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仪式文化对教师教育生活的建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仪式论文,功能论文,教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40-055；G 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606(2011)04-0012-06
教育生活既包括以追求实际结果与显在效果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又包括以表演性与象征性为特征的有深度的符号生活，亦即教育仪式中的生活。在前一生活世界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已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而在后一世界中的教师发展情况则很少有学者问津。其实，教育仪式是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仪式来建构教师的教育生活、影响教师的教育行为图式是教师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论域。教育仪式是现实教育生活的原型和缩影，是重构教师教育生活样式的微妙切入点。在教育仪式中，教师所领受到的教育是潜移默化、毫无抵制的，它能够深入教师身体之血脉，对教师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故此，从教育仪式角度来探究教师教育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认识视角。
一、教师仪式文化及其特征
仪式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人类传承文化、接受生活教育的重要形式，堪称人类文化的“胚胎”或“活化石”。[1]何谓仪式呢？学术界有三种理解：
其一，仪式是指在特定时间、地点举行并承载着一定信仰和价值观的程式化活动。如宋萑认为，仪式不是仅指狭义的rite或ritual，而是广义的ceremony，其基本含义有三层，即它是“一套形式化、程式化的行为”，是“在特殊地点和固定的时间中举行的一种社会行为”，是“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信仰和价值观在支撑”的行为。[2]
其二，仪式是人类生活的“微缩景观”。有学者认为，仪式是人类生活的“范式”、“标本”或“样板”，它“用最原始、最简洁、最明确的方式，能表现所属文化最本质的生活样式及其社会价值取向，指明其文化理想的发展方向，揭示其文化模式的基本构成”，故总体现着“一定文化的基本精神”。[1]
其三，仪式是象征符号体系。如特纳认为，仪式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符号形式的象征对象和象征行为则是构成仪式模式的基本‘分子’”。有学者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仪式是由“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和“象征方式”等三个方面有机组织起来的一种象征“体系”等。[3]
总之，仪式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程式性、严肃性，以表演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活动。教师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仪式中，教育仪式是教师生活、发展的另一个世界。所谓教育仪式，是指为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而在特定场合下组织的，由教师或学生共同参加的，具有鲜明程式性、象征性和严肃性的教育活动。就教师而言，其经常参演的教育仪式有入职宣誓仪式、新教师拜师结对仪式、教师颁奖仪式、开学(毕业)典礼仪式、升旗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教师建构着自己的社会身份，体验着教师的角色生活，塑造着自身的教育行为，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教师仪式文化。仪式文化是教师教育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元素，教师仪式以其独有的方式干预着教师的教育生活。与常规教育生活不同，教师仪式生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象征性
象征性是教育仪式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仪式功能的客观基础，是教育仪式存在的基本依托，“人类的仪式……不再面向物体和存在，而是面向它们的副本，实际上就是面向形象和象征”。[4]所谓象征性，是指教育仪式中的动作、程式、事物、现象等都不仅仅体现为现实性存在，更体现为一种符号性存在。换言之，这些客观的动作、程式、事物、现象都只是作为加载意义、表达意义、建构意义的媒介而存在，教育仪式是由“悬挂”(马克斯·韦伯)在这些实物、实景、实态文化之上的“符号丛”(格尔兹)构成的，它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3]正因为如此，作为教育仪式，其存在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当下、当场、当事，其影响、功能是直接指向于整个日常教育生活的，教育仪式的价值只能在其外来实现而不能在其内来实现。换言之，仪式中存在的都是符号而非实物，都是意指而非实指，仪式存在的目的是通过符号来影响实物，通过意指来影响实指。例如，教师宣誓时高举的“拳头”、铮铮誓词，师徒结对仪式中的“证书”、身体姿势，升旗仪式中的“国旗”、师生站立位置等都是整个教育生活结构生成的象征性原型，它预先给教师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教育生活样式，即按照职业承诺来开展教育活动，在日常教育生活中以师徒关系相处，在学生面前做好示范等。
2.展演性
在教育仪式中，教师的身体“在规定的套路中被赋予适当的姿势和动作”，“从身体的姿势中表现出对意义的认同，服从于操演之力”，[5]它就是一次展演，是一幕“社会剧”，[6]是一场对教师角色的编排和预演。在教育仪式中，教师要扮演固定的仪容、表演固定的动作、装扮固定的仪态、遵循固定的程式、发表固定的言论(如誓言)。在其中，教师的身体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傀儡，一切活动都具有预定性和不可更改性。同时，之所以称这些模式化的动作为“展演”，是因为它们都接受着一个教育话语、一种无形教育权力的主使。教育仪式中的每一处设计、编排、安置都是为这一教育话语的表达、这一权力的实现而服务，故“操演话语被编码于一成不变的姿势、手势和动作中”。[5]可以说，教育话语、教育权力就是教育仪式这幕“社会剧”的编导，似乎整个教育仪式的设计就是为了表达这种教育话语，它们是决定教育仪式形貌的真正主人，而教师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忠实演员、一个固定角色。如在师徒结对仪式中，权力对教师身体的操演是通过三种方式将主流教育话语灌注进新教师身体中去的：其一是人为地给初入职教师打上“新”的标记，即“为每位新教师在班主任工作条线和学科教学条线上配备了工作责任心强、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在“新—老”这一二元话语中渲染了新教师“工作责任心不强”、“教学经验不丰富”等不成熟性；其二是学校管理者对结对关系的强化，集中体现为学校管理者就结对仪式所表达出的诸种“期待”与“勉励”，如“学校德育处主任××老师和教务处主任××老师分别对新教师和带教老师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副校长代表××校长对带教工作作了动员，对新教师和带教老师给予了勉励”；其三是制造师徒关系的“档案”，如拍照留念、发放证书、载入会议记录等。通过这些权力性操演，新教师的身体被打上的“不成熟”、必须接受老教师训导的印记。随之，一种以老教师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就诞生了，主流教育话语在老教师那里得以“现身”，而新教师在权力面前屈服了，他们通过发表讲话、接受仪式来显示他们对这种教育话语的认可和接受。故此，“新教师代表××老师和带教老师代表××老师分别作了充满激情和热情洋溢的发言，师徒之间在情感上进行了真诚的沟通和交流”[7]，成为师徒结对仪式的关键环节，标志着主流教育话语对新教师规训的实现。可见，在主流教育话语的介入下，新教师的身体最终成为权力的复制品、主流教育话语的符号，成为老教师手下的一名“侍从”。
3.神圣性
教师在仪式中之所以能够受到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教师普遍对仪式背后存在的某种神秘力量怀有敬畏心态。“在举行仪式时，仪式的参与者必须体验到比仪式本身更多的东西，就是说，在场的远不止参与者本身，就是说，应有神的在场。”[8]每种教育仪式的背后都有一种神秘力量在运行，尽管这种神秘力量并不具有同源性。在大多数教育仪式中，这种神秘力量常常是由国家来提供的，大多数教育仪式中都有“国旗”在场便是例证。在教育仪式中，教师的仪容是严肃的，动作姿势是端正的，仪式现场是有序的，仪式氛围是庄重的，一种神圣的感觉、气氛布满仪式现场，教育仪式的神圣性便由此而生。面对这种神圣性的仪式，所有参与者——教师产生了一种敬畏感和庄严感。正如吉登斯所言，在“仪式场合”中，人的“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的那些标志仿佛表示从世俗转到了神圣”。[9]教育仪式正是凭借这种难以言明的“神力”迫使教师的身体脱俗并屈服于主流教育话语和教育意识形态的；也正是如此，一种教育话语、教育意识形态被悄悄地注入了教师的身体。可见，凸显这种神圣性是增强教育仪式效能的必然途径。为此，教育仪式常常还会借用其他传统仪式，尤其是那些宗教、教派仪式当中的技术或手法，如举起拳头、行注目礼、将仪式现场装扮得神秘、面对象征物等，这些都能使整个教育仪式的感染力和威慑力倍增。
4.建构性
仪式是“具有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6]举行仪式并非是为了作秀，其隐秘意图在于干预后续现实教育生活的建构。教育仪式既是表征教育意象的手段，又是建构教育现实生活的有力武器；它在展示一定教育话语、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建构着教师的教育世界和生活方式。因此，构建教育仪式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它对教师的现实教育生活样式举行干预与控制。特纳说：“仪式不仅是控制过程，而且是形成过程；仪式不仅标明界线，而且是唤醒文化中的阶段运转。”[2]教育仪式是一种操演(performation)，其目的是要在操演中生成一种权力和话语，增强对现实教育生活的建构能力。保罗·康纳顿也指出，“发表操演话语本身构成了某种行为，超越了显然是必要的发有意义之声的行为”，“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5]也就是说，操演的效能远远胜于对仪式参与者的直接训诫、教导。这样，教育仪式对仪式场景、程序、实物的编排与操演并非是随意的、无目的的，而是面向教师未来教育生活的，是服务于教师教育生活方式的变革的。在仪式中，教师宣誓的意图在于强化教师对身份文化的铭刻与记忆，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是为了建构老教师在新教师教育生活空间中的地位，而升旗仪式则在于唤醒教师身为学生之表率的角色文化(通过在仪式中教师站在学生的前面来体现)，等等。教师在教育仪式中位置的重新设定、细微变革都是引发教师教育生活变革的先锋和前兆，教师仪式文化就是继教育实践、教师培训之后的推进教师发展的“第三堡垒”。
二、教师仪式文化的内在运作
教育仪式不止是教师所参与的一项具体活动，更是一场符号的排列、组合、运演、编织活动。教师身处仪式时空中的位置、活动、行为构成了教师仪式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线索，教师身体的符号化则是教师仪式文化生成的基本标志。教师身体由物质性构件向符号性构件转变的奥秘正是主流教育话语在作祟。在教师仪式文化中，教师的身体表现文化、构成文化、实现文化，成了仪式展演活动的核心景观，对教师仪式文化运作机制的剖析必须追随教师身体的光标来进行。
1.教师仪式文化是“正统”教育话语被建构和生产的装置
在教育仪式中，一切具体的、细节性的时空安排都绝非漫不经心，而是经过了主流教育话语的精心琢磨、细致打造、严格布置的。这种严格、细致、精心的配置常常被“顺其自然”地、深深地铭刻进教师的身体中，从而掩盖了教育意识形态的“暗箱操作”，麻醉了教师的意识与警觉。在教育仪式中，教育话语无孔不入地潜入了教育仪式的角角落落，“框定”着教师的身体位置，迫使其臣服于主流教育话语的安排。具体而言，教育意识形态对教师身体的“暗箱操作”是通过在教育仪式中为教师构造“教育正统”来实现的。在教师宣誓仪式中，仪式的主持者、誓词是主流教育话语向教师身体传导的介质，而教师面向国旗、举起拳头就意味着他对主流教育话语无声的屈服和遵从。在这里，正统教育话语就是国家、社会、教师群体主导者的话语，教师个体的教育话语必须退让、退隐，走向边缘。在新老教师结对仪式中，老教师就是教育正统的象征与化身。在这里，新教师的一切顺理成章地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只有老教师才代表着主流教育话语，新老教师手持“结对证书”宣示着新教师向教育正统的屈就与臣服。新教师与老教师之间的“差距”正是通过结对仪式来建构的，对这种“差距”的建构本身就意味着它赋予了主流教育话语绝对无上的权力。同样，在升旗仪式中，“按规定位置、顺序站列”[10]，如按照“面向国旗右侧从前到后为校领导、高二年级、教育支部、综合办、后勤支部”的位置排列，或者“普通任课教师列队站在近主教学楼的左侧，只进行参与；大队辅导员则在主持用的‘课桌’和旗杆附近，负责组织主持和升旗；校长和书记通常站在教师列队的前面，便于讲话和颁奖；德育主任则站在旗杆的右侧，巡视全场纪律；各班级的班主任站在各班队伍里或后面，管理学生”。[2]经过了这样的位置分派，学校管理者就成为教育仪式的中心，教育正统由此得以生产，学校管理者成为主流教育话语的代言者。
2.教师仪式文化是权力的操演性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
符号是仪式之网的经线与纬线，仪式就是用符号编织而成的一幅“锦绣”[11]，而权力则是这幅“锦绣”的穿梭者和编织者。与其说教育仪式是给教师身体进行编码的过程，不如说它是权力对教师身体进行驯化的一场操演。可以说，教育仪式就是教师身体的操演性语言，教师仪式文化就是一幅权力操演教师身体的图景。在其中，权力的“眼睛”在不时地“窥探”着教师的身体，它借助于诸多微妙的身体技术、位置布局对教师身体进行了象征化处置，悄然将权力塞进教育仪式的每一个缝隙之中。这样，揭开身体技术的神秘面纱，将教育意识形态的操控性话语重显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为解读教师仪式文化的有效策略。以教师宣誓仪式为例，在该仪式中，权力对教师身体的操演过程是通过“在校长××的领誓下，全体教师在鲜艳的国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地进行了宣誓”[12]这一场景来实现的。领誓人、国旗、宣誓人三者间的空间布局、相对位置无形中构建了一种差异性身体关系，从而为权力的不平等性配置构造了一种“装置”：国旗高高在上，“俯视”着教师身体；领誓人站在教师群体左侧，统领所有教师宣誓者，象征着主流教育话语的在场；而教师则只能念着固定的台词(即誓词)，做出规定的姿势(“举起拳头”、“注视国旗”)，流露出一种顺服、遵从的仪态。因而，在宣誓仪式中宣誓人的身体、姿态就表达着、言说着主流教育话语，代教育权力立言，而教师的身体随之成为教育权力的效应，表达着被驯服的语言。
3.教师仪式文化是国家力量对教师身体的标记
国家在场是教育仪式的共同要素，国旗、国家伟人、国歌等的频频显现昭示着国家力量的在场，仪式所需要的神秘感、神圣气氛就由国家力量来供给。国旗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升降旗时，校园内任何人员都得自觉肃立，面向国旗”，在国旗面前任何人必须为之而屈尊，这就使国旗传达了国家的声音，象征着国家力量对仪式参与者的训导。教育仪式各个环节的神圣性、权威性就源自所有师生、领导对国家力量的敬畏感。也正是由于这种敬畏感的存在，所有教师才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国家力量去安置，并在皈依于这种力量中分有了一部分力量。由此，在教育仪式之中，教师显得尤为神圣，庄严地参与着仪式的展演，那些属于自我的东西被悄悄地掩藏了起来，任由仪式背后的神秘力量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涂写与塑造。一般而言，在仪式中那些距离神圣物愈近的人会从神圣物中分有愈多的神秘力量，因而就显得更为神圣，甚至会被参与者误认为是神圣物的代言人。正是如此，在升旗仪式中教师常常站在国旗与学生的中间，他们的身体实现了与国家力量的通感，代表着国家对学生的教化，具有了“国家教师”的身份。所以，正是由于国家力量的在场，教师的身体才被标识出来，才被赋予神圣的教育权力，由此获得了完全的教师身份，即资格身份和象征身份的统一身份。正是鉴于此，特纳说：“在仪式启动时身体被作上了标记，社会的确定仪式被赋予了可见的表征。”[13]
在上述教育仪式中，国家力量是不可逾越的，是教育话语必须傍依的力量。诸如在教师宣誓仪式中的领誓人、在结对仪式中的老教师、在升旗仪式中的学校领导等人，之所以他们在教育仪式中的位置显赫，就是由于他们与国旗、与国家伟人之间保持着一种较近的距离，他们分有了较多的国家力量，因而可以对普通教师进行规训、教导，甚至发号施令。神圣象征物的在场是一切教育仪式得以产生的根源，是教师之所以会自觉地屈服并受到规训、获得教育的根本原因；而由这种象征物所衍生出来的神秘力量正是将教师的身体标识为、建构为教师身份的潜在靠山。
三、教师仪式文化对教育生活世界的建构
在仪式文化中，教师发展自己的独特方式是经由参与仪式所构建的意象空间这一中介来实现的。教育仪式是建构教师教育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教育仪式中成熟、发展、完善是教师成长的一条特殊道路。在当前，由于理性文化的盛行导致了仪式文化的低谷状态，各种仪式的教育功能日益被遮蔽。教师仪式文化自然也难以幸免，受到理性文化的挤压与漠视。由此，探明教育仪式与教师教育生活的错综关联，发掘其独特的教育功能，是复兴教师仪式文化的前提条件。教育仪式与教师的教育生活之间是通过三种方式关联起来的：
1.教育仪式是教师教育生活的缩影
教育仪式绝非天外来客，也绝非凭空臆造、人为发明出来的，而是和教师现实的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实际上，教育仪式就是教师教育生活的缩影和原型，教育仪式与教师教育生活之间的这种微妙关联是通过一种教育意象关联起来的。在此，意象不同于表象。意象是从事物的存在样态解读出来的“附加意义”与意念，其表意方式是“暗示”、意指；而表象是指事物在人感官中表现出来的感觉印象，其表意方式是“指示”。[14]一种教育仪式隐喻性、象征性地规定了教师在教育生活中的各种角色形象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形象和角色关系在教育仪式中被定格了，教育意象就是这些角色形象、角色关系在教师大脑中所形成的潜意识意念。当然，这种意念的形成是经由主流教育话语(或称教育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所言的“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15])的折射来实现的，因此教师大脑对这种角色关系、角色形象的反映与教育话语对这种角色形象、角色关系的反映具有互构性。换言之，教师大脑对教育仪式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反映，而是在教育意识形态媒介中的反映。教育意象将教育仪式与教师的现实教育生活连接起来，赋予了教育仪式以建构教育生活的特殊功能。
在主流教育话语的参与下，教育仪式通过构造一种教育意象来引导教师教育生活的建构，教师的教育生活与教育仪式之间具有某种微妙的对应性和关联性：在上述教育仪式中，领誓人与学校管理者、老教师与师傅、升旗仪式中心位置与学校领导等之间构成了某种秘密对应关系，并据此建构着现实教育生活中的基本秩序与社会关系。随之，教师的现实教育生活也就以教育仪式中为自己设置的“位置”来表现、来行动，这种虚拟的秩序向现实生活扩散。正是如此，教育仪式的微小波动就意味着，或者预示着教师教育生活中的现实变革，对教育仪式的编排就是对教师现实教育生活的设计，就是教育生活变革的开端。当然，教育仪式的变革不是随意的，没有教育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变革的配合，教育仪式的变革就可能失去其自然性而为人们所拒斥。换言之，教育仪式变革与现实教育生活变革之间必须在保持适度的“间距”或者张力时，这种变革才会真正引发教育生活的变革。所以，从教育仪式入手来干预教师的教育生活变革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易操之。
2.教育仪式是教师教育生活的中心
为教育仪式所牵引、向教育仪式靠拢是教师教育生活的重要特征，因为教育仪式往往标识着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灵魂，成为主流教育话语生产的中心，建构着教师教育生活的主调。教育仪式不仅是教师教育生活形态的雏形、缩微，还是凝聚一个时代教育精神的装置，时代教育精神的变动常常通过教育仪式的细微变动来体现、来表达。教育仪式既是一个时代教育精神的显示屏，又是该时代教育精神变动的晴雨表，教育仪式是汇聚一个时代教育精神精华的神圣展台。在上述教育仪式中，教师在仪式中所处的位置、诵读的誓词，以及特定姿势、固定仪容、服饰风貌、人际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如发言次序等)等，都从侧面烘托出一个时代的主流教育精神、核心教育灵魂。无论其主体部分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群性的还是个性的、神性的还是俗性的、进取的还是保守的、严谨的还是活泼的等等，都是建构该时代教师的独特教育性格、教育生活、人格风貌的原发性力量。教师正是在反复参演这些格式化的动作、姿势、仪容、格局、场景中实现着与时代教育精神的沟通、交流与融入、通灵，因此教育仪式是一个时代教师风貌的主心骨。
可见，教师生活在教育仪式中就是生活在时代教育精神的怀抱之中，参与教育仪式是教师接受时代教育精神催化和教化的独特路径。在教育仪式中，所有教育精神和教育话语都是动态的、流动的、神圣的、富有感染力的。作为一名参与者与构成者，教师对教育仪式所抱有的敬畏心态和归顺心态使他对仪式所传达的教育精神高度认同、高度顺服。在教育仪式中，教师不是经由头脑的思维来了解教育精神，而是通过其身体参演来与时代教育精神直接“会面”、交流。与其说是教育仪式在向教师传达着一种教育精神，倒不如说是教师的身体在直接表演着、摹写着这种教育精神。因此，教育仪式是教师领受时代教育精神的舞台，是教师直接融入时代教育精神的直通车。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支撑着教师教育生活的擎天柱是该时代的教育仪式而非教育领域中的先知与楷范。教育仪式在传载该时代教育精神的同时直观地建构着教师的教育生活方式，建构着该时代教师文化的内核。教育仪式就是教师教育生活的中枢与总部。
3.教育仪式是教师教育生活的范本
教育仪式是主流教育话语的符号，是教育意识形态的显身，是表达时代教育精神的“语言”，教育仪式就是一个时代经典教育生活方式的范本和原型，一个时代教师文化的寄存站和固着点。进而言之，教育仪式是将一种教师文化一以贯之，实现跨地域传播的载体，是教师文化得以传承和扩散的驿站。
一种教育仪式就是一个时代教师教育生活方式的结晶体，其每一个环节都是被该时代的教育意识形态精意打磨、刻意雕琢的结果。不同时代常常具有不同的教育仪式，代表着该时代教师的主导教育生活样式，浓缩着该时代的教育精神和教育价值，负载着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尽管在不同时代教育仪式的大体构架相对稳定，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教育仪式在具体的布局、构成、程式、环节上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教育仪式的变动一般体现为仪式时空内部的程式环节、空间关系、时间关系的微调。一种教育意识形态对教育仪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对仪式静态结构的规定上，还体现在对教育仪式内部微观构架的动态变革上。教育仪式构成环节、要素的微调是展示一个时代的教育话语、教育生活变动的直观标志。一般而言，这种微调常常是细致入微的。如教师由站在国旗前面转变为站在侧面，领誓人由站在宣誓教师的中间改为站在教师的左前方或左后方，新教师由站在台下领取结对证书到转变为和老教师一起站在台上领取证书等。总之，教育仪式总是范本式地记载着一个时代教师教育生活的基本样态。作为范本，就意味着其对教师教育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范本上的丝微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被放大为天壤之别，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教育仪式就是如此，其结构上的微小差异与微妙调整对教师教育生活的影响都可能是根本性的。有了教育仪式这一范本，教师就可能在参与其中时直接承领该时代的主流教师文化、教育精神，从而身不由己地融入该时代的教育生活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