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奇艺术乌托邦中的“启明期待”_表现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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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文艺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对象及其表现方式。布洛赫不同时期的理论诉求指向的是他对“美好生活的梦想①”,对“希望”乌托邦式的阐发和对人性启示录式的彰显。对这些之前鲜有人问津的文化遗产,布洛赫借由诗性的言说来揭示其中的乌托邦蕴含,这使他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诗人哲学家。诗学与哲学的会通在布洛赫看来是必然的。布洛赫在不同著作中,使用表现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乌托邦”这一兼具美学与哲学色彩的核心概念,并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寻觅乌托邦的“踪迹”。布洛赫版本的“乌托邦”作为其过程哲学的表征维度,体现了一种“尚未”精神统领下的美学本体论,它与人文主义同构,是革命性与建构性的历史进程“对‘内在性’(Innen)的表述”②。布洛赫的文艺观便是建基于此。

       在布洛赫看来,文学艺术是乌托邦存系的场所,是人类“尚未”意识的产品。弥漫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各类文学艺术充满了“乌托邦剩余”( Uberschuss),即文艺作品的意义业已超越作者个人主观愿望投射的部分。乌托邦剩余向我们展现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者运思实现的可能性,进而彰显当今生活中所缺席的维度,警醒人们时刻持守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至美“家园”的向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布洛赫摆脱了诺瓦利斯哲学思乡的淡淡忧愁,通过实践,寻觅这种乌托邦式的“家园”情怀在文艺作品中预留的踪迹。细考起来,布洛赫没有完整的美学理论,但他的美学思想与其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思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也正因如此,布洛赫挪用“Vor-Schein”这一哲学术语作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

       二、概念的源起与界定

       “Vor-Schein”这一概念是布洛赫1935年参加巴黎文化保护国际会议时提出的③,它蕴含着深邃的德国古典哲学色彩。从语源角度来看,在德语中,可以表示“外观”或“显现”有两个词:Schein(动词形式为scheinen)和Erscheinung(动词形式为erscheinen)。Schein本身具有“显现”和“光照”两层含义;Erscheinung只有“显现”之义。在康德之前,Schein可以同Erscheinung和Tauschung(幻相)互换使用。但康德对此进行了较明确的区分。他把 Erscheinung解释为可见的现象(phenomenon),即我们依据感官和理解对客体的观察,与之相对的是本体(noumenon),它是超越感官的现实。Schein是一种幻相(illusion),它源于现象和本体的错误判断。康德把这种解读和阐发运用到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中,他认为雕塑和建筑是感官真理的艺术,绘画与之相比,仅仅提供了三维空间的幻相。对此,席勒给出了不同的阐释:Schein不是幻相,更不是欺骗,而是“相仿”(semblance)。Schein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特征,也是任何审美关照之物的特征。黑格尔也不同意康德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为康德做出这一区分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正是黑格尔所极力反对的。黑格尔认为康德所言的现象应该是Schein,而不是Erseheinung。与Schein对立的是“本质”(Wesen; essence)。本质可以展现他物,但它本身被Schein遮掩。从这个意义上说,Schein就是Sein(Being)。因为Schein和Sein这两个发音相似,语源较远的词都依傍本质且并非全然彰显它。此外,黑格尔版本的Schein保留了“光照”的含义。黑格尔将本质作为内部的光照,这种本质的展现需要借由外部的光照,即表相,换言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Schein“光照”与“中介”两层含义。同席勒一样,黑格尔认为艺术中含有Schein的因素,他把Schein同幻相区别开,使之与

(美)关联。④

       布洛赫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在Schein前面加上了一个词缀“Vor”(在……之前),使之作为自己论说美的逻辑中介。布洛赫认为美的事物给予人们快感和享受,而艺术之美不同于饮食,前者所带来的快感不会因为消耗而丧失,相反,艺术的美会萦绕于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艺术之美仅仅源于其外在形象的显现吗?艺术之美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历史上对美的种种论说大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现代性逐渐萌发的物化处境中,既有席勒先知般地宣称我们如今经历的美的事物未来会变为真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类的正面阐发,也有西方启蒙理性对艺术贬低而带来的对美的漠视⑤,如尼采眼中的诗人都在撒谎,他们通过艺术“把一层肮脏的面纱笼罩在生活之上”⑥,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被容忍;培根更是认为艺术的烛光根本无法与真理的日光相比,艺术家终日与显现的形象为伍,他们走向的终点并非是真理,而是其反面。理性系统中美学维度的缺席、启蒙时期信仰与美的格格不入在布洛赫看来都可以归结为“艺术是形象(即美学显现:笔者)的游戏”这一观念。布洛赫认为艺术家实际上永远心存一种对真理的追寻,但是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呈现真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议题。究其实,艺术的真理问题是美的形象的可描绘性问题。真理的美学问题答案在于:“艺术形象并非仅仅是形象,它是一种用图像包装的意义,它的内部含有持续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中,夸张与叙事代表了现实某种重要的Vor-Schein,它徘徊于积极的当下并彰显其含义;在Vor-Schein中,事物以一种特定的美学内在性方式得以描绘。”⑦

       正因为Vor-Schein的内涵丰富,对它的迻译显得尤为重要。但选择一个合适的术语并非易事。内维尔·普雷斯(Neville Plaice)在翻译三卷本《希望原理》时,使用“preappearance”来表示这一概念;韦恩·哈德逊(Wayne Hudson)在他的专著《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沿用这一译法;安德鲁·乔荣(Andrew Joron)在翻译布洛赫的《文艺论文集》时选取了“showing-forth”一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称之为“ontological anticipation”;杰克·齐佩斯(Jack Zipes)在《文学艺术的乌托邦功能》一书中,似乎受到詹姆逊的启发,用“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与之对应,并撰文《前言——朝向期待启明的实现》(“Introduction:Toward a Realization of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作为该书的前言。在中文里,该术语常被译为“前假象”、“前表象”、“前显现”、“预显”等。由此可见,这些中文译名集中展现了这一概念的美学显现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布洛赫使用该词的另外一个层面,即给予“光照”的涵义,而这层启蒙的意蕴正是布洛赫挪用这个德国古典美学词汇的初衷。故此,本文沿袭詹姆逊和齐佩斯的思路,将该核心概念译为“期待启明”⑧。

       三、期待启明与艺术乌托邦

       世间意义隐遁且不直接彰显本身,使得人类无法直视事物的本质。“我们生活里的每条踪迹都是由巨大的黑夜所赋型的(is framed),它既在前方,又在后方;它既是个体性的,更是宇宙性的。”⑨在这种无所不在的黑暗中,人类已然无法举头仰望星空,星光地图也不再朗照人世的小径。⑩在1963年布洛赫为《乌托邦之灵》(11)所撰写的“后记”中,他写道:“世界并非真实,但世界希望借由人类、借由真理归家。”(12)为了借由真理归家,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需要做的就是穿透“生活瞬间的黑暗”,阐释世界展现出的各类符号的意义,在唤醒人们的内在性进行一场精神革命的同时,保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希望。其中介就是布洛赫哲学视域下,剔除了所有负面和消极因素且充盈在文化各个层面的乌托邦,因为只有乌托邦才能寻觅真理和家园(Heimat)。在布洛赫美学领域内,期待启明就是乌托邦。与乌托邦类似,期待启明不是体系化的过程,它在艺术作品中是尚未构建完成的,它是主体对某种可实现客体的期待,要实现这种期待需要主体发现并接受作品中的乌托邦因素,最终使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期待启明成为定义自我、言说意义的重要参照维度。

       鉴赏者(或读者)对作品的评价,对其形式和表现技巧的追溯与思考,实则就是一种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期待启明连接着鉴赏者(读者)与艺术家,使鉴赏者(读者)在寻觅文艺作品中美感的同时,达成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我相遇。在布洛赫看来,“自我相遇”就是“人心深处最深切的乌托邦希望的认识过程”(13),是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归宿,是唤醒人类心灵深处蕴含的弥赛亚精神,是用乌托邦之灵光照异化的人类灵魂。我们寻觅的是一种“让我们可以全然接近自己,与自我相遇”(14)的艺术,而主客体界限的消弭就是这种自我相遇的美学表达。这里布洛赫有一段类似“庄周梦蝶”式的描写:

       突然,我看到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处境:我自己就是这个橱柜,就是这群鱼。艺术主体与艺术表征的客体之间的距离消散了。艺术表征的客体在没有这种消散时会获得重生,变成不同的物质,而现在它获得重生,作为其所有潜能的核心原则,变成了它的本质。(15)

       布洛赫这里显然受到了诺斯底神秘主义的影响,把人的感官与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16),通过这种诗性的自我相遇,“美”借由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得到了光照,审美主体更加接近意义本身。布洛赫在1964年发表的《论机器时代美的艺术》一文中重申了期待启明这种在美学意义上抹平主客体间隙的功能。在布洛赫眼中,客体本身美的形象“以其内在领域的栖居者的身份出现”,它使客体改变了性质,使其与“内在性平等地出现”。(17)这种变化正是期待启明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彰显。具体举例来说,布洛赫曾专门撰写文章从哲学视角来探讨侦探小说。他认为,读者在侦探小说中寻找线索(trace),有时被个别细节误导,但最终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真相(truth)对侦探小说固然重要非常,但“寻找真相的过程”才是其主题。(18)这就是艺术作品中的期待启明,它帮助审美主体寻觅真理的踪迹(trace),它穿透无数“生活瞬间黑暗”的褊狭,借由主体的自我相遇指向真理本身。期待启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过程性的辩证范畴。这也是布洛赫艺术乌托邦的辩证法。

       四、期待启明与表现主义

       布洛赫的这种艺术乌托邦思想向内指涉到主体的自我相遇,向外在表现主义中得到系统的表达。布洛赫不但积极参与并引导20世纪初期的表现主义论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布莱希特等人的先锋派实验文学,他自己还使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撰写了大量著作。表现主义为布洛赫的艺术乌托邦思想提供了极佳的注脚。布洛赫曾经很明确地表示,艺术作品在当今的机器时代早已不是“艺术装饰”(objets d’art),它成了“表现,或者说对本质可见—不可见(visible-invisible)的探究”。(19)通过艺术中的表现主义,布洛赫意在“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人”和“一种新的感性”(20)。当然,布洛赫版本的表现主义是他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是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人文主义文化批判。表现主义,这一最早出现在欧洲绘画领域的术语,其本质是彰显现代工业文明去魅化进程中人的异化与主体性的丧失,赫尔曼·巴尔将表现主义定位为人类对自我的追寻,“是灵魂与机器的斗争”。(21)从这个意义上看,期待启明与表现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契合点。首先,两者都是一种灵魂的内在性诉求,它们需要人类反观内心;其次,两者都皆源于西方思想遗产,经由布洛赫创造性的挪用和改写,筑自己的块垒;第三,布洛赫对这两个概念的运思,始于美学领域,并逐渐与哲学、与现实融合,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22);最后,期待启明和表现主义蕴含着饱满的艺术乌托邦的种子。布洛赫在文化的每个领域都在寻找乌托邦的踪迹,因为“‘世界的奥秘’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踪迹”(23),布洛赫希望在寻得这些踪迹后赋予其尚未的意义,正如本雅明的《单行道》(One-Way Street)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样,布洛赫在他的《踪迹》一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表现主义写作手法,希冀从侧面打破充满异化的世界,使人重新回归其本真的涵义。这也是布洛赫终其一生所探索的问题,即人类思想的深层机制。康德很早就把启蒙的实现界定为人类主体性的成熟,但布洛赫认为人类的主体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类的这种未成熟的蒙蔽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理解的“粗糙”(24),使得最根本的异化问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25)。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解决这一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实现“期待启明”,而观察和论说期待启明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是表现主义。

       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艺术的演绎(artistic rendering),艺术演绎不仅是主体性的实验,它还需要满足“某种既定的、被诅咒束缚的现实的要求”;这种艺术演绎一旦实现,我们的世界便与“希望交融”(26)。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秉持这种希望并不意味着抛弃舒适的物质生活,正如布洛赫所言,“只有当所有的客人都在餐桌旁就座之后,弥赛亚、基督才能降临”(27),即使把布洛赫艺术乌托邦置于具有强烈现实关注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即使展现出启明的形式,且所期待的东西完全实现,也只是自由生活、幸福生活……的条件”。

       注释:

       ①布洛赫在三卷本《希望的原理》的“引言”部分表示该著作的主旨就是关于“更美好的生活的种种梦想”。(The Principle of,Hope,“Introduction”,p.ii),布洛赫最初曾考虑使用“关于更美好的生活的种种梦想”作为该著作的标题。

       ②Hudson,Wayne.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28.

       ③Zipes,Jack.“Introduction:Toward a Realization of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 i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9,pp.xix—xx.

       ④Inwood,Michael.A Hegel Dictionary,Oxford:Black Publishers Ltd,1992,pp.38—39.

       ⑤对美的漠视和贬斥并非源于欧洲启蒙时期,详见张华、陈影:《圣像崇拜与圣言隐遁》,《译经与释经:基督教文化学刊》2012春第2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⑥Bloch,Ernst.The Principle of Hope,trans,by 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6,p.211.

       ⑦此处为布洛赫在《希望原理》第一卷,第17部分中关于“Vor-Schein”的论述。本处译文依照Jack Zipes和Frank Mecklenburg的英译本,原文收录在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9,p.146.

       ⑧詹姆逊将布洛赫的美学定位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视域中的本体论美学,其核心概念Vor-Schein自然也摆脱不了本体论色彩。此外,在詹姆逊看来,布洛赫的本体论美学借由乌托邦指向未来。通过“本体论期待”这一术语来表达Vor-Schein可以尽然展现上述两层含义。但很明显,“本体论”一词无法从Vor-Schein字面含义中析出。齐佩斯承接詹姆逊的思路,将“Vor-”译为“期待”,而“Schein”及时地还原成了布洛赫强调的“照明”的含义。“Schein”兼具“显现”和“启明”两层含义,两者权衡,本文使用“期待启明”来翻译Vor-Schein一词。

       ⑨Bloch,Ernst.Traces,trans,by Anthony A.Nass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8.

       ⑩See Lukacs,George.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al-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trans,by Anna Bostock,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1,p.29.

       (11)布洛赫的Geist der Utopie(The Spirit of Utopia)虽尚无中译本,但凡涉及该书,学界将它通译为《乌托邦精神》(或《乌托邦的精神》)。这种译法不甚准确。因为无论是英文的“spirit”,还是中文的“精神”,都无法尽然展现“Geist”一词的本义。从词源的角度来看,“Geist”更接近英文的“ghost”(魂;灵),只不过在17世纪,英文“ghost”的含义逐渐趋向“spirit”,使得用“spirit”来翻译“Geist”,内中蕴含了些许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色彩。在汉语学界,刘小枫教授精准地将布洛赫的这本书译为《乌托邦之灵》,使人颇受启发。参见刘小枫:《灵知人马克安显灵》,《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5页。

       (12)Bloch,Ernst.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by Anthony A.Nassar,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79.

       (13)金寿铁:《哲学表现主义的“新狂飙突进”——评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30页。

       (14)Bloch,Ernst.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by Anthony A.Nassar,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0.

       (15)ibid,p.32.

       (16)See Bloch,Ernst.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by Anthony A.Nassar,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Translator’s Notes,pp.285—6.布洛赫使用了诺斯底神学中“macanthropos”(“宇宙人”)一词。

       (17)Bloch,Ernst.“On Fine Arts in the Machine Age” in Literary Essays,trans.by Andrew Jor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10.

       (18)Zipes,Jack.“Introduction:Toward a Realization of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 i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9,p.xxxviii.

       (19)Bloch,Ernst.“On Fine Arts in the Machine Age” in Literary Essays,trans,by Andrew Jor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07.

       (20)《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与J.M.帕尔米尔的谈话》,《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第14页。

       (21)同上书,第88页。

       (22)和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布洛赫终生都在实践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十一纲的论述,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3)Hudson,Wayne.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10.

       (24)这里指的是卢卡奇将表现主义论争归结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

       (25)Hudson,Wayne.The Marxr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32

       (26)Bloch,Ernst.“On Fine Arts in the Machine Age” in Literary Essays.trans,by Andrew Jor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09.

       (27)“Something’s Missing:A Discussion between Ernst Bloch and Theodor W.Adorno 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Utopian Longing,” i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Selected Essays,trans,by Jack Zipes and Frank Mecklenburg,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9.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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