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引发五四运动的那些人和事论文

一百年前引发五四运动的那些人和事

王 炯

被捕学生被释放

1919年4月底的巴黎和会上,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了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转让给日本。

4月30日,著名爱国人士林长民在北京接到了梁启超从巴黎发给他的电报,得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于5月1日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的文章,并于当晚送到了《晨报》报馆。

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一见报,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国人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在巴黎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公果敢签字,请公不必生还!

林长民的文章,点燃了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北京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这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3日晚7点,北京大学法科讲堂里庄严而肃穆。在北京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方豪和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发动、组织下,全校1000多名学生静静地走入会场,北京12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此聚会。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让全场感动的是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鼓掌通过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游行大示威。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原为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后来成为曹汝霖的宅第。

《民事诉讼法》第201条明确了调解书的两项再审事由: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有证据证明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①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的调解协议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的调解协议侵害案外人的利益,均属于违反合法原则的范畴。而这与《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罗列的13项判决和裁定的再审事由相比,是非常原则性的、边界模糊的规定,有进一步挖掘的需要。

时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879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后来,章宗祥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当时中国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

大会推选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推选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生界全体宣言》。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怀表、钢笔等钱物,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外校代表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学生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三大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大家表示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数百名齐集东京火车站,手举白旗送丧似的跟着他,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个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宿舍的北大学生一宿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个北大学生手里都有一面送给卖国贼的白旗。

五四运动中的传单

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祖籍浙江,1877年生于上海,留学日本时,攻读东京法学院,学成回国后在商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明,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帮助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在段祺瑞执政时任外交总长。

其实在我看来,全新航海家最大的改变,不是外形和配置,而是名字。作为由第二代林肯MKX改款而来的新车型,全新航海家也是林肯首款依照全新命名规则更名的车型,“Nautilus”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水手”,而用在舰船上最著名的则是美国海军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更名之后,人们更容易将航海家和MKC区别开来。

位移偏差e的论域为选用[-0.5,0.5],定义模糊集为{N Z P},模糊集里的字母N、Z、P分别表示参考位移和系统输出位移的偏差为负、偏差为零,偏差为正。位移偏差变化率ec的论域定为[-1,1],定义模糊集也同样为{N Z P},模糊集里的字母N、Z、P分别表示机械臂位移偏差变化率为负、位移偏差变化率为零,位移偏差变化率为正。模糊控制器输入变量(位移偏差和偏差变化率)的隶属度函数均选高斯函数。压力P的论域为[0,10],定义模糊集为{P1 P2 P3 P4 P5},表示压力依次增大,模糊控制器输出量(压力)的隶属度函数选用三角形函数。

一名叫易克嶷的学生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内心的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眼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拖地将蔡元培拥走。3000多名北大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终于离开北大操场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会。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学子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停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时为北洋政府币制局总裁的陆宗舆,1876年生于浙江海宁,字润生。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当时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流亡东京。陆宗舆赴日上任后不久,接到袁世凯来电,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要求他迅速引渡他们回国。再三考虑后,陆宗舆没有听从,反而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调停法”——“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给予生活补助,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公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一口答应了。因为有了这个“调停法”,孙中山和许多二次革命党人,得以在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所以后来国民政府一直给陆宗舆发放年俸。

1915年初,陆宗舆又受袁世凯派遣,与章宗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国人视为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被国民斥之为“卖国贼”。

5月4日早晨,当北大学生齐集操场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受到师生一致尊敬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赶来劝阻。

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对学生运动一向有所保留。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参加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威游行、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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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冬天,在北京大学崭露头角的傅斯年和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和《新青年》呼应,掀起新文化运动,影响颇大,从而成为北大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之一。

下午两点半左右,齐聚天安门的游行队伍出东华门,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中,声势浩大地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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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意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巡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便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房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3000多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对本国政府外交孱弱表示出强烈不满,人群中有人大喊:“到外交部去!”“到赵家楼找卖国贼曹汝霖去!”学生们对这一提议,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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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等早就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主席团在天安门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外交声势,并没有决议要到曹汝霖家。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曹汝霖家。但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冲动汹涌的局势,但他又不愿意丢下队伍不管,于是便自举大旗,率众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东经过大羊宜宾胡同,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家。

下午4点半左右,游行队伍来到了赵家楼曹家大门前。直到此时,因为傅斯年等人维持,群众和沿途加入的一些市民虽然怒形于色,但还没有真正失去控制。据外国报纸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文明国家的学生。”

参加游行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

曹汝霖看到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在墙外,不免大惊失色。这时,学生聚集在曹宅大门前,越聚越多,一致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驻守在曹宅门前的警察,不让学生靠近大门,试图强迫游行队伍退走。

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大门未砸开,便纷纷将手执的白旗和石头抛入院内。北大学生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翻过院墙,打开了大门。愤怒的学生蜂拥而入,冲进院内,连声地叫嚷道:找曹汝霖打,他到哪里去了?

课堂上,自学与合作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先后关系,每一部分的知识都要提倡自学,学生自学不会的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解决,小组合作不会的通过全班研讨来解决,大家都不会的才由教师来点拨。教师要退到最后一步,本着“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原则,只讲学生不会、不对的。这样,教师就会知道课堂上应该讲什么,讲多长时间。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闻讯,带领大批警察和兵士火速赶到。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上司驾到,立刻来了精神。待吴炳湘一声“拿人”令下,警长便吹起警笛,开始抓捕学生。然而,学生早已一哄而散,逃得无影无踪,最后抓了跑不及的二三十人,送往首都警察厅。

5月4日上午,北大校长蔡元培虽然人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学生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后来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最终的消息是,以许德珩、杨振声为首的32名学生已经送监,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20名。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

蔡元培急于去拜访一个人。他已联络了北京14所高校的校长,打算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被捕的学生。他现在要去拜访的正是闲居在家的曾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的孙宝琦。见到了孙宝琦,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说明学生的举动完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孙宝琦听了却深表犹豫,他深知段氏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齐集法科大礼堂,推选黄日葵、邓中夏为学生干事会干事,商讨营救方案。本来对学生游行示威并不赞同的校长蔡元培,激动地站起来对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全力营救!”讲完便急匆匆地走出了会场,消失在夜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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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激情澎湃地奋笔疾书,为《每周评论》写稿,名字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也是中国第一人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诞生了。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着马车疲乏地回到家时,他未曾想到,他的几个学生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通讯机构,将被当局严密封锁的当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发到上海,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

[15] 费琅辑注 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P 191.

5月5日,《新申报》报道“五四运动”

5月5日,北京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下午,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4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要求放人。

林长民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抬着一副棺材来到北大附近的街口演说,数说三大卖国贼的罪恶。他大声疾呼:“他们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被他们卖掉!他们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又说:“他们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争到底,故将棺材预备在此。”

USDA11月报告将2018/2019年度阿根廷大豆产量预测值调整至5550万吨,低于上月预测的5700万吨,但仍比上年因为干旱而严重减产的3780万吨产量高出47%。预计出口量维持800万吨,高于2016/2017年度703万吨及2017/2018年度的211万吨。

顿时,学生、市民来听他演说者达数百人。在他鼓动下,群情激愤,学生们一致呼应道:“我们也非跟他们拼命不可!”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6日,32名被捕学生全部获释。

北京学界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上海、济南、青岛等1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热潮。北京学生联合会南下上海联络,与上海商会联名要求北洋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职务,以谢国人。迫于国民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但不久,北洋政府又下了一道与罢免令自相矛盾的命令,大肆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告诫学生:曹、章、陆三位,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做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

自拒签和约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之后,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封。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是日凌晨,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包围了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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