法。缘禾年号之奉用，必在沮渠牧犍继位改元永和之后。具体而言，应在牧犍受北魏册封之后。因史称牧犍“以无功而受赏”，可能很想有所表示，而“从正朔”就是最好的表示。但北魏册封牧犍为河西王，《通鉴》卷一二二系在刘宋元嘉十年（433年）四月，与牧犍继位改元同月，根本不可信。因为北魏得到蒙逊卒、牧犍继位的消息，然后遣使前去册封，往返最少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唐长孺先生系在同年九月（注：唐长孺：《高昌郡纪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应该可信。则牧犍停用自建永和年号，奉用北魏缘禾年号，最早可在永和元年亦即延和二年（433年）的九至十月。但牧犍显然并非真心想奉用。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和政权的独立性，遂改北魏的延和为缘禾。
再谈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缘禾四年（435年）三月廿九日后，沮渠牧犍又改北魏的太延为太缘。沮渠氏北凉何时改奉北魏太缘年号并不重要，可以不予讨论；何时停用北魏太缘年号却是关系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的大问题，需要稍加解释。我主张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在承和五年（437年）四月前，是因为根据佛教典籍，是年四月八日已经重奉承和年号（注：P2005号《沙州图经》“一所怪异”条引《十六国春秋》，虽然亦有“北凉永和三年（435年）正月”记事，但此处的“永和三年”属于追记而非实录。佛教典籍的纪年，则基本都是实录。）。沮渠氏北凉始终只奉一套年号（见下文），既然是年四月八日已经重奉承和年号，那么，在此之前必定已经停奉太缘年号。另外，关于建平年号的建置，也可据此类推。目前，关于建平年号的建置时间，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承和五年正月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四）》，《新泻史学》第19号，1986年。）。一为同年四月后说。朱雷先生主此说。一为同年十一月说。吴震先生主此说。由于建平年号的建置，只可能在重奉承和年号的承和五年四月之后，所以我也只能赞同后两说。
最后谈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大致有二：一仍在于对前述缘禾三年（434年）白双氐石塔铭开头所记“凉故大沮渠”和缘禾四年索阿俊石塔铭开头所记“凉皇大沮渠”的解释；一在于对《通鉴》卷一二三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三月条记北魏使臣贺多罗称沮渠牧犍“外修臣礼，内实乖悖”（注：此八字，《魏书·胡沮渠蒙逊传》作“虽称蕃致贡，而内多乖悖”，意义不尽相同，《通鉴》可能另有所本。）和《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记北魏太武帝同年六月讨凉檄文称沮渠牧犍“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的解释。关于前一问题，前面已经从缘禾年号究竟为谁所奉用的角度作了解释。一般而言，认为缘禾年号为沮渠蒙逊所奉用者，多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认为缘禾年号为沮渠牧犍所奉用者，多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说。这是因为，如果缘禾年号为沮渠蒙逊所奉用，沮渠牧犍自然继承，则沮渠蒙逊已有义和年号，沮渠牧犍又自建永和年号，显然同时奉用魏、凉两套年号；而如果缘禾年号为沮渠牧犍所奉用，且在沮渠牧犍自建永和年号后，则可以解释为沮渠牧犍先停用自建永和年号，后改奉北魏缘禾年号，不管是奉用自建年号，还是奉用北魏年号，同时都只奉用一套年号。关于后一问题，凡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者，大致都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奉用缘禾、太缘等北魏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奉用义和、永和或承和等自建年号。而凡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说者，理解都不相同。他们或以缘禾、太缘与北魏延和、太延音同字不同为根据（注：据关尾史郎披露：福原启郎氏曾怀疑沮渠氏北凉改“延”为“缘”，存在避沮渠蒙逊祖父祁复延名讳的可能性。又，居延汉简记成帝绥和年号，“和”与“禾”似可通用（见《吐鲁番文书にみえる四、五世纪の元号再论——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を读む》下，《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43号，1990年）。但如上节所说：沮渠蒙逊为了利用大夏，曾明里奉用大夏承光年号，暗里改为承阳自搞一套。沮渠牧犍改北魏延和、太延为缘禾、太缘，与此性质相同。因而，所谓避讳、通用之说，在此均解释不通。），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称缘禾、太缘为北魏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称缘禾、太缘为自建年号（注：如侯灿曾认为：“缘禾、延和同音可以相假。从向北魏称臣（即‘外从正朔’）来说，缘禾与延和都是一样，字音相
同，年数与干支也相合。从‘内不舍僭’来看，则又是‘凉’‘大沮渠缘禾’。”吴震也认为：“写延和为缘禾，……可能由于牧犍既臣服于北魏，不得不奉北魏正朔，却又不完全服从，所以在字面上小作改变。无怪北魏使臣说他‘外修臣礼，内实乖悖’；而拓跋焘征北凉，历数牧犍十二罪时，亦首先指责他‘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或以当时实际上已经停用太缘和自建建平为根据，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假称仍用北魏太缘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实际已奉自建建平年号（注：如关尾史郎认为：自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所谓“五胡十六国”实际仅沮渠氏北凉幸存。在此情况下，不仅沮渠氏北凉，诸如柔然、仇池、吐谷浑等少数族政权，也都感到了北魏的威胁。北魏太武帝讨凉檄文又称沮渠牧犍“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说明当时沮渠氏北凉确实已与柔然、仇池、吐谷浑几大势力结成了反魏同盟。这是沮渠牧建于公元437年自建建平年号的背景。而北魏讨凉檄文称沮渠牧犍“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此“僭”即指当时以自建建平年号取代了北魏太缘年号。由此也可看出，在沮渠牧犍臣属北魏的时代，北凉的境内是不允许奉用自建年号的。）。总之，同时只能奉用一套年号。对此，我表示赞同。显然，不管是根据情理，还是根据出土文献，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对外奉用北魏年号，对内奉用自建年号，这种想当然的人为区分首先就不合情理并且无法实行。而根据出土文献，可以清楚看到两点：第一点，现存属于沮渠氏北凉的5件缘禾、太缘纪年文物，3件为石塔铭，2件为写经题记，均为民间文物，很明显，当时对内也奉用北魏年号；第二点，在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太缘纪年期间，很明显，只能见到北魏缘禾、太缘纪年文物，并未见到同时奉用自建年号的任何迹象。而根据此两点，也可以断定，沮渠氏北凉只可能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至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以为应该这样解释：沮渠牧犍于公元436年前，改延和为缘禾，太延为太缘；公元437年，停用太缘年号，重奉承和年号，自建建平年号。这一切，均因北魏使臣李顺颇受凉贿，有意隐瞒，不为太武帝拓跋焘所知，但风闻却难以避免。《魏书》卷三六《李顺传》即谓崔浩“知之”，并曾“密言于世祖”。故“外修臣礼，内实乖悖”的谴责，时间应该稍早，指牧犍先改延和为缘禾，后改太延为太缘；“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的谴责，时间临近灭亡，指牧犍暗废太缘年号* 重奉承和年号，不久又自建建平年号。
此外，关于沮渠氏北凉是否同时只可能奉用一套年号，以及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其它问题，还可以通过对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进行新的探讨找到答案。
四、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
关于沮渠氏北凉前奉大夏真兴、承阳年号，后奉北魏缘禾、太缘年号，以上已经结合前贤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尽管问题都已解决，但也不敢说完全没有疑义。况且，沮渠牧犍自建年号，是“永和”还是“承和”，仍然没有最后的定论。为此，希望通过对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进行新的探讨，将有关问题再梳理一遍。
如所周知，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从沮渠蒙逊到沮渠安周，共有8个，依次为：(1)永安→(2)玄始→(3)承玄→(4)义和→(5)永和→(6)承和→(7)建平→(8)承平。对这些年号的命名规律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吴震、朱雷两位先生（注：其间，彭琪受吴震启发，也曾对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进行探索。见前引彭文。但所举例证，为南诏父子衔名（即父名末字为子名首字），与此不类。其余论述，亦乏新意，故不赘述。）。他们首先去掉不合规律的永安年号；接着认为永和为承和之误，又去掉永和年号。这样，剩下6个年号，按顺序每两个为一组，自然成为三组，即：(1)玄始—承玄。(2)义和—承和。(3)建平—承平。这三组年号，共同的特点有二：(1)每组第2个年号的第1个字都是“承”字；(2)每组第2个年号的第2个字都与第1个年号中的1个字同。从而得出结论：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中的“承”字，均作继承解，承玄表示继承玄始，承和表示继承义和，承平表示继承建平。这个有关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规律的重要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本身正确无误自不待言。稍微令人感到遗憾的是：(1)这个规律为何不包括沮渠蒙逊所建“永安”年号，研究者没有作出解释；(2)根据这个规律，认为“承和”是而“永和”非，似乎理论还嫌不太充分；(3)根据这个规律，认为“承”作继承解，似乎对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特别选用这个“承”字的苦心挖掘还嫌不够。
首先，必须指出，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并非一开始就已形成。譬如，沮渠氏北凉自建第一个年号为“永安”，第二个年号为“玄始”，“玄始”从字面上丝毫没有继承“永安”之意。这至少说明，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在永安、玄始两年号间尚未形成。而从实际情况看，永安十二年（412年）十一月，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改元玄始，玄始与永安承接之迹甚明，也无必要再在文字上显示继承之意。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规律的形成，是“玄始”以后的事。
其次，必须指出，河西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还有一个规律，这就是每一新王继位，所建第一个年号的第一个字都是“永”字。沮渠蒙逊继位，第一个年号为“永安”；沮渠牧犍继位，第一个年号为“永和”。据此而言，“永和”就不可能为“承和”之误。另外，前举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传世文献，以崔鸿《十六国春秋》为最早。而不论是传世的《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还是出土的《沙州图经》引《十六国春秋》，都作“永和”，不作“承和”。据此而言，“永和”也不可能为“承和”之误。我不主张对传世文献的记载轻易怀疑，关键在于如何解释。
最后，必须指出，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规律的形成，不可能只是为了表示简单的“继承”，而应有特殊的背景和涵义。在此，我们需要了解，每组两个年号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与年号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孤立地分析沮渠氏北凉的自建年号，还应将其奉用的大夏的年号和北魏的年号，以及与年号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纳入每组两个年号之间进行综合研究。或者说，我们不能仅探讨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还应探讨将其奉用的大夏的年号和北魏的年号包括在内的沮渠氏北凉所有建置年号的规律。如此，请看重新编排的下列三组年号：
(1)玄始—（奉用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5年）—承玄
(2)义和—永和—（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5年）—承和
(3)建平—（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建平年号中断3年）—承平
据此可知，沮渠氏北凉自建年号在玄始、承玄间，曾因奉用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而被迫中断了5年；在义和、永和与承和间，曾因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而被迫中断了5年；在建平、承平间，曾因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而被迫中断了3年。这样，我们对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规律，首先有了以下三点新的认识：
（一）沮渠氏北凉自建“承玄”年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继承自建“玄始”年号，更主要的是为了否定其间曾经奉用的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抹去其间曾经臣属大夏长达5年的丧权辱国的历史。
（二）沮渠氏北凉自建“承和”年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继承自建“义和”或“永和”年号，更主要的是为了否定其间曾经奉用的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抹去其间曾经臣属北魏长达5年的丧权辱国的历史。
（三）沮渠氏北凉自建“承平”年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继承自建“建平”年号，更主要的是为了否定其间曾经因为亡国而中断自建年号，抹去其间曾经国破家亡整整3年的历史。
此外。还由此增加了以下三点新的认识：
（一）沮渠氏北凉只可能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而不可能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这是因为，如果同时奉用两套年号，那么，很显然，自建年号没有中断，自建年号中的“承”字也就完全没有意义。
（二）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年号，只可能始于沮渠牧犍，而不可能始于沮渠蒙逊。这是因为，如果北魏“缘禾”年号始于沮渠蒙逊，那么，很显然，沮渠牧犍继位承袭，也就不可能马上改元“永和”。否则，在奉用“缘禾”年号期间，改元“永和”，又变成同时奉用两套年号。
（三）沮渠氏北凉自建“永和”、“承和”两年号，只可能是意义不同的两个年号，而不可能是形近致误的一个年号。这是因为，如果“永和”为“承和”形近致误，沮渠牧犍继位所建年号为“承和”，那么，很显然，此前的“义和”年号并未中断，“承和”与“义和”本就衔接，这个“承”字也就完全没有意义。然则，既然“永和”、“承和”均不误，两者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实际情况应是开始改元是“永和”，后来重奉变成“承和”。大致经过应为义和三年（433年）四月，沮渠牧犍继位，效仿乃父继位建元“永安”之例，改元“永和”。但奉行未久，同年九至十月，由于臣属北魏，改奉北魏年号而被迫放弃。沮渠牧犍先奉北魏缘禾年号，后奉北魏太缘年号。太缘三年（437年）初，终于决定停用北魏年号，重奉自建年号。但停用北魏年号容易，重奉自建年号却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因为，如果径称“永和五年”，难以解释“义和”三年、“永和”元年以降，自建年号与北魏年号的关系。而改“永和”为“承和”，似乎可以暂时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佛教典籍就出现了“承和五年”的纪年。如此奇特的创新，在当时可以成立，是因为：（一）“永和”年号奉用时间甚短，本就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二）在当时，“承”与“永”写法相似，本就很不容易区分。但这两点，也很容易使人认为，沮渠牧犍所改年号从一开始就是“承和”，而不是“永和”。今之学者据此认为，沮渠牧犍实际上是同时奉用两套年号，即对外奉用北魏缘禾、太缘年号，对内奉用自建永和亦即承和年号，也是由此推出。但这种创举，形式上与前面的玄始、承玄和后面的建平、承平不全相同。“承玄”、“承平”所承之“玄”、“平”只能是“玄始”、“建平”。而“承和”所承之“和”，却很难说是“义和”还是“永和”。因此，这种创举，尽管确曾收到否定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和抹去丧权辱国历史之效，但也一定给当时的民众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沮渠牧犍在重奉永和亦即承和年号的同年，马上改元建平，可以视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旨在清理这种混乱的举措。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列国纷争，曾经演出一场场弱肉强食的悲剧。一些小国为了保全自己，或连横合纵，或远交近攻，与大国进行顽强的周旋。然而，如何周旋，却因记载错漏，难究其详。沮渠氏北凉即属其中之一。幸而出土文献披露了一些资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通过探讨，我们终于得知：（一）蒙逊、牧犍父子，为了本国的安全，曾先后向大夏、北魏称臣，停用自建的玄始、永和年号，改奉大夏的真兴、承阳（承光）和北魏的缘禾（延和）、太缘（太延）年号。然而，尽管如此，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二）蒙逊、牧犍父子及后来的流亡政权，不愿承认曾经臣属异邦并且亡国，不但当时对所奉用的大夏、北魏年号进行音同字不同一类的篡改，稍后一旦得到机会，也总要自建以“承”字为名的年号，如承玄、承和、承平，以承玄继承玄始，以承和继承永和甚至更早的义和，以承平继承亡国前的建平，显示自建年号并未中断，进而抹去各自不光彩的历史。（三）沮渠氏北凉的这个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而创造的建置年号规律，从传世文献只载沮渠氏北凉的自建年号，完全不载沮渠氏北凉曾经改奉的大夏的真兴、承阳和北魏的缘禾、太缘年号来看，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注：沮渠氏北凉的最原始的史籍，应为《隋书·经籍二》所载属于“沮渠国史”的佚名“《凉书》十卷”。此作者不详的十卷本《凉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即宗钦所著《蒙逊记》十卷。其说如能成立，则此书仅为沮渠蒙逊的实录。尽管《史通·正史篇》称“宗钦记沮渠氏”，并没有说宗钦的著作只记沮渠蒙逊，但《魏书》卷五二《宗钦传》却仅记钦“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至于同传指出：“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为其书没有什么褒词。但据《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向刘宋献书，中有“《凉书》十卷”，牧犍对其书还是非常重视。是否就是因为其书为沮渠氏北凉隐瞒了臣属大夏的真相，虽为中原史臣所轻，却为本国君王所重，现已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等有关沮渠氏北凉的史书，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沮渠氏北凉自编的实录，而这些实录是经过沮渠氏北凉御用史臣加工过的。）。只可惜，历史终究太过无情，1500余年后，我们仍能通过出土文献披露的资料，利用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规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